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12日，一架波音707客機停在了新加坡巴耶利巴機場，機上下來一位身高不足五英尺高，但是走起路來帶陣風，腳步輕快，看着十分靈活硬朗的長者。
這位長者正是鄧公，那一天，是他同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舉行會談的日子。
鄧公、李光耀
而也就是在會談結束3個月後，對越自衛反擊戰就正式打響了。
在這之前，鄧公曾警告過，如果越南更進一步，中國一定會作出反應，而這警告在很多人看來不過是空口唬人，唯獨一人對此深信不疑。
這人，就是3個月前剛同鄧公談過話的李光耀。
是以，李光耀究竟何許人也？他同鄧公見面，都談了些什麼呢？
李光耀——東西方交流的中間人
李光耀祖籍中國廣東，是道地的漢族客家人，早在1862年時，李光耀的曾祖父從廣東移居了新加坡，李光耀是第四代華裔新加坡人。
由于從小生長在一個講英語和馬來語的華裔家庭，6歲的時候，李光耀被外祖母送到私塾去學中文。
李光耀少時
不過私塾先生實際上也沒有接受過好的教育，按說教的是華語，但是老師講話帶着濃重的福建口音，因為聽不懂，更不習慣拿毛筆寫字，少時的李光耀對此很是不滿，多次向母親訴苦給他換個學校。
但是他的外祖母很是強硬，他們家還保留着華人家庭嚴格的傳統教育、較強的倫理道德觀念以及重視家族宗社的傳統，有關他的教育問題，自然是外祖母說了算。
後來讀完私塾，李光耀又換了個華語學校，這時，華文課還是令他頭疼，因為他平常在家裡跟父母講的是英語，跟外祖父母講的是馬來語，其中摻雜一些華文詞彙，而和漁民子弟朋友講的則是馬來語摻點福建話，在少時的他看來，華語跟他的生活幾乎毫無聯系。
學了兩三個月，他再次懇求母親幫他轉校，所幸最終如願以償，進入新式學堂，接受英式教育，因為老師講的話都能聽懂了，他的成績顯著提升，不費多大力氣就考到了全校第一，并被當時全新加坡最好的英校錄取，也就是在這裡，李光耀成為了英國殖民地教育制度下培育出來的千分之一精英學生，他身上獨有的處世态度和性格特點開始初具模型。
這期間，由于日軍占領新加坡，李光耀被迫中斷學業，并在戰争結束後赴英國留學，先後在倫敦經濟學院和英國劍橋大學攻讀經濟和法律，并考取了倫敦的執業律師資格證。
回到新加坡後，李光耀先是從事律師工作，而後又作為工會代表與政府談判，由此打出名頭，在工會中建立了深厚的群衆基礎，并在冥冥之中為今後的從政之路打下了基石。
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在同年大選中，李光耀被選為自治邦政府總理。
也就是這一年，李光耀的華語水準已經得到了顯著提高，在他的回憶錄中曾寫到：“我的華語進步了，雖然還不能口若懸河，但也足以在競選大會上不用講稿發表自己的看法，說華語的群衆則為我努力學習華語，說起話來信心越來越強而尊敬我……”
李光耀一家
這之後，李光耀一直希望與馬來西亞聯合邦合并成立“馬來西亞”，進而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提供保障，隻可惜好景不長，“新馬”合并在1963年短暫合并兩年後就自此分家。
李光耀在回憶錄《風雨獨立路》中曾寫到：“我從來沒有這麼悲傷過，分家成了事實……”
1965年8月，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由李光耀擔任新加坡開國總理。
獨立後的新加坡，不過彈丸之地，沒了安全保障，沒了工業資源，但是李光耀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憑借他出色的政治和外交才能，讓新加坡加入了東盟。
而後，新加坡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揚長避短，拉攏外資，并推出大規模的高素質移民引進國策。
1970年代起，新加坡經濟高速發展，實作騰飛，從一個經濟和國防都很薄弱的彈丸之地，一下子跻身“亞洲四小天龍”。
李光耀
新加坡《聯合早報》對于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曾給予評價稱：“新加坡今天的一切，幾乎可以說全是李光耀一手打造的。”
