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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道尔顿笔记
编辑 | 道尔顿笔记
由于其突出的外观，聚落围墙很早就引起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注意。
在任何遗址及其考古报告中，人们都很难忽视这些环绕整个聚落或至少其主要部分的厚重墙体。皮特里是最先将目光投向这些围墙的埃及学家之一。
他在对拉洪（El-Lahun）遗址的描述中写到：“城镇外墙与神庙的正面连成了一条直线。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地方必然是金字塔建造者们的城镇…”尽管他并未就这些围墙本身展开进一步讨论，但他的报告总是忠诚地记述了这些围墙的布局方式及其与周围建筑之间的关系。
这使得这些报告至今仍不过时。然而诚如前文所述，对聚落围墙的研究长期处在学术研究的边缘领域。
它们通常是研究古埃及城市化、建筑技术或是军事防御策略等主题的研究工具，而非研究对象本身。
对于城市化和国家起源的研究来说，围墙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它是将聚落与其周遭环境区分开来的基本手段之一，其建立标志着一个能够控制相当规模的人力及物资的区域管理者或管理者集团的出现。尽管有零星的反对意见，但围墙的出现往往被视作衡量一个定居点是否具有城市化倾向的标准之一。
包括布鲁斯·特里格（BruceTrigger）、巴里·坎普、纳丁·穆勒（NadineMoeller）等在内的学者基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特里格认为聚落围墙不仅具有防御功能，而且使得其内部居民拥有了共同社区的感觉。作为划分内外空间、传递中央或地方统治者权威及影响力的象征性建筑工具，聚落围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乃至于塑造了聚落居民对其所属城镇特定的集体记忆。
坎普认为围墙的出现标志着定居点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无序的低密度定居点转变为拥有砖墙的高密度城镇。”
他还从聚落围墙的布局与外观差异中，总结出了两种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在他看来那些不规则的城市围墙可能代表了一种自发的、由地方驱动的城市化进程。
地理环境因素及当地居民的宗教及其他社会生活需求被更多地纳入到围墙建设的考量之中，造成了这些围墙不规则的外部轮廓。相反，那些形状规则且布局上明显忽略了当地宗教及地质条件等因素的围墙，则代表了一种国家主导下的城市化模式。
同时他也强调，随着聚落主导力量在不同时代的调整，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化增长模式可能会在那些长期使用的聚落中交替出现，并反映在围墙等建筑之上。
穆勒则进一步扩大了围墙在聚落分类学中的价值。
她将围墙与神庙、公共墓地、行政管理机构与生产区域等聚落基本单元并列起来，将它们的存在与否、规模大小及基本形态视作划分首都城市、行省首府城市、村庄及堡垒等不同层级和性质的定居点的重要标准。
赫伯特·菲尔曼（HerbertFairman）从聚落部局的角度分析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围墙功能的演变。他观察到麦迪纳(Deirel-Medina)工人村围墙与住宅在不同时期相对位置关系的变化。并发现随着村庄规模的扩大，居民区逐渐突破了围墙的限制。
那些超出围墙的部分，在房屋规模上通常小于围墙之内的部分。这无疑表明麦迪纳工人村围墙的功能在城镇发展过程中的演变。从限制和保护内部居民转变为等级的象征。
菲尔曼还注意到，尽管在努比亚的军事威胁解除之后埃及人仍然在南部边境继续修建新的防御性堡垒。但“这些新建堡垒的围墙总是呈现为规则的长方形或是方形，且每隔一段固定距离则附有不必要的扶壁。”表明它们的军事战略价值已明显降低。
在军事史研究中，防御性围墙也长期吸引着军事史学家的注意。在《古埃及边境要塞》一文中，萨默斯·克拉克（SomersClarke）介绍了古埃及传统的要塞防御系统。
其通常由双层围墙、墙间沟渠和附于墙上的方形城垛构成。他还对包括伊库尔（Ikkur)、布亨（Buhen）和塞姆纳（Semna）在内的9座堡垒的地理位置及围墙等军事工事的布局进行了简要描述。并附上了这些堡垒的考古平面图。
从军事建造技术的角度论述了相同的城防建设逻辑在不同地形区域间的差异。沃尔特·劳伦斯（WalterLawrence）的《古埃及军事防御工事》按时间顺序叙述了中王国到新王国时期堡垒围墙及其附属建筑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发展与创新。
沃尔特注意到了一些堡垒建设背后的经济因素。他认为，从这些围墙的外观上看，它们的主要功能并非是军事防御而是为了给附近的贸易路线提供屏障。由于写作时间较早，这篇文章没能给出中王国以前围墙的实例。
但作者仍试图从同时期壁画及符号中对早期围墙的外形及功能做出简要分析。
