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米村人的政治地位
明初所賜的三十六姓人的身份及擔任的職務多是“舟工”，即“梢水”及“火長”等技術職務，“火長”即船長，主要是協助琉球解決朝貢使節及朝貢船隻往來中國與琉球的海上交通問題。而這些善于操舟的移民及其後裔稍後幾乎就擔任了“通事”的工作。
一方面是由于他們懂得漢語，而另一方面則可以說是琉球國王為了朝貢貿易的需要而特别重用他們。
一、久米村人與琉球王府的關系
前文中有提到久米村的建築及生活方式在早期仍帶有濃重的中國特色，早期的久米村人不僅在生活習慣上保持原來的特色，在參與琉球政治上也盡量獨善其身。
1382年明朝察覺三山鬥争後派遣使者分别給三山釋出诏令，昭示平和，這是站在堅持朝貢、冊封體制的立場上認可三山的朝貢。是以，被明朝以友善貢使往來為名而派遣來的久米村人也應該從這個立場出發，在與三山都保持一定的距離的基礎上從事貿易往來活動。
久米村與中山、山南之間都有關系，且有很多使節是從山南向中山轉職，或是由中山轉到山南。比如，李傑是1405年山南的官生，但在1425年卻是作為中山朝貢的通事。梁振在1429年是山南王的進貢通事，山南滅亡之後他又于1431年出任中山王朝貢的翻譯。
另外，中山國的侍官程復、王茂在經曆琉球内舌、尚巴志取得中山政權之後并沒有辭官或者職位變動，仍擔任侍官，輔佐思紹和尚巴志王。由此可見，他們不從屬三山中的任何一個，更不希望卷入琉球的政治鬥争中。
自尚巴志登上曆史舞台，琉球始從三山期走向統一王權的道路。第一尚氏王朝（1405年-1469年）及第二尚氏王朝（1469年-1879年）期間，琉球國内王府的凝聚力以首裡城為據點逐漸高漲起來。
尚巴志不僅積極整備官職制度與權位階級，使得各按司均在王權的基礎上進行編制，還在山北設定監獄，平壓離島者。
由此可以看出，尚巴志意圖強化地方統治，提高其王權的權威性。但在對外關系上，尚巴志成立新的屮山國及統一琉球的時候，仍維持着中山原來的對外關系。在這個過程中，中琉的朝貢貿易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任何變化，即使尚巴志和負責朝貢的久米村人之間的關系仍然順利地繼續。
想要維持琉球與中國的朝貢貿易，久米村人是不可缺少的，是以，尚巴志政權也需要和他們保持良好的關系。這也是為什麼三山期内擔任琉球官職的久米村人在統一後仍舊可以在新王國擔任他們原來的職務的原因之一。
采地是琉球國王賜給王府大臣的土地。而在1547年11月8日，久米村人梁顯被任命西原間切神谷地頭職，并被賜以采地，其後又有蔡輸（読谷山間切屋良地頭）、金升（真和志間切友寄地頭）被任命其職。
專門從事朝貢貿易的久米村人被賜予采地，這也意味着久米村人與琉球王府關系加深，久米村人的生活與琉球國的興衰捆綁在了一起。
二、久米村士族的出現
從陳龍貴對『金氏家譜』及『陳氏家譜』的研究中發現：『金氏家譜』當過火長的有兩人。四世的金鼎于1536-1537年擔任火長，1541年轉任都通事。九世金世琪則于年任火長，兩年後任通事。
『陳氏家譜』中則有九人先後當過火長，其屮生活年代更靠後的四人在擔任火長後有過任通事的經曆。他們擔任火長、通事的時間如下：
陳繼章1541~1549年四任火長，1554年任通事；
陳榮1588、1591任火長，1593年任通事；
陳營1593年任火長，1600年任通事；
陳華1604年任火長，1610年任通事。
另外，除了金世碘在進入清朝後還任過火長以外，其餘的都是在明代任的火長，且多半集中在明萬曆中期（十七世紀）以前。
從以上資料中不難推出，久米村人在琉球所擔任的職務逐漸從“火長”“梢水”等更新為“通事”甚至“正議大夫”、“長史”等文職，久米村的士族也是以形成。
