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宋朝社會環境的變化，人們的婚姻觀念也開始悄然發生變化。魏晉南北朝之時,婚姻十分重視門當戶對,盛行所謂門第婚也就是說,士族與庶族之間是絕對不允許通婚的。
及至唐朝，此種風俗仍有很大影響，“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世家大族甚至仍然堅持“男女婚嫁，不雜他姓”，南宋著名史家鄭樵對此有十分精辟的論述“自隋唐而上，家有譜系。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自五代開始，雖然人們對世家大族的欽羨還沒有消失，但由于世家大族的散失，“婚姻不問閥閱”的現象逐漸開始出現。
入宋以後，一方面是人們心理上仍然存在的對大族的崇尚情結，另一方面是官僚新貴的崛起，于是在婚姻觀念上，門當戶對被賦予了新的内涵，進而使中國古代的婚姻觀念開始發生轉變。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精英分子中，僅有蘇易簡、李沉、向敏中、寇準、王旦、張泳、馬亮、馬浩等人的婚姻資料相對比較豐富，即本節将對他們的婚姻情況逐一進行分析。
蘇易簡是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科考試的狀元，自進入仕途後即一直比較順達，後官至參知政事，可惜由于酗酒而英年早逝。蘇易簡的父親娶的是仕宦家庭之女薛氏，這對于蘇氏家庭的興盛,無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不過關于蘇易簡妻子崔氏的情況則不甚明了。
易簡與崔氏育有四子，長子蘇壽官至水部郎中,三子蘇宿官至大理評事，二人的婚姻情況無相關史料記載。二子蘇省一門獨盛，娶王氏，即蘇易簡同年王旦的次女，同年之間如此聯姻，既進一步增進了同年之誼，又可謂門當戶對。
蘇易簡四子蘇雯先後娶周氏、吳氏、張氏三位妻子，但她們的家世情況卻均無從知曉。可見，蘇易簡及其子的婚配對象中，除了次子蘇省的婚家外，其餘皆無足稱道，如此單薄的婚姻關系，對于蘇家的發展是不利的。
李沉出身于中下級官員家庭，少時曾接受過很好的家庭教育，太平興國五年中進士甲科，解褐授将作監垂、通判潭州，其後很快即入中央任職，太平興國八年摧為著作郎，雍熙三年除右補網、知制浩。
第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淳化二年入宰輔，拜給事中、參知政事，鹹平元年十月拜相，輔佐真宗處理朝政，時人謂之“聖相”，景德元年七月卒于相位，年五十八，真宗對李沉的去世十分傷心，下令“廢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溢文靖”。
據《文靖李公墓志銘》記載，李沉曾先後娶過兩位妻子，前妻張氏，出身于低級官員家庭，其父張忠輔為九品的永興軍司馬，李沉進士及第時年己歲，張氏應是他及第以前所娶，依李坑的家世，李、張聯姻是比較門當戶對的。
續娶朱氏，亦出身于官宦之家，朱氏之父朱洞是嶽麓書院的開創者之一，“開寶中，尚書郎朱洞典長沙，左拾遺孫逢吉通理郡事，于嶽麓山抱黃洞下肇啟書院，廣延學徒”,後朱洞以太常少卿緻仕，贈工部侍郎。
李沉出身于中下級官員家庭，是以他的妻家也是屬于這一階層。李沉進士及第以後，在仕途上升遷較快，逐漸步入進階官員的行列，這對他為子女選擇姻親對象顯然有較大影響，他在世時所選的女婿，要麼是進士，有文才，有能力，前途不可限量，如薛映、王曾，要麼是進階官員之後，門當戶對，如向傳正。
即使在他去世之後，他的家庭選擇女婿仍然看重進士出身，如高清。向敏中前後曾娶過四位妻子。元配妻子梁氏的家世不清，敏中進士及第時己歲，估計梁氏是敏中及第以前所娶，以敏中的家世，梁氏很可能也是出身于低級官員家庭或寒素家庭。
