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一、与清朝权贵的联络
（一）与铁良缓和关系
光绪二十九年，练兵处成立后，袁世凯以直隶总督身份兼任练兵处会办大臣，掌握了练兵处的实权，袁世凯的军事实力得以迅速扩张。
练兵处后期，袁世凯因日益扩大的军政权力受到以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为首的满族少壮贵族的猜忌与打压，二人矛盾渐生。其实铁良之升任练兵处襄办大臣皆因袁世凯保举。
铁良本为内阁学士，“碌碌无所短长”，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铁良“以手无存柄，乃日侵媚项城。项城即因为同调，急加拔擢”。铁良出任练兵处襄办大臣后，便开始在军中培植个人势力，任用军事留学生良弼与袁世凯北洋嫡系争相倾轧。
至载沣以摄政王名义监国摄政，先命其弟载涛掌管军谘处事务，载涛对陆军部处事多有不满，与铁良二人屡生摩擦，铁良渐失恩宠。宣统二年二月初七日，清政府以“陆军部右侍郎荫昌为陆军部尚书”，致使铁良失去了陆军部尚书的职任。同年八月初四日，铁良被外放为江宁将军。
铁良虽被清廷重新起用，但是却被调离枢垣，相同的排挤遭遇使他更加理解袁世凯的处境，故在南下后主动致函袁氏抒发心中无限感慨。因铁良是当初排袁的主力人物之一，故袁世凯对铁良的来信十分重视。
（二）借私人事宜加强与奕劻的联络
宣统元年末，袁世凯长女出嫁时庆亲王奕劻父子均有厚礼相赠，至宣统三年奕劻嫁女、娶妇时，亦专门致函告知袁氏。据此可知，奕劻与袁世凯二人之间的关系并未因袁氏的罢黜而有较大改变。
奕劻之爱财无人不知，因此在收到庆亲王的来函后，袁世凯不仅表示“猥辱赐书，远垂宠谢”，更借此机会“薄申奁敬”，以密切双方情谊。
宣统二年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国民革命此起彼伏；立宪派亦为迅速达成宪政梦想，不断向清政府施压；大陆边疆地区则不断受到帝国主义侵扰，清政府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以奕劻为首的老成派寄希望于袁世凯的复出。因此，除致函告知家中喜事外，奕劻在信函中第二次催促袁世凯复出。
此时因无法确知摄政王载沣等清朝贵胄的旨意，袁世凯便仍以“有负厚期”作为回复，但在陈述理由时措辞有明显变化，一是不再过分强调自己的病情，复函中已不见“精神衰颓”、“志气萎靡”等语，换之以“顾衰病之日侵，愧涓埃之未报”，以担心无法报答奕劻的厚爱为推托之词；二是客观陈述自己的养疴生活，“荒田十亩，农事方兴。扶仗观耕，藉资游衍。琐琐近状，殊不足上黩钧听耳”。
二、与北洋军事集团的联络
袁世凯罢官中期，已逐渐萌生复出之想，更加注重恢复、维系与北洋心腹将领的联络。但因对清朝贵胄仍有所顾忌，故在与北洋军事将领联络时仍采取较为较为谨慎的态度，双方通函言事仍以私人交际为主，且在交往中袁世凯十分注重自己的政治声誉，定下收礼规矩，以免贻人口实。
（一）密切与北洋心腹将领的联络
据《袁世凯全集》，袁世凯罢官中期，与之通函超过2封的北洋军事将领计有段祺瑞、雷震春、张勋、曹锟、田文烈、张士钰6人，6人中除张士钰外，其余5人均为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的干部班底成员，已与袁世凯共事十余年，是袁世凯的铁杆部下，双方感情可谓至深至厚。
此外，5人中前后两任江北提督雷震春、段祺瑞统率的陆军第十三协、曹锟统率的陆军第三镇，又是北洋集团可直接施加影响的武装力量。仔细研读这些往来信函，可知双方言事仍以私人交际为主，譬如宣统二年袁世凯寿辰时，田文烈、张士钰、雷震春等旧部或遣使送礼，或亲至洹上祝寿。
作为涵养人脉关系的高手，袁世凯这些细微的感谢、温暖的关怀，都能恰到好处的拉近北洋军事将领与袁世凯之间的情感关系，维持北洋军事将领对袁世凯的向心态势。
（二）定下收礼规矩，维护政治声誉
亲朋好友、上司长辈家遇有红白喜事，借机送上贺礼或是吊丧，历来是官场之人用以联络感情的手段。袁世凯避居养疴期间，先有修建别墅，后又有长女出嫁、三儿娶妇，二哥、三哥丧事，寿庆等事宜，北洋集团旧部、官场同僚等均有所相赠。
罢官之初，袁世凯对于各方的礼品、财物馈赠没有明确的接收标准，能推则推，实在推脱不掉则只能照单全收。譬如对于张勋馈赠的“食品八事”，则全部收下；对于言敦源所赠“食品八事”，则“谨领石榴、苹果两种，余珍仍交来使赍还。”
至罢官中期，袁世凯则一改往态，对于馈赠及背后的情谊，持较为包容、开放的态度，但为保持良好的政治声誉，避免授人以柄，袁世凯定下收礼规矩，对于金银等贵重礼品，不论送礼者职位高低或者数额大小，一律拒收；而诸如食品、花草等可礼尚往来者，则照单收下。
