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清朝，人們腦海中一定會浮現“恐怖”兩字：鬼魅般的特務機構、無處不在的朝廷探子、莫名其妙的文字獄以及在背後操控這一切的皇帝。
高壓統治下造成了各種恐怖的事實，從清人入關開始，這個國家就充滿了血腥味，像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又像是所謂的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這一切因素構成了清朝的恐怖映畫。
其實人們對清朝會有這種印象是十分正常的，要知道，雍正朝十三年，文字獄高達二十多起，平均每年就有一起多。這個數字看上去不龐大，但是要知道的是，每一起文字獄背後都是成百上千條鮮活的人命。
到了乾隆朝，這種恐怖統治卻有過之而無不及，文字獄的數量大大增加，乾隆皇帝對待臣屬和子民都采用了最嚴苛的手段。
但是，從乾隆登基之初一直到乾隆十三年，這十多年的時間裡，乾隆卻與後來的他截然不同，俨然是采取了寬容的執政方針，那麼，在乾隆十三年的時候到底發生了什麼，緻使乾隆改變執政方針呢？
皇後去世
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乾隆的皇後——孝賢皇後在這一年去世了。孝賢皇後與乾隆之間的感情非常深厚，可謂是伉俪情深。孝賢皇後人如其名，算得上是一位賢後，對于乾隆的生活裨益十分多，把乾隆的後宮治理得井井有條，被乾隆稱作是千古第一賢後。
先不論這個“千古第一賢後”名副其實還是浪得虛名，總之可以确定的是乾隆與孝賢皇後之間的感情非常深厚。是以孝賢皇後早早去世對于乾隆的打擊是十分巨大的，難免會對乾隆的性格造成一定影響。
除了乾隆之外，他還有兩個“前輩”。李世民在長孫皇後去世之後，脾氣越來越差；朱元璋在馬皇後去世之後幾乎按捺不住想殺人的沖動。
是以，孝賢皇後去世給乾隆造成的打擊是十分大且有先例可以證明的。
孝賢皇後去世給乾隆帶來的改變不隻在于至愛之人去世本身。孝賢皇後去世後，朝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為孝賢皇後制定喪儀。
當時皇後去世的喪儀其實有許多先例，從康熙時期就在适用。康熙十三年，孝誠仁皇後去世。但是此時的康熙卻不能把過多的注意力放在去世的皇後身上，因為他還面對着一個巨大的挑戰：三藩之亂。
于是從康熙的孝誠仁皇後開始一直到雍正的孝敬憲皇後，數位皇後的喪儀都依照先例極其簡單。
但是話又說回來，乾隆與孝賢皇後之間的感情确實太過深厚，而時候也始終不一樣，怎麼能依照先例呢？康熙十三年的時候，距離他除去鳌拜才五年，也就是說這時候的康熙在真正意義上執政才五年，況且還面臨着三藩之亂，可謂是内外交困時期。
為了避免朝廷把過多的注意力放在給皇後治喪身上而下令簡辦皇後喪儀也算是情理之中。但是乾隆十三年的時候卻是今非昔比了，海内升平暫且不說，國庫在經過了康熙、雍正兩朝的節儉開溜也豐盈了許多，給孝賢皇後治喪豐厚一點在各方面都稱不上是大事。
但是偏偏有人習慣了之前的簡辦，對孝賢皇後的喪儀也不放在心上。孝賢皇後在三月中旬去世，一直到了十一月都還有人因為在國喪期間不合禮儀而被乾隆懲罰，輕則罰俸，重則賜死。而乾隆或許是發現了，這些人膽敢在國喪期間如此不敬，或許是因為自己前面十年對待他們太過寬松。
總之，孝賢皇後的死給乾隆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對乾隆改變執政方針起到了一定的影響。
平大小金川
我們現在對于乾隆的評價始終是褒貶不一，對他的褒揚是因為他繼承了祖輩和父輩的家業，并且将這份家業進一步發展擴大；對他的貶低則是因為他在位期間好大喜功、荒廢錢财，乾隆六下江南幾乎掏空了國庫，最終在他讓位給嘉慶的時候，國庫裡面僅僅隻有可憐的一千五百萬兩。
但是好大喜功也好，荒廢錢财也罷，乾隆确實在他在位的時候實打實做了一些事情，比如我們所說的“乾隆十大武功”。
而乾隆最早的一樁武功則是平定大小金川。