續妻張氏的祖父張誼，自小父母雙亡，但他好學上進，于後唐長興年間舉進士，任耀州團練推官，後晉時官至禮部郎中，後漢乾裕初，拜中書舍人，後由于不依附權貴遭貶，卒于房州司馬任上。
張氏之父張去華是太祖建隆二年的進士科第一人，及第即拜秘書郎、直史館，後官至給事中，于景德元年改工部侍郎緻仕，景德二年卒。張去華有文才，善談論，也算是宋初的一位名人。張去華之子，即張氏之弟張師德，于大中祥符四年舉進士亦為第一，張去華家庭以父子狀元聞于給紳。張氏就是出身于這樣顯赫的官宦之家，若非向敏中進士及第。
他們的聯姻是不可想象的向敏中的第三位妻子廣平宋氏是七品武官、已故氈毯使宋延昭之女，娶宋氏的時間應在雍熙四年因妻父張去華事出知廣州，至鹹平五年議娶王審琦女之間，這一段時間内，敏中在仕途上穩步上升，自知廣州耀廣南路轉運使，為樞密直學士，遷同知樞密院事，加兵部侍郎、參知政事，直至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達到其官宦生涯的頂點。由于民中政z地位的上升，娶妻之時自然要考慮到妻家必須與自己的身份相當，而廣平宋氏在唐朝就是一個大家著姓，曾出過一位著名的宰相宋璨，至五代宋初，又有宋廷浩父子光大門庭，宋廷浩娶後唐莊宗女義甯公主，其子宋握宋延涯娶後漢高祖女永甯公主，握長女又于開寶初年被太祖納為皇後，即孝章皇後。
這樣的一個大家族保留到宋朝，雖然不可能再有世代為官的特權，但其社會影響及在宋初士大夫們心目中的地位肯定是很高的。遺憾的是，未查到能直接說明敏中妻父宋延昭與宋延握關系的資料，不過宋延昭屬于廣平宋氏家族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是以，盡管延昭隻是一個小小的低級武官，敏中也願意娶其女為妻。向敏中四娶王氏，屬于典型的進階官員家庭之間的聯姻。王氏之父王審琦是五代、宋初的一員著名武将，曾“仕周至防禦使，沉毅善謀，所至有政績”，後與時任殿前都點檢的趙匡撒結為義社兄弟，又與石守信、高德、張令铎等人一道擁立趙匡撒黃袍加身，是趙宋的開國功臣，宋太祖趙匡撤為表彰他們的擁戴之功，立宋當月即為他們加宮晉爵。
其中“王審琦自殿前都虞侯、睦州防禦使為泰甯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後出為節度使，加同平章事，開寶七年卒，太祖“幸其第，哭之拗。賜中書令，追封琅娜郡王，赅贈加等。葬日，又為廢朝”。審琦之長子，即王氏兄長王承衍，選尚太祖女昭慶公主，王氏家族又成為皇族的姻親。從向敏中的妻室來看，敏中在進士及第以後的婚娶，比較看重妻家的門第和在現世的政z和社會地位。
寇準父寇湘在後晉開運年間舉進士甲科，寇準也應是出身于書香門第，他于太平興國五年登第，釋褐授大理評事，先後知歸州巴東縣和大名府成安縣，寇準一入仕就顯示出卓越的治郡才能，在成安縣時，若逢征收賦役，則“書鄉裡姓名，揭之縣門，民無違者”。
後累遷殿中垂、通判鄲州，授右正言、直史館，再摧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拴，淳化二年四月自樞密院直學士遷左谏議大夫除樞密副使，在他的進士同年中第一個升為宰輔官員。兩年後因與同僚張遜不協，争執于太宗前而遭罷樞副，不過很快又得到重用，淳化五年九月拜參知政事，至道二年又因在選拔官員之時進其所喜、抑其所惡而被罷參政，直至真宗景德元年才又自三司使、行尚書兵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達到他仕途的頂峰。