如果說年少時期處在英國殖民統治背景下接受的英式教育鍛造了李光耀同西方溝通的大門，那麼從小生長的華人家庭對他潛移默化的影響以及他從英國留學回到新加坡後重拾中文的選擇，則促成了他同中國上司人們的不解之緣。
李光耀訪河南
從1976年開始的39年間，李光耀一共訪華33次，90年代的時候更相當于是每一年都要來中國一次。
由此，李光耀成為了中西方交流的一個重要橋梁，他在自己的另一本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的雙語之路》中曾寫道，西方上司人在同他交流時會想要了解中國的真實想法，而中國亦會向他問起西方對中國的真實看法。
鄧公決策——對越自衛反擊戰
而李光耀後來對華語的運用，再後來已經不僅僅停留在與中國上司人寒暄的層面，而是開始同中國上司人探讨一些敏感的重要話題。
1978年，中國撥亂反正後的第一年，鄧公出訪新加坡，同李光耀面談，那一次，兩人就談到了當時十分敏感的越南以及華人的問題。
于鄧公來說，出訪新加坡也是他願望清單中的重要一項，他一直希望能在“見馬克思”之前，到新加坡和美國走一趟。
鄧公第一次到新加坡時，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前往法國馬賽念書和工作之際，途中路過了新加坡，不過也隻匆匆一瞥，那時的新加坡還是殖民地，而等到他闊别58年重返新加坡，新加坡已經在李光耀的帶領下，成為了一個獨立國家，同時實作了經濟騰飛。
凡此種種，不禁讓他感歎：“新加坡的變化實在是太大了！”
而對于這次會面，李光耀也曾在回憶錄中這樣評價：“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上司人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位。”
用俗語來說，在這一點上，兩個人更可謂是“英雄惜英雄”。
毛主席、李光耀
李光耀作為新加坡的建國總理，首次通路中國，是在1976年5月10日至23日，那個時候，鄧小平剛剛經曆了人生“第三落”，還處在“靠邊站”的情勢。
而1978年時，情勢則發生了逆轉，鄧公已經重新崛起。
在李光耀的回憶中，1978年那次會面令他記憶深刻，以至于時隔多年回想起來，畫面依舊曆曆在目。
“這位 74 歲高齡的老人矮小精幹、靈活硬朗，不到 5 英尺高的長者，身穿米色毛裝，從巴耶利巴機場的一架波音707客機上走下來。他腳步輕快，檢閱了儀仗隊之後，同我一起乘車到總統府的飯店去。那是我們總統府裡的迎賓别墅。當天下午，我們在内閣會議室舉行正式會談。”
值得一提的是，“聞不得煙味”，在新加坡大力禁煙的李光耀，當天在同鄧小平舉行會談的内閣會議室專門準備了煙灰缸，還特意擺在最顯眼的地方。
很顯然，李光耀已經提前了解到鄧公愛抽煙的習慣，此前鄧公會見外賓時，總是會自己從家帶上香煙，一抽起來就停不下來，常是一根接着一根。
而會見李光耀這一次，他和李光耀心有靈犀，都默契地為對方做出了讓步。
李光耀讓他盡管抽，而鄧公就指着夫人卓琳道：“醫生要她管着我，把煙戒掉，我也正想辦法少抽呢。”
醫生的建議不假，而更重要的是，因為鄧公早之前看到過李光耀對煙敏感，“聞不得煙”的報道，這一次會面，一整個晚上，鄧公都沒有抽煙。
會談期間，鄧公花了兩個半小時的時間談到了蘇聯對世界造成的威脅，後又全盤分析了蘇聯在歐洲、中東、非洲、南亞以及中南半島的行動政策。
彼時，蘇聯在争取越南上已經占了上風。外界不清楚中國和越南的關系為什麼突然變得這麼糟糕，更難以了解中國為什麼要突然收回對越南的全部援助？
在這些人看來，中國這樣做非但争取不到越南，還會将它推向蘇聯。
但其實，國家利益面前，問題遠非如此簡單，盡管中國給出了自己的态度，越南也是有選擇的，那為什麼它偏要在明知絲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況下,還要完全傾向蘇聯呢？
這是因為越南“多年來有個成立中南半島聯邦的美夢”，就連胡志明（和中國交好的越南上司人）在的時候也有過這種想法，在這一點上，中國向來是不苟同的。
而越南要想實作這一成立中南半島聯邦的美夢，中國就被視為了最大阻礙。
越南
基于此，中國才得出結論：越南非但不會改變立場,還會更變本加厲地反中國，這從越南當時将大批越南華裔驅逐出境這一舉動上就能窺得。
是以說，中國是經過慎重考慮，才停止對越南援助的。
