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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物保護工作者”到“海洋文化遺産”探索者的轉向

作者:華輿

5月27日,在結束當日的水下調查後,搭載着考古隊員的“深海勇士”号載人潛水器浮出海面。

由國家文物局、中國科學院、中國(海南)南海博物館聯合組成的深海考古隊搭乘“探索一号”科考船,目前正在南海西北陸坡一号、二号沉船遺址海域進行第一階段調查。科考船使用“深海勇士”号載人潛水器,用于水下考古資料采集。

從“文物保護工作者”到“海洋文化遺産”探索者的轉向

▲新華社記者蒲曉旭攝

海洋考古受海洋氣象、水文、地質等環境因素影響。水下文物的探測、提取工作難度大,不可控因素複雜多變。南方海洋實驗室海洋考古創新團隊利用科考船(前)與無人艇(後)同時搭載多種海洋勘測裝置如旁側聲呐、多波束聲呐、淺地層剖面聲呐等勘測裝置進行古遺存勘測。

從“文物保護工作者”到“海洋文化遺産”探索者的轉向

▲詹長法(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訪者提供)

著名文物保護專家、南方海洋實驗室海洋考古創新團隊首席科學家、中國海洋學會測繪專業委員會委員。

曾主持多項國家級文物保護研究及工程項目,其中包括國家文物局《“南海I号”出水陶瓷器、金屬器保護修複及凝結物處理方案》、廣東省《海洋古沉船勘測技術整合與研發》等大型研究課題。

長期緻力于推動文保國際合作并獲意大利總統授予的“仁惠之星騎士勳章”。

從“文物保護工作者”到“海洋文化遺産”探索者的轉向

▲南方海洋實驗室技術人員在南海海域利用側掃聲呐拖曳作業,進行古遺存勘測,圖為技術人員調試側掃聲呐參數。

文獻搜集整理及海洋沉積學數字模拟計算,是“海洋古沉船勘測技術整合與研發”重要的前期工作。圖為2023年4月,南方海洋實驗室海洋考古創新團隊前往廣東江門台山沿海,了解當地漁業曆史和海洋人文故事。

海洋文化遺産是提升全民海洋意識、推動公衆保護海洋、助力建設海洋強國的重要資源。

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暨全國海洋宣傳日”,恰逢大陸南海深海考古取得重大進展,國家文物局正式啟動對南海西北陸坡一号、二号古代沉船遺址的考古調查。本報記者近日就海洋文化遺産話題專訪了“南方海洋科學與工程廣東省實驗室(珠海)”(以下簡稱“南方海洋實驗室”)海洋考古創新團隊首席科學家詹長法教授。

中國是海陸兼備、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

記者:進入21世紀以來,在全球範圍内,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開發海洋資源和利用海洋空間。但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海洋文化遺産”仍是一個新鮮而充滿未知的領域,它會很快影響到我們的社會生活嗎?

詹長法:事實上,海洋文化遺産已經影響着我們的社會生活了。海洋文化遺産具有獨特的魅力和話語力量,能夠讓人回溯從古至今的曆史和傳奇事件。人們通過海洋文化遺産,正在對人類文明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碎片”進行重新梳理和考量,涉及海上航線、貨物運輸、人類遷徙、古代科技、造船和貿易史等方方面面。

202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進行了修訂,随後相關部門陸續頒布了《“十四五”考古工作專項規劃》《“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以及《粵港澳大灣區文化旅遊發展規劃》。以上這些檔案都提及了一個共同的基礎資源——“海洋文化遺産”。比如在《“十四五”考古工作專項規劃》中,就将水下考古、水下文化遺産調查作為深化考古研究、樹立中國特色考古學的重要任務。

記者: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海洋文化遺産應是當今社會認知自身發展過程和未來走向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詹長法:沒錯!包含水下考古成果在内的海洋文化遺産,是海洋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一種新型的海洋資源。我們必須盡早認識到,海洋文化遺産資源是社會宏觀發展和綜合利用的重要内容。

記者:在海洋文化遺産資源構成中,大陸的南海區域處在怎樣的位置?

