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國的極端信仰為何崛起？比特币、元宇宙等新概念為什麼令人們瘋狂？美國作家威廉·伯恩斯坦認為，人類的宗教與金融狂熱有着漫長的曆史，他在《群體的瘋狂》中将資訊技術、金融和神經科學的諸多進步結合起來，對大衆幻覺進行了新的闡釋，分析人類的群體性狂熱背後的社會和心理邏輯。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在複旦大學經濟學院任教的方欽為《群體的瘋狂》所寫的導讀。原文名為“瘋狂之下，理性奈何”。作者認為，《群體的瘋狂》是一種西緒福斯式的舉動，因為無論我們對這類群體性瘋狂有多麼了解，在可見的未來，相似的瘋狂一定會再現。但這又不是徒勞無功的行為，因為不管怎樣，我們至少做出努力去試圖了解人類行為中的非理性，向世人警示未來可能遭遇的風險。
《群體的瘋狂》，威廉·伯恩斯坦著，王興華譯，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11月。
瘋狂之下，理性奈何
撰文｜方欽（複旦大學經濟學院）
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黑格爾
“昨日再現”：
人類群體性瘋狂的曆史
1841年，一位名叫查爾斯·麥基的青年蘇格蘭記者，出版了一部著作，名為《異常流行幻象與群衆瘋狂》（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後改名為《大癫狂：非同尋常的大衆幻想與群體性瘋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該書共三卷，麥基分别稱之為《民族幻想》《離奇的愚行》《哲學幻想》。其中要數第一卷最為有名，麥基記錄了人類進入現代世界之初最為著名的3次經濟泡沫：1637年的“郁金香狂熱”、1720年的“南海事件”和“密西西比計劃”。也正因如此，這部書長久以來在經濟學和金融學圈子裡享有盛譽，許多經濟學家在其著作中援引了此書中的史料。
不過，麥基的興趣不限于記錄金融危機。在他看來，金融危機和聖物崇拜、《聖經》預言、算命、獵殺女巫、十字軍東征以及煉金術等現象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即貫穿人類社會曆史程序的一種群體性瘋狂；他要述說的，是一部關于人類群體性瘋狂的曆史。
從麥基記錄的種種看似不可思議但倘若自己置身其間又會覺得再平常不過的離奇事件中，以及從麥基記錄這些事件的行為本身之中，我們能感受到一種深深的悲觀，對啟蒙時代已降人類所處的時代境況之深深的悲觀。
1500年，世界邁入現代的門檻；17世紀，歐洲迎來了她的啟蒙時代。那是一個告别過去、憧憬未來，認為随着理性的發展能夠讓人類獲得最終解放的時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吹響了啟蒙運動最響亮的号角：
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态。不成熟狀态就是不經别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經别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 ！（要敢于認識！）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号。
然而現實卻并沒有如哲學家們想象的那般美好。到了19世紀，就像麥基與無數同時代的人所觀察到的那樣，那些伴随着人類千萬年的蒙昧和癫狂，完全沒有因為經過啟蒙時代的洗禮而消退。相反，伴随着經濟繁榮和技術進步的加持，現代社會中群體性的瘋狂反而愈演愈烈。
