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坦回應“被反感”：已經得到夠多，應該學着滿足

2000年，北京王府井附近一家百貨商場的電梯旁，一個戴着小紅帽、綁着麻花辮的笑臉娃娃正孤零零地躺在地上。沒多久，一個路過的年輕人發現了它，站在原地等了半天，見沒人認領，就把它帶回了家。

年輕人是達達樂隊的主唱彭坦，他把娃娃挂在書包上，去哪兒都背着，朋友說他：“你可真行，天天背個娃娃幹什麼？”達達樂隊的首張專輯《天使》推出，娃娃成了封面，拍MV時，娃娃也出鏡了，可等MV拍完，娃娃就被弄丢了。“娃娃丢了，我還在片場發了火，特别生氣，那時我還很幼稚，跟小孩一樣。”彭坦說。

曾有樂迷感慨，不管彭坦多大，變成什麼樣子，當“我急促地甚至奔跑起來”的旋律響起，青春濾鏡下的少年便開始了奔跑。記憶中的彭坦，永遠都是少年模樣。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彭坦比很多同時代的搖滾歌手都要幸運，他五官清秀，自帶一種幹淨的稚氣，那是一張通俗意義上偶像派的臉，雖然他一度反感這類标簽，且因為外形優勢，被彼時的搖滾圈自動劃到“小偶像”的陣營，不招同行待見。

然而，即便彭坦淡出公衆視野，抑或是蓄起胡須，把自己刻意往頹裡打扮，但隻要他站在台上，開口歌唱，總能迅速撩撥起人們的心弦。那是一種名為“青春”的懷舊情愫、一種通過“雨水”“潮濕”“松軟”等數個詞彙便能哼出《南方》的年少記憶。

達達樂隊的名字是彭坦起的，他覺得“達達”挺響亮，簡單又好記，“拿起噴漆罐在牆上滋滋幾下，噴出‘達達’兩個大字，感覺帥極了”。樂隊在武漢做完專輯demo（小樣），很快被華納唱片高層挖掘。幾個大男孩背着吉他，離開武漢，帶上一紙合約來到北京，成為中國内地第一支，同時也是唯一一支簽約全球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搖滾樂隊。

彼時的北京正值冬日，十分蕭瑟，樂隊成員舉目無親，四顧茫然，每天的活動半徑無非是租住的宿舍、唱片公司和錄音棚，他們誰也不認識，隻跟公司的同僚打交道。千禧年如約而至，彭坦滿懷野心和憧憬，想象接下來的美好生活：“等攢夠了錢就可以錄制下一張專輯，我們會去全國各地Live House巡演。

從2000年開始，我們就要沖出去了！”《天使》一經推出，大受好評，不到一年的時間，銷量突破20萬張。達達樂隊火了，一片贊譽聲中，不乏鄙夷和質疑聲，彭坦年輕氣盛，鉚足了勁想要證明自己。三年之後，達達樂隊再度推出第二張專輯《黃金時代》，可專輯問世伊始，卻沒激起什麼水花。

“我一直憋着一口氣，想證明我們做的不是大家口中所謂的膚淺流行搖滾樂，特别想通過第二張專輯證明自己，可一看到這種局面，一下子就蔫了。當時的唱片行業也有一種兵敗如山倒的感覺，各個部門都在遣散員工，演出活動幾乎沒有了，行業内每個人都是低氣壓，挺無力的。”沒多久，達達樂隊宣布解散。

若幹年後，《南方》、Song F廣為流傳，人們開始回過頭，意識到專輯《黃金時代》的珍貴，而此時，達達樂隊已經解散很久了。“挺遺憾的，正好跟大衆認知有一個時間差，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決定重組樂隊，時隔20多年，推出第三張專輯Hello!”彭坦說。

圖為達達樂隊。這支由彭坦擔任主唱的搖滾樂隊是一代人的青春記憶。 

“我到底把哪一面藏起來了？”

雖是年少成名，可當憶起往事，彭坦卻幾乎沒有春風得意的感覺，甚至經常處在一種垂頭喪氣的情緒裡，“那時我總覺得面對大衆、面對輿論，沒有任何還手之力，他們眼中的不是真正的我，（我）總在懷疑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有意義”。

彼時的搖滾圈，崇尚的是粗糙與叛逆。彭坦感慨：“那個年代，搖滾圈是有鄙視鍊的，像我這種，人家看一眼，直接就給我劃拉到另外的陣營裡頭去了。說實話，當時我身上确實有點小明星的感覺，國語說不好，接受采訪都是港台腔，整個人非常别扭，确實招人煩。”

