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禅是迫于形势而非自愿退位的，第二个就来说一说唐玄宗李隆基。
光荣与耻辱集于一身,伟大和渺小熔于一炉，雄豪与软弱混于一体，英明和昏暗结于一生,唐玄宗李隆基，既是开元盛世的缔造者，又是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他缔造了大唐盛世，却又亲手将它毁掉。
他是奇人，自有奇才，他是唐睿宗的第三子，因排行缘故,宫中称他为李三郎，自称阿瞒。阿瞒是曹操的小名。曹操在东汉末，从无名之辈崛起一方,最后主宰中原,无论从气度、韬略、手段、用人、施政等哪方面讲，都胜人一筹,且功绩辉煌,堪称拨乱之主。唐玄宗自称阿瞒,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出他要效法曹操,成一代雄主。欲以同名造成同等的事业，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其中的进取精神却可以一脉相承。
李隆基手书《鹡鸰颂》孤本（局部）
唐玄宗之奇，在于他从皇室的旁支,成为俯视天下的君主。
三郎少年时期的天空充满阴霾，作为唐睿宗的儿子，武则天的孙子，他却只能生活在恐怖的政治高压下。武则天的狠辣与霸道，让他吃尽了苦头。当李隆基被封为临淄王的那一年，他的母亲窦德妃被人诬告，被秘密杀害于宫中，李隆基连母亲的尸首被埋在哪里都不知道，而他也被幽禁在宫中。武则天死后，李显继位，然而嚣张跋扈的韦氏与安乐公主却重新成为笼罩在李隆基头上的乌云。李显一家人的龌龊事满朝廷都知道，身为临淄王的李隆基却选择冷眼旁观，毕竟惨死的太子李重俊就是出头鸟的下场。李隆基与父亲李旦生活的谨小慎微，不敢有任何懈怠。这样的生活无疑是痛苦的，不过有失必有得，长期生活在政治高压下，锻炼出李隆基英明果决、坚韧不拔的品格，同时他的政治能力也远超其他人。
武则天去世以后，李显登基，但他软弱无能，皇后韦氏与安乐公主将他毒死，准备篡位，成为第二位武则天。此时一直静观其变的李隆基终于动手，他决定先发制人，与太平公主联合发动政变，将韦氏与安乐公主诛杀，扶持父亲李旦登基，是为唐睿宗。其实，李隆基本是没有资格当上太子的，起初李旦也想立长子李成器为太子，但李成器却推辞道：“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平王有功于国，自己决不居平王之上。”“除天下之祸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旧唐书》）参与政变的大臣大多支持立李隆基为太子，就这样李隆基成为储君。
李隆基走上政治舞台中心，是他连续奋斗的结果。他以诛灭韦氏集团之功，取得皇位继承人的资格,并成为皇帝;然后剪除太平公主集团，巩固了皇位。他从血淋的宫廷斗争中杀了出来,揭开了唐朝历史崭新的一页。
唐玄宗之奇，在于他创造了一个盛世。
他上台伊始，从尚俭、戒奢人手,励精图治，革新政治，将整个身心投人到促使天下大治的大业中去。
他放手任用姚崇，用姚崇的治国才干与理念，构建治理天下的基础。他把日常政务全交给姚崇处理，并帮助姚崇建立权威。姚崇起先有些缩手缩脚，,对任命郎吏等小官都不敢自行决定,前来请示。他仰视殿顶，一音不发。待姚崇走后，他对宦官高力士解释说:“朕委托姚崇处理庶武，大事自然应该共同商议，但如任命郎吏这等小事，有何必要一一来烦朕!”当高力士把这个精神带给姚崇后，使姚崇领悟了他所身负的历史使命。他努力扭正前朝以来卖官鬻爵的弊端，削除冗官，调整官吏队伍的组织结构。其中最有力的一项举措,是下诏废除斜封墨敕官、员外试、检校等各种非正途选拔的官员。如此，节省了俸禄,减少了财政开支;维护了官僚队伍的纯洁，恢复了正常的选官制度;改变了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的状况，使政府机构得以运转灵活。岑仲勉就此评论说:“政治不走上轨道则已，如其走上轨道，则泛滥之破格，实不可以经久。盖偶然破格，固任何时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资，则为任何时代所不能打破。更析言之,政务上之破格,有时或收效甚宏，常务而破格，势必引生不良之后果。在封建时代，人人得躐阶而进，更无异于奖励钻营，姚崇上玄宗十事,其一即请停罢斜封、待阙、员外等官，开元初叶所以致治，未始不由于此。”(《隋唐史》,中华书局)
