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開講#
一、與清朝權貴的聯絡
（一）與鐵良緩和關系
光緒二十九年，練兵處成立後，袁世凱以直隸總督身份兼任練兵處會辦大臣，掌握了練兵處的實權，袁世凱的軍事實力得以迅速擴張。
練兵處後期，袁世凱因日益擴大的軍政權力受到以練兵處襄辦大臣鐵良為首的滿族少壯貴族的猜忌與打壓，二人沖突漸生。其實鐵良之升任練兵處襄辦大臣皆因袁世凱保舉。
鐵良本為内閣學士，“碌碌無所短長”，袁世凱出任直隸總督後，鐵良“以手無存柄，乃日侵媚項城。項城即因為同調，急加拔擢”。鐵良出任練兵處襄辦大臣後，便開始在軍中培植個人勢力，任用軍事留學生良弼與袁世凱北洋嫡系争相傾軋。
至載沣以攝政王名義監國攝政，先命其弟載濤掌管軍谘處事務，載濤對陸軍部處事多有不滿，與鐵良二人屢生摩擦，鐵良漸失恩寵。宣統二年二月初七日，清政府以“陸軍部右侍郎蔭昌為陸軍部尚書”，緻使鐵良失去了陸軍部尚書的職任。同年八月初四日，鐵良被外放為江甯将軍。
鐵良雖被清廷重新起用，但是卻被調離樞垣，相同的排擠遭遇使他更加了解袁世凱的處境，故在南下後主動緻函袁氏抒發心中無限感慨。因鐵良是當初排袁的主力人物之一，故袁世凱對鐵良的來信十分重視。
（二）借私人事宜加強與奕劻的聯絡
宣統元年末，袁世凱長女出嫁時慶親王奕劻父子均有厚禮相贈，至宣統三年奕劻嫁女、娶婦時，亦專門緻函告知袁氏。據此可知，奕劻與袁世凱二人之間的關系并未因袁氏的罷黜而有較大改變。
奕劻之愛财無人不知，是以在收到慶親王的來函後，袁世凱不僅表示“猥辱賜書，遠垂寵謝”，更借此機會“薄申奁敬”，以密切雙方情誼。
宣統二年後，資産階級革命派上司的國民革命此起彼伏；立憲派亦為迅速達成憲政夢想，不斷向清政府施壓；大陸邊疆地區則不斷受到帝國主義侵擾，清政府統治處于風雨飄搖之中，以奕劻為首的老成派寄希望于袁世凱的複出。是以，除緻函告知家中喜事外，奕劻在信函中第二次催促袁世凱複出。
此時因無法确知攝政王載沣等清朝貴胄的旨意，袁世凱便仍以“有負厚期”作為回複，但在陳述理由時措辭有明顯變化，一是不再過分強調自己的病情，複函中已不見“精神衰頹”、“志氣萎靡”等語，換之以“顧衰病之日侵，愧涓埃之未報”，以擔心無法報答奕劻的厚愛為推托之詞；二是客觀陳述自己的養疴生活，“荒田十畝，農事方興。扶仗觀耕，藉資遊衍。瑣瑣近狀，殊不足上黩鈞聽耳”。
二、與北洋軍事集團的聯絡
袁世凱罷官中期，已逐漸萌生複出之想，更加注重恢複、維系與北洋心腹将領的聯絡。但因對清朝貴胄仍有所顧忌，故在與北洋軍事将領聯絡時仍采取較為較為謹慎的态度，雙方通函言事仍以私人交際為主，且在交往中袁世凱十分注重自己的政治聲譽，定下收禮規矩，以免贻人口實。
（一）密切與北洋心腹将領的聯絡
據《袁世凱全集》，袁世凱罷官中期，與之通函超過2封的北洋軍事将領計有段祺瑞、雷震春、張勳、曹锟、田文烈、張士钰6人，6人中除張士钰外，其餘5人均為袁世凱小站練兵時期的幹部班底成員，已與袁世凱共事十餘年，是袁世凱的鐵杆部下，雙方感情可謂至深至厚。
此外，5人中前後兩任江北提督雷震春、段祺瑞統率的陸軍第十三協、曹锟統率的陸軍第三鎮，又是北洋集團可直接施加影響的武裝力量。仔細研讀這些往來信函，可知雙方言事仍以私人交際為主，譬如宣統二年袁世凱壽辰時，田文烈、張士钰、雷震春等舊部或遣使送禮，或親至洹上祝壽。
作為涵養人脈關系的高手，袁世凱這些細微的感謝、溫暖的關懷，都能恰到好處的拉近北洋軍事将領與袁世凱之間的情感關系，維持北洋軍事将領對袁世凱的向心态勢。
（二）定下收禮規矩，維護政治聲譽
親朋好友、上司長輩家遇有紅白喜事，借機送上賀禮或是吊喪，曆來是官場之人用以聯絡感情的手段。袁世凱避居養疴期間，先有修建别墅，後又有長女出嫁、三兒娶婦，二哥、三哥喪事，壽慶等事宜，北洋集團舊部、官場同僚等均有所相贈。
罷官之初，袁世凱對于各方的禮品、财物饋贈沒有明确的接收标準，能推則推，實在推脫不掉則隻能照單全收。譬如對于張勳饋贈的“食品八事”，則全部收下；對于言敦源所贈“食品八事”，則“謹領石榴、蘋果兩種，餘珍仍交來使赍還。”
至罷官中期，袁世凱則一改往态，對于饋贈及背後的情誼，持較為包容、開放的态度，但為保持良好的政治聲譽，避免授人以柄，袁世凱定下收禮規矩，對于金銀等貴重禮品，不論送禮者職位高低或者數額大小，一律拒收；而諸如食品、花草等可禮尚往來者，則照單收下。
