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中國萬裡之遙的大洋彼岸，有一個應該被我們永遠銘記的加拿大家族——基爾伯恩（Kilborn）家族。這個家族與中國的情緣始于1891年。從這一年起至1963年的72年間，這個家族祖孫三代為中國和香港地區的醫療和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今天，基爾伯恩家族的第四代和第五代又接下了中加友誼的接力棒，延續着他們家族與中國的情緣。
在寫作本文過程中，王曙生老師給了我很多支援和幫助，在此，特向王老師表示感謝！
一段跨越三個世紀的情緣
——記一個加拿大家族的百年中國情
向素珍
1892年5月，草長莺飛，千樹竟發，萬木吐翠，是成都最美的季節。在位于成都東門的玉沙路上，出現了幾位金發碧眼的外國人，他們是受加拿大衛理公會派遣到成都開拓華西教區的志願先遣隊員，其中有2位牧師，2位醫學博士。初到成都的他們，在玉沙路找了一家民房落腳。他們将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開啟他們新的人生——“行醫”和“傳播福音”的事業。醫學博士奧馬爾·基爾伯恩（Omar L. Kilborn）和他的新婚妻子珍妮·福勒（Jennie Fowler）也在其中。在這裡，他為自己起了一個響亮的中國名字——啟爾德。從此，啟爾德家族的命運就緊緊地與中國、與四川拴在了一起。
在成都安家
啟爾德（Omar L. Kilborn ） 珍妮.福勒（Jennie Fowler ）
1867年11月20日， 啟爾德出生在加拿大南安大略省弗蘭克維爾一個鐵匠之家，在5個兄弟中他排行老五，但隻有他和他的哥哥幸存下來。 他的父親性格剛強、工作勤奮、做事嚴謹、一絲不苟。他的母親溫柔、善良、很會持家，深受大家喜愛。是以，這個并不富裕的家庭十分溫馨和諧。啟爾德遺傳了父母的優點，堅定、頑強、勤奮、堅韌不拔，同時又性格平和、和藹可親，所有遇見他的人都感到他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不幸的是，在他14歲那年父母雙亡。在當内科醫生的哥哥羅蘭德·基爾伯恩（Roland Kilborn）支助下，加上他自己又利用假期去做鐵路夜班電報員，甚至多次充當水手穿越大西洋把牛群從加拿大押運到英國來賺取學費完成了學業。在此過程中，他遊曆了加拿大、英國和歐洲的許多大城市，既積累了社會經驗，又開闊了眼界。作為一名醫學生，他敏銳地發現這些地方的醫生已經超出了實際需求，醫生這個職業在這裡并不稀缺。
1883年，啟爾德進入加拿大金斯頓皇後大學學習，取得文學碩士、化學碩士并獲得金獎後，又開始學醫。1889年春天，不滿22歲的啟爾德獲得外科碩士、醫學博士學位，接着他又前往德國海德堡大學和英國愛丁堡大學繼續深造。
19世紀後期，随着西方列強在全球各地經濟和文化上的擴張，在加拿大乃至整個西方都掀起了到所謂的蠻夷之地去傳教的運動。在這種思潮影響下，啟爾德成為皇後大學第一批響應志願者懇切呼籲的醫學生之一。在上大學期間，啟爾德與好友詹姆斯·霍爾（James Hall）和喬治·哈特維爾（George Hartwell）一起加入了皇後大學的學生義工組織，知道了世界上還有很多地方貧窮落後、缺醫少藥；知道了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個國家——中國，那裡人口衆多、醫學落後，群眾愚昧、沒有信仰，這更堅定了他畢業後到更需要醫療護理和開啟民智的地區去幫助那些不幸的人們的決心。他相信西方的現代醫學技術在遙遠的東方會大有作為，他要去那裡一展身手。盡管他畢業時已獲得了皇後大學的一份教職工作，但他還是給加拿大衛理公會傳教部秘書長薩瑟蘭牧師（Rev. Sutherland）寫了一封自薦信，表達了自己想作為一名志願先遣隊隊員到貧窮落後的中國去行醫布道的願望。1890年11月18日，薩瑟蘭受衛理公會之命對啟爾德的請求作出答複，同意他和非醫科的同學何忠義（George Hartwell）前往中國傳教并開展醫療工作。在啟爾德之前，加拿大衛理公會唯一的海外傳教團在日本，而且并沒考慮在那裡開展醫療工作。
左：啟爾德母校皇後大學 右：啟爾德（右）與同學何忠義（George Hartwell）合影
1891年10月4日，在美以美會前華中教區的拓荒者、主持人、神學博士赫斐秋（V.C. Hart）夫婦帶領下，啟爾德夫婦、史蒂文森(D.W. Stevenson醫學博士)、何忠義（George Hartwell）夫婦組成的第一個前往華西的加拿大衛理公會傳教先遣團乘船離開溫哥華，穿越太平洋，經過一個月的海上颠簸，終于在11月3日抵達中國上海。
第一批前往中國的加拿大志願隊先遣隊員，照片為他們離别溫哥華前的合影。前排由左至右：赫斐秋博士（Rev. V. C. Hart）、赫斐秋夫人（Mrs. Hart）、斯蒂文森博士（Dr. D.W. Stevenson）；後排由左至右：何忠義夫婦（Rev. G.E. Hartwell and Mrs. Hartwell）、啟爾德博士（Dr.O.L. Kilborn）、啟爾德的第一任妻子珍妮·福勒（Jennie Fowler） （攝于1891年10月4日）
1891年8月12日，不滿24歲的啟爾德與同學珍妮·福勒（Jennie Fowler）結婚，此時距他們出發前往中國還剩不到兩個月時間。珍妮·福勒1867年出生于加拿大，文學碩士，畢業于皇後大學文學系，她的父親是皇後大學的自然科學教授。
漫長艱辛的旅途，成了他們的蜜月之旅。在上海停留了3個多月，接受了簡單的中文教育訓練後，他們登上蒸汽輪，在宜昌換乘木船，沿着長江逆流而上，穿越三峽，住船屋，跨過一個個激流險灘，經過艱苦的舟船勞頓，于1892年5月21日到達了他們在中國西部傳教工作的第一站——成都。