在有着强烈民本思想的唐玄宗的眼里，地方官是朝廷和民众之间的组结,地方官的形象及其政绩，关系到民众对朝廷的向背。故而，他十分重视对地方官的选拔和任命。他登位不久，就召见了京徽地区各县令,告诚他们在荒年饥岁时不得忽视对百姓的抚养存恤。开元四年(716年)，当有人向他告发铨选充满黑幕，所授县令大多是滥竽充数时，他借这些新县令向他谢恩之际，突然考问起他们治民的方法。结果,除一人及格外，二十多人被改授其他官职，四十五人被遗回家乡重新学习，主司官吏部侍郎卢从愿、李朝隐引咎辞职。
唐玄宗大治天下，有个蓝本，这个蓝本就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由此，他大大力效法唐太宗，在各种效法中,最为突出的是，他虚心纳谏。他听大子舍人贾曾的批评,远离了声色;他听从宋璟的建议，不以私恩授官;他听从汴州刺史倪若水的谏议，停止在江南捕捉珍禽;他听从汝州刺史韦忠的谏奏，不再违反礼制为生母窦德妃建陵;他听从一行的劝告，降低了女儿出嫁的仪式规格。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纳谏使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使他以明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由此，史称:“贞观之风，一朝复振。”
唐玄宗深得驭臣之道，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不同的历史任务,不断地调整中枢的人事安排。姚崇、卢怀慎为他打造了大治的框架;宋璟、苏颇为他推进了大治的进程;张嘉贞、源乾曜为他维护了大治的格局;张说、源乾曜为他添加了大治的内容;李元紱、杜暹为他支撑了大治的门面;萧嵩、宇文融为他谱写了大治的新章;裴光庭、张九龄为他注加了大治的活力。在开元前二十几年中，政纲不能说尽善尽美,政府不能说白璧无瑕,宰相不能说成圣成贤，然总的说来，建设大于毁坏，成就大于弊病,上升大于坠落。从而，大建设、大成就、大上升构成了大治，一种空前绝后的大治，一种黄金岁月的大治，一种永垂史册的大治。大治处在开元期间,故称“开元之治”。“开元之治”比“贞观之治”更具大治的性质。得了“开元之治”的唐玄宗，跻身于伟君的排行榜中。
唐玄宗之奇,在于他由明君转为了昏君。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是形容君主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最地道的一句古训。把这句古训套在唐玄宗的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
李隆基在开元年间，固然是以出色政治手腕去励精求治，但和勤于纳谏的唐太宗李世民相比，已经潜藏了许多”骄侈“之气，对臣下的忤逆常常不快，对贤良臣子常加贬抑，同时也重用聚敛之臣积蓄财帛，又让擅开边功的武将出镇四方，好战用武，轻易言兵。比起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自己，汲取隋亡教训，主张“君如舟、民如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唐太宗，政治操守实有不如。或者可以说，他的前明后昏，或是必然的。
由明转昏这个转变,起因是唐玄宗在长期殚心竭虑理政之后,感到一种极大的身心疲惫,疲惫之余，对永无尽头的政事，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厌烦。此外，“开元之治”的巨大成功，国泰民安的景象，也让他陶醉了，在道家清静无为观念的支持下，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躲进深宫去彻底地放松放松，享受享受人生的乐趣。然政务还得有人来总领，由此，他把这个以前他自己担负着的重职,交给了宰相。
时宰相有两个，一个是具有强烈儒家观念的张九龄，此人是个不知转弯的直臣，无论遇到什么他看不顺眼的事,就要谏，且不停地谏,搞得唐玄宗挺烦；一个是具有法家观念的李林甫，此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政事，也有让百官唯命是从的能耐，他做事,很让唐玄宗放心。时张九龄和李林甫因政见不同门派不同,时常斗,明里暗里斗个不停。最后,唐玄宗出于自己的需要,踢开了张九龄,将政事全部委托给了李林甫。
李林甫独掌大权后，为使唐玄宗能在深宫中高枕无忧地享乐，也为自己能彻底控制朝政，先堵塞了言路。
他召集全体谏官进行训话，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唯恐顺从还来不及,岂用多言!诸君看见仪仗马吗?吃的是三品料,然稍有一鸣就被斥去,后悔也没用!”
