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德语写着：“女性，生命，自由。”——伊朗最有影响力的女演员之一，塔兰涅·阿里多斯蒂（Taraneh Alidoosti）第一次以不戴头巾的形象公开示人。
过去的18个月，某种程度上似乎是20世纪70年代那段历史的奇怪回响，包括失控的通货膨胀、能源危机以及俄罗斯的扩张主义军事冒险， 这些已经足够令人吃惊了。——第二次伊朗革命已经开始，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其结果而已。（来源：RCP/温克坚译）
随后，伊朗又爆发了一场起义—就像1978年那场起义一样。起义剧目包括一个上了年纪的独裁者，他身患癌症，即将死去，而他控制的这个国家已经厌倦了他的统治和他亲信的腐败。
历史可能不会重演，但在德黑兰的街道上，历史肯定押着同样的韵脚。事实上，如果要描绘当前伊朗起义的可能轨迹， 最好的方法就是回顾上一次革命。
吉米·卡特总统1977年访问伊朗时说，“由于巴列维国王的领导，伊朗是世界上一个动乱地区的稳定之岛，”卡特这些不幸的祝酒词， 在后来岁月里自然会受到很多嘲笑，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穆罕默德·礼扎·沙阿的巴列维王朝的最后几天，西方政府官员、情报机构以及外交政策知识分子都一致认为，这位经受了诸多危机的谨慎君主， 会在那次危机中幸存下来。
在快速现代化和日益富裕的精英阶层的光环背后，20世纪70年代的伊朗是一个不满蔓延的国度。统治阶级的腐败、突如其来的石油财富带来的刺激性社会分裂，以及在一个看重裙带主义唯利是图的体制下工作的挫折感，导致许多人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
吊诡的是，国王被他自己的成功所困扰。他创造了一个现代中产阶级，但又拒绝为其提供一个有意义的政治参与机制。他与人民的契约是一种交易，他以经济上的回报换取人民政治上的消极。即使伊朗没有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历严重衰退，这种契约也是不可持续的。伊朗民众希望对国家治理有发言权。更令人震惊的是，粗暴的西方化让大批伊朗民众渴望恢复什叶派传统的核心地位。
每一场革命都需要一个火花—一个分水岭事件之后，事情就大不一样。在1977年10月正式开始的伊朗革命早期，伊朗人民并没有要求解散君主制，而是要求进行有意义的宪法改革。他们要求新闻自由，自由组党，选举自由。知识分子写信请愿，大学生们冲出他们的宿舍，毛拉们呼吁在公共生活中尊重宗教，示威活动规模小且零星。流亡中的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在风暴聚集时获得关注。
1978年8月，一切都变了。8月9日，恐怖分子在阿巴丹市的雷克斯电影院爆炸纵火，造成479人死亡。这是伊朗现代史上最恶劣的纵火行为。流亡伊拉克的霍梅尼巧妙地将火灾归咎于伊朗国王，尽管后来发现那是霍梅尼自己的追随者放的火。雷克斯电影院爆炸案是伊朗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只有伊朗国王的铁杆反对者参加示威活动。而那件灾难之后，许多持中立立场的人开始向反对派倾斜。随着霍梅尼成为民众起义的领导人，伊朗的游行规模增加到数千人。国王迟来的改革承诺被抛到一边，因为没有人会信任一个让他的人民陷入火海的领导人。
街头抗议虽然重要，但最终是全国性罢工使君主制陷入瘫痪。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突然陷入黑暗。报纸停止出版，电力中断，市场关闭，银行停止处理交易，港口堆满了未清关的货物。最重要的是，伊朗的石油生产停止了，国家停止运转。在宫殿里，为了理解自身困境，身患癌症的国王深陷各种阴谋论。
在白宫，吉米·卡特很自信地认为，即使巴列维国王失去意志，伊朗武装力量也会来恢复秩序。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误解的人，因为大多数伊朗观察人士都认为，强大的军队会抓住时机。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国家军队通常不喜欢射杀自己的人民。与外敌作战和镇压种族起义不同于日复一日地进入社区杀害平民。一个坚定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可以削弱军队的士气，破坏其凝聚力，并诱使应征入伍的士兵放弃那些令人厌恶的杀戮同胞的任务。
