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禅是迫于形勢而非自願退位的，第二個就來說一說唐玄宗李隆基。
光榮與恥辱集于一身,偉大和渺小熔于一爐，雄豪與軟弱混于一體，英明和昏暗結于一生,唐玄宗李隆基，既是開元盛世的締造者，又是安史之亂的始作俑者，他締造了大唐盛世，卻又親手将它毀掉。
他是奇人，自有奇才，他是唐睿宗的第三子，因排行緣故,宮中稱他為李三郎，自稱阿瞞。阿瞞是曹操的小名。曹操在東漢末，從無名之輩崛起一方,最後主宰中原,無論從氣度、韬略、手段、用人、施政等哪方面講，都勝人一籌,且功績輝煌,堪稱撥亂之主。唐玄宗自稱阿瞞,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出他要效法曹操,成一代雄主。欲以同名造成同等的事業，顯然是不可能的，但其中的進取精神卻可以一脈相承。
李隆基手書《鹡鸰頌》孤本（局部）
唐玄宗之奇，在于他從皇室的旁支,成為俯視天下的君主。
三郎少年時期的天空充滿陰霾，作為唐睿宗的兒子，武則天的孫子，他卻隻能生活在恐怖的政治高壓下。武則天的狠辣與霸道，讓他吃盡了苦頭。當李隆基被封為臨淄王的那一年，他的母親窦德妃被人誣告，被秘密殺害于宮中，李隆基連母親的屍首被埋在哪裡都不知道，而他也被幽禁在宮中。武則天死後，李顯繼位，然而嚣張跋扈的韋氏與安樂公主卻重新成為籠罩在李隆基頭上的烏雲。李顯一家人的龌龊事滿朝廷都知道，身為臨淄王的李隆基卻選擇冷眼旁觀，畢竟慘死的太子李重俊就是出頭鳥的下場。李隆基與父親李旦生活的謹小慎微，不敢有任何懈怠。這樣的生活無疑是痛苦的，不過有失必有得，長期生活在政治高壓下，鍛煉出李隆基英明果決、堅韌不拔的品格，同時他的政治能力也遠超其他人。
武則天去世以後，李顯登基，但他軟弱無能，皇後韋氏與安樂公主将他毒死，準備篡位，成為第二位武則天。此時一直靜觀其變的李隆基終于動手，他決定先發制人，與太平公主聯合發動政變，将韋氏與安樂公主誅殺，扶持父親李旦登基，是為唐睿宗。其實，李隆基本是沒有資格當上太子的，起初李旦也想立長子李成器為太子，但李成器卻推辭道：“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平王有功于國，自己決不居平王之上。”“除天下之禍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舊唐書》）參與政變的大臣大多支援立李隆基為太子，就這樣李隆基成為儲君。
李隆基走上政治舞台中心，是他連續奮鬥的結果。他以誅滅韋氏集團之功，取得皇位繼承人的資格,并成為皇帝;然後剪除太平公主集團，鞏固了皇位。他從血淋的宮廷鬥争中殺了出來,揭開了唐朝曆史嶄新的一頁。
唐玄宗之奇，在于他創造了一個盛世。
他上台伊始，從尚儉、戒奢人手,勵精圖治，革新政治，将整個身心投人到促使天下大治的大業中去。
他放手任用姚崇，用姚崇的治國才幹與理念，建構治理天下的基礎。他把日常政務全交給姚崇處理，并幫助姚崇建立權威。姚崇起先有些縮手縮腳，,對任命郎吏等小官都不敢自行決定,前來請示。他仰視殿頂，一音不發。待姚崇走後，他對宦官高力士解釋說:“朕委托姚崇處理庶武，大事自然應該共同商議，但如任命郎吏這等小事，有何必要一一來煩朕!”當高力士把這個精神帶給姚崇後，使姚崇領悟了他所身負的曆史使命。他努力扭正前朝以來賣官鬻爵的弊端，削除冗官，調整官吏隊伍的組織結構。其中最有力的一項舉措,是下诏廢除斜封墨敕官、員外試、檢校等各種非正途選拔的官員。如此，節省了俸祿,減少了财政開支;維護了官僚隊伍的純潔，恢複了正常的選官制度;改變了機構臃腫，辦事效率低下的狀況，使政府機構得以運轉靈活。岑仲勉就此評論說:“政治不走上軌道則已，如其走上軌道，則泛濫之破格，實不可以經久。蓋偶然破格，固任何時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資，則為任何時代所不能打破。更析言之,政務上之破格,有時或收效甚宏，常務而破格，勢必引生不良之後果。在封建時代，人人得躐階而進，更無異于獎勵鑽營，姚崇上玄宗十事,其一即請停罷斜封、待阙、員外等官，開元初葉是以緻治，未始不由于此。”(《隋唐史》,中華書局)