谏官们被镇住了,不敢再上言。唯有一人不服，但立即遭到了贬职。从此,李林甫得以为所欲为，躲进深宫的唐玄宗，再也听不见外面的声音了。
出于保持自己独操政柄格局的考虑，李林甫为阻止地方军事长官进人中枢,以勇敢善战为借口，提出了用少数民族之人担任边将的设想。因李林甫的说法冠冕堂皇立即被唐玄宗所接受。这个计划推行后，被任为范阳节度使的安禄山,利用中央政府所给子的优遇政策，快速地膨胀了他的集团势力，养就了一支胡汉杂混、具有强大作战能力的部队。
在李林南把持的政局中,人才遭到排挤,异已遭到排挤，严酷的刑法代替了了清明的政治。虽说大治带来的升平景象还笼罩着整个帝国，但其质已起了变化，盛况犹存,然已每况愈下.朝着囊世发展而去。
唐玄宗由明转昏之时，,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阶段。
在李林甫身后，掌握朝政的是国舅爷杨国忠。他依靠着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平步青云地当上了宰相。他是个市井无赖，不学无术，根本没有廉耻和顾忌，一 朝得势后，对百官颐指气使,并毫不掩饰地营私舞弊。他贪得无厌，守中积财如山，无论是谁，只要不贿赂他，便无法办事。
由于政治的腐败，唐廷派在云南的地方官，和南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南诏为反抗压迫,联络吐蕃,将云南官军打得一一败涂地。根本不懂军事的杨国忠，错误估计双方的实力对比,先后两次出动大军前去征剿,结果都招致了几乎全军覆灭的惨败。经此战争,唐朝元气大损,失去了以往在对外事务中的强势地位。
手握重兵的安禄山，很能讨唐玄宗的欢心，由此成了天下第一宠臣。杨国忠为和安禄山争宠，双方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杨国忠屡屡进言说安禄山要反，安禄山被逼得走投无路，又见唐朝兵备空虚，从而扯起了反旗。他的部队所向披靡，接连拿下洛阳、长安。
唐玄宗逃往巴蜀，他一路逃，一路丢，先丢了他心爱的杨贵妃,接着丢了皇位，逃到成都，仅留了一顶聊胜于无的太上皇的帽子。
从大盛世到大败亡,唐玄宗从顶峰掉进了深渊。
一场万助不复的安史之乱，将唐玄宗钉在了昏君的耻辱柱上。
至此以后，唐玄宗的时代已经过去，安史之乱结束以后，他生活在兴庆宫，不问政事。起初李隆基在兴庆宫的生活是悠闲的，他的身边有忠心耿耿的高力士与陈玄礼，还有亲妹妹玉真公主以及旧时的宫女。然而宦官李辅国却与高力士等人不和，他向唐肃宗说道：“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喻不能解，不敢不以闻。”（《资治通鉴》）不久以后，李辅国带着数百名刀斧手，围住唐玄宗，幸亏高力士挺身而出，李隆基才安全的迁居甘露殿。而荒谬的，行矫诏之事的李辅国却没有遭到唐肃宗的责罚，反而是高力士、陈玄礼等人遭到流放，玉真公主被迫迁出，甘露殿只剩下形单影只的唐玄宗以及上百位肃宗亲自挑选的太监。
宝应元年（762年），李隆基驾崩，终年78岁。这位从血海当中杀出来的皇帝，这位开创了开元盛世的明君，这位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有人曾说过如果李隆基没有长寿的话他一定是一位青史留名的明君，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李隆基没有早逝，他见证了安史之乱，见证唐朝由盛转衰，他将自己艰难开创的盛世亲自摧毁。
多说几句话。有人将安史之乱的原因归到女人身上，如果李隆基没有宠幸杨玉环，会不会避免安史之乱?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没有杨玉环，可能会有王玉环，李玉环，张玉环，刘玉环……安禄山不跳出来，可能危禄山、全禄山会跳出来，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物往往决定或影响着历史的走向，帝国衰落或灭亡的责任，不应由女人来顶缸。
杨玉环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