国王逃跑了，他的军队崩溃了，作为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民粹主义起义之一的革命胜利了。革命对所有人来说都有深意，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建立一个对公民负责的代议制政府的机会。对于虔诚信徒来说，这是一个建立宗教与政治相连接的秩序的机会。伊斯兰教规被认为足够灵活，可以容纳信仰和自由。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将为处于困境中的大众提供文化真实性、稳定的经济和参与性政治。除了那时候掌权的神职人员，没有人认为神权专制是这场革命的最终结局。
当前伊朗政权的持久性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野蛮的武力。这种体制的机巧之处在于，它在其专制结构中包含了选举产生的机构，这些机构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但仍然为公众提供了一些表达不满的途径。如果没有这样的安全阀，无论多么肤浅，毛拉们将面临比过去二十年更多的抗议。神权政治具有独裁的所有特征，但它也保持着集体行动的薄薄外表。
为一项看似遥远(即使不是不可能达到的)的事业，成为一名革命者，冒着生命危险，是一个公民能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所有的社会抗议运动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历史记录表明，大多数革命都以失败告终。伊斯兰共和国为群众提供了参与国家事务的机会，但巧妙地用审查公职候选人的牧师机构从各个方面包围起来。尽管如此，当一个普通公民面临着是反抗一个邪恶的制度还是投出一份影响有限的选票的选择时，他很可能会选择后者。
伊朗政权举行过活跃的选举，各种各样的候选人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承诺。上世纪90年代，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承诺将宗教戒律与民主规范协调起来，这一承诺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想象力。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最为人铭记的是他对犹太大屠杀的粗暴否认——但在国内，他谈到了公平的财富分配。最近，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坚称，他的核外交将吸引外国投资，重振伊朗停滞不前的经济。但这些梦想都没有成为现实，今天的伊朗人已经失去了幻想。他们知道，神权政治仍然掌握在未经选举产生的少数人手中，而且腐败泛滥。目前的起义表明，伊朗最高毛拉阿亚图拉·哈梅内伊(Ayatollah Khamenei)忘记了国王之死最重要的教训——有时，绝望的群众别无选择，只能反抗。
2021年的总统选举很可能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选举。身患癌症的哈梅内伊考虑继承人时，他试图确保一个由他最可靠的亲信执掌的共和国，以及一个不受外国制裁影响的经济。甚至连“竞争激烈”的那种假象都没有，前议会议长阿里·拉里贾尼(Ali Larijani)等保守派中坚分子被取消了竞选资格。总统职位由易卜拉欣·拉西(Ibrahim Raisi)担任，他是一个简单、缺乏想象力的大屠杀凶手，他一生把无数人送进了政权地牢。在大流行管理不善的打击下，愤怒民众以相当焦虑的心情注视着这一切。哈梅内伊试图巩固自己政治遗产的努力，却促进了这个共和国的瓦解。
伊斯兰共和国从成立之初就面临抗议。自由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学生活动家、心怀不满的牧师和中产阶级都曾在不同时期反对政府。政权领导人很快镇压了这一切。他们认为学生们被美国的文化诱惑所诱惑。他们认为中产阶级过于狭隘地关注物质财富，因此无法看到神圣共和国的真正利益。对他们来说，自由主义者不过是叛教者。
但在过去几年的示威活动中，有一些新的和危险的东西。这是穷人的反抗。
当哈梅内伊开始与西方进行新的对抗时，他试图打造一个精干、自力更生的经济。唐纳德·特朗普2018年退出伊朗协议后实施的制裁被视为一种祝福;他们将迫使伊朗政府整顿内部秩序，削减耗尽国库的补贴。在另一个误判中，该政权认为穷人——福利国家的主要受益者——会再次为革命做出牺牲。毕竟，这是一场被压迫者的革命，以他们的名义为拯救他们而发动的革命。与上层阶级不同，穷人是共和国的基本支柱。但在2017年和2019年，穷人都走上街头，要求推翻政权。