明代的久米村人合計姓氏在種左右，其中有經驗的翻譯占任職人數最多的姓氏可以列出以下個，蔡、梁、鄭、金、林。這些姓氏經常有子弟出任正議大夫、長史等重要職務，在明代是很有分量的姓氏。
日本學者惠隆之介在其論著裡的說法是：明初洪武年間，一群中國人以使節和移民身份定居琉球，其目的在于協助琉球王國進行中琉之間的朝貢關系，他們在琉球形成各氏家族，這些聚居于久米島的家族有着不同的出身，不過他們的族長都有在王府中擔任一定的官職。
在明清時期中琉五百年的封貢關系中，久米村士族即是以“通事”一職而見重于琉球國王。久米村士族起家的職務是“通事”一職，這也是早期大多數久米村士族在琉球的主要職務。而在他們成為通事之後，也就有了繼續提升的機會。
從久米系家譜的記錄中也能看到類似的内容，久米村子孫在成為若秀才、秀才後，即有可能成為通事。但這些新任通事由于地域所限，隻能說是文理稍通，他們中的多數會到中國來繼續學習，學成之後再回歸琉球擔任要職。
在1609年薩摩潘入侵琉球之前，琉球的士族與普通百姓之間的界線并不明顯，二者的身份經常轉換。
在抵抗薩摩侵略的過程中，為了凝聚力量與本滲透進來的武士勢力相抗衡，琉球逐漸形成了門中，王府職務固定下來，擔任職務的人為了能夠維持權力而要求以血緣承繼職務，逐漸将王府的職務變為代代相承，而特權階級也随之在琉球王府直接管理下的首裡及那霸地區産生。這也被稱為門中制度。
琉球王國于年設立系圖座（王府用來編輯、管理士族家譜的機關），并随後完善了身份制度，士族皆有家譜，無譜者則為百姓。
士族門中基本上集中居住于首裡、那霸都會區，根據戶籍再分為首裡、那霸、泊及久米系統。首裡、那霸、泊三個系統的家譜書寫格式相同，有自己固定的氏名和名乘頭字，而久米系的門屮則沒有名乘頭字。久米門屮可以說代表了久米村人在琉球王國的影響力。
與同組成朝貢貿易核心的首裡、那霸及泊的士族所不同，久米村人組成了一個特别的官員組織，主要負責貿易及漢語等中國文化的教育。
三、久米村人地位的提高
久米村人起初奉命來到琉球之時，琉球王府為表示對明朝的尊敬，在安置久米村人之時便給予了一系列的優待。而在年薩摩藩入侵，琉球王國的再編成，逐漸獨立的同時，對久米村人的重視更甚，不僅從那霸首裡招人補充久米村人口，更從政治經濟等方面給予久米村人優待。
（一）經濟方面
首先在久米村的土地使用上，久米村的地理位置優越，身處集市與港口之間，不僅交通友善，也易于船隻停泊。對于久米村人生活的土地，琉球王府免費提供并免其土地稅，而在當時，琉球王國中隻有首裡、那霸及泊的特權階級可以不必向王府交稅。
其次是在俸米的發放上，琉球當地住民隻有在做官之後才能領取俸米，但直到1729年之前，年滿十四歲的久米村人都可領取俸米。清朝時的久米村士族隻要成為“若秀才”之後便可始領取俸祿，另外還可領取“扶持米”。
“扶持米”是久米村士族與其他士族相比所得到的特别恩惠。久米村的士族就任職位時除了領取俸祿，還可以領取與其職位相對應的的叫做扶持米的補貼，而首裡或那霸等地區的士族僅能領取與其職位相對應的俸祿。
（二）政治地位
依照琉球王國的傳統，隻有首裡、那霸及泊村的士族才可任官，久米村人一始隻有長史一職負責朝貢事務，到後來也進入了琉球王府的政治官吏組織中。
1482年之前，久米村的職位從高到低有紫金大夫、正議大夫、中議大夫、都通事及通事五等，而自第一批久米村官生從中國回來後，久米村人所擔任的官職有所提高，不僅負責朝貢事務，也有升至三司官甚至成為國相的。
琉球王國的國王之下設有攝政一職，攝政之下設三名宰相，稱作“三司官（即法司官）。攝政職位經常無人擔任，形同虛設，是以實際掌握全國大權的便是三司官。
久米村在人數多之時，多的是從事海上貿易之人，而後由于種種原因航海技術人員無奈出走，僅存的村民們也都紛紛轉職，不司貿易。他們希望能沖破地域歧視而出一個三司官，而鄭炯擔任三司官，便代表着久米村人在琉球的政治舞台上開始薪露頭角，“三十六姓為法司，自炯始”。