初夏的成都陽光明媚，路邊的樹木長出的新葉嫩嫩綠綠，小鳥叽叽喳喳，到處一派勃勃生機，撲面而來的春的氣息讓人心曠神怡。在來中國之前，啟爾德夫婦有大量的準備工作要做，根本無暇顧及自己的小家，更談不上享受新婚的甜蜜浪漫。如今到達了目的地，他們在最初落腳的玉沙路一家典型的川西院落裡安頓下來，終于可以松一口氣了。珍妮是一位美麗高雅、善良溫厚的知識女性，她精心地布置着與啟爾德的愛巢：牆上挂着從家鄉帶來的名畫，挂上從加拿大帶來的窗簾，潔白的窗紗随着微風輕輕拂動，桌上的玻璃瓶裡插着從外面采摘的野花……一切都是那麼美好。面對即将開始的新生活，珍妮滿足極了，這是她和啟爾德結婚以來第一個真正屬于她倆的空間，她渴望着與夫妻在這裡度過一個個浪漫甜蜜的溫情之夜，細細品味人間的美好。啟爾德溫情幽默，多才多藝，愛好音樂和文學，喜歡唱歌，擅長小提琴。兩個年輕人滿懷希望地憧憬着美好的未來……
然而，意想不到的災難驟然向他們兇猛撲來。1892年7月，天氣特别炎熱，一場嚴重的霍亂在成都流行開來，據啟爾德回憶錄記載，由于沒有科學的預防措施，這場霍亂最終奪走了數萬人的生命，珍妮也不幸被感染。盡管啟爾德是一個十分優秀的醫生，但面對突然降臨的災難，他雖竭盡全力仍無力回天，在一個酷熱難耐的午後，珍妮在感染疾病18個小時後離開了這個她十分眷戀的世界。可憐的珍妮去世時還不滿25歲，到達成都才剛剛2個月。由于災難來得太突然，還來不及體味美好生活的珍妮，甚至都來不及留下一張與結婚不到一年的親愛的丈夫的合影……
愛妻的離去令啟爾德痛不欲生， 啟爾德長時間沉浸在對珍妮的痛苦思念中，連他最好的朋友都難以讓他解脫。珍妮精心布置的愛巢依然那麼溫馨淡雅，桌上玻璃瓶裡的野花依然散發出淡淡的清香，然而女主人卻沒了。啟爾德實在難以接受這殘酷的現實，他瘋狂地将自己抛入到工作之中，以緩解痛失愛妻的打擊。
1892年11月3日，為紀念登陸上海一周年，啟爾德和醫學博士斯蒂文森（Dr. D.W. Stevenson）在成都四聖祠北街12号利用租用的民房開辦的第一家西醫診所開診了。這一天共接待了18位病人，以後病人持續增加，最多時發展到每天有50至60位病人。診所的條件已不能滿足醫療工作，他們又在居住的院子裡騰出兩個小房間，分為男病房和女病房，很快每個病房裡都要容納四五個病人。他們還成功做了幾例手術，也包括大手術。這個小小的診所為中國西部的現代醫學開啟了一道新的曙光。
中國西部地區第一家西醫診所，從此，西醫走進了普通百姓家。圖為在診所候診的病人
福音堂貧民診所
最初，他們計劃每周三天看病，三天學習漢語。但随着住院病人和門診病人的日益增多，加上連續不斷地接到病人上門出診、做手術、敷藥包紮等要求，他們學習語言的時間完全被擠掉了。最終，這計劃隻持續了很短的時間，他們就不得已終止了醫療工作，集中時間學習語言。
1893年初，他們在四聖祠街購買了一個中等大小的院落，靠近東較場，那處房屋經修繕後适合三家人居住。1894年初又添置了兩個毗鄰的小院落，于是成都第一所由外國人建立的西醫醫院落成了（由于此時啟爾德不在成都，該醫院由斯蒂文森主持修建）。
中國西部第一所西醫醫院
史蒂文森醫生與麻風病患者
和諧的成都院落——1893年生活在成都四聖祠街的加拿大志願隊的先遣隊員們
照片背面的文字
生命中的又一位同行者——麗塔
（ Retta G.kilborn ）
也許為了安撫痛失愛妻的啟爾德，上帝給他送來了又一位天使。
1893年10月，啟爾德受衛理公會派遣，前往上海接應新到華西的第二批傳教士并一路随行護送他們到成都，其中一位名叫麗塔 ·奧芙麗塔 ·吉福德(Retta AlfrettaGifford)的女醫學博士，走進了啟爾德的生活。麗塔是衛理公會女傳教士協會派出到華西工作的第一位訓練有素的女醫生。
麗塔于1864年5月11日出生于距離安大略省麥福特市(Meaford,Ontario)三英裡的一座農場，她的父親是清教徒，一位很有紳士風度的農民。麗塔是家裡8個孩子中的老大，作為長女，通常會被要求幫助做家務和農活，直到18歲才進入高中學習。她決定學醫，那時很少有女孩子被允許學醫，但她憑着一股韌勁實作了自己的目标。麗塔高中畢業後，她考入了多倫多女子醫學院〔該院後來被并入三一大學（Trinity University）〕，1891年畢業，獲得醫學博士、外科碩士學位。麗塔畢業後在距離出生地20英裡的歐文桑德開了一家私人診所。一年後，加拿大衛理公會女教友協會邀請她加入教會醫療先遣隊前往四川，她接受了邀請，于1893年乘船前往中國。
1889年，麗塔（後排右2）與父母和弟弟妹妹的合影
左：少女時代的麗塔 右：剛到中國的麗塔
從上海至成都的漫長旅途，讓啟爾德與麗塔有足夠的時間相識、相知、相戀。相同的信念和共同的理想追求，使兩顆年輕的心碰撞在了一起。1894年2月，他們抵達成都。1894年5月24日，兩人在成都完婚。婚後，麗塔随夫姓，也起了一個中國名字——啟希賢。這一刻，啟爾德家族在中國的故事也正式拉開了序幕。
1894年5月24日， 啟爾德與啟希賢在成都完婚
啟爾德夫婦與他們的中文老師
根據婦女傳教士協會規定，女傳教士一旦結婚，就将失去傳教士資格，教會将不再給她們支付工資。由于啟希賢是婦女傳教士協會派出的在華西工作的第一位受過專門訓練的女醫學博士，又肩負着建立婦女兒童醫院的任務，教會破例為她保留了5年傳教士身份，但工資從每月600加元降為300加元，5年後（即1899年）完全停止支付。啟希賢對此毫無怨言，義無反顧地投入到今後的工作中。在接下來的日子裡，賢良的啟希賢作為一名賢内助，與啟爾德一道，為中國西部的醫學教育創下了不朽的偉業。
婚後第三天，啟爾德和啟希賢被派往嘉定（樂山）開創繼成都之後的第二個教區。他們在樂山白塔街租了一間民房，把一個大房間用作傳教場地，緊接着就展開了每周的正常禮拜活動。很快他們又租了一個毗鄰的院子并将其稍作修葺後作為診所開始了醫療工作。啟希賢負責診治女病人，啟爾德則負責診治男病人。他們一周四天看病，兩天接待男病人，兩天接待女病人，同時也接受住院病人，并實施必要的手術。每個問診日，他們所診治的病人達50到80個。這個診所是啟爾德在中國西部建立的第二個西醫診所，也是今天位于白塔街的樂山市人民醫院的前身。
中國西部第二所西醫醫院——嘉定（樂山）醫院
1895年4月7日，啟爾德夫婦的長子Leslie G. Kilborn 在嘉定（樂山）出生，他們給兒子起了一個中文名——啟真道。
啟爾德夫婦與剛出生2個月的兒子