在有着強烈民本思想的唐玄宗的眼裡，地方官是朝廷和群眾之間的組結,地方官的形象及其政績，關系到群眾對朝廷的向背。故而，他十分重視對地方官的選拔和任命。他登位不久，就召見了京徽地區各縣令,告誠他們在荒年饑歲時不得忽視對百姓的撫養存恤。開元四年(716年)，當有人向他告發铨選充滿黑幕，所授縣令大多是濫竽充數時，他借這些新縣令向他謝恩之際，突然考問起他們治民的方法。結果,除一人及格外，二十多人被改授其他官職，四十五人被遺回家鄉重新學習，主司官吏部侍郎盧從願、李朝隐引咎辭職。
唐玄宗大治天下，有個藍本，這個藍本就是唐太宗的“貞觀之治”。由此，他大大力效法唐太宗，在各種效法中,最為突出的是，他虛心納谏。他聽大子舍人賈曾的批評,遠離了聲色;他聽從宋璟的建議，不以私恩授官;他聽從汴州刺史倪若水的谏議，停止在江南捕捉珍禽;他聽從汝州刺史韋忠的谏奏，不再違反禮制為生母窦德妃建陵;他聽從一行的勸告，降低了女兒出嫁的儀式規格。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納谏使他始終保持着清醒的頭腦，使他以明君的标準來要求自己。由此，史稱:“貞觀之風，一朝複振。”
唐玄宗深得馭臣之道，他在不同的曆史階段，根據不同的曆史任務,不斷地調整中樞的人事安排。姚崇、盧懷慎為他打造了大治的架構;宋璟、蘇頗為他推進了大治的程序;張嘉貞、源乾曜為他維護了大治的格局;張說、源乾曜為他添加了大治的内容;李元紱、杜暹為他支撐了大治的門面;蕭嵩、宇文融為他譜寫了大治的新章;裴光庭、張九齡為他注加了大治的活力。在開元前二十幾年中，政綱不能說盡善盡美,政府不能說白璧無瑕,宰相不能說成聖成賢，然總的說來，建設大于毀壞，成就大于弊病,上升大于墜落。進而，大建設、大成就、大上升構成了大治，一種空前絕後的大治，一種黃金歲月的大治，一種永垂史冊的大治。大治處在開元期間,故稱“開元之治”。“開元之治”比“貞觀之治”更具大治的性質。得了“開元之治”的唐玄宗，跻身于偉君的排行榜中。
唐玄宗之奇,在于他由明君轉為了昏君。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這是形容君主虎頭蛇尾、有始無終的最道地的一句古訓。把這句古訓套在唐玄宗的身上，是再貼切不過了。
李隆基在開元年間，固然是以出色政治手腕去勵精求治，但和勤于納谏的唐太宗李世民相比，已經潛藏了許多”驕侈“之氣，對臣下的忤逆常常不快，對賢良臣子常加貶抑，同時也重用聚斂之臣積蓄财帛，又讓擅開邊功的武将出鎮四方，好戰用武，輕易言兵。比起經常以“守成難”、“慎終如始”警戒自己，汲取隋亡教訓，主張“君如舟、民如水，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唐太宗，政治操守實有不如。或者可以說，他的前明後昏，或是必然的。
由明轉昏這個轉變,起因是唐玄宗在長期殚心竭慮理政之後,感到一種極大的身心疲憊,疲憊之餘，對永無盡頭的政事，産生了難以言說的厭煩。此外，“開元之治”的巨大成功，國泰民安的景象，也讓他陶醉了，在道家清靜無為觀念的支援下，他相信自己有足夠的理由，可以躲進深宮去徹底地放松放松，享受享受人生的樂趣。然政務還得有人來總領，由此，他把這個以前他自己擔負着的重職,交給了宰相。
時宰相有兩個，一個是具有強烈儒家觀念的張九齡，此人是個不知轉彎的直臣，無論遇到什麼他看不順眼的事,就要谏，且不停地谏,搞得唐玄宗挺煩；一個是具有法家觀念的李林甫，此人善于處理各種複雜的政事，也有讓百官唯命是從的能耐，他做事,很讓唐玄宗放心。時張九齡和李林甫因政見不同門派不同,時常鬥,明裡暗裡鬥個不停。最後,唐玄宗出于自己的需要,踢開了張九齡,将政事全部委托給了李林甫。
李林甫獨掌大權後，為使唐玄宗能在深宮中高枕無憂地享樂，也為自己能徹底控制朝政，先堵塞了言路。
他召集全體谏官進行訓話，說:“今明主在上，群臣唯恐順從還來不及,豈用多言!諸君看見儀仗馬嗎?吃的是三品料,然稍有一鳴就被斥去,後悔也沒用!”