從『球陽』與『鄭氏家譜』中的記載可以确認鄭炯的就任。鄭炯，号利山，1565年赴中國入南京國子監學習，1572年學成回國。先在天妃宮設館教書，1574年任都通事，後擢紫金大夫，攝長史事，1579年管理唐榮司，1606年授謝名親方，任三司官。
在1606年鄭炯晉升一品的三司官之前，久米村出身者最高隻擔任過議大夫。這一方面由于當時久米村勢力衰微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久米村的獨立不融于琉球傳統有關。在薩琉之戰前後，謝名親方是主戰派，但巫女一方與他卻是相反的意見。
在古琉球，傳統女性的權利極高，琉球表面上是受明朝冊封的儒教國家，但巫女組織的影響力根深柢固，任何國家政策都不能無視這些通靈女性的意見。雖然尚真王在位時（1477-1526年），由于害怕宗教勢力淩駕政治之上而采取政教分離措施，使女巫的勢力略衰，但對琉球王國的影響力仍在。
而因為出身于與琉球傳統素無淵源的久米村，謝名親方最大的弱點就是對巫女組織幾乎毫無影響力。而經曆薩琉一役，琉球當地人民由于鄭炯的抗敵事迹而對其心懷敬佩，而後對久米村人的接受程度也就加深了。
久米村出身的官吏若擔任進貢使便能順理成章地晉升為正議大夫，因為朝廷照例會賜紫冠頂戴給進貢使。琉球王府在薩琉戰後開始改制，正議大夫在階位上屬正四品，而琉球本地官吏中隻有從二品以上官吏才準戴紫冠。
另外，琉球王國自尚巴志統一三山後定都首裡，此後首裡逐漸形成了七大家族，他們隻與王室聯姻或七大家族内互相通婚，排斥其他士族，且長期控制着法司官及紫金官的人選。而久米村人蔡溫在尚敬王時期被任命為三司官，尚敬王将公主嫁給蔡溫之子，表明久米村人的地位上升至可與首裡七大家族齊平。
久米村人與琉球的海外貿易
琉球作為一個海島國家，其經濟來源主要依靠海上的對外貿易。由于中國明朝實行的海禁政策，不僅那些在中國朝貢體制之外的國家無法與中國進行貿易，一些隻能兩年一貢，甚至三年一貢的東南亞朝貢國家，也需要一個第三方國家為他們提供一個與中國商品交換貿易的平台。
而琉球依靠明朝提供的航海技術人才及船隻得以迅速發展其海外貿易事業，它北上可接觸本、朝X ，南下則會商于東南亞各國，将從中國獲得的茶葉、瓷器等物品運至東南亞各國銷售，從中獲得巨額利潤。
一、琉球與中國的朝貢貿易
由于中琉朝貢貿易給琉球王國帶來的經濟效益，使得琉球方十分重視與中國的關系，除了頻繁的朝貢之外，琉球方借着接貢、補貢、請封、各種慶賀（如賀元旦、冊封太子、天子壽辰等）及琉球王的報喪、請封、迎封、謝封等各種名目派船隻到中國，以期多進行一些貿品活動。
久米村人是琉球朝貢使團的主要群體。明代時，琉球王國派遣的正議大夫、長史、通事等官員皆由久米村人擔任。清代時，琉球進貢代表團設正副史，正史山王舅（當時首裡的向、翁、毛、馬四大姓）擔任，而副使則由正議大夫（偶爾以紫金大夫）即久米村人擔任。
根掘吳霭華整理出的進貢名單來看，從明宣宗即位（1425年）到清光緒元年1872年）之間，琉球共派出使團181次，皆有久米村人作為進貢代表參與，其中擔任通事者6人次，擔任長史者有21人次，擔任大夫者7人次，正議大夫68人次，紫金大夫（紫巾官）5人，耳目官31人次，使臣、陪臣共45人次。
久米村人在屮琉朝貢中擔任的角色除了舟工等技術人員外，還負責撰寫琉球向中國呈遞的各種書表檔案，從琉球呈給中國的文書來看，上到獻給阜帝的奏請，下到給地方行政機關的咨文，以及給貿易夥伴的交易條款，各種文書風格都區分使用，且措辭優美，足可以展現出撰寫者的文筆能力。
而久米村人的這些能力不僅被用在朝貢貿易上，也被使用于琉球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活動中。二、琉球與東南亞的貿易
