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開講#
“商朝覆滅，周代商興。”
牧野之戰，武王伐纣。經曆纣王的暴虐統治，商朝百姓民不聊生，當周武王率領軍隊攻入商邑時，商朝的百姓們“箪食壺漿，以迎王師。”——末代商朝民心動蕩，國主帝辛沉溺于酒池肉林貪歡縱樂，初代周王勵精圖治，積德行義，最終“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商朝覆滅，周代商興。
一個王朝的統治結束，又一個王朝承擔起統治天下的責任并決心延續之前的繁榮。作為傳承文脈的重要角色，商代的知識分子歸順周人後，繼續擔任他們過去曾經擔任的工作，譬如占蔔、管理檔案、探索天象等一系列祝、宗、蔔、史的任務。
然而商朝作為一個文明較高的在政治經濟、曆史文化等領域均留下輝煌成果，在鼎盛時期被公認為“天下共主”的朝代，最終卻被文明較低的周朝所取代，即使這件事情在層級多樣的整個百姓群體的觀念裡已被定性為商朝的滅亡緣故于商王殘暴的統治嚴重破壞了民生的基石進而踐踏了天道，造成了後來一系列被更替、被指正的周代商興的後果，作為當時的知識分子，必會跳出民生範疇進行更為深刻、視野豐富的多階層化的反思。
商人的經商能力，在遠端貿易的過程中擴大其勢力範圍；
商朝的青銅器，大宗莊嚴而不失對美的順應恭慕的藝術精神特點，身份之崇高與美的開闊感受融合；
商人的祭祀文化，逐漸分化明确的尊卑秩序和等級制度；
商朝的繼承制變更，從母族延位逐漸過渡到父系社會的“子承父業”……
這樣一個在實作天下局勢大一統的過程中逐漸凝練出适應大國氣象的本土文化精髓的極具造化的朝代，當它在一個轉折點迎接無法逃避的碰撞後破碎為新的似分複合的體系，之前的文化成果就帶有一種強大的慣性和粘合力引導新的朝代繼續承接過去的輝煌。
而究竟是什麼緣故使得這麼強大，而且主導北方中國的商王國居然被小小的中國滅亡了呢？在這種檢討裡我們推出了又一極具中華文化思維特點的獨到見解。
“天命靡常，唯德是親。”
一種将道德的意義超越人類力量主導的命運的觀點，從天道中提取出天命。
“天命”的觀念幫助周人肯定了自己的統治，也幫助周人說服了許多商人的後代與他們合作，将商周文化體系擴張到整個中國北方。這是文化觀念與政治建設的合作所取得的成功，這個大的成功就是建立在敏銳的知識分子檢討過後對民族文化理念甚至是哲學體系的推陳出新上。甚至關于《易經》卦辭、爻辭的解釋，即現在所知的易傳體系，似乎也是在商周之際完成的。
《易經》是一本占蔔的書，易經中所談論的命運是用于說明人類本身對自己的命運所具有的相當程度的掌握的那一部分。人類自己所做的種種抉擇，會改變命運發展的方向，這個觀點與天命具有道德意義的觀點互相配合，在不同的情況下互為影響命運的主次因素。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諸侯争霸，春秋亂局
西周覆滅，王室衰微，周人的封建系統在經曆禮樂文化的禮崩樂壞之後，不再擁有過去那樣的自信，更瞬間失去了過去那樣主宰一切統治範圍内發生事務，包括政事與輿論文化的力量。西周的破碎進入東周，變成戰亂不休諸侯紛争的春秋與戰國，維彼“天命”，不再是用來維系周人正統的理論工具，昔日借助“天命”一說籠絡人心的王朝衰落，“天命”，需要一個用于重新開始的解釋，賦予它新的意義和生命，引導它進入新一輪命運，用于鞏固新的政體形式，為這一片百廢待興的土地上的群眾帶來新的思想解放和使命鑄成。
