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爾德語寫着：“女性，生命，自由。”——伊朗最有影響力的女演員之一，塔蘭涅·阿裡多斯蒂（Taraneh Alidoosti）第一次以不戴頭巾的形象公開示人。
過去的18個月，某種程度上似乎是20世紀70年代那段曆史的奇怪回響，包括失控的通貨膨脹、能源危機以及俄羅斯的擴張主義軍事冒險， 這些已經足夠令人吃驚了。——第二次伊朗革命已經開始，隻是我們還不知道其結果而已。（來源：RCP/溫克堅譯）
随後，伊朗又爆發了一場起義—就像1978年那場起義一樣。起義劇目包括一個上了年紀的獨裁者，他身患癌症，即将死去，而他控制的這個國家已經厭倦了他的統治和他親信的腐敗。
曆史可能不會重演，但在德黑蘭的街道上，曆史肯定押着同樣的韻腳。事實上，如果要描繪目前伊朗起義的可能軌迹， 最好的方法就是回顧上一次革命。
吉米·卡特總統1977年通路伊朗時說，“由于巴列維國王的上司，伊朗是世界上一個動亂地區的穩定之島，”卡特這些不幸的祝酒詞， 在後來歲月裡自然會受到很多嘲笑，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穆罕默德·禮紮·沙阿的巴列維王朝的最後幾天，西方政府官員、情報機構以及外交政策知識分子都一緻認為，這位經受了諸多危機的謹慎君主， 會在那次危機中幸存下來。
在快速現代化和日益富裕的精英階層的光環背後，20世紀70年代的伊朗是一個不滿蔓延的國度。統治階級的腐敗、突如其來的石油财富帶來的刺激性社會分裂，以及在一個看重裙帶主義唯利是圖的體制下工作的挫折感，導緻許多人加入了反對派的行列。
吊詭的是，國王被他自己的成功所困擾。他創造了一個現代中産階級，但又拒絕為其提供一個有意義的政治參與機制。他與人民的契約是一種交易，他以經濟上的回報換取人民政治上的消極。即使伊朗沒有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經曆嚴重衰退，這種契約也是不可持續的。伊朗群眾希望對國家治理有發言權。更令人震驚的是，粗暴的西方化讓大批伊朗群眾渴望恢複什葉派傳統的核心地位。
每一場革命都需要一個火花—一個分水嶺事件之後，事情就大不一樣。在1977年10月正式開始的伊朗革命早期，伊朗人民并沒有要求解散君主制，而是要求進行有意義的憲法改革。他們要求新聞自由，自由組黨，選舉自由。知識分子寫信請願，大學生們沖出他們的宿舍，毛拉們呼籲在公共生活中尊重宗教，示威活動規模小且零星。流亡中的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在風暴聚集時獲得關注。
1978年8月，一切都變了。8月9日，恐怖分子在阿巴丹市的雷克斯電影院爆炸縱火，造成479人死亡。這是伊朗現代史上最惡劣的縱火行為。流亡伊拉克的霍梅尼巧妙地将火災歸咎于伊朗國王，盡管後來發現那是霍梅尼自己的追随者放的火。雷克斯電影院爆炸案是伊朗革命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隻有伊朗國王的鐵杆反對者參加示威活動。而那件災難之後，許多持中立立場的人開始向反對派傾斜。随着霍梅尼成為群眾起義的上司人，伊朗的遊行規模增加到數千人。國王遲來的改革承諾被抛到一邊，因為沒有人會信任一個讓他的人民陷入火海的上司人。
街頭抗議雖然重要，但最終是全國性罷工使君主制陷入癱瘓。一個充滿活力的國家突然陷入黑暗。報紙停止出版，電力中斷，市場關閉，銀行停止處理交易，港口堆滿了未清關的貨物。最重要的是，伊朗的石油生産停止了，國家停止運轉。在宮殿裡，為了了解自身困境，身患癌症的國王深陷各種陰謀論。
在白宮，吉米·卡特很自信地認為，即使巴列維國王失去意志，伊朗武裝力量也會來恢複秩序。他并不是唯一一個有這種誤解的人，因為大多數伊朗觀察人士都認為，強大的軍隊會抓住時機。我們常常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國家軍隊通常不喜歡射殺自己的人民。與外敵作戰和鎮壓種族起義不同于日複一日地進入社群殺害平民。一個堅定的全國性抗議運動可以削弱軍隊的士氣，破壞其凝聚力，并誘使應征入伍的士兵放棄那些令人厭惡的殺戮同胞的任務。
