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開講#
一、暴力反抗：卡拉莫賈人部落無休止的牲畜突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非洲人民進行大規模的民族獨立運動愈演愈烈，在這種局面下，卡拉莫賈部落同樣受到了民族主義的影響。
加之英帝國主義殖民者在對卡拉莫賈部落引入新的地方管理制度後，并沒有在功能上完全複制傳統上的卡拉莫賈人的政治制度，外部強加的權勢無法轉化為内部合法性權威，導緻權力濫用、行政低效、社會關系緊張。
是以，卡拉莫賈人開始加入到尋求恢複傳統卡拉莫賈年齡等級制度與傳統權威體制的行列中。但由于英卡雙方軍事實力差距過于懸殊，隻能夠通過不斷地進行牛群突襲作為抗争的手段。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以圖爾平為首的英帝國主義殖民者已經完成他們對卡拉莫賈部落的體制改革，新引入的地方管理體制既能征集牛群、釋放勞動力，又能引入現代經濟要素、規範當地部落的新體制，并且幾乎完成了其想要打造“永恒殖民帝國”的一切前提條件。
一方面，大酋長、酋長助理的年輕化颠覆了傳統等級。作為新設職務的大酋長與酋長助理往往由渴望獲得權力的年輕人擔任，由此便打破卡拉莫賈人的年齡等級制度與傳統權威體制。年輕人反而可以上司傳統上的長老與進階政治成員，後者則淪為殖民體制下的基層辦事員。
以往由年長者決定的牛群遷徙事務，被新設的年輕酋長掌控。年長者統率年輕人的部落習慣被無視。另一方面，大酋長、酋長助理權力合法性來源的外部性無法轉化為内部認同。原先卡拉莫賈人的政治參與有一套成熟的運轉模式。通過以牛為媒介的儀式，政治成員的合法性獲得了從洛班加到部落普通群眾的一緻認可。
但殖民體系下任命的新酋長，權力來源于殖民政府，尤其是英國人的武力權勢。群眾在被迫接受這種新上司的同時，也滋生出抗拒心理。他們在實際行動中排斥大酋長、酋長助理，不配合其工作。後者為了推行政策，隻能變本加厲使用強制手段，進而進一步引發群眾的反感情緒。
外部強加的權勢無法轉化為内部合法性權威，導緻權力濫用、行政低效、社會關系緊張。這種互相排斥的社會關系勢必會引起更多的沖突發生。沖突的來源分為内部沖突和外部沖突兩種。
内部沖突包括：受到壓迫的卡拉莫賈普通群眾與手握權力的卡拉莫賈酋長間的沖突，被廢除權力合法性的傳統卡拉莫賈政體中長老、先知與酋長間的沖突。外部沖突則包括：對新政體抱有抗拒心理的卡拉莫賈本土群眾與殖民政府間的沖突，為了解決生計來源的卡拉莫賈普通群眾與周邊部落間的沖突。
沖突集中表現為掠牛行業的興起。一方面，卡拉莫賈傳統以牛為中樞的經濟模式難以為繼，但可替代的就業與社會穩定方案卻不完善。盡管牛群的減少伴随着一部分卡拉莫賈人外出務工，但更多人尤其是老人、女性、兒童留在本地并處于無業狀态。
務工所得既不足以平衡牛群數量減少帶來的損失，也引發了随市場波動的物價問題。這些問題共同導緻了卡拉莫賈人生計的艱難。以往在旱季、雨季交替時節的例行遷徙活動由于牛群的減少而失去意義，留在當地的人口卻沒有相應減少，有限的牛群即使殺盡也無法滿足人群所需，饑荒更頻繁地發生了。
無業加上食物不足，導緻了掠牛行業的興起。傳統掠牛活動更多具有賦予文化認同、身份内涵的意義，但此時的掠牛已變為純經濟犯罪，并頻頻殺人越貨。傳統掠牛活動隻是男性證明自身的一種手段，此時的掠牛則是老人、婦女、兒童齊上陣，不僅劫掠其他部落的牛，而且也不放過自己部落其他家族的牛群。
