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晚期，伊朗一些開明的改革者将“部落問題”視為伊朗實作現代化轉型的主要障礙，他們開始将注意力集中在解決部落自治、建立現代化官僚體系等問題上。建國初期，國王法塔赫·阿裡繼承薩法維王朝時期的管理模式。
地方上，任用部落首領、宗教領袖、地主、王室家族成員等負責地區事務。地方總督控制着稅收、土地和民兵組織，俨然一個獨立的實體。在中央，國王事無巨細地處理所有事務，僅保留一位首相和幾位文官協助處理事務。正如寇松所言：“國王的話就是法律。他集立法、行政和司法職能于一身，是整個公共生活的樞紐。”
官員們職責混亂不明，阿谀奉承，唯國王馬首是瞻。這容易導緻行政決策頻繁失誤、行政效率低下的局面，進而動搖民心，引發。此外，出于對伊朗本土官員的不信任，國王法塔赫·阿裡将部門關鍵的進階職位配置設定給恺加部落成員。
恺加王室成員和科瓦努部落的部落首領們把控着的關鍵職位，但他們沉溺于富貴享樂，無法進行有效的管理和服務。這種任人唯親、屍位素餐的現象不僅未能提高的辦事效率，長此以往反而助長了部落成員們的野心，對王權造成了嚴重威脅。在國王的專制獨裁統治和官僚的低效管理之下，國家機器運轉低效，日益陷入和堕落的深淵。
面對王室内部的紛争、巴布教起義和英俄咄咄逼人的幹涉，國王納賽爾·丁決意實施改革，提高的執政能力和威望。在給親王卡姆朗·米爾紮的信中，國王納賽爾·丁表達了對無序管理的擔憂和建立現代體制的關切：“難道你沒有看到波斯的威望已經被不合理的頭銜、官職和榮譽給摧毀了嗎？一個毫無價值的能有什麼尊嚴和聲望。我想建立議會，為選拔優秀人才奠定合法基礎。”信中表達了國王力圖削弱部落影響力，建立現代、加強中央集權的迫切決心。
1858年，納賽爾·丁針對中央的弊端展開了深化改革。國王在中央設定司法部、、國防部、外交部、宗教基金部和内政部六部，各部大臣由有豐富管理經驗的伊朗官員擔任，直接對國王負責，隻有國王有權釋出指令。1859年，納賽爾·丁又成立包括王子、貴族、官員和烏萊瑪在内的國家咨詢委員會，這是伊朗首次嘗試組建内閣。然而，這兩次嘗試都因種種原因未能成功。
1873年，在首相哈吉·米爾紮·侯賽因的推動下，國王納賽爾·丁宣布實施《機構改組令》。一方面，對舊有的行政部門進行改革。第一，改組司法部和宗教基金部，設立下屬機構，委任世俗官員管理，這一舉措剝奪了烏萊瑪在兩大部門的部分特權。第二，指令内政部招募外國教官支援在德黑蘭建立警察組織，這改變了依靠部落武裝維持秩序的局面。第三，整頓内閣。米爾紮規定首相具有提名内閣成員的提名權，國王掌握内閣成員的準許任命權。每周定期召開内閣會議，設定固定的辦公場所。内閣的整頓使部落貴族喪失了實權，國王和首相掌握了統治的主動權，進而打破了部落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設立新的行政部門。在首相的努力下，新成立了教育部、商業部、郵政電報部幾個部門。教育部主要負責伊朗唯一的高等教育機構—德黑蘭理工學院，盡全力投資建設這所培養現代官僚和人才的高等學校。商業部旨在處理伊朗和外國商業貿易的各項事務，但其管理範圍僅限于裡海和波斯灣沿岸的少數港口，故其作用十分有限。郵政電報部一直被穆赫布·道萊家族所控制，主要負責全國郵政系統的服務和電報線路的鋪設，至1900年，電報已經擴充到連接配接德黑蘭和伊朗其他地區的所有省會。
此前，國王将重要省份的總督一職配置設定給各個王子，讓他們直接統治重要省份積累治理經驗。由于地方部落勢力強大，王子總督的控制力有限。“卡什凱伊部落的首領們控制着設拉子，公開向首都德黑蘭的恺加政權發起挑戰，而盧裡部落則頻繁地劫掠定居民。王子總督對控制該地區的局勢力不從心，甚至還被迫需要部落以補充其軍事力量。”
可見，地方部落的自治阻礙了國家對地方的控制，對王權構成了強大的威脅。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國王委派具有豐富地方管理經驗的伊朗文官到地方各省，以恺加國王的名義統治各省，并輔佐王子總督治理地方。改革後，各省在省會建立了以王子總督為核心，伊朗文官集團輔助管理的地方。這一改革舉措沖擊了地方部落自治的傳統，加強了中央集權。
這次改革基本改變了王朝初建時期依賴部落首領管理的傳統治理模式。1800年，伊朗的官僚機構規模小、效率低。19世紀，行政機構不斷壯大并實作了自身的現代化，直到19世紀90年代建立起十個行政部門。當然，這次改革仍然有其局限性。恺加部落取得政權後成功地被伊朗的文官傳統和專制文化同化，但當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湧入伊朗後，國家要實作由傳統專制政體向現代民主政體的完全轉型，這對出身于部落的恺加統治者來說難以想象。
是以，改革并不可能完全根除部落影響，動搖恺加政權的立國之本。一旦中央衰弱，部落又重新在伊朗的舞台上活躍。禮薩汗正是在恺加王朝建立的軍事和官僚機構兩大支柱上進一步發展，采取比恺加王朝更嚴厲的部落政策，進而建立起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恺加時期的早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落後的部落勢力，為其後巴列維王朝進行更深刻的改革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