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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澤梅查運動的局限性、農民協會的弊端顯現、土地改革措施的僵化以及内戰的拖累，導緻土地改革的問題逐漸凸顯，饑荒的爆發和農業營銷公司的強制性舉措是其中的兩個典型。
土地改革初衷的改變、農民協會自身的缺陷、土地使用的不安全感增加以及内戰導緻的大量青年勞動力的喪失，使得埃塞在1984-1985年爆發了大規模的饑荒，死亡人數已經無法估計。
在饑荒時期，農民們開始期望政府提供救濟援助，包括從國外進口糧食、免稅和糧食援助。
但軍政權的反應令人失望，不僅消極應對饑荒，還在人民不知情的情況下發起了“重新安置”計劃和“村莊化”計劃，并且為了内戰的勝利，繼續增加軍事投入，将國家發展所需的大部分資源撥作軍事用途。
農業營銷公司（AMC）的成立更是讓農民的生活雪上加霜。雖然它的目标是對糧食進行宏觀調控，但是農民必須定期向其交納規定數額的糧食，糧食的收購價格由農業營銷公司自己制定，通常低于市場價格，并且不允許農民在市場上自由銷售糧食。
即便在埃塞大部分地區都在鬧饑荒的時候，該機構依然讓農民定期交納糧食，引起他們的極大不滿。
在改革的中後期，由于土地配置設定的不合理、官員的腐敗以及政府對土地問題的消極處理等，使得農民與阿姆哈拉口述詩歌的關系日益緊密，他們更加擅長用此種方式來表達對中後期土地改革和政權的不滿，以及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饑荒或其他災難的擔憂。
問題的原因
一個軍事政權在未與國内任何團體協商的情況下，以獨裁方式釋出的一系列改革公告，很容易成為一紙空文，特别是如果公告的内容像上文說的那樣雄心勃勃的話。
土地改革的貫徹實施受到來自中央政府的改革反對派、一些地方官員、宗族長老和塞拉西時期遺留下來的貴族等的強烈阻撓，再加上改革本身存在的缺陷以及内戰的損耗，使得農民的生活剛開始好轉便再一次跌入深淵。
澤梅查運動的局限性
參與澤梅查運動的學生群體雖然對農民協會的建立做出了一定貢獻，但是他們實踐經驗不足，對當地實際情況不了解，以及對同他們一起工作的農民的價值觀缺乏基本的了解和尊重等問題，引起了許多地區農民的不滿。
有些地區的農民甚至向中央政府控訴被派遣到當地的學生，理由是他們在對當地實際情況不了解的前提下急于求成，不斷催促當地農民，使得他們無心從事農業生産。這些學生的行為也最終釀成了惡果。
有一件揭露性的事件，一些參與澤梅查運動的學生亵渎埃塞西南地區一個村莊的宗教象征，被農民殘忍殺害。雖然很少有像這一幕那樣可怕的結局，但澤梅查總部不斷收到一些農民協會的請願書，要求撤回他們本地區的學生。
學生推動農民協會程序的努力是一個相當有争議的問題。有些調查顯示，很多地區的農協對學生們的關心程度，還不如對一些政府官員的關心，這屬實是相當諷刺的。
最後，由于厄立特裡亞沖突、索馬裡邊境保護和保皇黨起義使得政府的勢力過于分散，澤梅查運動沒有得到軍事方面的支援。而且，當地警察一般都與老牌精英結盟，是不可信賴的。
是以該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限的，政策貫徹也不到位。
農民協會的弊端顯現
農民協會的弊端首先從其内部的收入配置設定來看。據調查，農協有一個投資基金和一個儲備基金，用于支付購買種子和肥料的費用、稅收和其他行政開支。
然而，這些費用隻是在向農民支付工資之後才可以考慮，農民更關心他們的個人份額，而不是将收益用于開展農村項目、改良農作物品種和灌溉技術。
其次是農民集體生産觀念的薄弱。1975年土地改革的期望是，随着農民從集體勞動的過程中獲得經驗和集體利益，他們的目光将逐漸轉向集體農場，但這一期望已經破滅。事實證明，農民更喜歡在很少或根本不受幹擾的情況下作為個人來耕種土地。
第三，土地改革并沒有摧毀人們忠誠于親屬和宗族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有時會影響到農協成員之間的團結。一些農協抵制對土地邊界的重新界定，理由就是這可能會威脅到某些宗族的利益。
在特殊情況下，農民在自己的宗族内部組建農民協會，特别是在索爾和吉格薩部族。埃塞部分地區日益增長的狹隘的宗族價值觀也不利于各農協之間的融合。
