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本文節選：《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作者：馬克斯·韋伯

譯者：于曉、陳維綱等

一個在近代的歐洲文明中成⻓起來的人，在研究任何有關世界曆史的問題時，都不免會反躬自問:在⻄方文明中而且僅在⻄方文明中才顯現出來的那些文化現象——這些現象 （正如我們常愛認為的那樣)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意義和普遍價值的發展中，——究竟應歸結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呢 ?

唯有在⻄方，科學才處于這樣一個發展階段:人們今日一緻公認它是合法有效的。經驗的知識、對宇宙及生命問題的沉思，以及高深莫測的那類哲學與神學的洞⻅，都不在科學的範圍之内 (雖然一種成系統的神學之充分發展說到底仍須歸到受希臘文化影響的基督教之名下，因為在伊斯蘭教和幾個印度教派中僅隻有不成系統的神學〉。簡單地說，具有高度精确性的知識與觀測在其它地方都存在，尤其是在印度、中國、巴比倫和埃及；但是，在埃及以及其它地方，天文學缺乏古希臘人最早獲得的那種數學基礎（這當然使得這些地方天文學的發達更令人贊歎 ）；印度的幾何學則根本沒有推理的證明，而這恰是希臘才智的另一産物，也是力學和實體學之母；印度的自然科學盡管在觀察方面非常發達，卻缺乏實驗的方法,，而這種實驗方法，若撇開其遠古的起始不談，那像近代的實驗室一樣，基本上是文藝複興時期的産物；是以醫學 （尤其是在印度）盡管在經驗的技術方面高度發達，卻沒有生物學特别是生化學的基礎。一種理性的化學，除了在⻄方以外，在其它任何文化地域都一直付諸阙如。

在中國，有高度發達的史學，卻不曾有過修昔底德的方法；在印度，固然有⻢基雅維裡的前驅，但所有的印度政治思想都缺乏一種可與亞裡士多德的方法相比拟的系統的方法，并且不具有各種理性的概念，——不管是在印度(彌曼差派 *的所有預言中，還是在以近東最為突出的大規模法典編撰中，或是在印度和其它國家的法律中，都不具有系統缜密的思想形式，而這種系統嚴密的形式對于羅⻢法以及受其影響的⻄方法律這樣一種理性的法學來說，卻是必不可少的。象教會法規這樣 一種系統結構隻有在⻄方才聽說過。

藝術方面也同樣如此。其它⺠族的音樂聽覺或許要比我們更為敏銳，至少也不會比我們更弱。各種複調音樂在世界各地都一 直存在:各種樂器的合奏與多聲部的合唱在其它地方也都一直就有；我們所有的那些理性的音程，早就為人所知并且還被計算過;但是，理性的和諧的音樂 (不管是多聲部音樂還是和聲) ，是以三個三度疊置的三和弦為基礎的全音程構成的；我們的半音和等音(不是在空間意義上的，而是在自文藝複興以來的和聲的意義上的）、我們以弦樂四重奏為核心的管弦樂隊以及管樂合奏組織、我們的低音伴奏、我們的記譜系統 (使譜寫及演奏現代音樂作品成為可能，并由此使這些作品得以留存) 、我們的奏鳴曲、交響曲、歌劇、以及最後，作為所有這些之表現手段的我們的基本樂器如⻛琴、鋼琴、小提琴等等；——所有這一切， 都隻有在⻄方才所說過，盡管标題音樂，音詩、全音和半音的變化，在不同的音樂傳統中早已作為表現的手段而 存在着。

在建築方面，尖頂拱⻔在其它地方都一直被用作為一種裝飾手段，在古代、在亞洲，都是如此。但是，合乎理性的使用哥特式拱頂作為分散壓力和覆寫所有結構空間的手段，并且突出地把它作為建構雄偉建築物的原則、作為擴充到諸如我們中世紀所劍造的那些雕塑和繪畫中去的一種⻛格的基礎，這都是其它地方都沒有的。我們的建築學的技術基礎确實來自東方。但是東方卻沒有解決圓頂問題，而且也缺乏那種對一切藝術都具有經典意義的理性化類型(繪畫中就是合理地利用線條和空間透視) ——這是文藝複興為我們創造的。

印刷術在中國古已有之，但是特意使用印刷而且隻是通過印刷才有可能産生的那種印刷品，至關重要的是報紙和期刊，卻僅僅出現在西方。一切可能類型的高等教育機構（在中國和伊斯蘭世界）一直都有，其中某些機構甚至在表面上與我們的大學或至少與我們的學院頗為相似。但是，一種由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從事的理性而系統的專門化科學追求，就它在我們的文化中達到了今天所占據的支配地位這個意義上說，卻隻是在西方才存在。

至關重要的是，訓練有素的官員也是如此，他們是西方現代國家和經濟生活的支柱。官員構成的這種類型此前隻是有過設想，但卻遠遠沒有賦予它在今天對于社會秩序所具有的重要性。當然，官員，甚至是專業化的官員，乃是絕大多數不同社會中由來已久的一個要素。但是，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沒有産生出現代西方這樣的經驗：它的全部存在，它的生活的政治、技術和經濟條件，要徹頭徹尾地依賴于一個經過特殊訓練的官員組織。

社會日常生活中那些最為重要的功能已經逐漸操之于在技術上、商業上，首要的是在法律上訓練有素的政府行政人員手中。封建階級的政治集團和社會集團，曆來都有相同的組織。然而，即使西方意義上的rex et regnum（聯即國家）那樣的封建國家！也隻有我們的文化才知道是怎麼回事。由定期當選的代表組成議會，以及由群眾領袖和政覺領袖充任部長并組成向議會負責的政府，更是我們所特有，盡管就施加影響和撰控公權力的組織這個意義而言的政府無疑早就存在于世界各地。

事實上，國家本身，如果指的是擁有理性的成文憲法和理性制定的法律、由訓練有素的行政人員照理性的規則或法律施政這樣一種政治聯合體，那麼兼備這些基本特性的國家隻是見之于西方，盡管組成國家的還有其他種種方式。

我們現代生活中最具決定性的力量——資本主義的情況也同樣如此。獲利的沖動，追求最大可能數值的貨币收益，這本身與資本主義并不相幹。這樣的沖動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無論他們是侍者、車夫、藝術家、妓女、金官污吏、士兵、貴族、十字軍騎士、賭徒還是乞丐。可以說，世間的所有國家、所有時代、所有條件下的所有人，不論有沒有客觀的可能性，全都會抱有同樣的沖動。

在文化史的入門課中就應當告訴人們，必須徹底放棄這種對資本主義的粗陋看法。對利潤的貪得無厭根本就不能等同于資本主義，更不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倒不如說，資本主義更多地是對這種無理性沖動的一種抑制，至少也是一種理性的緩解。不過，資本主義就意味着依靠持續的、理性的資本主義企業手段去追求利潤，而且是不斷再生的利潤。因為資本主義必須如此：在一個完全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中，任何一個單獨的資本主義企業若不利用各種機會去擷取利潤，那就隻有絕路一條。

本文為北大公共傳播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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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唐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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