寇準前後所娶兩位妻子均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尤其是續妻宋氏，家世顯赫且有良好的社會關系，這應該是寇準娶妻的重要原則。這一原則也同樣适用于他下一輩的婚配對象，他的女兒基本均嫁與有官宦世家背景者，或本人為朝廷官員者。
王旦妻子趙氏，是宋初名臣趙昌言的女兒。趙昌言父趙靓在太宗未作君主之前曾侍太宗左右，太宗對其印象不錯。太平興國三年昌言舉進士，第為省試第一，但在殿試時因不如胡旦文思靈活而未能摧為榜首，入甲科，授将作監叢、通判鄂州，很快遷右拾遺、直史館，後曆任右補網、職方員外郎、禦史中垂等職。
雍熙四年四月入宰輔，自禦史中垂除樞密副使，僅僅一年之後就因與胡旦、董俨等人公開結為同年黨，為太宗所不容而遭罷免，後起複，以右谏議大夫知大名府，淳化四年十月召為給事中、參知政事，至道元年正月遭人算計被罷。真宗即位以後，昌言又任兵部侍郎、工部尚書，坐王欽若受賄事貶，不久又起用，拜刑部侍郎、戶部侍郎，大中祥符二年卒，贈吏部尚書，溢景肅。趙昌言“喜推獎後進”，李沉、王禹倆等人均是昌言所薦，這對于他本人及其婿王旦的仕途都是很有裨益的。
王旦與趙氏育有三子四女。長子王雍官至兩浙路轉運使司封郎中，他先後娶有兩位妻子，“前李氏，大理卿湘之女，後呂氏，即文靖許國公之女也”，前妻父為四品的現任官，續妻父則是仁宗時期很有影響的宰輔大臣呂夷簡。
呂夷簡出身于著名的官宦世家—河南呂氏家族，史料可考的呂氏第一代呂夢奇在唐朝曾任兵部侍郎、北京副留守，夢奇二子曰龜圖、龜祥。龜圖仕至起居郎，其長子蒙正于太平興國二年摧進士第一，端拱元年二月除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監修國史，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首先光大呂氏門庭者次子蒙休為鹹平年間一進士，官至殿中垂。
呂夷簡即為蒙亨之子,夷簡鹹平三年登進士第，授绛州軍事推官，又于大中祥符年間一試材識兼茂明于體用科，此後仕途順利，乾興元年七月除參知政事，始入宰輔，天聖七年二月拜相，明道二年四月因初執大政的仁宗受郭皇後唆使，懷疑夷簡依附太後而罷相，實際上仁宗對夷簡還是十分賞識的，故同年十月召其回朝，再拜相，後因與同為相的王曾數次争執于仁宗前，于景裕四年四月再次被罷。
但是三年後，即康定元年五月夷簡第三次拜相，可見仁宗對其寵信之深慶曆二年三月夷簡因老求罷，以太尉緻仕，夷簡此舉受到朝議贊賞，及卒，贈太師、中書令，曰文靖。王旦就是與這樣的家族結為姻親。從王旦及其子女的婚姻情況來看，王旦家庭在選擇婚配對象時，看重的是對方的家庭背景及本人的才幹。
雖然也有韓億這樣的典型寒素家庭出身者入選王氏家庭姻親之列，但與其他更多的姻親對象比起來，畢竟是少數，何況韓億本人德才兼備，故王旦會中意于他。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精英分子為他們的子女選擇婚配對象來說，的比例說明他們首先要考慮的是對方的家庭出身，也就是說他們更願意與祖、父仕至高官者聯姻，這其中亦包括他們同年中佼佼者的後代。
如向敏中的子女中，有婚姻資料可考的為人，其中就有人與出身于進階官員家庭者結為姻親，這些婚配對象中，既有位至宰相的同年李沉之女，以及宰相王顯之子，也有二品武官吳元房之女，甚至還有宋太祖的曾孫女。
顯然，向敏中在子女的婚姻問題上，還是比較看重對方的家世的。就連宣稱“婚姻不求門閥”的王旦在為子女選擇婚姻對象時，也将家世放在比較重要的位置，王旦子女中有婚姻資料記載者為人，就有人與出身于進階官員家庭者結為姻親。
王旦長子王雍先娶四品官李湘之女，後又娶名相呂夷簡之女，次子王沖娶宰相沈倫之孫女，幼子王素先後所娶三位妻子中就有兩位出身于高官之家，一位是三品官李維之女，一位是宰相張士遜之女。