彼時的華納唱片，有意借助彭坦的外形，将樂隊包裝成偶像團體，彭坦卻總想跟他們擰着來，“他們那時老說我，小彭啊，你是在學樸樹嗎？你得積極、陽光一點啊，别一天到晚在那兒裝頹”。

公司給彭坦安排的宣傳照，自然是怎麼偶像怎麼來，彭坦不想配合：“我特想弄得髒一點，第二張專輯的封面，我參與設計了，我做的封面全是那種大噪點、大顆粒，人臉都看不清，看起來髒兮兮，跟地下樂隊似的。公司看完直接就給否了，我也拗不過，最後隻好放棄。”

否掉的專輯封面，被彭坦帶回了家，一直珍藏着。等到2013年的專輯《遷徙》，他仍在堅持，蓄起胡子，遮住半張臉，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要用我全身的力量告别傻白甜。”“我好像有舞台人格，在舞台上總是一副忘乎是以的開心模樣，等從舞台回歸生活，就又陷入糾結，糾結這樣的形象會不會過于膚淺。

難道生活裡那麼多的晦暗和不愉快，全都看不見嗎？非要把這些隐藏起來嗎？我好像一直沒法過那種真正的明星藝人式的生活，也很少回看自己舞台上的表演，覺得難為情。”彭坦常會陷入自我懷疑，這種自我懷疑，一方面推着他往更深處探索，另一方面也讓他沒法徹底沉浸其中。

有時站在台上，看台下不同人群的反應，有人忘我跳舞，有人跟着揮手，有人低頭玩手機，有人則冷漠地站在遠處，彭坦便會産生一絲抽離。創作時，彭坦總是會把那些過于強烈的情緒、過于極端的表達，一點點打磨掉，與此同時，他心裡十厘清楚地知道，藝術很大程度上就誕生在這種極端中，抑或說是某種自負中。

“創作者的自我笃定和毫不懷疑太重要了，我對他們的這種毫不懷疑，真是既羨慕又懷疑。”豆瓣上有很多關于搖滾樂手的文章，涉及彭坦的，常是“快樂”“溫暖”“真誠”之類的詞彙。

彭坦對此十分困惑：“你說，我是不是太無聊了，一個人怎麼可能是完全光滑的呢？我老反思我到底是把哪一面給藏起來了。我欣賞那種個性分明的人，也希望自己呈現出這一面。我當然也有dark side，也不是一個迷失在花花世界中快樂不自知的人，不知道大家在我的歌裡感受到沒有？”

彭坦喜歡王小波，《黃金時代》的專輯名稱亦源自王小波那本家喻戶曉的小說。彭坦不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懶惰的表達者，做着無窮無盡、虛僞的表演，刻意逃避複雜的情緒。

其實在早期歌曲中，彭坦便嘗試了諸多反叛的表達——《節日快樂》一度被認為是一首沒心沒肺、無比快樂的口水歌，實際上，彭坦在歌中加了很多反諷，“你面帶微笑，與周遭景色處處融為一體，身陷這種誰也無法控制的頑皮”；到了《黃金時代》，情緒就更低沉了，他寫道：“沒有人去在乎這背後那些迷惘的，你說我們的生活，這殘酷但偉大的，不知道因為害怕些什麼，或是覺得它不夠真誠的。”

然而事實就是，那個曾有着好多奢望，想吃，想愛，想在一瞬間變成天上忽明忽暗的雲的少年彭坦，那個曾天真地以為自己會一直生猛下去，什麼都捶不了自己的搖滾歌手，唱着唱着，樂隊解散了，自己也蔫了。樂隊解散之後，有人繼續做音樂，有人則徹底退了圈。

彭坦也萌生了轉行的想法，他想做圖書快遞員：“每次有書快遞到我家門口，對我說‘先生您好，這是您買的書’，我就覺得特别開心。當時北京有一個找工作的報紙，叫《手遞手》，我在報紙中縫上，看到一則招聘快遞員的廣告，心想以後沒工作了，我就去送書。”彭坦頹了幾年，最終還是沒能舍棄音樂。

此後的一個夏天，他推出個人專輯《少年故事》，在歌曲《孔雀》中，他唱道：“昨天的味道已經散去，悄悄蒙上一層灰塵，看不出掙紮的痕迹，都是暧昧的，都是陌生的。”在此之後，彭坦和常春曉相戀，步入婚姻，成為父親。