自琉球1372年與中國建立朝貢關系，成為朝貢冊封體系中的一員以來，琉球與同為體系中成員的東南亞諸國展幵了如火如荼的貿易活動。
據高良倉吉的統計資料，琉球在15-16世紀與東南亞的暹羅、爪哇、蘇門答臘、安南等地都來往密切，這些往來都以貿易為主，但也必然涉及和當地統治階層之間的往來。1425-1570年，琉球王國派往暹羅的船隻就有60艘，1463-1511年琉球則派了艘貿易船到滿剌加王國。
在中國的朝貢體制下，各朝貢國都采用漢語漢字為貿易主要語言，琉球與東南亞國家的交往也是用漢語交流與文書傳遞。
而久米村人在承擔了朝貢船的建造、修理、通海術、通譯與撰寫對明朝送出的各階級公文書的工作之外，還負責了同一時期琉球對朝X 、東南亞各國的往返文書的撰寫及翻譯。而久米村人多數是海商出身，為了能在朝貢貿易的名義下展開一些私人貿易而遷到琉球，他們對貿易事務可謂輕車熟路。
是以，久米村人除了負責中琉之間的朝貢貿易事務之外，也曾代表琉球王國被派到南洋諸國斡旋貿易事務。
久米村人在琉球與東南亞諸國之間亦官亦商的角色扮演可以根據家譜記錄推斷：梁氏家譜中，梁復、梁仲德、梁袖、梁琦、梁敏、梁棒人都曾為收買進貢用的蘇木胡椒等方物或禮儀事以通事身份前往暹羅、爪哇等地。
通過中琉朝貢貿易與東南亞的海上貿易，琉球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都有了很大的發展，迎來了曆史上第一個興盛期，也稱作琉球的“大交易吋代”。
久米村與琉球社會的中國化
琉球王國在與中國的頻繁交往中，漸漸地為中國的先進文化所吸引并在各方面受其影響。在琉球社會的中國化過程中，琉球派出的官生與勤學可以說貢獻良多，他們将在中國學到的各種先進知識及技術傳回琉球，推動了琉球的中國化的腳步。而在派出的官生與勤學中，久米村人占了絕大多數。
一、官生與勤學
琉球人到中國留學有兩種途徑，一種是“官生”，由琉球政府派遣至中國國子監學習，中國政府負擔一切在華費用。另一種是“勤學”，是自費到中國來學習技藝的。
琉球王國的官生派遣大緻可以分為三個時間段。1391年3月，明太祖朱元璋傳诏，允琉球中山國與山南國這兩個已歸順的屬國派遣子弟來中國國子監學習知識與禮儀，1392年，中山王察度的外甥日孜每闊八馬及寨官（按司）之子仁悅此被送到中國南京國子監學習，這是琉球曆史上的首次官生派遣。
從1392年至1412年，琉球約派出十次共四十名官生前往中國，且都是琉球的王族與寨官子弟，這是官生派遣的第一階段。
而在琉球使節蔡瘅的違法行為被發現後，斷絕了七十年的官生派遣在1482年又再次實行，而從此至1760年這一段時間内，久米村人幾乎壟斷了留學中國的官生名額。到了1802年，被派遣到中國的官生名額被平分，久米村人與首裡人各兩名。
久米村人如此迫切地送他們的後代到中國學習是有其原因的。長期在琉球定居使得久米村人面臨着被琉球人慢慢同化的危機。從語言交流方面來看，琉球社會的普遍通用語為琉球語，而久米村人掌握的在朝貢貿易中通用的漢語對他們在琉球的常生活并無幫助。
是以，漢語的地位很可能在久米村人的第二代幵始動搖，從第三代幵始久米村的母語轉移成琉球語。目前琉球語裡還留有一些福建方言的語詞，這是久米村人語言轉變的最好證明。他們當初是因為先進的航海技術而被派到琉球，而後又因掌握海外貿易所需的翻譯、文書技能而受到琉球重用。
長久以來，漢語可以說是久米村人與琉球當地人之間一道明顯的分界線，久米村人也視此為其身份獨特的表現，但随着時間的推移，他們在向琉球傳播了先進的中華文化後自身卻不能及時補充更先進的中華文明，而他們的後代又因為長期生活在琉球島國而無法直接接觸到中華文化，這将影響到久米村人作為中琉之間交流的橋梁作用。
而在蔡璋事件後，琉球的朝貢貿易受到限制，久米村人更加感覺到了一種與祖國、與先進文化隔閡的危機。是以，他們希望把久米村的子弟送回中國，接受中國的文化與技術教育訓練，進而修複與明朝的依賴關系。
