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一、暴力反抗：卡拉莫贾人部落无休止的牲畜突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洲人民进行大规模的民族独立运动愈演愈烈，在这种局面下，卡拉莫贾部落同样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影响。
加之英帝国主义殖民者在对卡拉莫贾部落引入新的地方管理制度后，并没有在功能上完全复制传统上的卡拉莫贾人的政治制度，外部强加的权势无法转化为内部合法性权威，导致权力滥用、行政低效、社会关系紧张。
因此，卡拉莫贾人开始加入到寻求恢复传统卡拉莫贾年龄等级制度与传统权威体制的行列中。但由于英卡双方军事实力差距过于悬殊，只能够通过不断地进行牛群突袭作为抗争的手段。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以图尔平为首的英帝国主义殖民者已经完成他们对卡拉莫贾部落的体制改革，新引入的地方管理体制既能征集牛群、释放劳动力，又能引入现代经济要素、规范当地部落的新体制，并且几乎完成了其想要打造“永恒殖民帝国”的一切前提条件。
一方面，大酋长、酋长助理的年轻化颠覆了传统等级。作为新设职务的大酋长与酋长助理往往由渴望获得权力的年轻人担任，由此便打破卡拉莫贾人的年龄等级制度与传统权威体制。年轻人反而可以领导传统上的长老与高级政治成员，后者则沦为殖民体制下的基层办事员。
以往由年长者决定的牛群迁徙事务，被新设的年轻酋长掌控。年长者统率年轻人的部落习惯被无视。另一方面，大酋长、酋长助理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外部性无法转化为内部认同。原先卡拉莫贾人的政治参与有一套成熟的运转模式。通过以牛为媒介的仪式，政治成员的合法性获得了从洛班加到部落普通民众的一致认可。
但殖民体系下任命的新酋长，权力来源于殖民政府，尤其是英国人的武力权势。民众在被迫接受这种新领导的同时，也滋生出抗拒心理。他们在实际行动中排斥大酋长、酋长助理，不配合其工作。后者为了推行政策，只能变本加厉使用强制手段，从而进一步引发民众的反感情绪。
外部强加的权势无法转化为内部合法性权威，导致权力滥用、行政低效、社会关系紧张。这种相互排斥的社会关系势必会引起更多的冲突发生。冲突的来源分为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两种。
内部冲突包括：受到压迫的卡拉莫贾普通民众与手握权力的卡拉莫贾酋长间的冲突，被废除权力合法性的传统卡拉莫贾政体中长老、先知与酋长间的冲突。外部冲突则包括：对新政体抱有抗拒心理的卡拉莫贾本土民众与殖民政府间的冲突，为了解决生计来源的卡拉莫贾普通民众与周边部落间的冲突。
冲突集中表现为掠牛行业的兴起。一方面，卡拉莫贾传统以牛为中枢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但可替代的就业与社会稳定方案却不完善。尽管牛群的减少伴随着一部分卡拉莫贾人外出务工，但更多人尤其是老人、女性、儿童留在本地并处于无业状态。
务工所得既不足以平衡牛群数量减少带来的损失，也引发了随市场波动的物价问题。这些问题共同导致了卡拉莫贾人生计的艰难。以往在旱季、雨季交替时节的例行迁徙活动由于牛群的减少而失去意义，留在当地的人口却没有相应减少，有限的牛群即使杀尽也无法满足人群所需，饥荒更频繁地发生了。
无业加上食物不足，导致了掠牛行业的兴起。传统掠牛活动更多具有赋予文化认同、身份内涵的意义，但此时的掠牛已变为纯经济犯罪，并频频杀人越货。传统掠牛活动只是男性证明自身的一种手段，此时的掠牛则是老人、妇女、儿童齐上阵，不仅劫掠其他部落的牛，而且也不放过自己部落其他家族的牛群。
1929-1983年，卡拉莫贾人的暴力掠牛不仅导致十万头牛的非正常转移，而且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甚至被杀害的本部落人口也累计达到3000人。在五十年里，有记录的掠牛袭击达到平均每年182次，差不多平均每两天就会发生一次。
另一方面，饥荒频发、掠牛袭击泛滥，引发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挑战；而殖民者通过制度移植又废除了先知、长老的权威，甚至不允许其开展传统仪式活动。对传统的挑战缺乏传统的有效回应，掠牛被简单视为犯罪加以处理，无视其在文化、社会心理上的影响。
由此，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在牛的问题上达到极致。作为文化认同、政治稳定的牛已消失，只剩下作为商品、赃物、食材的牛。尽管卡拉莫贾人仍然执着地抢牛，将牛视为重要财富，但对牛的崇拜、对传统的敬畏都丧失殆尽。通过牛来建立人际关系、判定亲疏的传统被重新定义，暴力成为新的标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兄弟”“朋友”，而变为“弱者依附强者，强者支配弱者”的依附关系。在部落中，谁强大，谁就可以聚集人群；要变得强大，不是依靠传统威望，而是依靠赤裸裸的武力。具体而言，卡拉莫贾人不再以养牛、牧牛为主业，而变为以掠牛为本职。
越能掠牛的人，就越容易获得民众拥护，而掠牛的成功与否，又更多取决于对枪支的使用情况。一般说来，掠牛队中配给枪支的比例越高，能掠到的牛将越多。在这个意义上，枪支取代了牛群成为卡拉莫贾人的新信仰，枪支成为新时期秩序的规定者与权威的寄托物。