談及女兒，他聲音裡都洋溢着快樂，坦言自己是“女兒奴”：“一開始我還想，這樣不行吧，一點老父親的威嚴都沒有，天天被欺負，後來發現這是我和我妻子、女兒三個人之間互相磨合出來的相處模式。”彭坦和妻子的相處，也是類似的狀态，“吵架完全不是對手，想怼她前奏的時候，她已經到副歌了”。

或許是組建家庭的原因，這些年彭坦變得越發松弛。他很少憤怒，對于反感的标簽，亦不急着反駁：“可能我之前太順了，是以常感到受挫，現在我不再用自己的标準，苛求一切都像想象中那般妥帖，實際上，我已經得到足夠多了，應該學着滿足。”

彭坦與妻子常春曉。

是誰的青春期如此漫長？

彭坦出生在湖北省宣恩縣，父母均是來自武漢的知青，年輕時支援新疆，之後從新疆來到湖北宣恩，後又調回武漢。彭坦在宣恩長到10歲，舉家遷往武漢那天，他一直在哭，卡車在清晨出發，很多要好的小夥伴都沒來得及告别，他哭着哭着，就在搖晃的車上睡着了。

“那是我兒時印象中極為深刻的一次委屈，小孩嘛，沒有大城市的概念，就覺得宣恩才是家鄉，想不明白為什麼要離開這麼快樂的地方。童年自此變得割裂，很多東西都變了，我父母說我小時候特别開朗，結果一到武漢，不聽話了，開始叛逆。”

宣恩縣地處湖北省西南邊陲，風景秀麗，境内河網密布，有很多條小溪。彭坦兒時最快樂的事情就是去溪邊戲水，在樹林裡鑽來鑽去，“那時候物質匮乏，沒什麼玩具，我記得我爸給我做過風筝，還有木頭小手槍，除此之外就是四處亂跑，每天跟大自然玩”。

彭坦的母親是兵團中的文藝積極分子，經常在農忙時組織文藝會演，父親則擔任電影放映員，像電影《一秒鐘》裡那樣，拉着放映機四處放電影。成年之後，彭坦曾與父母一同回到新疆，在石河子博物館裡，他看到父親的老照片，“我爸坐在人力木闆車上，車上擺着電影放映機，看上去還挺帥”。

父母很早就發現彭坦可以在一個地方安靜地畫畫，便送他去學畫。按這條軌迹發展，彭坦大概會成為一個畫家。轉變發生在彭坦15歲那年，那年他讀初二，上午學校開完運動會，中午在回家途中，他走進一家音像店，買了一張崔健的《解決》，“我拿回家聽完，整個人就不行了，好像被什麼東西一下子擊中似的，變得很躁動，就覺得我必須立刻馬上找個吉他彈起來”。

彭坦的哥哥在家中挂了一把紅棉牌的吉他，彭坦趕忙拿下來，撩撥幾下，想着必須趕緊學會彈吉他。後來，他在距家中不遠的電線杆上，發現一則教吉他的小廣告，便和同學一起報了名，“我記得吉他老師姓劉，喜歡強調基礎，我就有點按捺不住啊，想趕緊學那種特别帥的solo，彈大失真，大概上了三節基礎課吧，等我學會彈《桑塔露琪亞》，就跟同學一塊跑了”。

此前，彭坦偶爾會聽一些港台流行歌曲，可從那天起，他完全淪陷在對搖滾樂的狂熱之中：“崔健對我的影響太深了，而且這種影響是持續的，他會提醒我因何出發，當下處在什麼樣的位置，該用什麼樣的态度對待音樂、對待人生。”

彭坦把崔健的《一塊紅布》的譜子扒下來，彈了一遍，便開始嘗試寫歌，與此同時，他開始馬不停蹄策劃演出，“其實有的和弦彈得都不準，我也管不了那麼多，抱着雙卡錄音機就去街邊演出，一邊放卡帶，一邊彈吉他，有路人朝我們扔錢，我就跟他們說，不要錢，我這是義務文藝會演。

當時我特别中二，就覺得自己行了，非常魯莽地就開始了四處演出。有時現場十分混亂，裝置也不行，但台下觀衆的反應很熱烈，一直歡呼，我便隐隐感覺，自己或許有能力制造一些混亂”。就這樣，彭坦一路唱到了北京，結識了很多優秀的音樂人，親曆了很多超棒的音樂現場，“挺幸運的，像窦唯、腦濁的現場已經無法再現了，可當時在Live House裡，我全都看過”。

在此期間，彭坦逐漸意識到自己的渺小、意識到自己的不足，用電影《一代宗師》中那句經典台詞來形容，這是一段見天地、見衆生、見自己的過程，“曾經那個巨大的ego膨脹出來的巨型泡沫，被一點點戳破了”。

