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讓我想到了好幾個出身于中學教師的大科學家，略舉倆例:
1766年，德國中學數學教師提丢斯無意中發現，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和土星與太陽的距離，存在一個有趣的級數關系：第一個數為0，第二個數字為0.3，順次寫出比前者大一倍的數，即可得到一個數列:
0,0.3, 0.6, 1.2, 2.4, 4.8, 9.6, 19.2,…
再把這個數列中的每一個數都加上0.4，即得到另一個數列：
0.4,0.7,1.0,1.6,2.8,5.2.10,19.6,……
提丢斯指出，如把地球與太陽之間的距離作為一個衡量的機關，那麼，除2.8外，上述數列就可相當近似地表達各行星到太陽的距離。例如，水星是0.4個日地距離，金星是0.7，地球是1，火星是1.6，木星是5.2，土星是10。15年以後，赫歇耳發現天王星。軌道計算表明，天王星離太陽的距離恰好近似19.6，符合這個數列！這樣，人們對數列為2.8的地區，即火星與木星之間的那個空檔，就感到迷惑不解了。有的天文學家由此作出推測，在火星與木星之間存在一個未知行星。不出所料，1801年1月1日，意大利西西裡島天文台台長皮阿齊，果然在這一區域發現了一顆直徑隻有700多公裡的新行星，并命名為“谷神星”。這件事，轟動了當時的科學界。
後來，随着小行星的陸續發現，天文學家認識到，在“提丢斯定則”所指出的2.8附近，火星與木星之間存在一個由大批小行星組成的行星帶。
歐姆(1787——1854)，也是中學教師，還幹家教，他因家庭困難忙于教學而幾乎沒有機會跟那個時代的大實體學家接觸，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他自己動手設計和制作儀器進行實驗研究，于1826年導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歐姆定律。英國皇家協會于1841年授予歐姆科普利獎章，這是當時科學界的最高榮譽。
當然，出身于中學老師的科學家還有很多，比如法國的法布爾、波蘭的居裡夫人等，甚至是大名鼎鼎的愛因斯坦也承認自己的成功離不開在瑞士中學裡遇到的三位出色的中學老師。
他們的科研有兩個共同的特點:
第一，他們的成果确有價值，對自然科學乃至哲學的發展都産生了巨大影響。居功至偉。
第二，他們的成果都是源于自發自覺，自發自覺源于興趣，是他們的潛能的自我挖掘與表達，跟榮譽和社會需求沒有直接關系，與教育、制度、政策的刺激無直接關系。
其實，文藝複興以來，一直到上世紀中葉，歐美的天空，科學家燦若繁星，這些科學家基本都具備上述兩個特征。盡管圍繞第一權利也曾産生過不少糾紛，但是這些糾紛跟現在的糾紛有本質差別。比如牛頓和萊布尼茲。
現在的中學老師也在搞科研，但這些所謂的科研都是為了某個職别、頭銜，目标明确，功利性極強，在這種情況下，能不能培育出上述科學家那樣的成果來？這是要打問号的。
我們的科學技術跟人家有差距，動不動就讓人家卡脖子，盡快擺脫目前的處境，心情急切，采取一定的措施來激勵，情有可原，但激勵的作用不是萬能的。
偉大的科學家從來就不是教育出來的。
一頭年産5000公斤的奶牛，你強行把它刺激到10000公斤，那奶的品質肯定好不到哪裡去。
再者，從邏輯上講，提出一個課題是科研最困難的一步，一個有影響的課題即便無解，提出者也功不可沒，比如費馬，比如哥德巴赫。
而一列一大學書的課題，能有價值？一個沒有多少價值的課題，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去搞，搞出來又有什麼意義？
把全國每年制作結題的成果拿出來看一看，就知道這種激勵的作用是朝向哪個方向了。多少成果就是一堆文字垃圾！
榮譽、獎章、頭銜應該是成果的肯定，而不是激勵手段。很多部門動不動就發榮譽，實際上是誤解了這些東西的價值。
用這些東西調和利益來催産成果，實質是拔苗助長。
更大的危害是，它會逼迫所有人都去弄虛作假，投機取巧。劣币驅逐良币，在這樣的環境裡，真心搞科研的人無法生存，最後隻能遠遁他鄉。
馬上就要過年了，各位還在忙碌着科研的各位中學老師，還是先停一停，快快樂樂地過個年吧。
我說的是我的兒子兩口子。不适者勿入。
#天南地北大拜年##2023新春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