1895年，理事會決定，調赫斐秋博士和夫人、赫斐秋小姐、文煥章（Endicott）夫婦和哈爾（Hare）博士前往嘉定工作，啟爾德夫婦調回成都。5月下旬，夫婦倆帶着剛滿月不久的兒子回到成都，就遭遇了一場針對傳教士的騷亂。
1894—1895年中日戰争的失敗，導緻割地賠款的國恥激起了人們反外國人尤其是反傳教士的情緒。當時的成都，彌漫着針對傳教士的流言：認為傳教士是最低等、最壞的人，他們被自己的國家驅逐，來到中國是為了戰勝最後的正義；可怕的外國人會抓住中國孩子“放到鍋裡煮了熬油”、取小孩肝、眼珠熬制西藥等等。
1895年5月28日，中國傳統的端午節。下午，人們聚集在臨近四聖祠街的東較場以傳統的方式——“打李子”慶祝節日，即一人拿一包李子互相對打，在東門城牆上呈現出上千人對打的壯觀場景。然而，在一片嬉笑歡樂中，有人突然說，看見外國人把中國小孩拐進了教堂。不胫而走的流言瞬間點燃了人們懼洋、仇洋的情緒。有人從貧民區的墓地刨出死人骨頭拿到街上，用作外國人從事可怕實驗的證據，聲稱那是被這些洋人害死的人的骨頭。一罐酒泡的櫻桃被人從傳教士的儲藏室裡搜出來公開展覽，說是他們挖取嬰兒的眼睛制成的藥水。到傍晚時，激憤的人群已來到四聖祠街包圍了教堂、福音醫院和啟爾德等傳教士的住處，要他們交出被拐的小孩。情急之中，啟爾德掏出手槍對天鳴放，試圖驅散包圍他們的人群，哪知大禍就此釀成。
第二天，四聖祠醫院和禮拜堂、位于陝西街的教堂和傳教士們的家以及教會的所有财産被悉數搗毀。這場風波波及十餘州縣，共計70多座教堂被毀。這就是舉世震驚的 “成都教案”。啟爾德夫婦帶着襁褓中的兒子，在同情他們的官員幫助下，在衙門裡躲避了幾日，終于在一個漆黑的夜晚登上一隻船經重慶逃往上海。史蒂文森夫人在騷亂中經受了一系列磨難和驚吓，導緻精神崩潰，夫婦倆由此回到加拿大，再也沒有傳回中國。
在1895年的成都教案中，被搗毀的中國西部第一所西醫醫院
重返成都，再創偉業
1896年，即将傳回成都的啟爾德一家三口與一個他們曾救治過的中國基督徒的孩子在上海合影，但這個男孩的名字今天已無從考證
1896年初，教案風波漸漸平息，啟爾德夫婦帶着孩子回到成都，利用清政府給予的教案賠款和教會提供的補充經費，着手在原址廢墟上重建醫院。他們首先修繕房屋和恢複教堂，初秋開始清理維修醫院。很快，一座規模更大的醫院在診所原址上建成，新醫院有了25張床位，具備了接待住院病人的能力。同年11月，啟希賢用租來的經過修繕改建的房子，開始了婦女兒童的醫療工作，随即又在新巷子正式建立了中國西部最早的婦女兒童醫院，啟希賢也成為四川曆史上第一位公開執業的西醫女醫生。該醫院以科學的護理和新式接生法，取代了延續千年的極不衛生、造成許多母嬰死亡的舊式接生法，進而使産婦和嬰兒的存活率顯著提高，也使越來越多的家庭開始選擇到醫院生産。據資料統計，成都城内的産婆營業所，至清朝末年，已從上百家減至36家，西醫婦産衛生理念得到較快普及。
1896年成都的女醫院
1896年在“成都教案”中被毀的醫院廢墟上重新修複的成都男醫院
一切收拾停當以後，啟爾德夫婦又開始了接診病人的工作。雖然此時的成都人對外國人仍懷有疑慮和恐懼，然而，由于夫婦倆精湛的醫術和毫不保留地為中國人無私的奉獻，加上他們神速提高的中文，已經能用四川話與患者順暢交流溝通，赢得了許多患者對他們的信任和好感，請他們治病的人越來越多。啟希賢因為成功治好了一位女士的惡疾，還收到了病人贈予的一副十分漂亮的牌匾，牌匾上将他們譽為“華佗和扁鵲再世”。根據1898年6月的一分報告稱，醫院運作14個月後，共醫治病人10,686 名，麻醉手術125人次，小手術25人次。啟爾德在工作筆記中寫道，醫院新增的2848個病人中，有62人來自全省112個縣的47個縣，這意味着，西醫在成都之外也開始被更多人所接受。
每天忙碌而充實的日子，使他們收獲了成功的喜悅。此時，他們已深深地愛上了這片土地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
“兩位先鋒隊醫學傳教士：奧馬爾·吉爾伯恩醫生和麗塔·吉爾伯恩醫生常一起工作在手術室中。”奧馬爾手執手術刀，而麗塔正在為患者麻醉
1897年初，受教會派遣，醫學博士王雨春（W.E.Smith）抵達成都，次年教會又補充了醫學博士伊萬（R.B.Ewan）。他們的加入進一步促進了成都醫療工作的發展，也使啟爾德夫婦有了喘息之機。
1898年5月，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也是大女兒康斯坦斯（Constance KilbornWalmsley）在成都出生。1898年7月，啟爾德夫婦帶着孩子第一次回加拿大休假期間，他們的第三個孩子二女兒科拉 (Cora Kilborn)于1899年出生在加拿大，取中文名啟智明。1900年4月，他們休假結束傳回成都。幾個月後，在中國北方爆發的義和團運動迅速波及到全國，啟爾德夫婦不得不再次帶着孩子離開成都去上海避難。1901年，當他們傳回成都時，驚喜地發現他們的房屋和醫院都儲存完好，一切和他們離開時一樣，原來是因為一位官員為他們所有的房間都貼上了封條而幸免再次被毀。1901年12月，他們的小兒子肯尼斯(Kenneth Kilborn)在成都出生。
啟爾德夫婦與四個孩子在成都四聖祠街家的院子裡（攝于1903年）
啟爾德在成都的家（攝于1905年）
義和團風潮平息後，1905年，啟爾德從加拿大基督教會争取到部分捐款，又得到四川官府資助的1500多兩黃金用以建立一座新醫院。1906年，基督教會派伊萬醫生（Dr. Ewan）負責這所大型新醫院的建立。1913年，一座擁有120張病床、堪稱當時中國最好的醫院之一、設有普通病房、特殊病房以及面向經濟條件較好、願意支付相應費用的中國人的私人病房的四層西醫大樓正式開業，取名“四川省紅十字會福音醫院”，後定名為“仁濟醫院”，因僅收治男患者，又稱“仁濟男醫院”。新醫院設有診室、候診室、會診室和藥劑室等，此外還有更衣室、手術室、麻醉室、消毒室等，裝置非常完善，并開設了内科、外科和花柳科等專業科室。
1914年，啟爾德又在仁濟醫院開辦男護士學校，招收中國學生30餘人。他在管理醫院的同時也擔任醫師、藥劑師、護士長、傳教士和教師的工作。