2018 年，達達樂隊成員在武漢重聚，他們決定重組。

有點缺憾未嘗不可

剛到北京那幾年，彭坦不太會照顧自己，經常生病。錄制歌曲《等待》時，他白天錄完器樂，晚上回到家睡不着，就去工體附近一家24小時營業的永和豆漿寫歌詞，一直寫到天亮，寫完回家眯一會兒，直接就進錄音棚錄歌。

因為重感冒，彭坦鼻音變得很重，嗓音和之前都不一樣了，給專輯做後期時，縮混師直犯迷糊，“怎麼是這種嗓音？都不像你了”。彭坦一度想重新錄唱，後來又覺得這聲音有種别樣的味道，最終仍選用這一版本。

彭坦挺喜歡這種狀态，他時常覺得現在的音樂制作過于光滑，有點缺憾未嘗不可。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達達樂隊亦充滿了缺憾，處在一種未完待續的狀态中。2018年，達達樂隊成員重聚在武漢，在排練室裡唱起昔日老歌，内心無比唏噓，他們決定重組。

2019年，仙人掌音樂節上，達達樂隊登上舞台，彭坦對台下的觀衆說：“大家好，我們是達達樂隊，我們是一支20年前來自武漢的樂隊。”“登台那天我特别激動，甚至有點失控，差點控制不住情緒。樂隊重組後，我們又重新經曆了一遍所謂的‘蜜月期’，我們約定好，要在一個完全輕松、享受音樂的狀态下做一張新專輯，不給彼此太多壓力。”

曾經活力無限的四個少年，如今早已年過不惑，接連組建家庭。樂隊重組後，最為明顯的一個感受就是，身體不再“扛造”，必須得合理配置設定精力才行，其次就是平衡工作和家庭，“如果今天誰要接孩子放學，那排練就得早點收工，我們沒法再像年輕時那麼肆無忌憚了”。

幾年前，彭坦在一部法國紀錄片中看到一群人在深圳水世界沖浪的畫面，頓覺十分震撼，當即決定把它畫下來。他從2020年年底起稿，一共四張，畫到畫室拆遷，擱置了半年，之後再次拾起，畫到2022年的夏天，吉他手吳濤突然提議用第四張畫當Hello!的封面。

彭坦索性停了筆，他說：“這相當于給了我一個台階，不用再畫了，其實前三張都畫完了，隻剩第四張沒上完色。我總感覺那種特别完美的作品，看久了容易疲憊，未完成的狀态，再來一點即興的感覺，挺難得的。”專輯封面中，密密麻麻的人群擁擠在一方水池裡，等待下一波人工浪潮來襲。

彭坦說：“我曾以為每個人都很雷同，一天就能畫六到八個人，可等真正開始畫了之後，才發現每個人都是參差多态的，沒法用一種流水線的方式，複制下一個人物的神态。在這麼擁擠、這麼嘈雜、這麼同質化的狀态下，每個人仍可以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感受也是不盡相同的。

我覺得這個畫面特别妙，甚至可以和現實生活形成某種互文。”彭坦自認是一個善良的人，可有時不合時宜的善良，常令他感到軟弱，他時常提醒自己，再勇敢一點：“我很少語出驚人，經常把兩股極端的情緒，模糊在一個中間地帶，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關系。”

在新專輯《花世》中，彭坦寫道：“一張畫，一首歌，一個無聊的人；一整天，一件事，一個自卑的人。”不過，對于這些，彭坦早已不再強求，他說：“到了這個年紀，我已經意識到很多事情是能力範圍之外的，我知道我的生活，早已進入了一種特别标準化的normal life，可即便是這種狀态，也是十分難得的，也要花費很大一番力氣。

我已經沒什麼野心和奢望了，非要說的話，就希望自己能再勇敢一點，别太在意别人的目光，不要介意與外界的沖突，我總覺得如果能這樣，似乎還是能擁有一些可能性。”

新專輯Hello!發售當天，一位樂迷朋友率先拿到了實體專輯，在樂隊微信群裡，發了一段開箱直播——把專輯外包裝一點點撕開，拿出唱片，反複摩挲，自言自語着：“你們看呀，這是達達樂隊的新專輯，銀色的封面多漂亮啊。欸，這個小鴨子怎麼是倒着的？好可愛。”

視訊另一端的彭坦，早已淚流滿面：“其實在專輯制作時，我早已看了不下千百遍，可看到歌迷做這樣的視訊，仍感覺特别激動，鼻子就開始發酸，嘩一下就哭了，哎，我一個大老爺們，總是說哭就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