國王逃跑了，他的軍隊崩潰了，作為現代史上最偉大的民粹主義起義之一的革命勝利了。革命對所有人來說都有深意，對自由主義者來說，這是建立一個對公民負責的代議制政府的機會。對于虔誠信徒來說，這是一個建立宗教與政治相連接配接的秩序的機會。伊斯蘭教規被認為足夠靈活，可以容納信仰和自由。這個伊斯蘭共和國将為處于困境中的大衆提供文化真實性、穩定的經濟和參與性政治。除了那時候掌權的神職人員，沒有人認為神權專制是這場革命的最終結局。
目前伊朗政權的持久性不能簡單地歸因于野蠻的武力。這種體制的機巧之處在于，它在其專制結構中包含了選舉産生的機構，這些機構幾乎沒有什麼權力，但仍然為公衆提供了一些表達不滿的途徑。如果沒有這樣的安全閥，無論多麼膚淺，毛拉們将面臨比過去二十年更多的抗議。神權政治具有獨裁的所有特征，但它也保持着集體行動的薄薄外表。
為一項看似遙遠(即使不是不可能達到的)的事業，成為一名革命者，冒着生命危險，是一個公民能做出的最重要的決定之一。所有的社會抗議運動都面臨着巨大的困難;曆史記錄表明，大多數革命都以失敗告終。伊斯蘭共和國為群衆提供了參與國家事務的機會，但巧妙地用審查公職候選人的牧師機構從各個方面包圍起來。盡管如此，當一個普通公民面臨着是反抗一個邪惡的制度還是投出一份影響有限的選票的選擇時，他很可能會選擇後者。
伊朗政權舉行過活躍的選舉，各種各樣的候選人做出了各種各樣的承諾。上世紀90年代，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承諾将宗教戒律與民主規範協調起來，這一承諾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想象力。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内賈德最為人銘記的是他對猶太大屠殺的粗暴否認——但在國内，他談到了公平的财富配置設定。最近，哈桑·魯哈尼(Hassan Rouhani)堅稱，他的核外交将吸引外國投資，重振伊朗停滞不前的經濟。但這些夢想都沒有成為現實，今天的伊朗人已經失去了幻想。他們知道，神權政治仍然掌握在未經選舉産生的少數人手中，而且腐敗泛濫。目前的起義表明，伊朗最高毛拉阿亞圖拉·哈梅内伊(Ayatollah Khamenei)忘記了國王之死最重要的教訓——有時，絕望的群衆别無選擇，隻能反抗。
2021年的總統選舉很可能成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選舉。身患癌症的哈梅内伊考慮繼承人時，他試圖確定一個由他最可靠的親信執掌的共和國，以及一個不受外國制裁影響的經濟。甚至連“競争激烈”的那種假象都沒有，前議會議長阿裡·拉裡賈尼(Ali Larijani)等保守派中堅分子被取消了競選資格。總統職位由易蔔拉欣·拉西(Ibrahim Raisi)擔任，他是一個簡單、缺乏想象力的大屠殺兇手，他一生把無數人送進了政權地牢。在大流行管理不善的打擊下，憤怒群眾以相當焦慮的心情注視着這一切。哈梅内伊試圖鞏固自己政治遺産的努力，卻促進了這個共和國的瓦解。
伊斯蘭共和國從成立之初就面臨抗議。自由主義者、世俗主義者、學生活動家、心懷不滿的牧師和中産階級都曾在不同時期反對政府。政權上司人很快鎮壓了這一切。他們認為學生們被美國的文化誘惑所誘惑。他們認為中産階級過于狹隘地關注物質财富，是以無法看到神聖共和國的真正利益。對他們來說，自由主義者不過是叛教者。
但在過去幾年的示威活動中，有一些新的和危險的東西。這是窮人的反抗。
當哈梅内伊開始與西方進行新的對抗時，他試圖打造一個精幹、自力更生的經濟。唐納德·特朗普2018年退出伊朗協定後實施的制裁被視為一種祝福;他們将迫使伊朗政府整頓内部秩序，削減耗盡國庫的補貼。在另一個誤判中，該政權認為窮人——福利國家的主要受益者——會再次為革命做出犧牲。畢竟，這是一場被壓迫者的革命，以他們的名義為拯救他們而發動的革命。與上層階級不同，窮人是共和國的基本支柱。但在2017年和2019年，窮人都走上街頭，要求推翻政權。