左：建設中的仁濟男醫院 右：竣工後的仁濟男醫院大樓
1913年，四川紅十字會福音醫院正式開業
1912年，由啟希賢主持建立的婦女兒童醫院遷入在惜字宮南街建立的大樓，定名為“仁濟女醫院”。1915年，醫院附設一所女護士學校。至民國初期，醫院已有病床52張，開展新法接生及一般婦、産、兒科疾病診治工作。1940年，“仁濟女醫院”因失火被燒毀，後并入“仁濟男醫院”。這兩家醫院都采取以盈補虧的經營辦法，對富人收取高額費用，對窮人則減免其醫藥費用。同時，醫院還擔負華西醫科學生的臨床教學功能。1892年11月3日在四聖祠街開張的小小診所，亦成為今日華西醫院的起源。
仁濟女醫院
傳播文明鏟除陋習
啟爾德和啟希賢初到成都時，成都人缺醫少藥、近乎殘酷的生活現狀令他們極為震驚：當地人勤勞但十分貧窮；他們具有創造力但卻沒有文化，充滿迷信和無知；他們缺乏衛生保健的基本知識，根本不懂個人和家庭保持衛生的重要性，而這些都與疾病的産生息息相關；他們知道傳染病，但不知如何隔離傳染病。對于天花、霍亂、麻風、肺結核、猩紅熱、傷寒等傳染病帶來的令人恐怖的災難性後果束手無策。還有遍布大街小巷的鴉片煙館以及極其殘忍愚昧的纏足陋習……誰都無法知道中國人的死亡率是多少。作為救死扶傷的醫學傳教士，啟爾德夫婦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所肩負的重大使命和責任。他在《治病救人（Heal the Sick）》一書中，花了許多篇幅講述鴉片和纏足的危害。啟爾德親眼目睹了瘾君子毒瘾發作時那種種令人作嘔的痛苦慘狀和鴉片給普通家庭帶來的災難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劇。面對那些萎靡不振、面色蒼白憔悴、雙手發抖、涕淚橫流、肮髒邋遢、人不人鬼不鬼的瘾君子，啟爾德既痛心又憤怒。他和醫學傳教士們極力推動反鴉片運動并在醫院開設了戒煙科目，收治那些希望戒掉鴉片的煙民到醫院戒毒瘾，幫助他們樹立信心重歸正常人的生活。同時教育傳教士在禁煙工作中，不但教導學生們反鴉片，還拒絕任何一個抽鴉片的學生入學。
1902年的一天，啟爾德和格蘭傑先生（Grainger）代表成都教會拜訪了四川總督岑春煊，敦促總督重視立法，禁止鴉片和纏足。總督贊同并許諾要開展一些禁止抽鴉片的工作。1906年9月，清政府下令禁煙。1908年，時任總督趙爾巽釋出告示，通令禁煙，采取勸、懲、撫、補相結合的辦法，限兩年内禁絕鴉片，四川的鴉片煙館終于在1909年被關閉并禁止種植罂粟。
左圖：田地裡種植的罂粟花 右圖：鴉片館裡的煙民
纏足是中國婦女曆史上最痛苦悲慘的一頁。作為一種滿足封建社會男人審美觀的陋習，在中國存在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1895年，英國人立德（Archibald Little）夫人與數位女傳教士在上海發起成立了反對纏足的“天足會”，出版《天足會報》，成立天足會女子學校并招收天足女子入學。她們利用廣學會出版大量小冊子和宣傳單，宣傳天足觀念。随後各省城紛紛成立“天足分會”。
啟希賢在成都行醫時發現，許多婦女疾病皆與幼年纏足有關。她無法了解、十分痛恨這一極不人道、摧殘人性的纏足陋習，奮起為反纏足運動奔走呼号，積極參與成都的反纏足運動，到處開展宣講活動，教育規勸自己的病人不要再讓女孩纏足，倡導成立成都天足協會，呼籲盡早廢除這一違反人性的陋習。啟爾德在《治病救人（Heal the Sick）》一書中，對纏足的起因和危害進行了深刻剖析，痛斥纏足是一種罪惡行為，裹足的痛苦過程是難以想象的，給女童們帶來的無盡創傷是無法彌補的，使中國的婦女成為殘廢人。他強烈要求必須廢除這種陋習。
被殘忍的陋習摧殘的小足
在加拿大女布道會傳教士們的積極倡導群組織下，成都反對纏足的天足會成立了，會長由加拿大女傳教士、醫學博士Dr. Maude Killam擔任，并在樂山召開了第一屆天足會年會。1902年，清政府下诏禁止婦女纏足。成都天足會多次舉行會議，幫助人們認識到纏足的危害，促使人們放棄纏足或給已纏足女兒放足。随後，時任四川總督岑春煊釋出反對纏足的《不纏足官話淺說》，印發了5萬份在全省範圍内散發。1904年2月9日，啟爾德又代表在川的傳教士們就反纏足一事專程去總督府拜會了時任總督錫良，得到總督的支援，同意再次印發前任總督岑春煊釋出的《不纏足官話淺說》，同時釋出《禁煙禁纏足令》，敦促人們放棄這一陋習。在總督支援下，在四川各縣都出現了很多由中國人組織起來的天足會。
終得解放、開始放足的女孩
中國的一次變革——讨伐纏足。成都上流社會的婦女出席反纏足協會在嘉定（樂山）舉辦的第一次年會，聆聽立德夫人（最後排左1）關于反對纏足的演講，啟希賢（最後排右2）擔任翻譯
在天足會推動下，1909初，四川總督趙爾巽發告示規勸川人擯棄纏足惡習。之後，各縣長官又制定了更為嚴格的條款，要求在其轄區内的所有纏足婦女都得放足，甚至還設定了最後期限。
到了20世紀10年代，特别是進入民國之後，在中外人士共同努力下，反纏足運動普及到了平常百姓家。1912年，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下達《令内務部通饬各省勸禁纏足文》。進入20世紀20年代後，殘害中國女性身心千餘年的纏足陋習終于被廢除。
随着孩子們漸漸長大，1907年，啟希賢帶孩子們回加拿大接受正規教育，啟爾德獨自一人留在成都工作。1909年5月13日，啟爾德離開成都回到加拿大與家人團聚。這是他到中國後的第二次回國休假。
這是1909年4月啟爾德從成都寫給啟希賢的信。信裡詳細叙述了成都傳教團裡所發生事情和工作等，同時也表達了自己想盡早回到啟希賢和孩子們身邊的迫切願望。在上面的一封信裡他幽默地寫道：“如果女皇号(郵輪名)走得太慢，我就出去推着船走。”從這些信中，我們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一位偉大、堅強的男人作為丈夫和父親有責任、有擔當、溫情、有血有肉的另一面。
左：分别兩年後，一家人終于在加拿大團聚 右：照片背面的文字記錄
