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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道爾頓筆記
編輯 | 道爾頓筆記
由于其突出的外觀，聚落圍牆很早就引起了考古學家和曆史學家們的注意。
在任何遺址及其考古報告中，人們都很難忽視這些環繞整個聚落或至少其主要部分的厚重牆體。皮特裡是最先将目光投向這些圍牆的埃及學家之一。
他在對拉洪（El-Lahun）遺址的描述中寫到：“城鎮外牆與神廟的正面連成了一條直線。
我突然意識到，這個地方必然是金字塔建造者們的城鎮…”盡管他并未就這些圍牆本身展開進一步讨論，但他的報告總是忠誠地記述了這些圍牆的布局方式及其與周圍建築之間的關系。
這使得這些報告至今仍不過時。然而誠如前文所述，對聚落圍牆的研究長期處在學術研究的邊緣領域。
它們通常是研究古埃及城市化、建築技術或是軍事防禦政策等主題的研究工具，而非研究對象本身。
對于城市化和國家起源的研究來說，圍牆的出現具有重要意義。
它是将聚落與其周遭環境區分開來的基本手段之一，其建立标志着一個能夠控制相當規模的人力及物資的區域管理者或管理者集團的出現。盡管有零星的反對意見，但圍牆的出現往往被視作衡量一個定居點是否具有城市化傾向的标準之一。
包括布魯斯·特裡格（BruceTrigger）、巴裡·坎普、納丁·穆勒（NadineMoeller）等在内的學者基本在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
特裡格認為聚落圍牆不僅具有防禦功能，而且使得其内部居民擁有了共同社群的感覺。作為劃分内外空間、傳遞中央或地方統治者權威及影響力的象征性建築工具，聚落圍牆無疑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乃至于塑造了聚落居民對其所屬城鎮特定的集體記憶。
坎普認為圍牆的出現标志着定居點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無序的低密度定居點轉變為擁有磚牆的高密度城鎮。”
他還從聚落圍牆的布局與外觀差異中，總結出了兩種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在他看來那些不規則的城市圍牆可能代表了一種自發的、由地方驅動的城市化程序。
地理環境因素及當地居民的宗教及其他社會生活需求被更多地納入到圍牆建設的考量之中，造成了這些圍牆不規則的外部輪廓。相反，那些形狀規則且布局上明顯忽略了當地宗教及地質條件等因素的圍牆，則代表了一種國家主導下的城市化模式。
同時他也強調，随着聚落主導力量在不同時代的調整，這兩種不同類型的城市化增長模式可能會在那些長期使用的聚落中交替出現，并反映在圍牆等建築之上。
穆勒則進一步擴大了圍牆在聚落分類學中的價值。
她将圍牆與神廟、公共墓地、行政管理機構與生産區域等聚落基本單元并列起來，将它們的存在與否、規模大小及基本形态視作劃分首都城市、行省首府城市、村莊及堡壘等不同層級和性質的定居點的重要标準。
赫伯特·菲爾曼（HerbertFairman）從聚落部局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發展過程中圍牆功能的演變。他觀察到麥迪納(Deirel-Medina)勞工村圍牆與住宅在不同時期相對位置關系的變化。并發現随着村莊規模的擴大，居民區逐漸突破了圍牆的限制。
那些超出圍牆的部分，在房屋規模上通常小于圍牆之内的部分。這無疑表明麥迪納勞工村圍牆的功能在城鎮發展過程中的演變。從限制和保護内部居民轉變為等級的象征。
菲爾曼還注意到，盡管在努比亞的軍事威脅解除之後埃及人仍然在南部邊境繼續修建新的防禦性堡壘。但“這些建立堡壘的圍牆總是呈現為規則的長方形或是方形，且每隔一段固定距離則附有不必要的扶壁。”表明它們的軍事戰略價值已明顯降低。
在軍事史研究中，防禦性圍牆也長期吸引着軍事史學家的注意。在《古埃及邊境要塞》一文中，薩默斯·克拉克（SomersClarke）介紹了古埃及傳統的要塞防禦系統。
其通常由雙層圍牆、牆間溝渠和附于牆上的方形城垛構成。他還對包括伊庫爾（Ikkur)、布亨（Buhen）和塞姆納（Semna）在内的9座堡壘的地理位置及圍牆等軍事工事的布局進行了簡要描述。并附上了這些堡壘的考古平面圖。
從軍事建造技術的角度論述了相同的城防建設邏輯在不同地形區域間的差異。沃爾特·勞倫斯（WalterLawrence）的《古埃及軍事防禦工事》按時間順序叙述了中王國到新王國時期堡壘圍牆及其附屬建築在軍事技術方面的發展與創新。
沃爾特注意到了一些堡壘建設背後的經濟因素。他認為，從這些圍牆的外觀上看，它們的主要功能并非是軍事防禦而是為了給附近的貿易路線提供屏障。由于寫作時間較早，這篇文章沒能給出中王國以前圍牆的執行個體。
