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工作69小時，南韓電影裡也找不到正義了

前段時間，南韓政府推出每周最長工作69小時的改革方案，大幅修改了每周最長52小時工作制，引發南韓社會廣泛震蕩。

這一改革案出台的直接背景，是南韓“長時間就業人員”的急劇下降，以及少子化導緻的勞動力短缺。但方案出台後，不光年輕人無法接受，南韓工會甚至準備以“涉嫌預謀殺人”為由，将總統尹錫悅等人告上法庭。

巧的是，最近有一部應景新片，正好聚焦于南韓職場人的悲催生活。

影片曾在平遙電影節上展映，獲得羅伯托·羅西裡尼榮譽最佳影片——《下一個素熙》。

這是導演鄭朱莉的第二部長片作品，上一部《道熙呀》也是與裴鬥娜合作，她在片中同樣出演了一個不苟言笑的女警察。

不過，這次的故事開場是以女高中生素熙的視角展開。

素熙在一所職業高中念書，眼看就要畢業，被學校安排進入一家電信公司實習。

到崗第一天，她看到擁擠陰暗的辦公室、密密麻麻的格子間，以及像機器人一樣面無表情接待她的“前輩”，瞬間産生了不祥的預感。

這裡說是直營公司，其實隻是将部門外包的血汗工廠。

實習生入職後，先被騙去簽了第二份合同，導緻薪資與業績挂鈎，而公司制定的業績标準非常難以達到。

為了拿到足額薪水，素熙迅速進入了瘋狂加班模式，工作第一天就幹到半夜才回家。

不過這種加班是為了完成“分内工作”，是以也沒有加班費。

更讓她難受的，是工作内容和壓抑的工作氛圍。

她所在的電話客服中心，專門處理消費者的退訂需求。

表面上看是幫助消費者完成退訂業務，但實際上，他們的任務是挽留使用者，通過各種繞彎子的話術讓對方覺得退訂很麻煩，進而放棄退訂，順便再推銷其他産品。

每個人的業績，按賣出多少産品計算，每周都會進行排名，不同部門間也有競争。

業績差的人，在例會上被當衆批評是常事，墊底的員工更是會被認為“拖了團隊的後腿”。

是以，員工之間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力互相交流。每個人都像機器零件一樣到點上班、完成kpi後下班。

素熙很快認識到，自己的工作無非就是忍耐與重複。

每天不間斷地接退訂電話、推銷産品，被使用者當作出氣筒辱罵很常見，但這種忍耐并不會換來任何成長，隻是消磨了她的精力與棱角，讓她越來越迷失自我。

沒過多久，素熙動了離職的念頭。

但身邊的前輩告訴她，社會就是這樣的；學校老師苦口婆心地向她施壓，幹不好會給學校抹黑。

在種種PUA之下，素熙盡力把業績拼了上去。

結果卻發現公司不僅拖欠獎金，工資也不足額發放……

因為委屈和憤怒，她和一個找茬的顧客對罵起來。

原以為組長會是以責備她，但對方隻是靜靜地安慰她說，“是你倒黴，攤上了”，還在當晚給她放了假，讓她早早下班去和朋友聚會。

第二天，她發現組長在車裡自殺。

遺書被貼在車玻璃上，裡面寫盡了自己入職以來目睹和親曆的所有壓榨員工事項。

原來一直PUA他們賣命工作的組長，早已不堪重負，也無法接受自己從受害者變成施害者的角色，隻能以死解脫，并且寫下了一封舉報信式的遺書。

然而沒過幾天，包括素熙在内的所有員工收到了一封承諾書。

公司以發放獎金為條件，要求每個人對遺書裡寫到的内容閉口不談。

這件事給素熙帶來極大的精神打擊。

因為看不到出路，她最終像組長一樣靜悄悄地離開了人世……

影片的叙事模式不落窠臼，在中間段突然切換視角，主角變成了調查素熙死因的刑警宥真。

素熙是沉湖死亡，警方在發現屍體後，隻需要簡單地走訪調查，确認沒有疑點就能以自殺結案。

然而，宥真從素熙的家人、朋友、老師、同僚口中，拼湊出了她生前的痛苦經曆，也發現了那封以死明志、卻又被悄無聲息壓制的舉報信。

她認為這種“自殺”是社會脅迫導緻的，公司的做法觸犯了法律，學校的教育也明顯出了問題，“素熙”絕不僅僅隻有一個。

于是，她非常執着地想要為死去的素熙尋求正義。

她找到素熙工作的電信公司，卻發現這裡的員工都對她與組長的死亡三緘其口。

公司高層表面上配合她的調查，但卻裝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把素熙的家庭背景、個人經曆扒了個遍，言下之意她是因為心理疾病才自殺的，不僅和公司沒關系，還給公司名聲帶來了負面影響。

當宥真問到是否存在無償加班、克扣工資等情況時，他們又拿出PUA新人員工的那套說辭搪塞，并告訴她這些事要管也是勞動局來。

宥真想不通，即便素熙遭到了不公平對待，為什麼會選擇自殺而不是離職。

于是又聯系了素熙的朋友和同僚，發現選擇離職的朋友至今沒再尋找第二份工作，而是靠在網上做吃播養活自己；

而同僚則告訴她，如果在實習期被公司辭退或是離職回到學校，會被要求戴上紅名牌，作為降低就業率的懲罰。

在再次找到工作之前，這些戴名牌的學生在學校裡隻能過着備受歧視的日子。

不僅她們學校，幾乎所有職業高中都是這樣幹的。

宥真一路找到學校、教育廳，發現學校在安排學生就業時，根本不會考慮崗位是否合适，素熙被送去電信公司已經算不錯，她還有很多同學被送去了飼料廠；

而教育廳也不會監管這些現象，更不會管這些學生被送到廠裡受到怎樣的待遇，他們隻知道如果就業率不合格，學校就會辦不下去，教育廳拿到的補助同樣是和就業率挂鈎。

就算再往上找到教育部，也一樣無濟于事。

事情發展到這裡，宥真明白了素熙的絕望從何而來，并不是遇到了黑心企業，不是組長說的“你倒黴，攤上了”，而是不論她如何選擇，都無法從這種系統性的壓迫中逃脫。

自殺的組長是“上一個素熙”，而片名裡的“下一個素熙”則是泛指，可能是她的同僚，也可能是她的學弟學妹。

就連宥真也是一樣，影片用蜻蜓點水的刻畫呈現了她在警局中的生存狀态。她之是以對素熙的案件如此上心，除了本能的正義感之外，還有一絲悲哀的共情。

片中的女警宥真，是一個極為理想主義的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份外之事，甚至因為執着于為素熙及她的工友們讨公道，得罪了上司，威脅到自己的仕途。

這樣的理想主義在現實中并不常見，但哪怕出現了這樣一個人，哪怕她有着非同尋常的決心與一流的行動力，也仍然無法改變什麼。這才是整個故事最讓人心碎之處。

影片的結尾就像素熙與組長的死亡一樣，在無聲中落下了帷幕。

這是影片通過雙視角叙事，想要真正表現的緻郁核心。

壞人可以被複仇，惡勢力可以被戰勝，但在結構性的社會痼疾面前，南韓電影裡也找不到正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