啟爾德利用這次休假的時間，總結了在四川近18年行醫的經驗并寫作了《治病救人》一書。1910年，該書在加拿大出版。在書中，啟爾德講述了他多年在成都行醫傳教的真實經曆以及所遇到的挑戰，詳細介紹了他觀察、接觸到的清末成都人的生活方式、成都的社會習俗、常見疾病、中醫中藥，以及他怎樣用西醫給成都人治病等等。他同時在書中呼籲：“傳教中醫療工作已經成為一種非常恰當的‘用行動表示愛’的方式。它是能夠用實際行動表現出來的愛的最高形式。……教會醫院是教堂的補充。”時任海外宣教秘書長T.E.E.肖爾牧師（Rev. T. E. E. Shore）在序言中寫道：“當時加拿大國内的非專業傳教運動、青年傳教運動開始興起，傳教士之間亟需合作精神。此外，中國人對西方科技和宗教信仰的好奇也逐日增強。在這個時候，啟爾德這本書的出版顯得非常及時。在我所熟悉的傳教士中，沒有人能夠勝任啟爾德的醫學傳教工作。他的書對那些立志于傳教的人以及所有那些傳教士的朋友的人來說都是無價之寶。”
1910年在加拿大出版的《治病救人》，為了感謝時任總督錫良對教會工作的支援，啟爾德特地将錫良的照片放在書的封面，并在内頁的照片下稱贊其為“傑出的總督”。
啟爾德也是中國紅十字會在四川的組織者之一，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他參與了救治傷病員的工作。一位美以美會的牧師詹姆斯·雅德（James M. Yard）這樣描寫當年的啟爾德：“士兵們遭受的痛苦讓啟爾德博士大為感觸，這些傷病員往往得不到急救。通過建立立的中國紅十字會，啟爾德博士與士兵相處了數月。那時候食物緊缺，又正值雨季，他常常赤足穿着草鞋走在泥濘的戰場上。人們都知道他的故事。這位偉大的醫生放棄舒适的設施完善的醫院，卻來為普通的士兵服務（那時候在中國，士兵是不受尊重的）。中國人說他是個聖人，他們從未見過有如此仁愛之心的人。”
左圖：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啟爾德創辦了四川中國紅十字會。作為紅十字會會員，他的身影經常出現在戰場上。圖為1912年啟爾德（後右1）與四川紅十字會成員。右圖：1912年啟爾德為辛亥革命中的傷員療傷
緻力于培養中國人自己的醫生
1910年3月11日，由美、英、加三國基督教會的五個差會聯合創辦的華西協合大學在成都正式開學, 開創了教會組織在中國西部興辦大學的先河。這是四川省一所舉足輕重的大學。作為大學的創辦者之一，啟爾德出任了首任大學理事會主席，美國美以美會的會督畢啟擔任首任校長。
随着醫院的發展和病人的增多，啟爾德意識到僅憑寥寥數個醫學傳教士無法解決中國大衆的健康問題。1907年，他在給加拿大衛理公會的一篇報告裡提出：“我盡我力付出，但發現僅憑一己之力經營一所大型而繁忙的醫院有多麼無望”。他強烈建議建立一所與醫院互相協作的醫學院，培養中國人自己的醫生。1914年，啟爾德倡導并參與創辦的華西協合大學醫學院開學，學制為6年。啟爾德夫婦成為醫學院的第一批老師。直到1920年去世，啟爾德一直承擔着化學、生理學、内科學、皮膚病學和眼科學授課任務。他所建立的仁濟醫院的醫務人員同時兼任醫科教員。啟希賢則在醫學院教授兒科學、治療學等醫學課程。華西協合大學第二任院長、加拿大醫學傳教士莫爾思（William Reginald Morse）教授在《紫色雲霧中的華西》（駱西、鄧顯昭譯p.120）一書中是這樣評價啟爾德的：“我們學校的第一份公告是由啟爾德撰寫的，他是最有資格來闡明學校理想的人，因為沒有人比他更了解學校的辦學宗旨。作為醫學傳教士來到中國的啟爾德，是一位極具熱忱、志向遠大、充滿智慧、全心全意的人，他赢得了人們的尊重和敬意。在學校建立的過程中，他當仁不讓地應該被尊為先驅。”醫學院建立之初，由于戰亂、師資、語言等諸多原因，第一年隻招到7名學生（1916、1917、1918年均未招生），到1919年，共隻有9名中國學生。
走過百年漫漫長路，華西協合大學醫學院（今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如今已是一座集高等醫學教育、醫學科研和技術創新、疑難重症診療中心于一體的國家級醫學中心。從這座中西合璧的校園裡，走出了一大批傑出的專家學者，包括中國第一位婦産科專家、醫學博士樂以成女士、中國第一位牙科博士黃天啟先生、中國黑熱病四川病區和中國蠶豆病的最早發現者杜順德先生等，以及在眼科界、耳鼻喉科界的諸多泰鬥級人物。
啟爾德夫婦與最早的兩屆醫學生合影，其中第一屆畢業班（1920級）僅4人畢業（照片拍攝于1919年）
啟爾德還是一位語言學家和教育家。在行醫過程中，啟爾德對語言溝通的重要性體會太深。他認為，醫療傳教士完完全全地掌握傳教國的語言是非常必要的。他尤其鐘情四川方言，認為相較于國語和其他地方語言，華西的口頭語言音調豐富，悅耳好聽，給人一種極強的音樂感。為此，啟爾德專門編輯了一本四川方言教材，供剛來四川的傳教士學習語言用。該書于1917年由華西協合大學出版，1921年再版。
這本書以老式羅馬拼音标注漢字發音，在每個字的拼音後面還标有“1、2、3、4”，來表示這個字的漢語四聲讀法，并用英語解釋詞義。這是世界上唯一一本正式出版的四川話（英語）教材，教材用許多現已消失的道地老四川方言，記錄了各種生活細節，比如家務、出行、采購、社交以及洋人跟當地人的生活習慣沖突等等，十分形象、幽默、風趣。
這本教材為我們今天研究四川方言提供了重要的曆史依據
1919年，啟爾德一家回到加拿大休假，這是他自1891年離開加拿大到中國的28年中第三次回國休假。1920年4月，維多利亞大學授予啟爾德口腔博士榮譽稱号。也許天妒英才，1個多月後，他因感染1914—1918年戰後的流感病毒引發肺炎去世，年僅53歲。從24歲到達中國，到53歲去世，啟爾德将他的一生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中國。
1919年，啟爾德回加拿大休假時與家人的最後合影
左：啟爾德生前與啟希賢的最後一張合影