帶着疑慮、諷刺、冷靜、不安甚至還有一絲恐懼，麥基以一名記者的視角，搜集并記錄下了人類曆史上十餘個有關群體性瘋狂的事件。
現在，距離麥基寫作的時代過去了将近兩個世紀，擺在面前的這本書，威廉·伯恩斯坦所著的《群體的瘋狂》，不禁讓我有了一種昨日重制的感覺。同樣是末日幻想，同樣是金融狂熱，同樣是俗世癡愚，不過，卻又存在着些微差别：
一個窮困潦倒的冒險家突然想到，從A鎮到B鎮的一條鐵路線是一項巨大的公共事業，他從中可以擷取巨大的利益。是以，他購買了一份軍用地圖，布魯克縣的或者是哪個地方的地名詞典，以及一份名錄。首先，他在兩個城鎮之間畫了一條線，在陰暗的山丘之間的這裡或那裡畫了一些漂亮的曲線，目的是使它有一種真實的感覺，他稱此為調查報告，盡管他和他的人根本沒有去過這個地方。地名詞典、名錄以及支付給一個無賴或馬車夫的一罐啤酒，構成了他收入來源的所有原材料。幸運的是，年收入從未低于15%、20%或30%。收入經常如此之多，他都不好意思去欺騙更多的人了。
書中的這段話，出自一位與麥基同時代的評論家。他對英國鐵路泡沫表達的嘲諷，與麥基有關密西西比計劃和南海泡沫的評論有異曲同工之妙。差別僅僅在于，作為那個時代對群體性瘋狂敏銳的記錄者，麥基對于發生在自己身邊的鐵路泡沫（1825—1845年，英格蘭至少經曆了3次鐵路泡沫）卻無動于衷。他甚至認為，鐵路投資和南海泡沫事件不可比，因為南海泡沫完全建立在虛假的事實之上，而“鐵路是這個時代的必需品。其本身就是一種不動産和有形資産沉默的哲學家和活躍的商界人士都能看出，沒有什麼能比英國資本用于這些項目更高尚、更有利的了”。
這一反差似乎充分說明，有時候即便是機智如麥基這般的人，也難逃群體性瘋狂的魔咒。
是以，時隔180年之後，作為一名神經科學專家、金融理論家以及曆史學者的威廉·伯恩斯坦再一次叙述群體性瘋狂的曆史，也就不足為奇了。對跨越了麥基的時代、經曆了工業革命之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當代人來說，種種狂熱的運動仍然在一次又一次地“昨日重制”：它們不是古舊的曆史，而是我們正在經驗的真實。
《大癫狂》，查爾斯·麥基著，人民郵電出版社2017年8月。
群體性狂熱的社會病理學考察
但是與《大癫狂：非同尋常的大衆幻想與群體性瘋狂》一書有些不同的是，伯恩斯坦收縮了一下主題，放棄了諸如獵殺女巫、煉金術士之類的話題，将焦點集中于兩類群體性瘋狂：金融幻想和宗教幻想。因為他認為，“從表面上看，宗教和金融事件似乎屬于不同現象，但它們是由相同的社會和心理機制驅動的：叙事的誘人力量；人類傾向于幻想本不存在的‘模式’；領袖和追随者的過于自負和過度自信；而且最重要的是，人類有一種壓倒性的傾向，即模仿周圍人的行為，盡管這種行為毫無根據或是一種自我毀滅”。
這一取舍也部分反映出本書的特色。與麥基那種單純描述性的文字相比，伯恩斯坦嘗試用一套完整的分析邏輯去梳理那些金融和宗教方面群體性瘋狂的事例。
客觀地講，伯恩斯坦的分析邏輯是一個“縫合怪”，融合了生物學、心理學和金融學等不同學科與不同研究領域的内容，其大緻由如下的觀點和推論構成。
首先，人類具有一種最為基本的“生物本能”：以盡可能少的代價（成本），獲得盡可能多的享受。
其次，在漫長的生物進化史上，人類發展出一系列“節約成本”的能力來加速自身的進化過程。這諸多能力中的一個，便是模仿能力——我們會通過模仿他人的創新使得自己更适應外部環境的變化；另一個，則是用模式化的方式來解釋世界——“我們天生就想尋找各種往往不存在的關聯”。
最後，我們在生物構造上也朝着“節約成本”的方向進化。比如，神經科學家發現人類有兩種不同類型的認知過程：一種是快速的情緒反應，從進化角度而言，極為古老的大腦邊緣系統控制着這類認知；另一種則是有意識的推理，從進化角度而言，較為晚近的大腦皮質控制着這類認知。在進化過程中，情緒反應占支配地位，因為它能幫助我們對危險信号做出快速的行為反應。