在久米村近世的再生過程中，不僅有以學習儒學為主要目的的官生，還有跟随使節乘船到中國自費留學的的勤學。由于再次開啟官生之時，久米村子弟與王府子弟各半，許多久米村人選擇以勤學的身份到福州學習。勤學派遣制度的确立也是王國推進中國化的原因之一。
勤學是以水夫等技術人員的身份進入到朝貢隊伍中，随船隊到達中國後自行決定自己想要學的東西，他們以進貢時四人、接貢時八人這樣的标準而成為慣例。勤學這樣的稱呼隻是在琉球的史料之中，中國方面的記錄并沒有勤學這一說的存在。
勤學并不是正式被承認的留學生，是以他們并不上國子監專門學習儒教儀禮，而是主要在福州進行曆法、風水、醫術、科律甚至繪畫或中國咅樂等多方面的學習，然後帶着這些技術回到琉球。
勤學留學的年限及歸國時間與其學習狀況相對應，1731年勤學留在中國的年限曾長達七年。勤學隻要掌握了一定的學識和技術就能回國實踐，有時還把成套的技術裝置引入琉球。勤學之中大多數人的漢語能力堪比通事，因而可以說勤學帶有真正推進琉球中國化政策的執行者的性質。
二、久米村人帶來的中國化
明朝政府時期就積極建立中琉之間的宗蒲關系，到了清朝康乾盛世時期更是通過經濟上“厚往薄來”、政治上“懷柔遠人”及文化上“宏宣德化”等一系列措施使中琉關系達到頂峰，而久米村人在琉球國内對中華文化的宣傳也影響了琉球對中國文化體制的效仿，進而促使琉球在社會心理上接受了中國清朝的宗主國地位。
久米村出身的士族在推進琉球中國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久米村人不僅主導了琉球的朝貢貿易，也将各種各樣的中國文化傳入琉球，促使琉球不僅在國家的再編成之時模仿了中國的官職制度，也在教育等方面接受了中國的思想内容。
（一）政治制度
琉球王國在尚巴志統一後開始走向中央的集權化。按照黃景福在《中山見聞辨異》中所記載的琉球政治體制，琉球官制效仿明朝，也分九品十八級。
琉球社會的中國化離不開久米村人的各種活動，尤其在琉球官制改革後，久米村人有更多的機會得以參與琉球王府的政治決策。以蔡溫為例，久米村人蔡溫
于年赴福州學習中文、儒家思想、地理、經濟、行政等多方面的文化知識，回國後擔任琉球世子尚敬的“太子師”，而後升為三司官，遷居首裡，并承擔琉球國相之職，在琉球王府執政近四十年。
這時的琉球正遭受薩摩藩的經濟壓制，再加上水災、地震、風暴等自然災害的侵襲，琉球王國面臨經濟危機。蔡溫上任後，依照自己在中國所學知識，在琉球極力推行各種措施，其中便包括對琉球生産經濟的合理化改革，如推行割地制、擴大耕地面積、免除技藝人員的賦稅、植樹造林等，為琉球的經濟繁榮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二）教育與文化
久米村人将中國的儒家思想與教育理念在琉球國内傳播發揚，他們建立孔廟、興辦學校，對琉球的教育及學術思想影響深遠。
首先是中國漢字的學習。琉球當地人普遍使用的是琉球語與日本僧人傳來的日語相摻雜。一始，久米村人隻在村内教授其子孫學習中文。而後，為了促進中琉之間的來往，琉球國王要求王府子弟也師從久米村人學習中文，擔任過國師的有蔡文溥、鄭秉哲、蔡世昌等人。
在這樣長期影響下，中文成為了琉球的官方上層語言，琉球王府不僅采用了中國的正朔，王府的記事及公文、文書等也均用中文記錄。
由于久米村出身的官生在中國國子監學習的大多為儒學教義，他們在回國教授中文時也會選擇儒家經典為教授的主要内容。這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儒家思想在琉球的傳播。
1371年，琉球尚貞王許可了久米村最高職位唐營司金正春關于建立孔子廟的奏請，年位于久米村泉崎橋頭的孔廟完工。廟宇正中梁上的“萬世師表”四個題字也能表明了，這是琉球早期的教育中心。