右：啟爾德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張照片，他偉大的一生定格在了這一刻
（1920年4月26 日）
啟爾德去世的噩耗傳到四川後，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悲痛不已。人們以中國最高規格的傳統儀式，在今天成都忠烈祠西街的明代會府遺址（曆史上是祭祀忠烈的祠堂），為啟爾德舉行了隆重的追掉會，身着白色喪服的僧侶為他吟誦經文禱告。靈堂裡挂着啟爾德的大幅遺像和無數祭奠挽聯，社會各界懷着沉痛的心情，悼念這位四川西醫史的開創者、四川紅十字運動的發起人、中國西部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護士專科學校和大學的創始者。
圖為《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刊登的1920年6月2日與啟爾德同時到達四川的傳教士何忠義（George Hartwell）在啟爾德追思會上的演講。他在演講中回顧了啟爾德的一生，對他偉大的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
丈夫去世後，悲痛萬分的啟希賢為完成丈夫的未竟事業，料理完後事後，她毅然傳回成都，重新投身于中國西部的教學行醫事業中，成為當時在婦科和兒科病患診治方面首屈一指的專家。至此，教會恢複了她的傳教士身份，同時恢複了她中斷22年的工資。也就是說，從1898年到1920年的22年中，啟希賢在中國的行醫與教學，是完全沒有任何報酬的無私奉獻。啟希賢和她的丈夫為建立華西協合大學醫學系（後改名醫學院）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今，她又像年輕時一樣，力勸學校上司招收女學生。1924年9月7日， 8名中國女學生步入華西協合大學行政管理大樓，成為正式學生。華大也成了中國西部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學。
啟爾德去世後，啟希賢與孩子們留下這張合影，獨自回到成都繼續工作直到退休。從左到右依次是母親啟希賢、長子啟真道、大女兒Constance Kilborn Walmsley、二女兒Cora Kilborn、小兒子Kenneth Kilborn
1933年，69歲的啟希賢結束了她在中國近40年的教學、行醫生涯，退休回到加拿大。1942年12月1日，她在多倫多去世，享年78歲。
子承父業，繼續服務中國
長子啟真道（Leslie Kilborn）與長媳婦啟靜卿
（Janet McClure Kilborn）
1895年在四川樂山出生的啟真道，從出生起就跟随父母經曆各種社會動蕩和戰亂，可以說他的童年是在亂世中度過的。1905年，10歲的啟真道被送到重慶的加拿大學校（Canadian School，簡稱CS學校）念書。在他的父母籌建華西協和大學期間，他回到加拿大接受高中教育。1913年，啟真道通過大學入學考試，獲得愛德華·布萊克理科和現代語言學獎學金，進入多倫多大學維多利亞學院學習，主攻生理、生物化學，1917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并獲得維多利亞理科銀質獎。之後，他又繼續攻讀生理學研究所學生課程并于1918年獲得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生理學碩士和文學學士（M·A）學位，接着又繼續攻讀醫學和哲學博士。1921年，在父親啟爾德去世一年後，啟真道從多倫多大學畢業，并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同年秋天，啟真道與同學Janet McClure（中文名啟靜卿）結婚。為繼承父業，重返成都。由于啟真道出生在四川并在此長大，啟靜卿從小就學過中文，有着非常堅實的中文基礎，回到成都後，他們沒有像大多數新教友一樣參加華西協合大學中文學院的語言教育訓練課程，而是被直接派往當時急需醫療援助、距成都北部30英裡的城市——彭縣（現彭州市）開展工作。啟真道夫婦在彭縣工作了18個月後被調回成都，啟真道随即在華西協合大學醫學系和牙醫學系教授生理學、藥理學、生化學和醫學英語，所有課程均用中文講授。
1921年，黃思禮、雲從龍、啟真道等六6年輕人與他們的妻子一同乘船前往中國。前排右3為啟靜卿，後排右3為啟真道；前排左2為啟爾德的長女Constance Kilborn，後排左2為啟爾德的長女婿黃思禮（Lewis Walmsley）
1923年7月，啟真道夫婦的第一個孩子羅伯特（Robert Kilborn）出生在四川峨眉山；1921年至1927年間，四川省地方軍閥連年混戰。1925年，第二個孩子瑪麗·埃莉諾（Mary Eleanor）出生後不久，啟真道一家從峨眉山度假回來的途中，他受了槍傷。那是一顆達姆彈，令他幾次差點丢了性命。連續4個月時間裡，病情嚴重，恢複十分緩慢。槍傷緻使啟真道左肩留下了永久殘疾，但他在傷口康複期間仍然堅持在大學執教，并把哈氏生理學翻譯成中文，同時還編著了一本《生理學實驗手冊》，在華西建立了中國西部最好的 “代謝研究實驗室”，為中國為華西生理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
啟真道編著的《生理學實驗手冊》
啟真道（右二）在華西協合大學生理實驗室指導學生上解剖課
1927年，時值中國大革命期間，啟真道一家第一次回到加拿大休假，他們的二女兒Frances Margaret出生在由重慶去往上海的船上。曆經千難萬險回到加拿大後，啟真道利用休假時間，在多倫多大學繼續完成研究所學生學業，并獲得生理學博士學位。他的下一個目标是從生理學的角度研究華西當地土著民族不同的生理特征。1928年春天，啟真道夫婦帶着三個孩子傳回成都前，他專程去波士頓的卡耐基營養學研究室工作了一段時間并帶回了一套基礎代謝測定儀，為在華大進一步的研究做準備。1930年，他們的小女兒 Jean Alfretta在成都出生。