谏官們被鎮住了,不敢再上言。唯有一人不服，但立即遭到了貶職。從此,李林甫得以為所欲為，躲進深宮的唐玄宗，再也聽不見外面的聲音了。
出于保持自己獨操政柄格局的考慮，李林甫為阻止地方軍事長官進人中樞,以勇敢善戰為借口，提出了用少數民族之人擔任邊将的設想。因李林甫的說法冠冕堂皇立即被唐玄宗所接受。這個計劃推行後，被任為範陽節度使的安祿山,利用中央政府所給子的優遇政策，快速地膨脹了他的集團勢力，養就了一支胡漢雜混、具有強大作戰能力的部隊。
在李林南把持的政局中,人才遭到排擠,異已遭到排擠，嚴酷的刑法代替了了清明的政治。雖說大治帶來的升平景象還籠罩着整個帝國，但其質已起了變化，盛況猶存,然已每況愈下.朝着囊世發展而去。
唐玄宗由明轉昏之時，,正是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階段。
在李林甫身後，掌握朝政的是國舅爺楊國忠。他依靠着楊貴妃的裙帶關系，平步青雲地當上了宰相。他是個市井無賴，不學無術，根本沒有廉恥和顧忌，一 朝得勢後，對百官頤指氣使,并毫不掩飾地營私舞弊。他貪得無厭，守中積财如山，無論是誰，隻要不賄賂他，便無法辦事。
由于政治的腐敗，唐廷派在雲南的地方官，和南诏發生了嚴重的沖突。南诏為反抗壓迫,聯絡吐蕃,将雲南官軍打得一一敗塗地。根本不懂軍事的楊國忠，錯誤估計雙方的實力對比,先後兩次出動大軍前去征剿,結果都招緻了幾乎全軍覆滅的慘敗。經此戰争,唐朝元氣大損,失去了以往在對外事務中的強勢地位。
手握重兵的安祿山，很能讨唐玄宗的歡心，由此成了天下第一寵臣。楊國忠為和安祿山争寵，雙方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楊國忠屢屢進言說安祿山要反，安祿山被逼得走投無路，又見唐朝兵備空虛，進而扯起了反旗。他的部隊所向披靡，接連拿下洛陽、長安。
唐玄宗逃往巴蜀，他一路逃，一路丢，先丢了他心愛的楊貴妃,接着丢了皇位，逃到成都，僅留了一頂聊勝于無的太上皇的帽子。
從大盛世到大敗亡,唐玄宗從頂峰掉進了深淵。
一場萬助不複的安史之亂，将唐玄宗釘在了昏君的恥辱柱上。
至此以後，唐玄宗的時代已經過去，安史之亂結束以後，他生活在興慶宮，不問政事。起初李隆基在興慶宮的生活是悠閑的，他的身邊有忠心耿耿的高力士與陳玄禮，還有親妹妹玉真公主以及舊時的宮女。然而宦官李輔國卻與高力士等人不和，他向唐肅宗說道：“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于陛下。今六軍将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曉喻不能解，不敢不以聞。”（《資治通鑒》）不久以後，李輔國帶着數百名刀斧手，圍住唐玄宗，幸虧高力士挺身而出，李隆基才安全的遷居甘露殿。而荒謬的，行矯诏之事的李輔國卻沒有遭到唐肅宗的責罰，反而是高力士、陳玄禮等人遭到流放，玉真公主被迫遷出，甘露殿隻剩下形單影隻的唐玄宗以及上百位肅宗親自挑選的太監。
寶應元年（762年），李隆基駕崩，終年78歲。這位從血海當中殺出來的皇帝，這位開創了開元盛世的明君，這位安史之亂的始作俑者，終于走完了他的一生。有人曾說過如果李隆基沒有長壽的話他一定是一位青史留名的明君，可惜曆史沒有如果，李隆基沒有早逝，他見證了安史之亂，見證唐朝由盛轉衰，他将自己艱難開創的盛世親自摧毀。
多說幾句話。有人将安史之亂的原因歸到女人身上，如果李隆基沒有寵幸楊玉環，會不會避免安史之亂?回答是否定的。因為沒有楊玉環，可能會有王玉環，李玉環，張玉環，劉玉環……安祿山不跳出來，可能危祿山、全祿山會跳出來，關鍵位置上的關鍵人物往往決定或影響着曆史的走向，帝國衰落或滅亡的責任，不應由女人來頂缸。
楊玉環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