乾隆初年，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奪去了小金川，又圍攻其他的土司，大大地攪亂了西南地區的穩定，十分不利于清朝改土歸流政策的推進。乾隆十二年，乾隆皇帝派遣張廣泗和慶複二人前往征讨大小金川。
張廣泗到了四川之後，經過實地考察發現現有的軍隊很難保證獲勝，首先是當地的軍隊漢人、土人混雜在一起，心思各異，而由張廣泗帶來的内地兵又不了解當地情況，戰鬥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基于前線将領的憂慮，乾隆帝毫不猶豫地給了支援，他派遣兩千貴州兵趕到四川聽張廣泗調遣。
張廣泗在作戰一開始的時候十分順利，接連收複了許多地區，但是當清軍攻打到大金川碉卡處的時候，卻被造反的土人牢牢阻隔在外，絲毫不得前進。張廣泗把能用的戰術都試了，像是掘道地、炮轟、投石機什麼的，都經過了嘗試，但是仍然被阻隔在碉卡之外，不得前進寸步。
平定大小金川的戰争一直到乾隆十四年才結束，前後經曆兩年。
看似時間較短，但是根據統計，清廷為了平滅區區大小金川兩地，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在這塊小小的土地上，乾隆和清廷砸進了超過六十萬的人力和超過七千萬的帑币。
而乾隆為了這場戰争，幾乎給前線指揮官一切，後勤充足、兵源良好，饒是如此，前線卻久攻不下甚至還被土人反攻，打了不少敗仗，再好脾氣的皇帝也會變得暴躁，是以，乾隆在乾隆十三年的時候執政标準突然由寬和轉到嚴厲與這次平大小金川也分不開。
弘皙逆案與僞稿案
乾隆帝在乾隆十三年時執政标準的變化其實并不是突然發生，而是早有預警。
康熙有個太子，雍正有個二哥，名字叫作胤礽，胤礽有個兒子，名字叫弘皙。當雍正的密诏宣告天下、乾隆登基的時候，決心做寬和帝王的乾隆帝把自己的這位宗親大哥提升為理密親王，并且取消了對弘皙的圈禁。
但是令乾隆意想不到的是，弘皙被解除圈禁之後竟然“賊心不死”，與許多宗室親王結成了一個小圈子，來往親密，宛如一黨。又在王府之中仿照皇宮建了各種違制的建築，王府俨然成了一個小皇宮。
面對弘皙的過分，乾隆帝終于明白為什麼自己的父皇雍正帝要把參與了九子奪嫡的兄弟們趕盡殺絕。因為這是皇位，這是代表了大清國至高無上的權力，因為皇帝就是該孤家寡人！任何人瞄到這權力的一角之後，都會變得癫狂，包括弘皙！
于是，乾隆撕破了臉皮，關押、貶官諸多與弘皙結交親密的王爵大臣，而弘皙本人則在乾隆七年去世。
如果說弘皙逆案是乾隆帝執政标準轉變的預警，那麼什麼時候乾隆帝的執政标準徹底發生了改變呢？
答案是在乾隆十六年突然爆發的孫嘉淦僞稿案。
孫嘉淦此人，早在雍正朝的時候就以頭鐵身子正，敢于谏言而聞名，到了乾隆帝的時候，已經官至工部尚書，并且此人深得乾隆帝的喜愛。
但是在乾隆十六年的時候，竟然出現了一件十分荒謬的事情。這一年的七月，雲貴總督碩色密奏乾隆帝，說是發現了僞造的孫嘉淦奏章，乾隆帝收到後一看，頓時氣不打一處來，那奏章上滿是些對朝廷的非議和對他這個皇帝的不敬。
乾隆帝當然不會相信這是由孫嘉淦本人寫的，因為孫嘉淦畢竟學富五車，但那僞造的奏章上的字個個橫七豎八、歪歪斜斜。況且，若是随便一封托名的奏章便能說是孫嘉淦所寫，那奏章背後所附的乾隆朱印又是怎麼回事呢？難道是他親自印上去卻忘了不成？
令乾隆沒有想到的是，這份僞稿風也似的流傳開了，乾隆帝龍顔大怒，下旨要将僞稿的流傳者抓捕歸案。不差不要緊，這一查就吓死人，整個大清國上下幾乎沒有能置身事外的，何況陛下發怒，做臣子的就得講一個“君辱臣死”，追查的範圍越來越廣，越來越不科學，層層加碼之下，光四川一省就查出罪犯二百八十餘人。
資料擺在了案台上，乾隆帝憤怒的同時難免覺得心傷，自己這些年來對臣下寬和，希望臣下都能為大清國好好做事，沒想到一出現問題就是如此大的規模。
而孫嘉淦本人，也已經在僞稿案出現的兩年之後，也就是乾隆十八年去世。最終，乾隆也成了冷酷無情的帝王，他的眼中不再有寬和，隻有嚴厲，他認為隻要自己對臣屬寬和，臣屬就會覺得自己好欺，大清國就會有更多的危機。
他，乾隆，聖祖的孫子，必須将一切危機扼殺。此後便再也沒有愛新覺羅弘曆，隻有大清的皇帝，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