最後，不少農協上司濫用職權，以權謀私，反對改組，暴露了他們對土地資源的管理不善等問題。
有些農民不得不承認，他們加入到農協中來，隻是因為這個農協的上司要求他們這樣做，把階級的觀念強加于他們，而這些所謂的上司并沒有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也沒有激發其生産積極性。
這種做法是與土地改革的初心相違背的，改革的不斷推進，要求以重大政治工作為前提，提高埃塞農民的文化教育水準、政治意識和創新能力，最終促進農業——這個國家的支柱産業的快速發展。
土地改革措施的僵化
土地改革最初的目标是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農民從封建枷鎖中解放出來，改善他們的生活，培養獨立自主，有政治意識和創新能力的農民。
不可否認的是，這在改革之初确實發揮了重要作用，農民的生産積極性得到極大提高，這一時期的農業生産率也在穩步提升。但是改革的核心是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轉變為國家土地所有制，這在多則公告中均有提及。
經過改革，國家成為了整個埃塞最大的“地主”，獲得了接近農民，進而從土地上攫取利益的最直接的途徑。國家土地所有制使得軍政權擁有了配置設定土地的唯一權力，這在埃塞人民眼中，也是至關重要的權力。
由于土地配置設定的流程十分繁瑣，軍政府不可能親力親為，決定在各地區成立農民協會來幫助完成該任務。農民協會成立之初是雄心勃勃的，但無奈受制于中央政府的管控、地方官員的幹預和宗族長老、老牌精英的威脅，在土地配置設定的過程中難以做到公平公正。
一些人口較多的家庭僅分到了極小面積的土地，根本無法滿足家庭的生存需要；而另外一些家庭，通過賄賂地方官員和農民協會的上司，獲得了與其家庭人口完全不比對的土地，他們不僅能夠維持溫飽，甚至還有不少餘糧。
盡管十厘清楚問題的嚴重性，軍政權為了鞏固地位，獲得更多經濟利益，還是默許了此種灰色地帶的存在，使得農民對它的好感度和信任度不斷下降。
在城市土地的使用方面，軍政府掌握了絕對的話語權。人們可以有選擇的租用城市土地，租金是非常高昂的，此外還需要繳納管理費、清潔費等費用，這部分費用的性質已經十分接近目前的物業費。
軍政府擷取了絕大部分的租金和額外費用，僅留少數給政府機構和一些城市中介。農村土地和城市土地所帶來的巨額經濟效益，使其逐漸迷失了方向，也慢慢忘記了土地改革的初衷，變得越來越貪婪，農民的不滿愈發強烈，危機逐漸凸顯。
内戰的拖累
内戰使得軍政府将國家發展所需的大部分資源（包括土地資源）撥作軍事用途。在“一切為了戰争前線”的旗幟下，發展所急需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浪費在了戰争的準備和執行上。
在人力方面，即使在1977年與索馬裡的戰争結束之後，埃塞國内因軍事目的而退出農業生産的人數也在持續增加。資料表明，内戰期間埃塞俄比亞擁有超過30萬的軍隊，是黑非洲最大的武裝力量。
此外，埃塞反對派還指揮着一支未公開但數量相當龐大的遊擊隊，估計人數遠遠超過4萬人。
在物力方面，軍政權曾轟炸叛軍控制的地區，例如韋洛和提格雷，農作物、基礎設施、村莊和其他謀生工具被故意摧毀，以阻止叛軍獲得食物和其他資源，阿或作為對支援叛軍的農民的懲罰行動。由于害怕這種轟炸，農民多選擇在夜間耕作。
不僅如此，士兵們經常去剝削農民。内戰期間士兵是沒有工資的，他們很難在崎岖不平的地形和漫長的道路上運送給養。是以，埃塞農民被要求向士兵提供他們想要的任何東西。
在财力方面，1975—1985年間，支付巨額武器進口賬單的費用，約為54.35億美元，浪費了該國微薄的外彙收入。埃塞購買的進口武器數量占同期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傳遞的武器總數的25.1%。
足以看出軍政權為了内戰的勝利，幾乎拼盡全力，而為土地改革的貫徹執行所付出的精力與金錢，是少之又少的。
參考文獻
1.澤門費斯·齊格:《埃塞俄比亞土地退化的政治經濟學》，《東北非洲研究》，1995年第2卷，第2期，第75頁。
2.Kidane Mengisteab:《1975年後埃塞俄比亞國家和農業危機的性質》，《國際比較發展研究》，第24卷，第1期(1989)，第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