1936年, 啟真道出任華西醫學院院長，1939年又升任醫牙學院總院長，并同時兼任生理系主任。
這一時期的中國，正遭受戰争的蹂躏。日本侵略軍對中國的入侵，使中華大地生靈塗炭。在偌大的華北已經放不下一張書桌的危急時刻，外地大學紛紛向西南三省轉移。燕京大學、中央大學醫學院、齊魯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先後遷到華西壩，華西協合大學進入有名的“五大學”聯合辦學時期。作為醫學院院長的啟真道與妻子啟靜卿以及華西其他師生一起，日以繼夜地幫助、安置來川的各大學教職工和學生。此時，華西壩上名家雲集、人文荟萃，學生人數倍增。華西協合大學的影響力也是以而大大提高。
除繁重的教學任務和管理職責外，啟真道還對西部邊區的苗族、彜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流行病進行調查研究，是最早對西南地區“慢性氟中毒”流行病學進行研究的學者。他也是華西邊疆研究協會的忠實支援者，1925年至1934年以及1936年至1942年期間，先後擔任該協會雜志編輯和主編。1941年至1942年，他擔任了協會會長。
20世紀40十年代的華西協合大學醫牙學院
20世紀40年代的華西醫學中心
在啟真道的事業和生活中，他的妻子啟靜卿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和陪伴者。啟靜卿1894年10月6日出生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市，1921年畢業于多倫多大學、醫學博士。她的父親威廉·麥克盧爾（William McClure）也是一位醫學博士，作為加拿大長老會先鋒隊的一名成員，他于1888年來到中國河南行醫布道，1917年，成為齊魯大學的醫學教授，對中國的醫學和教育同樣做出過傑出貢獻。
啟靜卿的一生充滿了挑戰。她除全心照顧自己的家庭外，同時還抽出相當一部分時間管理眼科診所并給醫學系和牙醫學系的學生講授兒科學和醫學英語。繁忙緊張的工作，讓她付出了健康的代價。
1925年，啟真道遭受槍傷時，啟靜卿的血壓開始升高。接下來14年的政治動蕩和時勢變遷，特别是盧溝橋事變中日戰争爆發時，每天接待安排大量逃亡到華西的學校的師生。過度的忙碌和勞累，導緻她的高血壓病持續加重。1943年秋天，啟真道一家回到加拿大休假。他們乘坐飛機飛越駝峰20,000英尺高空缺氧區從南向西前進。在加爾各答耽誤了1個月後，他們被緊急通知轉坐即将從孟買出發的美國軍事運輸船。帶着自己的3個女兒和華西教友的2個十幾歲的女兒，兩人需要兵分兩路從加爾各答前往孟買。啟靜卿負責一條線路，啟真道負責另一條線路。在孟買的那周時間裡，啟靜卿和啟真道精心照顧染上登革熱的幾個女孩。他們登上運輸船，幾經曲折穿越印度洋到達悉尼，再從澳洲到達弗朗西斯科。11月底，他們才轉乘火車傳回多倫多。
這一路的颠簸折騰，使啟靜卿的病情更加惡化。1944年，她又患上冠狀動脈梗阻。考慮到啟靜卿的病情，他們計劃讓啟靜卿和3個女兒留在多倫多，啟真道單獨回中國工作。但在啟真道啟程前，啟靜卿因冠狀動脈嚴重梗阻，于1945年5月10日去世。
處理完妻子後事、解決好孩子們的繼續教育問題後，1945年9月，啟真道再次頂着戰火登船前往印度，飛越喜馬拉雅山，于1945年底獨自回到成都。
啟真道的第二任妻子----吉恩. 米勒
(Jean E.Millar.Kilborn )
吉恩·米勒是啟真道及其家人的朋友，曾與啟靜卿共事。1906年，吉恩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圭爾夫，是一位五金商人的女兒。她畢業于西安大略大學，醫學博士，一名執業麻醉師。1932年，加拿大聯合教會婦女教友會派遣她到華西接替即将退休的啟希賢博士的工作。
吉恩抵達成都時，街頭巷戰剛進尾聲。她翻越無數掩體，艱難地穿過一條條街道，好不容易找到婦女兒童醫院。此時不斷有受傷的婦女兒童被送進醫院，啟希賢一直忙于救治病人。吉恩剛到手術室就被安排給手術台上的病人實施麻醉。後來，吉恩還分擔了啟希賢大量的教學任務，負責給醫學院學生講授兒科學。1941年至1943年，因為日本飛機轟炸成都，加拿大學校被迫從成都遷至仁壽，這期間，吉恩擔任學校的校醫。啟真道的4個孩子都在這所學校就讀。
1947年，啟真道和吉恩在香港聖約翰大教堂舉辦婚禮後回到成都，繼續在華西協合大學工作。
1949年啟真道和吉恩回加拿大短暫休假，年底再次回到成都。
1952年3月，啟真道夫婦離開成都，受聘香港大學醫學院生理學系教研室主任的職位，同年9月正式上任。1954至1957年任生理學系主任和醫學院院長。1960年從香港大學退休時，他所負責的生理學教研室已發展成為生理、生化、藥理三個教研室。
為紀念已故妻子，啟真道以啟靜卿的名義設定了一個獎項（Janet McClure Kilborn Prizes）。這個獎項的一部分捐贈給了中國華西協合大學用于建立“啟靜卿醫學圖書館”，一部分作為獎學金轉到香港大學，每年由生物化學系和生理學系根據其表現，分别獎勵給考試成績第一、二名的女學生。
藍點框起的照片為啟真道
香港大學陳列室裡的照片
在香港工作的同時，啟真道繼續編撰即将完成的供中國醫學專業學生使用的藥理學教本。脫稿後，他把最後幾章内容郵寄回了成都。遺憾的是，這些書稿最終石沉大海，也令我們今天無緣與這本書相遇。
從香港大學退休後，啟真道又受聘擔任香港崇基學院副院長，這是一所提供文理科預科教育的教會學院。啟真道主持制定了3個獨立學院（新亞洲學院、聯合學院和崇基學院）的學術标準，不久，他被任命為學院董事會成員，很快晉升為董事會主席。同時，他還積極參與香港的第二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籌建工作，這3個學院于1963年合并成為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學。