但作者仍試圖從同時期壁畫及符号中對早期圍牆的外形及功能做出簡要分析。
伊恩·肖（IanShaw）從城防戰的角度按時間順序總結了古埃及堡壘圍牆及城鎮的防禦性圍牆在不同時期的發展情況。
在《古埃及戰争：法老的戰術、武器和意識形态》一書中，他比較了在軍事威脅程度、具體地形差異、外來技術影響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堡壘圍牆在不同時期設計理念的變化。
他還通過文本及圖像材料還原了這些圍牆在戰争中的實際應用。并注意到一些防禦性圍牆對稱且仿古的造型所包含的儀式性及紀念性功能。
作為古代建築技術史的研究對象之一，圍牆同樣受到關注。
傑弗裡·斯賓塞（JeffreySpencer）的《古埃及磚塊建築》是泥磚建築領域目前唯一的專著。書中占用兩個章節分别介紹了古埃及防禦性圍牆和其他類型牆體的施工技術。
對圍牆建設中涉及到的各個環節，包括泥磚的制作與粘合、圍牆堆砌方式與加強手段等等進行了較為充分的讨論。對于建築技術的研究，近幾年逐漸集中在圍牆的最基本組成部分——泥磚本身。這是當代實驗考古發展的結果。
通過實驗考古手段，我們得以獲得泥磚内部泥土的成分及其來源、泥磚中包含植物的種類等重要資訊，進而為我們判斷圍牆本身的建造年代及搭建過程中勞動力的組織方式提供有力依據。
對與圍牆有關的古埃及建築術語的研究，将圍牆研究推向了語義學研究領域。弗朗克·蒙尼爾（FrankMonnier）彙總了奧康納、加德納（AlanGardiner）等學者的零散分析。
以jnb這一名詞為中心讨論了古埃及與牆和圍牆有關的建築術語的實際指代情況。他最終得出結論，術語sbty通常用來指代包圍在城市、神廟及堡壘外部的磚砌圍牆。
jnb和sbty在晚期意思趨同，但整體來說其含義要大于後者。可以指代任何一道單體牆、圍牆或是類似于堡壘這樣的單體建築物。
值得注意的是，他認為這些詞語在詞源上應當與"建造"關系更大而與"防禦"無關。
對聚落圍牆的專題研究十分少見。《埃及隐形的圍牆》聚焦于對聚落圍牆多重功能的讨論。其實是對詹姆斯·特瑞西主編的《城牆：全球視野中的城市網絡》中有關“埃及是沒有圍牆的城鎮”這一錯誤觀點的駁文。
該文依照時間順序，介紹了古埃及圍牆從前王朝直至伊斯蘭統治時期的發展情況。對古埃及圍牆從上古至中古時期的曆史發展脈絡進行了一個簡單梳理。文章論述了圍牆在不同時期作為防禦建築、象征性景觀和地位标志的多重功能。
尤其強調這些牆體作為引人注目的公共景觀，對古埃及人心理的微妙影響。同時，該文還提供了早王朝到古王國時期的圍牆考古執行個體，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段早期曆史中實物史料的匮乏。
《統治者之牆：新王國以前古埃及紀念性圍牆的發展》是目前有關圍牆的研究中最新也是唯一的專著。其文以豐富的考古執行個體為基礎，詳細總結了聚落圍牆在前到中王國時期的曆史發展過程。
對圍牆的功能演變及分類、有關圍牆的建築術語、圍牆的建造方式與勞動力組織模式等重要資訊進行了詳盡地總結。
作者認為，古埃及紀念性圍牆應被視作一種埃及當局以物質形式施加自身影響力的建築工具。圍牆在實際應用中的紀念性及行政價值可能遠超其表現更為突出的軍事防禦功能。
較之西方學界，國内對圍牆的研究存在很大空白。目前尚未有任何與圍牆有關的專題論文或著作出版。劉文鵬在《古埃及早期城市》中将城牆視作判斷城市化出現的标準之一。
他認為前王朝末期的調色闆及圍牆模型所展示的正是具有防護圍牆的早王朝城市形象。應當被視作“古埃及城市存在的又一證據”。
周敏志和李之維的碩士論文都對中王國時期的城市及工匠村圍牆進行了簡單介紹。
隻是前者聚焦在12王朝的法尤姆地區；後者則按首都城市、省會城市、堡壘要塞、計劃城鎮的聚落類型差異，對整個中王國時期聚落圍牆的發展情況進行了一個簡要梳理。
綜上所述，對于聚落圍牆的研究，目前主要存在三個問題。
第一，相關研究本身數量較少，且内容分散。學者通常是就圍牆的某一具體功能或圍牆建設中的某一環節展開論述。對圍牆本身的綜合考察尚有不足。
第二，對圍牆的研究過度依賴考古證據本身，而缺少與文本及同時代曆史資訊的結合。
舉個例子來說，如果我們僅僅依靠中王國時期埃及南部堡壘的龐大規模判斷此期努比亞對埃及造成了嚴重的軍事威脅。那麼這一判斷則與同一時期埃及文本中透露出埃努關系相沖突。
第三，盡管對于圍牆功能的分析已經涉及到防禦性、紀念性及政治性等多個層面。但這些屬性在不同類型和等級的聚落中的具體表現，卻尚未得到充分分析。
第四，而對此的研究将幫助我們把握古埃及中央與地方之間乃至于行省首府與其下屬城鎮之間的權力博弈，進而加深我們對古埃及人政治生态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