上述這些因素相加，可以得到一個已被心理學家的實驗論證過的結論：人是非理性的；或者說，我們自以為理性，其實隻是為了一種合理化解釋而已。人類是“認知吝啬鬼”，不願進行耗費成本的分析推理，偏愛一種快速得出結論的心理捷徑。是以，“人類并沒有運用強大的智力冷靜分析世界，而是對事實進行合理化，使其符合情感上的預期”。
由此，“叙事”成為我們了解外在世界的主要方式。一個好故事，勝于任何事實和資料；不僅如此，為了讓故事更令人信服，我們還會刻意避開事實和資料，遠離現實世界，陷入自欺欺人的幻想之中。此時，就像社會心理學家所羅門·阿希那個著名的線條長度實驗所揭示的那樣：我們會極度依賴他人的判斷，受他人行為的影響。
是以，那類喜劇式的一夜暴富的叙事和那類悲劇式的世界末日叙事，對我們而言同樣引人入勝。前者告訴我們如何快速積累現世的财富；後者讓我們關注周遭環境的風險：從進化論角度而言，二者都能為我們帶來生存和遺傳優勢。
我們不會去探究這兩種叙事的真實性，因為隻要相信這些叙事的人數衆多，就會對我們産生一種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信的人越多，叙事越正确；當社會中大多數人都相信的時候，它們一定是正确的——這就是“仙子效應”。“仙子效應”是集體決策的基礎，同時也會迅速産生投資上的集體性欺詐或者宗教上的種族滅絕的傾向。
以上便是金融和宗教方面群體性瘋狂的分析邏輯。
伯恩斯坦運用了這樣一套分析邏輯，梳理了從18世紀到20世紀發生的4次重大的金融幻想——1720年的密西西比計劃與南海泡沫、19世紀的英國鐵路泡沫、1929年的經濟危機和20世紀90年代的網際網路泡沫，以及從16世紀到21世紀由時代論的宗教幻想導緻的美國乃至整個世界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撕裂。
例如，有關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伯恩斯坦的叙述結合了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等人的研究，與傳統經濟學迥然有異。首先，構成這一金融幻想的叙事需要4個現實條件：利率下降帶來的信貸寬松、激動人心的新技術的出現、對以往繁榮和蕭條的遺忘，以及對傳統和審慎的投資方法的放棄。其次，需要有4類叙事者：發起人、公衆、政客和媒體。最終，人類廣泛存在的系統性分析錯誤，現代銀行系統信貸供應的不穩定性，再加上由4類叙事者共同促成的有關社會财富神話的傳染性叙事，共同引發了社會整體經濟結構的大崩盤。
從這一方面來看，《群體的瘋狂》一書深化了其主題，不再局限于對那些群體性瘋狂的現象做簡單描述，而是進行了一種類似社會病理學的考察，試圖找出是什麼樣的因素導緻人類社會不斷産生金融狂熱和宗教極端思想。
《華爾街之狼》劇照。
瘋狂之下，理性奈何
不過作者在事件描述及理論分析方面都有所欠缺，在事件描述上，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出，伯恩斯坦既想從微觀視角切入，四兩撥千斤，用一些關鍵人物的行為反映出整個時代的變遷，也想采取一些宏大叙事，向讀者展現人類千萬年來發展進化的圖景。然而兩者想做到銜接流暢頗有難度，微觀與宏觀視角互相穿插反而導緻閱讀時有些混亂，而且涉及多個學科研究結果，很難說這些理論研究是否揭示了群體性瘋狂的根源。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行為經濟學和心理學實驗表明：專家常常不靠譜，他們提出的旨在世界和平的宏大目标總是會朝着不幸的方向發展，陷入群體性瘋狂是現代社會無法避免的宿命。