掠牛袭击的背后，隐藏的逻辑是对枪支的大量占有。在掠牛的环境中，牛群数量不可能持续稳定增长，总量是有限的。为了争夺有限的战利品，各方势必要加强自身力量，即引入更多枪支。枪支的泛滥则成为加剧冲突规模的新诱因，因此，卡拉莫贾部落的暴力掠牛行动就在这样一种恶劣循环中不断往复加深。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局势下非洲民族主义独立运动愈演愈烈，受到先进教育的卡拉莫贾知识分子与实际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卡拉莫贾士兵在回到部落后开始大肆宣扬民族主义观念，并成为了卡拉莫贾人对英帝国主义殖民者进行反抗的领导者。
他们开始改变卡拉莫贾人对英帝国主义殖民者恐惧心理，并开始进行有组织有规模的集体突袭行动。这种突袭行动主要以卡拉莫贾人对殖民政府的袭击为主。而目的则是通过掠夺牲畜来宣誓主权，破坏殖民政府的统一管理。
1956年，英国殖民政府在卡拉莫贾地区莫洛托记录在案的有组织性的卡拉莫贾民众对殖民政府的突袭行动达到了74次，超过了殖民政府管理卡拉莫贾地区以来的任何时候。
到了1960年，卡拉莫贾人对驻扎在莫洛托的英国军队突袭次数增长到了410次，平均每天都有突袭行动发生。频繁的突袭行动给英国殖民政府造成了不小的困扰，虽然卡拉莫贾部落的伤亡人数远大于英国人的伤亡人数，但是这种伤亡并没有阻止卡拉莫贾人有组织性的突袭热情，反而使得突袭行动次数进一步增加。
根据1966年乌干达保护国卡拉莫贾地区政务文件记载，英国殖民官员认为他们已经没有能力阻止突袭行动的发生，而被任命的当地酋长也更多的加入到反抗队伍当中。
显然，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当中，卡拉莫贾人的民族意识已经觉醒，并在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的卡拉莫贾本土士兵和经过英国高等教育的卡拉莫贾知识分子的带领下愈演愈烈，卡拉莫贾人通过暴力反抗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并恢复主权已成定局，英国在卡拉莫贾地区的殖民统治开始了倒计时。
二、非暴力反抗：废黜酋长与抵制牲畜出口
卡拉莫贾人的反抗形式采取了不同的形式，除了在知识分子和军队士兵的带领下积极跟随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浪潮进行无休止的牲畜突袭外，也同样存在通过非暴力性手段进行对英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抗争。
卡拉莫贾人的非暴力性抗争手段包括两种。
第一，由原传统体制内卡拉莫贾长老自发组织的，招拢卡拉莫贾民众中不能通过武装对英国殖民者进行斗争的妇女、孩子以及老人，通过自发性的集体抗议，废黜那些在新的地方管理机制中腐化和不愿加入到抵抗英帝国殖民者统治的酋长。
第二，卡拉莫贾知识分子联合长老组织卡拉莫贾民众进行拒绝缴纳牲畜，抵制牛群出口的集体行动。卡拉莫贾人废黜酋长的行动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直到60年代达到高潮。纳比拉图克事件的爆发成为了卡拉莫贾人集体抗议想要废黜酋长权力的导火索。
1942年，在卡拉莫贾南方的纳比拉图克村，负责管理村庄的小酋长为了完成英国殖民者所规定的每月每人向公共粮仓缴纳100磅粮食的任务，杀死了12名未能缴纳齐粮食的纳比拉图克村妇女，并将她们的孩子带走用来向其它人交换补齐剩余粮食。
这一举动惹怒了卡拉莫贾民众，在原纳比拉图克长老的带领下，联合了十个卡拉莫贾地区的村民，拒绝继续配合那些滥用权力的卡拉莫贾酋长，并同时将杀害过卡拉莫贾同胞的年轻酋长抓起来处死。
对于卡拉莫贾人而言，当他们发现没有更好的办法阻止这些滥用权力的酋长时，只好采取极端措施将他们处死，以此来保护整个村庄的利益。而对于英国殖民者而言，某几个酋长的死对他们毫无影响，这些年轻酋长只不过是他们为了保证政策实施，维护殖民统治的傀儡。
在英国殖民者听到某个酋长被处死的消息后，他们只会发布新的招募公告，扮演神圣执法者的角色以便可以招纳新的酋长为其所用。而英国殖民者为了维护整个地区的稳定，会向卡拉莫贾民众揭露已死酋长的罪行，以摆脱自己的责任。
这样一来，卡拉莫贾酋长的权力受到了有效的限制，他们成为了卡拉莫贾民众通过非暴力手段抵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牺牲品。一部分酋长为了保命选择成为“摇摆人”，即在听候英国殖民官员的差遣的同时，向卡拉莫贾长老或知识分子透露某些卡拉莫贾地区的英国军事分布，以散发消息换取继续生存。
除了废黜酋长的权力以外，为了配合卡拉莫贾突袭行动抵抗英国殖民统治，长老还会组织卡拉莫贾民众统一藏匿牛群牲畜，并同时令民众散布某些地区发生饥荒情况的消息，以此方式动摇英国殖民者希望进行稳定统治的计划。在卡拉莫贾的很多地区，通过散布谣言并藏匿牛群牲畜的手段进行非暴力性抵抗的计划获得了很大成效。
由卡拉莫贾长老为主要领导者自发组织的废黜酋长和抵制牲畜出口的行动虽然没有频繁的突袭行动对英国殖民政府造成的影响大，但却重新将卡拉莫贾民众进行了整合，重新聚集成为一个具有民族意识的共同体，这种非暴力性的抵抗行动对英帝国殖民者心理影响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成功动摇了英国殖民者想要延续统治卡拉莫贾地区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