這樣就到了春秋。春秋的孔子似乎就是那個對天命意義作出新解釋的人。傳聞孔子撰寫了《易經》裡的一部分傳——之于孔子，“天命”不僅僅是一個朝代的政治使命，通過《易傳》,再到《論語》，孔子把“天命”觀念中對一個朝代、一個政體、一個君王的道德力量的限制和要求轉向了對每一個個人“天性”的解讀和行為的規訓。包括人與人之間安于等級制度的序差性交際。
他說∶“天給了我這個天命。天生了我，給了我一個任務。有了這樣的任務，迫害我的人又能拿我怎麼樣呢？”天命要求每一個人都從超自然、超現實的秩序中，找到自己應當執行的使命，在相當程度的超驗理念的引導下，找到屬于自己因所承受使命而相應的位置。“三綱五常”、“父慈子孝”，說的就是這種思想體系延續到社會關系上對人的要求。
《中庸》線裝刻本
《禮記·中庸》篇曾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所賦予人的就是本性，遵循着本性行事發展就是道，把道加以修明并推廣于衆就是教化。）“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出自郭店文書。郭店文書的時代，當時公元前300年左右，甚至比《禮記》成書更早。而《中庸》的言論，極可能正是承自郭店文書，由此延伸而來的。從孔子到郭店文書、再到《中庸》，可以窺得中國思想體系核心的形成的背後，正是中華文化的薪火傳遞、一脈相承。
“仁”的概念
聊到中國思想體系核心的形成，不得不提到“仁”。在經曆祭祀文化盛行的商，歸順天命、禮樂治國的周，和修性衛道、重視個人使命的百家各推己旨教化群衆的春秋過後，“仁”從隐于書籍、到被發現，再到被推廣為一種歸化大衆的語言，我們要從了解孔子思考的“命”與“性”開始，再去拆解“仁”字，看它如何從一個獨僻的文字生長為一整個儒學思想系統的核心。
“仁”：敏銳的知覺，美好的感受→美好的人性禀賦
孔子所了解的命，即人類全體具有一種特别的使命，而孔子了解的性，是指每一個個人所具有的特定的性，一種與生俱來的禀賦。在孔子之前，“仁”的含義一部分是作為知覺，像仁與不仁是有知覺與沒知覺、麻木與不麻木的意思；仁與不仁的另一個意義是美好與不美好。《詩經》中形容一個很俊美的男子駕車來的時候，是“洵美且仁”，也就是看起來非常美好的景象。“仁”這個字隻是一個形容詞，形容感覺，也形容外表；它既不表示人的内心特點，也不表示每個人人性的基本内容。但就是這個與知覺感受和外在感觀相關聯的“仁”字，被孔子推舉到人類使“命”與個體禀“性”之上，被賦予一個新的意義，用于代表整個的人性。自此，命、性、仁連串到一起，構成了孔子思想的根本。
“仁義”出師，争執不休；歸于仁義，達成共識
從商周際的政治“天命”，到西周滅夾雜在東周殘軀燎原的春秋的個性“天命”，哲學的意義在于說服人們适應變化，勇于思考，勇敢的正視當下時代最需突破的那一面，挖掘出潛藏在人性裡向陽向生的永恒價值。思想敢于為殘破的局面發聲，文化是最好的粘合劑。思想體系的革命彌補了為政治利益啟動的革命結束後依然殘缺的那一部分。
儒學後來成為正統，但春秋戰國最精彩的依然是諸子百家
商末、西周與春秋的中國思想體系形成與變遷的故事就先到這。短暫擱筆，從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四百多年，這近千年的時間早已撕開了中國文化朝陽升起前的黎明，接下來的諸子百家争鳴更是聲如哄鐘、響遏行雲，在最兵荒馬亂的戰國年代，為經曆風霜卻不甘沉寂的中華大地帶來雄日騰空般的希冀與關懷。
把酒酣暢，文章待續，感謝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