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死了，你們可以吃掉我”，這是1972年安第斯空難發生後的第10天，27名幸存者一緻達成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協定。這是一個十分無奈又忐忑不安的決定，對于這一群天主教徒來說，這決定尤其艱難。
1972年10月13日，烏拉圭空軍 571 航班從烏拉圭蒙得維的亞飛往智利聖地亞哥，這是一架包機，載有5名機組人員和40名乘客，其中包括 19 名“老基督徒俱樂部橄榄球聯盟”成員，以及他們的家人、支援者和朋友。
飛機在惡劣的天氣下穿越安第斯山脈，缺乏經驗的副駕駛拉古拉拉錯誤地認為飛機已經到達庫裡科，在那裡飛行将開始下降到普達韋爾機場。但真實情況是飛機離庫裡科還有60-70公裡。
飛機撞上了一座雪山，兩邊的機翼和尾翼被切掉。機身以大約350公裡/小時的速度滑下冰川，下行了大約725米，然後停在海拔3600米的地方，3名機組人員和9名乘客當場死亡，當天晚上，又有5人離世。在墜機72天後，救援隊終于趕到，最終獲救的幸存者僅存16人。
智利航空搜救隊在一小時内接到了該航班失蹤的通知，當天下午出動了四架飛機搜尋到天黑。 第二天，來自烏拉圭、智利、阿根廷總共11架飛機展開搜救。
在接下來的幾天，搜尋飛機數次飛過墜機現場，但看不到雪地上的白色機身。8天後，搜尋工作被取消。
這種情況下，水、食物是首要的生存要素，他們通過用鋁片拗成碗狀來曬雪可以獲得飲用水。
但食物卻是嚴重短缺，八塊巧克力棒、一罐贻貝、三小罐果醬、一罐杏仁、幾顆棗、糖果、李子幹和幾瓶酒，這些就是墜機後所有人的糧食儲備。在墜機後的幾天裡，他們将這些食物分成少量分給各人，盡可能為大家争取時間，等待救援。根據其中一名幸存者帕拉多（Parrado）的回憶，他在墜機後昏迷了三天，醒來後的三天裡隻吃了一個巧克力花生。
就這樣，一周後食物用完了，他們撕開飛機上的座椅，希望能找到稻草充饑，但隻找到了棉花和皮革，但吃這些東西使他們病情加重。到第8天，帕拉多的妹妹死去了，幸存者隻剩下27人。
這時有人提議吃那些受難者的屍體，這提議引發了幸存者之間激烈而漫長的道德辯論。因為大多數球員都是天主教徒，有些人擔心同類相食會使他們受到永恒的詛咒。而且這些死去的人基本上都是認識的朋友、親戚甚至是家人，許多人無法接受将他們分食的做法。
不過，嚴峻的現實讓他們别無選擇。後來有人引用了約翰福音第15章13節的經文“人為朋友舍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更大的。”來為此辯護。
第10天，他們圍成一圈輪流發誓“如果自己死了，其他人有權使用自己的身體作為食物”。就連最堅定的反對者也悄悄地默許了。羅伯特·卡内薩當時是一名醫學生，他是第一個吃的，然後其他人也無奈地吃了。
帕拉多雖然也同意别人使用自己的“屍體”，但他堅決維護了他母親和妹妹的屍體不讓侵犯。
第11天，18歲的羅伊·哈雷在飛機殘骸中找到一個半導體收音機，但從收音機中聽到的新聞讓他們瞬間陷入了絕望中。新聞報告說：智利當局已經取消了對他們的搜尋，因為沒有任何人能在寒冷的山區中存活一個多星期。
第17天深夜，人們正在睡覺，一場雪崩塞滿了機艙，8人死去。其中包括小隊隊長兼幸存者領袖佩雷斯以及“像母親和聖人一樣”照顧幸存者的莉蓮娜·梅索爾，這讓他們的心更是沉到了谷底。
11月初，事發20多天，有人提議派幾個年輕力壯的小夥子走出大山尋求救援。但因為天氣極其寒冷，他們一邊為禦寒準備衣物，同時也在等天氣變暖。
一直等到11月15日，帕拉多、卡内薩和另一個年輕人安東尼奧·維津丁3人嘗試向東走，因為西邊是一座大山。在向東走了幾個小時後，在機身以東約 1.6 公裡處發現了包含廚房在内的飛機尾部、少量食物和飛機的雙向無線電，當晚他們在飛機尾部生火取暖。
第二天，他們繼續向東走，到了晚上，也就是他們在外面睡覺的第一個晚上，他們差點凍死了。第二天早上經過一番讨論後，他們決定回到機尾，取出無線電，然後将它們帶回機身，這樣他們就可以用機身上的電池打開無線電求救，但最終因為飛機上的電池和無線電的電流不比對沒有成功。
到事發第60天，12月11日，期間又有幾人死去，有人是因為傷口感染，有人是因為吃肉反感令身體急速衰退而死。
這時候他們認為，往西穿越大山求救是唯一出路，因為這邊最近，但有一個問題，如果禦寒衣物不解決，他們肯定是會被凍死。
後來他們找到一個辦法，使用機身後部的絕緣材料、銅線和覆寫飛機空調的防水織物來制作一個睡袋。
12月12日，這三個沒有任何登山裝備的年輕人再次出發，晚上的時候三個人擠在一起睡在睡袋裡度過寒夜。
第三天，他們被一堵近乎垂直的雪牆攔住了去路，牆的高度超過100米。帕拉多把心一橫，摔死就摔死吧，反正出不去也是死。他用一根棍子在牆上鑿開台階然後攀登上去，當他登上這座海拔4650米的山峰，他以為會看到西邊智利的綠色山谷，卻被眼前數座白茫茫的雪山驚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