王旦四女，有二位嫁與進階官員之子，其中還有兩位是宰相之子。再如曾三次入相的寇準，他的四位女兒中有兩位均先後嫁與宰相畢士安之子，應該說這樣的婚姻與姻家畢士安的政z地位密切相關。
可見，在太平興國五進士精英分子的婚姻觀念中，尚家世、尚門第之風仍有較大的影響。當然，在選擇婚姻對象時，他們自身的政z地位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
士族形成在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保證士族在政z上的世襲特權，實質上就是保證當朝顯貴的世襲特權，因而魏晉顯貴家族最有資格成為士族”，從今人的研究來看，士族一方面具有文化上的優勢，“以家學及禮法等标異于其他諸姓”，以儒雅的門風和較高的文化修養不同于一般庶族。
另一方面亦擁有政z上的特權，在選官入仕方面優等于庶族寒門。顯然，魏晉士族是士人階層學與仕相結合的産物，也是漢魏之時選官制度注重于才學、品德和第淵源的結果。
這一階層為了保持其血統的純潔和高貴，一般不與寒門聯姻，即所謂“愛及婚宦，至于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常”，進而形成典型的門第婚。
雖然魏晉士族自身已開始衰敗，隋唐科舉制又促成了它政z優勢的漸失，但就家學淵源和家庭背景來說，其後代在李唐王朝政z生活中仍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而就門第和家庭背景對唐朝婚姻觀念的影響來看，仍然是“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
甚至于壓抑士族的李唐王室在聯姻原則上亦有很強的門第觀念，德宗時，因某些宗室女婚嫁失時，德宗特意下诏“令有司取門閥者配焉”。
很顯然，唐朝婚姻推崇門第的觀念仍十分流行，他們所謂的“門當戶對”仍然還是傳統的門第婚。北宋初期，門當戶對仍然是人們選擇姻親的一個重要原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精英分子婚姻狀況的分析就很能說明這一點，不過，門當戶對的内涵有了一些新的變化。
從前的大家著姓曆經南朝到五代各專制王朝的不斷壓制，再加農民起義和戰亂的沉重打擊，到趙宋王朝建立之時有很多已是銷聲匿迹，正所一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裡，或爵命中絕，而世系無所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傳統的門第婚也就失去了對象。
人們隻能“婚姻不問閥閱”了，但人們心目中對大家著姓的渴求實則還是存在的。真宗章獻明肅劉皇後，本是蜀人，出身微寒，“善撥鼓，蜀人宮美攜之入京。美以鍛銀為業”，當時真宗以太子身份尹開封，見劉氏後“大悅，寵幸專房”，真宗繼位，越發寵愛劉氏，鹹平年間一李沉為相，真宗欲封劉氏為貴妃，事先遣内使持自己的手劄問于李沉，李沉當即燒了手劄，對使者說“但道杭以為不可。”
綜上所述，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精英分子中有婚姻狀況記載的人中，無論是他們本人的婚姻，還是他們為其子女選擇婚配對象，均十分講究門當戶對。進士及第前所娶妻子皆與他們自身的出身一樣，及第後的續妻則一般均是與他們身份相當的進階官員之女他們為子選妻。
首先關注的是對方的家世，為女選婿，則在看重對方家世的同時，亦考慮到對方本人的才能。此外，他們之間也有結為姻親的現象，不過與之前門第婚雙方互相奧援的情況不一樣，這種同年之間的姻親關系更多地是他們同年之誼的一種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