1929-1983年，卡拉莫賈人的暴力掠牛不僅導緻十萬頭牛的非正常轉移，而且帶來巨大的人員傷亡，甚至被殺害的本部落人口也累計達到3000人。在五十年裡，有記錄的掠牛襲擊達到平均每年182次，差不多平均每兩天就會發生一次。
另一方面，饑荒頻發、掠牛襲擊泛濫，引發對傳統社會秩序的挑戰；而殖民者通過制度移植又廢除了先知、長老的權威，甚至不允許其開展傳統儀式活動。對傳統的挑戰缺乏傳統的有效回應，掠牛被簡單視為犯罪加以處理，無視其在文化、社會心理上的影響。
由此，傳統與現代的張力在牛的問題上達到極緻。作為文化認同、政治穩定的牛已消失，隻剩下作為商品、贓物、食材的牛。盡管卡拉莫賈人仍然執着地搶牛，将牛視為重要财富，但對牛的崇拜、對傳統的敬畏都喪失殆盡。通過牛來建立人際關系、判定親疏的傳統被重新定義，暴力成為新的标準。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再是“兄弟”“朋友”，而變為“弱者依附強者，強者支配弱者”的依附關系。在部落中，誰強大，誰就可以聚集人群；要變得強大，不是依靠傳統威望，而是依靠赤裸裸的武力。具體而言，卡拉莫賈人不再以養牛、牧牛為主業，而變為以掠牛為本職。
越能掠牛的人，就越容易獲得群眾擁護，而掠牛的成功與否，又更多取決于對槍支的使用情況。一般說來，掠牛隊中配給槍支的比例越高，能掠到的牛将越多。在這個意義上，槍支取代了牛群成為卡拉莫賈人的新信仰，槍支成為新時期秩序的規定者與權威的寄托物。
掠牛襲擊的背後，隐藏的邏輯是對槍支的大量占有。在掠牛的環境中，牛群數量不可能持續穩定增長，總量是有限的。為了争奪有限的戰利品，各方勢必要加強自身力量，即引入更多槍支。槍支的泛濫則成為加劇沖突規模的新誘因，是以，卡拉莫賈部落的暴力掠牛行動就在這樣一種惡劣循環中不斷往複加深。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局勢下非洲民族主義獨立運動愈演愈烈，受到先進教育的卡拉莫賈知識分子與實際經曆過戰争洗禮的卡拉莫賈士兵在回到部落後開始大肆宣揚民族主義觀念，并成為了卡拉莫賈人對英帝國主義殖民者進行反抗的上司者。
他們開始改變卡拉莫賈人對英帝國主義殖民者恐懼心理，并開始進行有組織有規模的集體突襲行動。這種突襲行動主要以卡拉莫賈人對殖民政府的襲擊為主。而目的則是通過掠奪牲畜來宣誓主權，破壞殖民政府的統一管理。
1956年，英國殖民政府在卡拉莫賈地區莫洛托記錄在案的有組織性的卡拉莫賈群眾對殖民政府的突襲行動達到了74次，超過了殖民政府管理卡拉莫賈地區以來的任何時候。
到了1960年，卡拉莫賈人對駐紮在莫洛托的英國軍隊突襲次數增長到了410次，平均每天都有突襲行動發生。頻繁的突襲行動給英國殖民政府造成了不小的困擾，雖然卡拉莫賈部落的傷亡人數遠大于英國人的傷亡人數，但是這種傷亡并沒有阻止卡拉莫賈人有組織性的突襲熱情，反而使得突襲行動次數進一步增加。
根據1966年烏幹達保護國卡拉莫賈地區政務檔案記載，英國殖民官員認為他們已經沒有能力阻止突襲行動的發生，而被任命的當地酋長也更多的加入到反抗隊伍當中。