譬如宣统二年十一月末，袁世凯三哥袁世廉去世后，直隶提督姜桂题就曾馈赠多物，袁世凯只收下“幛轴”一副，至于“银券五百”，则“万不敢领。”这些慰问、礼赠，在馈赠者看来是感情投资，在袁世凯则是“清白自矢”，正如袁世凯在回复雷震春的信中所言：
“兄历官中外，二十余年，硁硁之守，当为朋僚所同认。迨归田以后，契好恐兄俸余无几，偶有馈赠，均皆璧返，丝毫未曾收受。清夜自思，差无愧怍。”武昌起义爆发后，摄政王起用袁世凯时亦称赞其“名望亦好”。
此外，尚有一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袁世凯对政治声誉的重视。宣统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天津日本租界的时闻报馆印刷了一部名为《袁世凯》的人物传记，作者是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
佐藤铁治郎在这部袁世凯传记中不仅对袁世凯督练新军、举办近代军事学校、创立巡警等新政举措绩给予了客观肯定，更将袁世凯与古之曹操、刘裕；当世之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认为袁世凯不似曹操、刘裕揽权、乱纪；其思想、魄力、功业亦非曾国藩、李鸿章所能望其项背。
但因成书之时，袁世凯已经罢官回籍。对于袁世凯的去职，佐藤铁治郎表示载沣此举虽“宽大优容”，但难免“无罪去官”，对袁世凯的罢黜深表惋惜，并表达了对其东山再起的企盼。
可是就是这样一部“赞誉”袁世凯新政功绩的著作，就在印刷完成还未装订成册之时，便被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等人，借口该书出版会影响“大清、日本两国关系”为由买断、销毁，而当时日本在天津总领事小幡酉吉认为此种说法并不成立。因此，想要探究袁家人焚书的真实目的，必须从《袁世凯》一书中寻找答案。
这部传记在赞誉袁世凯事业的同时，还揭露了包括李莲英、慈禧太后在内的贪赃枉法行为，对天津政府一些高官的丑陋行为也进行了批评。除此之外，该书对袁世凯与慈禧太后、摄政王载沣关系的论述，也将招致各方的猜疑。据此可知，袁世凯十分注重维护自己的政治声誉，避免给权臣留下打压与猜忌的借口。
三、与北洋政治集团的联络
罢官初期的惶恐已过，此时的氛围已略显宽松，袁世凯与北洋政治集团的交往也不似初期诸多避讳，而是采取较为开放的态度，不仅于春暖花开之际邀集友人、幕僚游园赏花，饮酒赋诗，抒发心中所感；更委派心腹暗中打探清廷动向。
（一）以文会友，以诗言志
隐居彰德一年后，袁世凯先后邀约直隶布政使凌福彭、前直隶布政使王廉、长芦盐运使张镇芳、实业代表王锡彤、幕友沈祖宪等人至彰德洹上村游园赏景，赋诗唱和。
袁世凯在籍养疴期间，共作诗十八题二十一首。目前虽不能确定这些诗的具体创作时间，但据袁克文《洹上私乘》所附《圭塘唱和诗》跋语，写作时间基本可断定为宣统二年。
（二）委派心腹探查清廷意旨
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日本、俄国签订第二次密约，协约规定维持满洲现状，两国须互相协助以增进在满洲之利益，实为抵制美国之渗透。对此，清政府有意发起第二次中美德三国联盟，因而倡导中美两国亲近的袁世凯的起用问题再次引起时人关注。
是年七月十三日，先有“大学士世续著开去军机大臣，专内阁事务。内阁学士吴郁生著以侍郎候补，毋庸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代之以毓朗、徐世昌，后又命唐绍仪充任邮传部尚书。
因此次军机更迭之时，另一位军机大臣鹿传霖已经病重，且徐世昌、唐绍仪皆为北洋集团的核心人物，故一时之间，国内外报纸纷传袁世凯即将被清廷起用的消息，譬如传言载涛“曾商由枢府授意其公子袁参议（袁克定）电达乃翁（袁世凯），促其出山”，
又有“前外务部尚书袁慰廷，现经涛贝勒、徐军机力保，大有起用消息”等等，英国公使同样认为，若唐绍仪决定出任这一职务，可替袁世凯重返政坛“铺平道路”，并推测清政府正在同袁世凯谈判，“准备召他（袁世凯）回军机处，接替鹿传霖留下的位置”。
袁世凯在得知枢府有意气用事，就设想到即便载沣真有起用之意，尚须“奏请懿旨”，不但手续繁琐，“且慈意尤未可测”，最终决定先推举唐绍仪，观察其在京情势后再做决定。唐绍仪在进京赴任前，专门道经彰德与袁世凯会晤，或许就是基于此点考虑。
事实证明，载涛起用袁世凯的建议，遭到以镇国公载泽为权臣的激烈反对，唐绍仪在京亦几乎遭遇孤立，不出半年，便以病请辞。据此看来，清政府仍有一批以载泽为首的重臣与袁氏对立，袁世凯复出时机并未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