伊恩·肖（IanShaw）从城防战的角度按时间顺序总结了古埃及堡垒围墙及城镇的防御性围墙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
在《古埃及战争：法老的战术、武器和意识形态》一书中，他比较了在军事威胁程度、具体地形差异、外来技术影响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堡垒围墙在不同时期设计理念的变化。
他还通过文本及图像材料还原了这些围墙在战争中的实际应用。并注意到一些防御性围墙对称且仿古的造型所包含的仪式性及纪念性功能。
作为古代建筑技术史的研究对象之一，围墙同样受到关注。
杰弗里·斯宾塞（JeffreySpencer）的《古埃及砖块建筑》是泥砖建筑领域目前唯一的专著。书中占用两个章节分别介绍了古埃及防御性围墙和其他类型墙体的施工技术。
对围墙建设中涉及到的各个环节，包括泥砖的制作与粘合、围墙堆砌方式与加固手段等等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对于建筑技术的研究，近几年逐渐集中在围墙的最基本组成部分——泥砖本身。这是当代实验考古发展的结果。
通过实验考古手段，我们得以获得泥砖内部泥土的成分及其来源、泥砖中包含植物的种类等重要信息，从而为我们判断围墙本身的建造年代及搭建过程中劳动力的组织方式提供有力依据。
对与围墙有关的古埃及建筑术语的研究，将围墙研究推向了语义学研究领域。弗朗克·蒙尼尔（FrankMonnier）汇总了奥康纳、加德纳（AlanGardiner）等学者的零散分析。
以jnb这一名词为中心讨论了古埃及与墙和围墙有关的建筑术语的实际指代情况。他最终得出结论，术语sbty通常用来指代包围在城市、神庙及堡垒外部的砖砌围墙。
jnb和sbty在晚期意思趋同，但整体来说其含义要大于后者。可以指代任何一道单体墙、围墙或是类似于堡垒这样的单体建筑物。
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这些词语在词源上应当与"建造"关系更大而与"防御"无关。
对聚落围墙的专题研究十分少见。《埃及隐形的围墙》聚焦于对聚落围墙多重功能的讨论。其实是对詹姆斯·特瑞西主编的《城墙：全球视野中的城市网络》中有关“埃及是没有围墙的城镇”这一错误观点的驳文。
该文依照时间顺序，介绍了古埃及围墙从前王朝直至伊斯兰统治时期的发展情况。对古埃及围墙从上古至中古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一个简单梳理。文章论述了围墙在不同时期作为防御建筑、象征性景观和地位标志的多重功能。
尤其强调这些墙体作为引人注目的公共景观，对古埃及人心理的微妙影响。同时，该文还提供了早王朝到古王国时期的围墙考古实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段早期历史中实物史料的匮乏。
《统治者之墙：新王国以前古埃及纪念性围墙的发展》是目前有关围墙的研究中最新也是唯一的专著。其文以丰富的考古实例为基础，详细总结了聚落围墙在前到中王国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对围墙的功能演变及分类、有关围墙的建筑术语、围墙的建造方式与劳动力组织模式等重要信息进行了详尽地总结。
作者认为，古埃及纪念性围墙应被视作一种埃及当局以物质形式施加自身影响力的建筑工具。围墙在实际应用中的纪念性及行政价值可能远超其表现更为突出的军事防御功能。
较之西方学界，国内对围墙的研究存在很大空白。目前尚未有任何与围墙有关的专题论文或著作出版。刘文鹏在《古埃及早期城市》中将城墙视作判断城市化出现的标准之一。
他认为前王朝末期的调色板及围墙模型所展示的正是具有防护围墙的早王朝城市形象。应当被视作“古埃及城市存在的又一证据”。
周敏志和李之维的硕士论文都对中王国时期的城市及工匠村围墙进行了简单介绍。
只是前者聚焦在12王朝的法尤姆地区；后者则按首都城市、省会城市、堡垒要塞、计划城镇的聚落类型差异，对整个中王国时期聚落围墙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一个简要梳理。
综上所述，对于聚落围墙的研究，目前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相关研究本身数量较少，且内容分散。学者通常是就围墙的某一具体功能或围墙建设中的某一环节展开论述。对围墙本身的综合考察尚有不足。
第二，对围墙的研究过度依赖考古证据本身，而缺少与文本及同时代历史信息的结合。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仅仅依靠中王国时期埃及南部堡垒的庞大规模判断此期努比亚对埃及造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那么这一判断则与同一时期埃及文本中透露出埃努关系相矛盾。
第三，尽管对于围墙功能的分析已经涉及到防御性、纪念性及政治性等多个层面。但这些属性在不同类型和等级的聚落中的具体表现，却尚未得到充分分析。
第四，而对此的研究将帮助我们把握古埃及中央与地方之间乃至于行省首府与其下属城镇之间的权力博弈，从而加深我们对古埃及人政治生态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