教權寡頭面臨的挑戰是向文化上親近的棚戶區派遣征召的軍隊。令人生畏的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也許是由一群受過教育的軍官組成的，但伊朗的步兵大部分還是從應征入伍的士兵中抽調出來的。普通的應征士兵可能喜歡毆打養尊處優的大學生，但要對來自自身階層的人動手卻很難。政權執行者明白這一點，并制定了一個聰明的遏制戰略。暴力之後，随之而來的是社交媒體的癱瘓，進而切斷了示威者之間的聯系，然後執政者會等待抗議活動逐漸平息。那些爆發的示威活動最終被鎮壓了，但不滿的原因依然存在。
2022年夏天，一種不同尋常的分裂精神似乎降臨到伊朗，國家和社會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毛拉們全神貫注于他們的核政策、經濟修補和重新實施嚴厲的宗教限制。與此同時，普通伊朗人在抗議:教師抗議他們的工資，退休人員抗議他們的福利，農民抗議缺乏水，婦女抗議在令人窒息的高溫下必須穿強制服裝。與1978年一樣，經濟焦慮、社會嫉妒和政治剝奪成為了一股針對該政權的強大力量。這是伊斯蘭共和國自身造就的。所有政治表達的管道都被要求紀律和犧牲的腐敗和傲慢的統治精英所封鎖。
然後就出現了火花。9月16日，一名名叫馬赫薩·阿米尼(Mahsa Amini)的22歲伊朗女子因戴頭巾不當被道德警察逮捕，在拘留中死亡。她被無情殺害象征着毛拉統治的殘酷。城市、省份和城鎮突然陷入了抗議之中。“毛拉滾蛋”和“我們不要你們的伊斯蘭共和國”的口号在全國回蕩。控制示威活動的老套路似乎不起作用，因為應征入伍的士兵被要求射殺婦女，他們猶豫了，抗議示威持續着。據報道，伊朗首席大法官戈蘭-侯賽因-莫赫塞尼-埃傑抱怨說，安全部隊“疲憊不堪，士氣低落”。表面上的正常狀态可能還會回到這個國家，但是所有階級和性别的伊朗人都已經失去了他們的恐懼感。
今年夏天的事件似乎與1978年的事件驚人地相似。阿米尼的死，就像雷克斯電影院的爆炸一樣，激起了全國的憤怒。與當時君主制一樣，這個政權已經失去了它的叙事和定位。阿裡·哈梅内伊曾說:“我公開聲明，伊朗最近的騷亂是由美國、猶太複國主義政權、他們的雇傭軍和一些幫助他們的海外伊朗叛徒策劃的。”巴列維國王也曾經這麼想這麼說，他還派外交官去質問卡特政府，為什麼中央情報局要密謀反對他。2022年9月，該國的石油勞工發表了一份聲明，這對該政權來說是一個不祥的征兆:“我們支援人民與針對婦女的有組織的、日常的暴力鬥争，與主宰社會的貧窮和地獄作鬥争。”哈梅内伊是上一屆伊朗革命時期的年輕革命者，他肯定會回憶起來，正是罷工削弱了君主制，加速了它的崩潰。
如今，毛拉政權似乎感到欣慰的是，畢竟沒有一個有魅力的個人或一個政黨來上司反對派，革命畢竟需要革命家。而且毛拉們仍然掌控着一系列安全機構。但這些平衡很脆弱。抗議活動持續的時間越長，就越有可能産生上司這場運動的上司人。與此同時，毛拉們每天都會要求他們的軍隊殺害窮人和手無寸鐵的婦女。如果這個政權隻有軍隊作為其主要的支援力量，那麼它就沒有多少力量了。當初的巴列維國王擁有裝備精良的軍隊和看似無所不知的秘密機構SAVAK，但他們的聯合力量無法遏制尋求變革的運動。伊斯蘭共和國出版的巴列維王朝的記錄顯示，國王的将軍們最擔心的是被派到街頭鎮壓和平示威的軍隊的凝聚力。今天，類似的擔憂完全有可能發生在該政權的權力走廊上。
毛拉們犯了幾乎和他們推翻的君主制一樣的錯誤。該政權缺乏有吸引力的意識形态，用自欺欺人的話語來保護自己。上司它的是一個腐敗和脫離現實的精英階層，他們依靠陰謀論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它奉行的外交政策其代價明顯大于收益。毛拉們已經忘記了他們革命勝利中最重要的教訓:波斯軍隊不喜歡屠殺人民。
第二次伊朗革命已經開始，隻是我們還不知道其結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