1678年久米村設定了講解師與訓诂師等職位負責教授解釋四書五經，經曆過漫長的明清過渡混亂期後，中斷的官生派遣于1686年再次啟動，久米村選出梁成楫、蔡文溥等四人前往北京國子監學習。他們學成歸國後，便擔任久米村的講解師、訓诂師，使久米村成為琉球儒學教育的中心。
儒學教育不僅影響了久米村人，對琉球全國也影響深遠。1707年，任朝貢副使的正議大夫程順則在福州等候回琉球的船隻時，将《六谕衍義》一書刻印并帶回琉球，此書裡所闡釋的“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裡”等思想在琉球普及甚廣。
另外，他于1718年所創辦的明倫堂培養出了許多充滿儒學色彩的久米村人，這也使得久米村出身的官吏身上的儒臣性質愈加濃厚。
而自1798年之後，琉球國王在國師蔡世昌的建議下，在久米村以外的地區也開始興建孔廟與學校，這些學校位于首裡、那霸等地，被稱為國學與鄉學，其教師均有久米村人擔任。這些都對中國文化在琉球的傳播起到積極作用。
琉球受中國文化影響的一個方面可以從祭祖習慣及拜祭儀式中看出。琉球仿效久米村人的祭祖習俗，先後建立了先王廟（用以統一祭祀曆代琉球國王的寺廟）、圓覺寺（自尚圓王始，對琉球諸王奉行一姓之祀的寺廟）、天王寺（祭祀琉王之父而未能為王者的寺廟）、天界寺（祭祀王妃及王之姐妹出嫁者）。
當地否姓則建立宗廟或家祠來供奉祖先牌位。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冊封使冊封使全魁、副使周煌将直省郡邑廟祀的典制傳入琉球，琉球國王指令火坦們依次“崇祀如典禮”，并仿屮國于祀前演禮省牲，祀時遣法司官祭文廟。
雖然之後參與拜祭文廟的主要是久米村人及琉球大臣們，但文廟的建立及文廟祭祀活動都對琉球的當地平民産生了一定的影響，而文廟祭祀活動也是琉球王府對中華文明表示敬意的一種方式。
（三）風俗習慣
中國的各種風俗傳統也随着久米村人由中國傳入琉球，其中廣受琉球人歡迎的是端午節的龍舟比賽。每年的醜月五，久米村與那霸及泊村會各派一支龍舟，三方在首裡附近的河川進行比賽，龍舟的配置及比賽規則與中國傳統并無太大差異。
再以婚禮為例，琉球當地人民原本隻要“男女相悅，便為比對”，後為渡來的久米村人所影響，逐漸學習與采納中國婚禮的一系列程式。琉球各地區所采用的婚禮風俗有差異，但都會請一位婦女作為媒人從中撮合婚事，沒有請媒人的家庭會被旁人看低。
然琉球的婚禮細節與中國的婚禮有差異，但其對于媒人的重視、男女雙方可以分别宴客、以及對于婚後有婦之夫不守婦道而犯奸時，法律規定要處以死刑等習俗，則與中國傳統婚姻制度一樣。另外，琉球王國中上自王室下至平民，都遵守中國“同姓不婚”的傳統。
而琉球人對“姓”的概念也始自久米村人遷入之時。琉球人此前僅有童名（小名）而無姓無名，久米村人帶着自己的姓氏而來，并将為自己後代依照中國文化取姓名，琉球人民也由此幵始重視自身的根源與血統。
1430年琉球國王獲明皇帝賜姓“尚”，而後琉球國王又賜姓給貴族及大臣，要求士族修編家譜，并于1870年以法律形式規定，每個平民家庭都必須有一個姓氏。而在取名時，為了取到含有美好意思的字，琉球人多要求助于久米村人。從此，琉球人民才像中國人一樣俱有姓名，而且稱之為“唐名”。
久米村自形成以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對琉球社會均有較大的影響，而随着久米村人在琉球地位的不斷提高與影響力的增強，久米村也逐漸興盛發展起來。但久米村的興盛之路并非一帆風順，期間也遭遇了幾次衰落期，并在最後步入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