鄧公談到，此前中國對越南的援助已經達到了200億美元，可謂是仁至義盡，結果越南在打跑美國之後，卻翻臉不認賬，驅逐境内華人，還在中越邊境挑起事端，這些無一例外都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
鄧公說，今後十年，中國會考慮再把越南從蘇聯手中拉過來。
越南
李光耀聞言，不禁暗想，鄧小平是從長計議，他和美國上司人的思維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對于美國上司人來說，他們往往會更在意短期結果，因為4年一次大選，他們需要借此來給選民們交代。
在鄧公看來，當時真正緊迫的問題是，越南可能大舉進攻高棉，中國應該怎麼做？
說到這裡，鄧公又幽默地自問自答道：“中國要怎麼做？就得看越南這一步走多遠？”
晚宴上，李光耀也曾繼續追問：“中國接下來會怎麼做？”
而鄧公就不自覺地撅起嘴巴，眯着眼睛，喃喃說道：“這就要看越南的行動有多嚴重了。”
對此，李光耀回憶說：“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動要是止于湄公河，情況也不至于那麼危險，反之，攻勢一過了湄公河，中國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動。”
這些談話，可以說是讓李光耀充分見識到了鄧公在對越問題上的态度和決心。
而除了對越問題，兩人這次談話，李光耀還曾追述到有關東南亞地區華人的問題。
李光耀明确告訴鄧公，中國的電台廣播直接向亞洲華人發出号召，訴諸種族情懷，這在各國政府看來是一種十分危險的。
而鄧公當時聽到李光耀這樣說，無論從表情還是身體上，都表現出了他的錯愕。
李光耀本來以為，在這件事情上，鄧公的态度多半會與華國鋒在北京談話時一樣，不會理會他的看法，結果并沒有這樣。
鄧公當時突然身體前傾，向李光耀提問道：“你要我怎麼做？”
李光耀當即吃了一驚，他從沒想到，面前這個老人——中國曆史上偉大的人物，在不愉快的現實面前，會願意放棄一己之見，随時做出改變，甚至向他詢問要怎麼做。
對于鄧公“三起三落”的傳奇人生經曆，李光耀顯然早有耳聞，需要自己來告訴面前這位身經百戰的革命老将應該怎麼做嗎？
李光耀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直率回答道：“停止那些電台廣播，停止發出号召，其實中國要是能不強調同東南亞華人的血緣關系，不訴諸種族情懷，這對亞州華人來說反而更好……”
鄧公聽了李光耀的建議，隻說他需要時間考慮。而不久後，那些電台廣播果然中止了。
“中國人說一句是一句”
鄧公向李光耀強調，中國人心口如一，向來是說一句是一句的，北韓戰争期間，中國有發表聲明說，一旦美國逼近鴨綠江，中國就不能坐視不理，美國人卻不加理會，在外交政策上，中國怎麼想就怎麼說。
在高棉問題上，鄧公做出了保證，中國的處理方法不會因為蘇越簽訂友好合作條約而受影響，即使越南要求蘇聯聯手威脅中國，中國也不會被吓倒，更何況蘇聯也不敢明目張膽地招惹中國。
鄧公一臉嚴肅地說道：“蘇聯終會發現，支援越南是個不勝負荷的負擔。”
這句話擲地有聲，兩個月後，鄧公繼結束了新加坡之行後，又踏上了願望清單上另一處美國之行，并在美國成功掀起一陣“鄧熱潮”、“中國熱”，同一時期，中美建交。
鄧公訪美
訪美期間，當記者再就對越問題提問，鄧公幽默直言：“小孩子不聽話，要打屁股了。”
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越南越走越遠，中國一定會做出反應，予以懲罰，讓對方付出代價。
而當時對于鄧公的這番話，一位曾在《泰晤士報》就職的中國問題專家認為，鄧的警告不過是空口唬人，因為蘇聯海軍已經駛入了南中國海。
這位專家的觀點在當時可以說是代表了大多數外界人士的看法。
而李光耀卻不這樣認為，三個月前同鄧公的那次談話，讓他意識到，鄧公絕對是個說話謹慎的人。
果不其然，幾天後，也就是1979 年2月17日，對越自衛反擊戰就爆發了。
此戰速戰速決，一個月後，也就是1979年3月16日，解放軍就完成了作戰任務，全部撤回國内。
“中國人說一句是一句”再次得到了充分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