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晚期，伊朗一些开明的改革者将“部落问题”视为伊朗实现现代化转型的主要障碍，他们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解决部落自治、建立现代化官僚体系等问题上。建国初期，国王法塔赫·阿里继承萨法维王朝时期的管理模式。
地方上，任用部落首领、宗教领袖、地主、王室家族成员等负责地区事务。地方总督控制着税收、土地和民兵组织，俨然一个独立的实体。在中央，国王事无巨细地处理所有事务，仅保留一位首相和几位文官协助处理事务。正如寇松所言：“国王的话就是法律。他集立法、行政和司法职能于一身，是整个公共生活的枢纽。”
官员们职责混乱不明，阿谀奉承，唯国王马首是瞻。这容易导致行政决策频繁失误、行政效率低下的局面，进而动摇民心，引发。此外，出于对伊朗本土官员的不信任，国王法塔赫·阿里将部门关键的高级职位分配给恺加部落成员。
恺加王室成员和科瓦努部落的部落首领们把控着的关键职位，但他们沉溺于富贵享乐，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服务。这种任人唯亲、尸位素餐的现象不仅未能提高的办事效率，长此以往反而助长了部落成员们的野心，对王权造成了严重威胁。在国王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官僚的低效管理之下，国家机器运转低效，日益陷入和堕落的深渊。
面对王室内部的纷争、巴布教起义和英俄咄咄逼人的干涉，国王纳赛尔·丁决意实施改革，提高的执政能力和威望。在给亲王卡姆朗·米尔扎的信中，国王纳赛尔·丁表达了对无序管理的担忧和建立现代体制的关切：“难道你没有看到波斯的威望已经被不合理的头衔、官职和荣誉给摧毁了吗？一个毫无价值的能有什么尊严和声望。我想建立议会，为选拔优秀人才奠定合法基础。”信中表达了国王力图削弱部落影响力，建立现代、加强中央集权的迫切决心。
1858年，纳赛尔·丁针对中央的弊端展开了深化改革。国王在中央设置司法部、、国防部、外交部、宗教基金部和内政部六部，各部大臣由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伊朗官员担任，直接对国王负责，只有国王有权发布命令。1859年，纳赛尔·丁又成立包括王子、贵族、官员和乌莱玛在内的国家咨询委员会，这是伊朗首次尝试组建内阁。然而，这两次尝试都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1873年，在首相哈吉·米尔扎·侯赛因的推动下，国王纳赛尔·丁宣布实施《机构改组令》。一方面，对旧有的行政部门进行改革。第一，改组司法部和宗教基金部，设立下属机构，委任世俗官员管理，这一举措剥夺了乌莱玛在两大部门的部分特权。第二，命令内政部招募外国教官支持在德黑兰建立警察组织，这改变了依靠部落武装维持秩序的局面。第三，整顿内阁。米尔扎规定首相具有提名内阁成员的提名权，国王掌握内阁成员的批准任命权。每周定期召开内阁会议，设置固定的办公场所。内阁的整顿使部落贵族丧失了实权，国王和首相掌握了统治的主动权，从而打破了部落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设立新的行政部门。在首相的努力下，新成立了教育部、商业部、邮政电报部几个部门。教育部主要负责伊朗唯一的高等教育机构—德黑兰理工学院，尽全力投资建设这所培养现代官僚和人才的高等学校。商业部旨在处理伊朗和外国商业贸易的各项事务，但其管理范围仅限于里海和波斯湾沿岸的少数港口，故其作用十分有限。邮政电报部一直被穆赫布·道莱家族所控制，主要负责全国邮政系统的服务和电报线路的铺设，至1900年，电报已经扩展到连接德黑兰和伊朗其他地区的所有省会。
此前，国王将重要省份的总督一职分配给各个王子，让他们直接统治重要省份积累治理经验。由于地方部落势力强大，王子总督的控制力有限。“卡什凯伊部落的首领们控制着设拉子，公开向首都德黑兰的恺加政权发起挑战，而卢里部落则频繁地劫掠定居民。王子总督对控制该地区的局势力不从心，甚至还被迫需要部落以补充其军事力量。”
可见，地方部落的自治阻碍了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对王权构成了强大的威胁。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国王委派具有丰富地方管理经验的伊朗文官到地方各省，以恺加国王的名义统治各省，并辅佐王子总督治理地方。改革后，各省在省会建立了以王子总督为核心，伊朗文官集团辅助管理的地方。这一改革举措冲击了地方部落自治的传统，加强了中央集权。
这次改革基本改变了王朝初建时期依赖部落首领管理的传统治理模式。1800年，伊朗的官僚机构规模小、效率低。19世纪，行政机构不断壮大并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直到19世纪90年代建立起十个行政部门。当然，这次改革仍然有其局限性。恺加部落取得政权后成功地被伊朗的文官传统和专制文化同化，但当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涌入伊朗后，国家要实现由传统专制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的完全转型，这对出身于部落的恺加统治者来说难以想象。
因此，改革并不可能完全根除部落影响，动摇恺加政权的立国之本。一旦中央衰弱，部落又重新在伊朗的舞台上活跃。礼萨汗正是在恺加王朝建立的军事和官僚机构两大支柱上进一步发展，采取比恺加王朝更严厉的部落政策，从而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恺加时期的早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落后的部落势力，为其后巴列维王朝进行更深刻的改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