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清朝，人们脑海中一定会浮现“恐怖”两字：鬼魅般的特务机构、无处不在的朝廷探子、莫名其妙的文字狱以及在背后操控这一切的皇帝。
高压统治下造成了各种恐怖的事实，从清人入关开始，这个国家就充满了血腥味，像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又像是所谓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一切因素构成了清朝的恐怖映画。
其实人们对清朝会有这种印象是十分正常的，要知道，雍正朝十三年，文字狱高达二十多起，平均每年就有一起多。这个数字看上去不庞大，但是要知道的是，每一起文字狱背后都是成百上千条鲜活的人命。
到了乾隆朝，这种恐怖统治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字狱的数量大大增加，乾隆皇帝对待臣属和子民都采用了最严苛的手段。
但是，从乾隆登基之初一直到乾隆十三年，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乾隆却与后来的他截然不同，俨然是采取了宽容的执政方针，那么，在乾隆十三年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致使乾隆改变执政方针呢？
皇后去世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乾隆的皇后——孝贤皇后在这一年去世了。孝贤皇后与乾隆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可谓是伉俪情深。孝贤皇后人如其名，算得上是一位贤后，对于乾隆的生活裨益十分多，把乾隆的后宫治理得井井有条，被乾隆称作是千古第一贤后。
先不论这个“千古第一贤后”名副其实还是浪得虚名，总之可以确定的是乾隆与孝贤皇后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因此孝贤皇后早早去世对于乾隆的打击是十分巨大的，难免会对乾隆的性格造成一定影响。
除了乾隆之外，他还有两个“前辈”。李世民在长孙皇后去世之后，脾气越来越差；朱元璋在马皇后去世之后几乎按捺不住想杀人的冲动。
因此，孝贤皇后去世给乾隆造成的打击是十分大且有先例可以证明的。
孝贤皇后去世给乾隆带来的改变不只在于至爱之人去世本身。孝贤皇后去世后，朝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孝贤皇后制定丧仪。
当时皇后去世的丧仪其实有许多先例，从康熙时期就在适用。康熙十三年，孝诚仁皇后去世。但是此时的康熙却不能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去世的皇后身上，因为他还面对着一个巨大的挑战：三藩之乱。
于是从康熙的孝诚仁皇后开始一直到雍正的孝敬宪皇后，数位皇后的丧仪都依照先例极其简单。
但是话又说回来，乾隆与孝贤皇后之间的感情确实太过深厚，而时候也始终不一样，怎么能依照先例呢？康熙十三年的时候，距离他除去鳌拜才五年，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康熙在真正意义上执政才五年，况且还面临着三藩之乱，可谓是内外交困时期。
为了避免朝廷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给皇后治丧身上而下令简办皇后丧仪也算是情理之中。但是乾隆十三年的时候却是今非昔比了，海内升平暂且不说，国库在经过了康熙、雍正两朝的节俭开溜也丰盈了许多，给孝贤皇后治丧丰厚一点在各方面都称不上是大事。
但是偏偏有人习惯了之前的简办，对孝贤皇后的丧仪也不放在心上。孝贤皇后在三月中旬去世，一直到了十一月都还有人因为在国丧期间不合礼仪而被乾隆惩罚，轻则罚俸，重则赐死。而乾隆或许是发现了，这些人胆敢在国丧期间如此不敬，或许是因为自己前面十年对待他们太过宽松。
总之，孝贤皇后的死给乾隆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对乾隆改变执政方针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平大小金川
我们现在对于乾隆的评价始终是褒贬不一，对他的褒扬是因为他继承了祖辈和父辈的家业，并且将这份家业进一步发展扩大；对他的贬低则是因为他在位期间好大喜功、荒废钱财，乾隆六下江南几乎掏空了国库，最终在他让位给嘉庆的时候，国库里面仅仅只有可怜的一千五百万两。
但是好大喜功也好，荒废钱财也罢，乾隆确实在他在位的时候实打实做了一些事情，比如我们所说的“乾隆十大武功”。
