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死了，你们可以吃掉我”，这是1972年安第斯空难发生后的第10天，27名幸存者一致达成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协议。这是一个十分无奈又忐忑不安的决定，对于这一群天主教徒来说，这决定尤其艰难。
1972年10月13日，乌拉圭空军 571 航班从乌拉圭蒙得维的亚飞往智利圣地亚哥，这是一架包机，载有5名机组人员和40名乘客，其中包括 19 名“老基督徒俱乐部橄榄球联盟”成员，以及他们的家人、支持者和朋友。
飞机在恶劣的天气下穿越安第斯山脉，缺乏经验的副驾驶拉古拉拉错误地认为飞机已经到达库里科，在那里飞行将开始下降到普达韦尔机场。但真实情况是飞机离库里科还有60-70公里。
飞机撞上了一座雪山，两边的机翼和尾翼被切掉。机身以大约350公里/小时的速度滑下冰川，下行了大约725米，然后停在海拔3600米的地方，3名机组人员和9名乘客当场死亡，当天晚上，又有5人离世。在坠机72天后，救援队终于赶到，最终获救的幸存者仅存16人。
智利航空搜救队在一小时内接到了该航班失踪的通知，当天下午出动了四架飞机搜索到天黑。 第二天，来自乌拉圭、智利、阿根廷总共11架飞机展开搜救。
在接下来的几天，搜索飞机数次飞过坠机现场，但看不到雪地上的白色机身。8天后，搜索工作被取消。
这种情况下，水、食物是首要的生存要素，他们通过用铝片拗成碗状来晒雪可以获得饮用水。
但食物却是严重短缺，八块巧克力棒、一罐贻贝、三小罐果酱、一罐杏仁、几颗枣、糖果、李子干和几瓶酒，这些就是坠机后所有人的粮食储备。在坠机后的几天里，他们将这些食物分成少量分给各人，尽可能为大家争取时间，等待救援。根据其中一名幸存者帕拉多（Parrado）的回忆，他在坠机后昏迷了三天，醒来后的三天里只吃了一个巧克力花生。
就这样，一周后食物用完了，他们撕开飞机上的座椅，希望能找到稻草充饥，但只找到了棉花和皮革，但吃这些东西使他们病情加重。到第8天，帕拉多的妹妹死去了，幸存者只剩下27人。
这时有人提议吃那些受难者的尸体，这提议引发了幸存者之间激烈而漫长的道德辩论。因为大多数球员都是天主教徒，有些人担心同类相食会使他们受到永恒的诅咒。而且这些死去的人基本上都是认识的朋友、亲戚甚至是家人，许多人无法接受将他们分食的做法。
不过，严峻的现实让他们别无选择。后来有人引用了约翰福音第15章13节的经文“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来为此辩护。
第10天，他们围成一圈轮流发誓“如果自己死了，其他人有权使用自己的身体作为食物”。就连最坚定的反对者也悄悄地默许了。罗伯特·卡内萨当时是一名医学生，他是第一个吃的，然后其他人也无奈地吃了。
帕拉多虽然也同意别人使用自己的“尸体”，但他坚决维护了他母亲和妹妹的尸体不让侵犯。
第11天，18岁的罗伊·哈雷在飞机残骸中找到一个晶体管收音机，但从收音机中听到的新闻让他们瞬间陷入了绝望中。新闻报告说：智利当局已经取消了对他们的搜索，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在寒冷的山区中存活一个多星期。
第17天深夜，人们正在睡觉，一场雪崩塞满了机舱，8人死去。其中包括小队队长兼幸存者领袖佩雷斯以及“像母亲和圣人一样”照顾幸存者的莉莲娜·梅索尔，这让他们的心更是沉到了谷底。
11月初，事发20多天，有人提议派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走出大山寻求救援。但因为天气极其寒冷，他们一边为御寒准备衣物，同时也在等天气变暖。
一直等到11月15日，帕拉多、卡内萨和另一个年轻人安东尼奥·维津丁3人尝试向东走，因为西边是一座大山。在向东走了几个小时后，在机身以东约 1.6 公里处发现了包含厨房在内的飞机尾部、少量食物和飞机的双向无线电，当晚他们在飞机尾部生火取暖。
第二天，他们继续向东走，到了晚上，也就是他们在外面睡觉的第一个晚上，他们差点冻死了。第二天早上经过一番讨论后，他们决定回到机尾，取出无线电，然后将它们带回机身，这样他们就可以用机身上的电池打开无线电求救，但最终因为飞机上的电池和无线电的电流不匹配没有成功。
到事发第60天，12月11日，期间又有几人死去，有人是因为伤口感染，有人是因为吃肉反感令身体急速衰退而死。
这时候他们认为，往西穿越大山求救是唯一出路，因为这边最近，但有一个问题，如果御寒衣物不解决，他们肯定是会被冻死。
后来他们找到一个办法，使用机身后部的绝缘材料、铜线和覆盖飞机空调的防水织物来制作一个睡袋。
12月12日，这三个没有任何登山装备的年轻人再次出发，晚上的时候三个人挤在一起睡在睡袋里度过寒夜。
第三天，他们被一堵近乎垂直的雪墙拦住了去路，墙的高度超过100米。帕拉多把心一横，摔死就摔死吧，反正出不去也是死。他用一根棍子在墙上凿开台阶然后攀登上去，当他登上这座海拔4650米的山峰，他以为会看到西边智利的绿色山谷，却被眼前数座白茫茫的雪山惊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