詹長法:中國是海陸兼備、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水域之下蘊含着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文化遺産内容。考古研究表明:大陸海域保留了種類多樣、數量龐大的海洋文化遺産,包括各種遺址、遺迹和遺存,是探讨古代社會發展與演變不可或缺的實物資料,具有豐富的曆史、藝術和科學價值。這其中,大陸的南海區域包含海域和沿岸在内的相關資源,内涵非常豐富。

從“文物保護工作者”到“海洋文化遺産”探索者的轉向

▲圖為在“探索一号”科考船上拍攝到的“深海勇士”号載人潛水器。新華社記者 蒲曉旭 攝

近年來,大陸在南海海域取得了“南海I号”“南澳I号”“華光礁I号”等重要考古成果。近日,南海西北陸坡一号、二号古代沉船遺址第一階段的考古調查工作開始啟動。5月21日,國家文物局、海南省人民政府釋出大陸深海考古工作最近取得的重大進展。目前,在海南共發現水下文化遺存124處,自五代至近現代沉船遺址或遺物點皆有發現。其中在西沙海域有106處,南沙海域6處,所發現的水下文化遺産數量居全國之首。

記者:從您第一次接受我采訪算起,已經過去十餘年了。在我的印象中,您大多時間在從事文化遺産保護理論研究與實踐,也做了大量國内、國外“陸地上文物”修複工作。而現在,我觀察到一個特别有趣而“前衛”的現象——您從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文物保護工作者”正在轉向成為“海洋文化遺産”探索者嗎?

詹長法:事實上并不存在“轉行”一說。海洋文化遺産是文物保護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回顧曆史,以前我們的目光更多地聚焦于地上與地下、移動與不可移動的“物件”身上;而水下考古、海洋考古的技術要求更高、更全面。如今,海洋文化遺産的發現、發掘與保護“滞後”的局面正被迅速改變着。我所工作的南方海洋實驗室就提供了綜合國内、國際先進技術手段和理念的平台,這無論對于文化遺産保護領域,還是個人工作興趣,無疑都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南海衆多水下文化遺産亟待勘查

記者:正如您的描述,與陸地考古乃至近海水下考古有所不同,在深海進行考古作業,幾乎需要配合最新的科技手段才能實作。

詹長法:20世紀60年代以來,不同國家考古工作者利用遙感、聲學、磁學等各種勘測技術進行水下沉船、水下遺迹的探測和保護應用,推動了海洋考古的快速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水下航行器(AUV)、水下機器人(ROV)、無人艇等人工智能新技術和裝備不斷應用于海洋中古遺存的勘測,這極大地拓寬了海洋考古的作業區域。

目前,系統調研、探測識别、保護研究及開發利用已成為海洋考古領域的共識和實踐前沿。一些國家的專業化團隊借助新技術手段,已能提供海洋考古方面的技術服務并發現了大量從古羅馬時期到20世紀的著名海洋曆史文化遺存。1708年,當時著名的西班牙旗艦“聖何塞”号在哥倫比亞加勒比海港口沉沒。2015年,有關方面在發現和勘測這艘沉船時,就采用了ROV和AUV等探測裝備。

記者:目前,大陸在南海區域的水下遺存探查狀況如何?

詹長法:目前,大陸海域包括在南海區域,仍存在大量已知的、有待勘探的水下遺存。勘探保護任務依然繁重。僅以南海區域為例,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其他國家登記的或已打撈的古沉船數量高于大陸,這表明我們在這一領域亟待進一步發展。沉船的發現多為偶發性行為,水下考古發掘也多基于被動和搶救性需求。其主要原因是在海洋考古技術服務方面仍有短闆或存在空白。現有的探摸、勘探技術因技術手段單一、缺乏先進技術的整合與研發,尚無法滿足日漸增多的發掘需求。是以,加速開發新的技術及辦法,實作更高效的水下作業成為目前最重要的任務。

南海區域的“海絲”研究促進多學科協同創新

記者:大陸南海區域的海上貿易曆史悠久。自古至今,那裡都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區域,在陸上和水下,被認定為“海絲”文化遺産的内容越來越多。

詹長法:曆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本質上源于人類文明間跨海、跨地區、跨文化的互相需要。由此開展的貿易交往和文化對話,正是邁向多元文明交往秩序的理性選擇。至遲從秦漢時期起,古代中國與世界各地的海上絲綢之路就開始了交往互通;明清時期,以廣州為中心的内灣經濟區發展成繁榮的工廠和手工業商品集散地。

進入20世紀以來,随着海洋考古學理論和海洋科學技術發展,在南海區域及周邊涉海地區發現了大批珍貴的海洋文化遺存、遺迹和遺物,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産也日益受到學界關注,這些都豐富了南海海洋文明以及大陸沿海地區海洋文化的整體面貌,也開拓了相關學術研究的空間與潛力。

記者:這為提升大陸沿海地區的海洋文化認知提供了哪些機遇?