我相信，一定會有許多讀者在閱讀本書之後覺得這不過就是老生常談，與書中所述相似的金融幻想和宗教幻想現象，在人類曆史上不斷重演，早已喪失了新鮮感。
實際上這就是此類著作時常會遭遇到的一種無力感。作者就像是堂·吉诃德，要和人類群體性瘋狂這座風車，大戰一場。
因為正如書中援引的那些研究所揭示的，人類具有一種基因層面的傾向性，趨于一種群體性瘋狂的行為：我們是社會性動物，我們依賴集體決策，這是我們作為生物在億萬年的進化時間裡優勝劣汰的結果，“人類可能注定要帶着石器時代的思維，在太空時代的星球上蹒跚而行”。
那麼，這是不是說，面對群體性瘋狂，我們無能為力，毫無作為呢？
不。就像弗朗西斯·高爾頓的群體理性實驗所展現的，集體決策可以具有很高的準确性，但前提是我們需要符合詹姆斯·索羅維基提出的群體智慧三要求：個體分析的獨立性，個體經驗和技能的多樣性，以及收集個體意見的有效方式。簡言之，我們要保證個體獨立思考的能力——理性，才能保證集體決策的準确性，避免陷入群體性瘋狂。
歸根結底，仍然是理性。
有許多學者将現代世界的種種瘋狂現象歸結為理性主義的謬誤，歸結為啟蒙時代的哲學家們對于人類理性過于樂觀。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就像他們将大哲人休谟的名言——人的理性是情感的奴隸——挂在嘴邊，卻往往忘記了休谟同時也是那個時代最理性的觀察者，他運用最理智、最嚴謹的方式去剖析複雜的人性。
電視劇《大時代》劇照。
韋伯曾對現代世界做出了預言：“理性化的鐵籠”。然而，“理性化的鐵籠”形成的原因不是理性主義的泛濫，而是“專家已沒有精神”，缺失理性靈魂的“空心的軀殼”幻想着自己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文明水準。
對這個時代來說，問題不在于我們過于理性，而在于即便是在最新科技的裹挾之下，我們仍然缺少正确運用理性的能力。
沒錯，我們的理性仍然很脆弱；同樣沒錯，我們時常會聽憑情感的支配，陷入非理性的狀态。但是别忘了，我們還有一種将萬事萬物合理化的本能沖動。合理化解釋的目的之一或許隻是為了讓我們獲得一份心理上的滿足感——心安理得；但是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們想要去了解，了解那些發生在我們周圍的不合常理之事。
“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這種了解行為本身就代表着我們那不甚成熟的理性所引導的永無止境的嘗試。
而這正是本書的真正價值，嘗試去描述、分析和解釋人類曆史上一次又一次重制的金融幻想和宗教幻想。
這樣的嘗試注定會是一種西緒福斯式的舉動，因為無論我們對這類群體性瘋狂有多麼了解，在可見的未來，相似的瘋狂一定會再現。但這又不是徒勞無功的行為，因為不管怎樣，我們至少做出努力去試圖了解人類行為中的非理性，向世人警示未來可能遭遇的風險。
并且更重要的是，或許隻有經驗過西緒福斯式的荒誕之後，我們才有可能培育出那種個體的獨立性，人類才有可能發展出促進社會發展的群體幻想。就像作者指出的，人類社會需要一些“好的騙局”，“無論美國社會存在什麼缺陷，我們最大的力量在于我們信仰法治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同樣，我們的經濟運作良好，是因為幾乎所有人都相信，紙币和更為缥缈的電子交易貨币代表着真實的資産和債務”。這些就是有益的群體性幻想。
無論何時，我們都應當謹記：當我們放棄個體的獨立思考，對發生在周遭的種種匪夷所思之事習以為常時，群體性幻想将會導緻最糟糕的結果，“在存在幻想傳染、又沒有有效防禦措施的情況下，失控的狂熱越來越有動力，直到最終撞上現實的磚牆”。
撰文/方欽
摘編/李永博
導語校對/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