教权寡头面临的挑战是向文化上亲近的棚户区派遣征召的军队。令人生畏的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也许是由一群受过教育的军官组成的，但伊朗的步兵大部分还是从应征入伍的士兵中抽调出来的。普通的应征士兵可能喜欢殴打养尊处优的大学生，但要对来自自身阶层的人动手却很难。政权执行者明白这一点，并制定了一个聪明的遏制战略。暴力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社交媒体的瘫痪，从而切断了示威者之间的联系，然后执政者会等待抗议活动逐渐平息。那些爆发的示威活动最终被镇压了，但不满的原因依然存在。
2022年夏天，一种不同寻常的分裂精神似乎降临到伊朗，国家和社会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毛拉们全神贯注于他们的核策略、经济修补和重新实施严厉的宗教限制。与此同时，普通伊朗人在抗议:教师抗议他们的工资，退休人员抗议他们的福利，农民抗议缺乏水，妇女抗议在令人窒息的高温下必须穿强制服装。与1978年一样，经济焦虑、社会嫉妒和政治剥夺成为了一股针对该政权的强大力量。这是伊斯兰共和国自身造就的。所有政治表达的渠道都被要求纪律和牺牲的腐败和傲慢的统治精英所封锁。
然后就出现了火花。9月16日，一名名叫马赫萨·阿米尼(Mahsa Amini)的22岁伊朗女子因戴头巾不当被道德警察逮捕，在拘留中死亡。她被无情杀害象征着毛拉统治的残酷。城市、省份和城镇突然陷入了抗议之中。“毛拉滚蛋”和“我们不要你们的伊斯兰共和国”的口号在全国回荡。控制示威活动的老套路似乎不起作用，因为应征入伍的士兵被要求射杀妇女，他们犹豫了，抗议示威持续着。据报道，伊朗首席大法官戈兰-侯赛因-莫赫塞尼-埃杰抱怨说，安全部队“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表面上的正常状态可能还会回到这个国家，但是所有阶级和性别的伊朗人都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恐惧感。
今年夏天的事件似乎与1978年的事件惊人地相似。阿米尼的死，就像雷克斯电影院的爆炸一样，激起了全国的愤怒。与当时君主制一样，这个政权已经失去了它的叙事和定位。阿里·哈梅内伊曾说:“我公开声明，伊朗最近的骚乱是由美国、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他们的雇佣军和一些帮助他们的海外伊朗叛徒策划的。”巴列维国王也曾经这么想这么说，他还派外交官去质问卡特政府，为什么中央情报局要密谋反对他。2022年9月，该国的石油工人发表了一份声明，这对该政权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我们支持人民与针对妇女的有组织的、日常的暴力斗争，与主宰社会的贫穷和地狱作斗争。”哈梅内伊是上一届伊朗革命时期的年轻革命者，他肯定会回忆起来，正是罢工削弱了君主制，加速了它的崩溃。
如今，毛拉政权似乎感到欣慰的是，毕竟没有一个有魅力的个人或一个政党来领导反对派，革命毕竟需要革命家。而且毛拉们仍然掌控着一系列安全机构。但这些平衡很脆弱。抗议活动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产生领导这场运动的领导人。与此同时，毛拉们每天都会要求他们的军队杀害穷人和手无寸铁的妇女。如果这个政权只有军队作为其主要的支持力量，那么它就没有多少力量了。当初的巴列维国王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和看似无所不知的秘密机构SAVAK，但他们的联合力量无法遏制寻求变革的运动。伊斯兰共和国出版的巴列维王朝的记录显示，国王的将军们最担心的是被派到街头镇压和平示威的军队的凝聚力。今天，类似的担忧完全有可能发生在该政权的权力走廊上。
毛拉们犯了几乎和他们推翻的君主制一样的错误。该政权缺乏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用自欺欺人的话语来保护自己。领导它的是一个腐败和脱离现实的精英阶层，他们依靠阴谋论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它奉行的外交政策其代价明显大于收益。毛拉们已经忘记了他们革命胜利中最重要的教训:波斯军队不喜欢屠杀人民。
第二次伊朗革命已经开始，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其结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