詹長法:目前,在曆史、考古、文物保護、城市研究、生态研究、海洋研究以及人類學、社會學等領域,已形成了豐碩的相關研究成果。但從全球範圍來看,對“海絲”的曆史和價值認知仍不充分,保護管理未建構體系;當代城市發展帶來的人為沖擊,由氣候變化、海岸線變遷等自然因素帶來的保護壓力,都使“海絲”文化遺産面臨儲存危機,這同樣也使得海洋文化遺産保護面臨巨大挑戰。

以大陸粵港澳大灣區為例,這裡既面臨海洋文化遺産保護的共性技術難題,又面臨全球化對傳統海洋文化特色産生的沖擊。是以,亟待增強對粵港澳大灣區及南海區域“海絲”文化遺産的系統調查能力和價值研究能力,尤其應倡導以文理工多學科交叉和融貫的研究思路,以協同創新為導向,綜合海洋遺存勘測技術、科技考古和海洋文化遺産價值研究,研發建立專項資源資料庫與“一張圖”可視化智慧管理平台。

保護利用海洋文化遺産可帶動經濟增長和科技進步

記者:我們不斷加深對海洋文化遺産認知,持續加強勘測發現和保護,這在當今社會發展中,有何重要意義?

詹長法:進行海洋文化遺産調查、保護與利用,可以對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提供支援,也能在陸地資源已高度開發的前提下,持續開辟出新的經濟增長路徑和領域。作為海洋資源的重要部分,海洋文化遺産将拉動國家、社會以及企業資金的投入;基于海洋文化遺産的保護展示、旅遊觀光,将會形成一個全新的經濟鍊條;通過推動南海海洋文化遺産調查,一定會帶動與周邊相關國家和地區的跨地區多領域國際合作交流。

海洋考古及海洋文化遺産研究可以拉動地方和區域社會發展,這在國内也有執行個體的。廣東省“南海I号”的發現打撈和展示,已具有典型示範意義,顯示了海洋文化遺産在當地文化和經濟發展中的價值。

記者:您所在的南方海洋實驗室,是如何開展海洋考古工作的?

詹長法:近5年來,南方海洋實驗室以“立足灣區、深耕南海、放眼全球”為定位,圍繞海洋環境與資源、海洋工程與技術、海洋人文與考古3大研究領域,形成了18支科研創新團隊。在海洋考古領域,南方海洋實驗室專注于海洋文化遺産的保護和利用研究,彙集國内外海洋遺産保護研究的專業人士,聚焦粵港澳大灣區海洋遺産勘測與保護利用的技術創新。

目前,海洋考古創新團隊開展的自主科研項目“古沉船勘測技術整合與研發”,通過聯合曆史人文、考古學、海洋沉積學、海洋動力學、海洋勘測技術等多學科隊伍,從曆史文獻調研和科學勘測技術等多方面着手,調查重點海域的海洋文化遺産分布狀況及其曆史資訊。上述示範性自主科研項目的實施為下一步進行全面科學調查打下了堅實基礎,同時能夠在理念創新、技術創新和方法創新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援。

記者:這其中,一定綜合運用了許多高新技術手段。

詹長法:各種新技術與方法解決了古遺存勘測與海洋考古中的諸多難題,然而,海洋考古工作仍面臨一些獨特的瓶頸與困難。首先,海上作業區域環境異常複雜,不同區域在水深、海底地質構造、考古遺存的掩埋媒體及其沉積深度等方面都存在極大的差異;其次,如何将各種人工智能技術和裝備與勘測裝置進行有效整合并合理搭載,又如何提高這些人工智能裝備的抗風浪能力;再次,基于海洋考古的勘測結果,如何利用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最大限度地揭示古遺存和海洋文化遺産的内涵,探知古代造船技藝、航運路線、貿易行為和人口遷徙所引發的文化傳播與文明互鑒,這也是海洋考古工作者必須思考的前沿問題。

為此,海洋考古創新團隊申報了“海洋古沉船勘測技術整合與研發”科研課題,以曆史文獻記錄、民間口頭傳說、漁民提供的線索等為研究資料,同時結合海洋考古學、海洋沉積學、海洋動力學和海洋勘測等多學科的知識,探索多種技術與多學科在不同海域古遺存勘測中的創新應用,目前正在編寫相關的技術标準,以此嘗試解決複雜海洋埋藏環境下古遺存勘測和識别的技術難題。

延伸閱讀

中國的水下考古事業,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2007年,“南海I号”率先采用沉箱整體打撈技術;2009年,國家文物局成立總領海洋考古事業的“水下文化遺産保護中心”;2014年,“中國考古01”考古專用船投入使用;2022年,“長江口2号”綜合運用無人艇、多波束聲呐、側掃聲呐、淺地層剖面儀和磁力儀等海洋物探裝置開展水下調查……中國水下考古逐漸實作了從近海勘探到遠海發掘,從單一領域到多種技術融合。

2018年,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和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共同設立了“深海考古聯合實驗室”。2023年5月20日,大陸的“深海勇士”号載人潛水器在南海西北陸坡一号沉船遺址核心堆積區布放水下永久測繪基點,标志着中國水下考古尤其是海洋考古水準有了進一步提升。(完)(原标題:海洋文化遺産看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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