而乾隆最早的一桩武功则是平定大小金川。
乾隆初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夺去了小金川，又围攻其他的土司，大大地搅乱了西南地区的稳定，十分不利于清朝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进。乾隆十二年，乾隆皇帝派遣张广泗和庆复二人前往征讨大小金川。
张广泗到了四川之后，经过实地考察发现现有的军队很难保证获胜，首先是当地的军队汉人、土人混杂在一起，心思各异，而由张广泗带来的内地兵又不了解当地情况，战斗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基于前线将领的忧虑，乾隆帝毫不犹豫地给了支持，他派遣两千贵州兵赶到四川听张广泗调遣。
张广泗在作战一开始的时候十分顺利，接连收复了许多地区，但是当清军攻打到大金川碉卡处的时候，却被造反的土人牢牢阻隔在外，丝毫不得前进。张广泗把能用的战术都试了，像是掘地道、炮轰、投石机什么的，都经过了尝试，但是仍然被阻隔在碉卡之外，不得前进寸步。
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一直到乾隆十四年才结束，前后经历两年。
看似时间较短，但是根据统计，清廷为了平灭区区大小金川两地，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乾隆和清廷砸进了超过六十万的人力和超过七千万的帑币。
而乾隆为了这场战争，几乎给前线指挥官一切，后勤充足、兵源良好，饶是如此，前线却久攻不下甚至还被土人反攻，打了不少败仗，再好脾气的皇帝也会变得暴躁，因此，乾隆在乾隆十三年的时候执政标准突然由宽和转到严厉与这次平大小金川也分不开。
弘皙逆案与伪稿案
乾隆帝在乾隆十三年时执政标准的变化其实并不是突然发生，而是早有预警。
康熙有个太子，雍正有个二哥，名字叫作胤礽，胤礽有个儿子，名字叫弘皙。当雍正的密诏宣告天下、乾隆登基的时候，决心做宽和帝王的乾隆帝把自己的这位宗亲大哥提升为理密亲王，并且取消了对弘皙的圈禁。
但是令乾隆意想不到的是，弘皙被解除圈禁之后竟然“贼心不死”，与许多宗室亲王结成了一个小圈子，来往亲密，宛如一党。又在王府之中仿照皇宫建了各种违制的建筑，王府俨然成了一个小皇宫。
面对弘皙的过分，乾隆帝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父皇雍正帝要把参与了九子夺嫡的兄弟们赶尽杀绝。因为这是皇位，这是代表了大清国至高无上的权力，因为皇帝就是该孤家寡人！任何人瞄到这权力的一角之后，都会变得癫狂，包括弘皙！
于是，乾隆撕破了脸皮，关押、贬官诸多与弘皙结交亲密的王爵大臣，而弘皙本人则在乾隆七年去世。
如果说弘皙逆案是乾隆帝执政标准转变的预警，那么什么时候乾隆帝的执政标准彻底发生了改变呢？
答案是在乾隆十六年突然爆发的孙嘉淦伪稿案。
孙嘉淦此人，早在雍正朝的时候就以头铁身子正，敢于谏言而闻名，到了乾隆帝的时候，已经官至工部尚书，并且此人深得乾隆帝的喜爱。
但是在乾隆十六年的时候，竟然出现了一件十分荒谬的事情。这一年的七月，云贵总督硕色密奏乾隆帝，说是发现了伪造的孙嘉淦奏章，乾隆帝收到后一看，顿时气不打一处来，那奏章上满是些对朝廷的非议和对他这个皇帝的不敬。
乾隆帝当然不会相信这是由孙嘉淦本人写的，因为孙嘉淦毕竟学富五车，但那伪造的奏章上的字个个横七竖八、歪歪斜斜。况且，若是随便一封托名的奏章便能说是孙嘉淦所写，那奏章背后所附的乾隆朱印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他亲自印上去却忘了不成？
令乾隆没有想到的是，这份伪稿风也似的流传开了，乾隆帝龙颜大怒，下旨要将伪稿的流传者抓捕归案。不差不要紧，这一查就吓死人，整个大清国上下几乎没有能置身事外的，何况陛下发怒，做臣子的就得讲一个“君辱臣死”，追查的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不科学，层层加码之下，光四川一省就查出罪犯二百八十余人。
数据摆在了案台上，乾隆帝愤怒的同时难免觉得心伤，自己这些年来对臣下宽和，希望臣下都能为大清国好好做事，没想到一出现问题就是如此大的规模。
而孙嘉淦本人，也已经在伪稿案出现的两年之后，也就是乾隆十八年去世。最终，乾隆也成了冷酷无情的帝王，他的眼中不再有宽和，只有严厉，他认为只要自己对臣属宽和，臣属就会觉得自己好欺，大清国就会有更多的危机。
他，乾隆，圣祖的孙子，必须将一切危机扼杀。此后便再也没有爱新觉罗弘历，只有大清的皇帝，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