譬如宣統二年十一月末，袁世凱三哥袁世廉去世後，直隸提督姜桂題就曾饋贈多物，袁世凱隻收下“幛軸”一副，至于“銀券五百”，則“萬不敢領。”這些慰問、禮贈，在饋贈者看來是感情投資，在袁世凱則是“清白自矢”，正如袁世凱在回複雷震春的信中所言：
“兄曆官中外，二十餘年，硁硁之守，當為朋僚所同認。迨歸田以後，契好恐兄俸餘無幾，偶有饋贈，均皆璧返，絲毫未曾收受。清夜自思，差無愧怍。”武昌起義爆發後，攝政王起用袁世凱時亦稱贊其“名望亦好”。
此外，尚有一事可以看出這一時期袁世凱對政治聲譽的重視。宣統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天津日本租界的時聞報館印刷了一部名為《袁世凱》的人物傳記，作者是日本記者佐藤鐵治郎。
佐藤鐵治郎在這部袁世凱傳記中不僅對袁世凱督練新軍、舉辦近代軍事學校、創立巡警等新政舉措績給予了客觀肯定，更将袁世凱與古之曹操、劉裕；當世之曾國藩、李鴻章相比，認為袁世凱不似曹操、劉裕攬權、亂紀；其思想、魄力、功業亦非曾國藩、李鴻章所能望其項背。
但因成書之時，袁世凱已經罷官回籍。對于袁世凱的去職，佐藤鐵治郎表示載沣此舉雖“寬大優容”，但難免“無罪去官”，對袁世凱的罷黜深表惋惜，并表達了對其東山再起的企盼。
可是就是這樣一部“贊譽”袁世凱新政功績的著作，就在印刷完成還未裝訂成冊之時，便被袁世凱長子袁克定等人，借口該書出版會影響“大清、日本兩國關系”為由買斷、銷毀，而當時日本在天津總領事小幡酉吉認為此種說法并不成立。是以，想要探究袁家人焚書的真實目的，必須從《袁世凱》一書中尋找答案。
這部傳記在贊譽袁世凱事業的同時，還揭露了包括李蓮英、慈禧太後在内的貪贓枉法行為，對天津政府一些高官的醜陋行為也進行了批評。除此之外，該書對袁世凱與慈禧太後、攝政王載沣關系的論述，也将招緻各方的猜疑。據此可知，袁世凱十分注重維護自己的政治聲譽，避免給權臣留下打壓與猜忌的借口。
三、與北洋政治集團的聯絡
罷官初期的惶恐已過，此時的氛圍已略顯寬松，袁世凱與北洋政治集團的交往也不似初期諸多避諱，而是采取較為開放的态度，不僅于春暖花開之際邀集友人、幕僚遊園賞花，飲酒賦詩，抒發心中所感；更委派心腹暗中打探清廷動向。
（一）以文會友，以詩言志
隐居彰德一年後，袁世凱先後邀約直隸布政使淩福彭、前直隸布政使王廉、長蘆鹽運使張鎮芳、實業代表王錫彤、幕友沈祖憲等人至彰德洹上村遊園賞景，賦詩唱和。
袁世凱在籍養疴期間，共作詩十八題二十一首。目前雖不能确定這些詩的具體創作時間，但據袁克文《洹上私乘》所附《圭塘唱和詩》跋語，寫作時間基本可斷定為宣統二年。
（二）委派心腹探查清廷意旨
宣統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日本、俄國簽訂第二次密約，協約規定維持滿洲現狀，兩國須互相協助以增進在滿洲之利益，實為抵制美國之滲透。對此，清政府有意發起第二次中美德三國聯盟，因而倡導中美兩國親近的袁世凱的起用問題再次引起時人關注。
是年七月十三日，先有“大學士世續著開去軍機大臣，專内閣事務。内閣學士吳郁生著以侍郎候補，毋庸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代之以毓朗、徐世昌，後又命唐紹儀充任郵傳部尚書。
是以次軍機更疊之時，另一位軍機大臣鹿傳霖已經病重，且徐世昌、唐紹儀皆為北洋集團的核心人物，故一時之間，國内外報紙紛傳袁世凱即将被清廷起用的消息，譬如傳言載濤“曾商由樞府授意其公子袁參議（袁克定）電達乃翁（袁世凱），促其出山”，
又有“前外務部尚書袁慰廷，現經濤貝勒、徐軍機力保，大有起用消息”等等，英國公使同樣認為，若唐紹儀決定出任這一職務，可替袁世凱重返政壇“鋪平道路”，并推測清政府正在同袁世凱談判，“準備召他（袁世凱）回軍機處，接替鹿傳霖留下的位置”。
袁世凱在得知樞府有意氣用事，就設想到即便載沣真有起用之意，尚須“奏請懿旨”，不但手續繁瑣，“且慈意尤未可測”，最終決定先推舉唐紹儀，觀察其在京情勢後再做決定。唐紹儀在進京赴任前，專門道經彰德與袁世凱會晤，或許就是基于此點考慮。
事實證明，載濤起用袁世凱的建議，遭到以鎮國公載澤為權臣的激烈反對，唐紹儀在京亦幾乎遭遇孤立，不出半年，便以病請辭。據此看來，清政府仍有一批以載澤為首的重臣與袁氏對立，袁世凱複出時機并未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