顯然，在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浪潮當中，卡拉莫賈人的民族意識已經覺醒，并在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洗禮的卡拉莫賈本土士兵和經過英國高等教育的卡拉莫賈知識分子的帶領下愈演愈烈，卡拉莫賈人通過暴力反抗推翻英國殖民統治并恢複主權已成定局，英國在卡拉莫賈地區的殖民統治開始了倒計時。
二、非暴力反抗：廢黜酋長與抵制牲畜出口
卡拉莫賈人的反抗形式采取了不同的形式，除了在知識分子和軍隊士兵的帶領下積極跟随非洲民族獨立運動浪潮進行無休止的牲畜突襲外，也同樣存在通過非暴力性手段進行對英帝國主義殖民者的抗争。
卡拉莫賈人的非暴力性抗争手段包括兩種。
第一，由原傳統體制内卡拉莫賈長老自發組織的，招攏卡拉莫賈群眾中不能通過武裝對英國殖民者進行鬥争的婦女、孩子以及老人，通過自發性的集體抗議，廢黜那些在新的地方管理機制中腐化和不願加入到抵抗英帝國殖民者統治的酋長。
第二，卡拉莫賈知識分子聯合長老組織卡拉莫賈群眾進行拒絕繳納牲畜，抵制牛群出口的集體行動。卡拉莫賈人廢黜酋長的行動自20世紀40年代開始，直到60年代達到高潮。納比拉圖克事件的爆發成為了卡拉莫賈人集體抗議想要廢黜酋長權力的導火索。
1942年，在卡拉莫賈南方的納比拉圖克村，負責管理村莊的小酋長為了完成英國殖民者所規定的每月每人向公共糧倉繳納100磅糧食的任務，殺死了12名未能繳納齊糧食的納比拉圖克村婦女，并将她們的孩子帶走用來向其它人交換補齊剩餘糧食。
這一舉動惹怒了卡拉莫賈群眾，在原納比拉圖克長老的帶領下，聯合了十個卡拉莫賈地區的村民，拒絕繼續配合那些濫用權力的卡拉莫賈酋長，并同時将殺害過卡拉莫賈同胞的年輕酋長抓起來處死。
對于卡拉莫賈人而言，當他們發現沒有更好的辦法阻止這些濫用權力的酋長時，隻好采取極端措施将他們處死，以此來保護整個村莊的利益。而對于英國殖民者而言，某幾個酋長的死對他們毫無影響，這些年輕酋長隻不過是他們為了保證政策實施，維護殖民統治的傀儡。
在英國殖民者聽到某個酋長被處死的消息後，他們隻會釋出新的招募公告，扮演神聖執法者的角色以便可以招納新的酋長為其所用。而英國殖民者為了維護整個地區的穩定，會向卡拉莫賈群眾揭露已死酋長的罪行，以擺脫自己的責任。
這樣一來，卡拉莫賈酋長的權力受到了有效的限制，他們成為了卡拉莫賈群眾通過非暴力手段抵抗英國殖民統治的犧牲品。一部分酋長為了保命選擇成為“搖擺人”，即在聽候英國殖民官員的差遣的同時，向卡拉莫賈長老或知識分子透露某些卡拉莫賈地區的英國軍事分布，以散發消息換取繼續生存。
除了廢黜酋長的權力以外，為了配合卡拉莫賈突襲行動抵抗英國殖民統治，長老還會組織卡拉莫賈群眾統一藏匿牛群牲畜，并同時令群眾散布某些地區發生饑荒情況的消息，以此方式動搖英國殖民者希望進行穩定統治的計劃。在卡拉莫賈的很多地區，通過散布謠言并藏匿牛群牲畜的手段進行非暴力性抵抗的計劃獲得了很大成效。
由卡拉莫賈長老為主要上司者自發組織的廢黜酋長和抵制牲畜出口的行動雖然沒有頻繁的突襲行動對英國殖民政府造成的影響大，但卻重新将卡拉莫賈群眾進行了整合，重新聚內建為一個具有民族意識的共同體，這種非暴力性的抵抗行動對英帝國殖民者心理影響也造成了不小的影響，成功動搖了英國殖民者想要延續統治卡拉莫賈地區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