為紀念啟爾德家族所做作出的貢獻，崇基學院将校董會辦公室命名為“啟爾德室”，辦公室則按啟爾德家族的朋友和敬慕者提供的方案進行裝飾。此外，崇基學院小教堂的奠基石上記錄着“紀念所有的加拿大傳教士，他們把畢生的精力都奉獻給了上帝和中國的朋友們。”
1963年2月15日，啟真道在崇基學院作了一個以《意識》為題的告别演講。在演講中，他特别強調意識及其所産生的行為在物質、社會和精神這3個方面的重要性。他告誡學生，一定要提高自己觀察和分析周圍環境的敏銳力和強烈意識，所有的科學成果都是基于準确的觀察。牛頓之是以成為“牛頓”，就在于他有超越一般人的認知即意識，觀察并分析了蘋果落地的原因，進而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
演講後不久，啟真道夫婦離開香港回到加拿大。1965年4月，他的母校多倫多元多利亞大學授予他宗教文學博士學位（D.Lit.S）證書。
啟真道演講稿《意識》1963年在香港出版
回到加拿大後的啟真道博士, 立即着手他的又一個目标：撰寫一本關于華西協合大學曆史的書， 但不幸的是，1967年6月23日，他因突發疾病在多倫多逝世，享年72歲。他的這一未竟事業，最後由他的妹夫黃思禮（Lewis Walmsley）完成并于1974年正式出版。
1967年12月15日，香港《南華早報》以《前香港居民最後的遺願》為題，報道了啟真道去世的消息和他希望死後将骨灰撒進太平洋的遺願以及他的生平。報道中這樣寫道：“6月在多倫多去世的香港大學前醫學院院長Leslie Kilborn的遺願，将在他的骨灰灑向太平洋時得以實作……他在遺願中表示，他畢生的願望是在東方和西方之間建立一座互相了解的橋梁。遵循他的遺囑灑向太平洋的骨灰即是這座橋梁的象征。”報道還稱：啟真道的骨灰将由她的前妻啟靜卿的弟弟Dr.Robert McClure于“明天”（應為1967年12月16日）從印度乘坐C.E.Dant号船前往溫哥華途中将骨灰灑向太平洋。
啟靜卿的弟弟，羅伯特·貝爾德·麥克盧爾（Robert Baird McClure）
羅伯特·貝爾德·麥克盧爾畢業于多倫多大學，醫學博士，英國愛丁堡大學皇家外科醫學會會員，1924年，作為醫學傳教士來到中國河南，同時開展了對傳統中醫執業者的基礎醫學科學知識的教育訓練。1937年至1945年中日戰争期間，作為全中國聞名的公誼救護隊第一位總指揮，他幾乎成了一個傳奇人物。啟真道去世時，他在印度的加拿大教會醫院工作，将啟真道的骨灰灑進太平洋的任務交由他來完成。
啟真道1952年離開中國大陸到1967年去世，由于工作繁忙再加上特殊的曆史原因，他沒有機會再回中國。臨終前他囑托家人：當他去世後，将自己的骨灰撒在太平洋國際日期變更線上，因為那裡是中國所在亞洲和加拿大所在西方的分界線，這樣他就可以随着洋流回到他深愛的中國。
長女黃素芳（Constance Kilborn Walmsley）
和女婿黃思禮（Lewis Walmsley）
啟爾德的大女兒康斯坦斯1898年出生在成都，她沒有學醫，但終身從事教育工作。幼年時，成都沒有合适的供她讀書的學校，她隻能從她父母和其他傳教士那裡接受非正規教育。1905年與哥哥啟真道一起被送到重慶加拿大學校讀書，1907年随母親回到加拿大接受正規教育。1910年，當啟爾德和啟希賢結束休假回中國時，康斯坦斯和她的妹妹考入了位于惠特比的安大略女子學校，1914年5月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一年後，她考入維多利亞大學學習英語、文學和現代史，1919年獲得多倫多元多利亞學院英語和曆史學士學位。取得多倫多大學教育學院教師證書後，她在阿爾瑪學院教了一年書。
1897年，黃思禮（ Lewis.C.Walmsley）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湖皮克頓附近農場的一個農場主家庭。他的父親希望他像兩個哥哥一樣從事農業。但黃思禮有着自己的夢想和計劃，他希望讀書并從事學術研究。1919年，他從多倫多大學維多利亞學院畢業，取得數學和實體雙學位。
當時, 到東方去傳教的運動激勵着加拿大青年,黃思禮也渴望到遙遠的東方去實作自己的價值和抱負。他的理想是去日本。但是，在多倫多大學讀書期間,他與溫柔漂亮、酷愛戲劇表演的女同學康斯坦斯（Conetance.Kilbom）相愛了。康斯坦斯希望黃思禮跟她一起去中國。大學畢業後，兩人結為夫妻。1921年，他倆與康斯坦斯的哥哥啟真道（Leslie Kilborn）夫婦、雲從龍（Earl Willmott）夫婦等一群滿懷熱情、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從溫哥華登上“俄羅斯皇後号”輪船，一同前往中國。到中國後，他為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名字——黃思禮。康斯坦斯也随夫姓，取名黃素芳。從此，他和他的家庭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1923年，在成都學習了兩年中文後，黃思禮被任命為華西加拿大學校（Canadian School,簡稱“CS”）校長。這是一所為解決外籍人士子女教育問題的全日制學校。這一安排讓黃思禮有點意外。他絕沒有想到滿懷抱負來到中國竟是去做一個“孩子王”。但是，他接受并很快适應了這一角色，一幹就是25年。憑借矢志不渝的努力、才華和人格魅力，黃思禮成為一位深受家長和孩子們愛戴的、當之無愧的教育家。
黃思禮除擔任華西加拿大學校校長外，他還教授數學、化學、實體、自然科學及體育課程。在授課中，黃思禮把教室變成了孩子們愉快的天堂，他說：“我從自己的成長經曆中知道孩子們需要什麼，我要讓教室裡充滿着快樂、洋溢着歡笑；教室是孩子們擷取知識的殿堂，也應該是他們玩樂的地方。”
黃素芳則在學校教授文學、曆史和戲劇，指導學生編排舞台劇等。“吉普賽女郎”以及莎士比亞的戲劇、吉爾伯特和蘇利文的音樂劇等，都被她搬上了舞台。她親自設計制作戲劇服裝，指導戲劇，增強整個社團的文化和社會生活。她是一位為人師表的教師，也是一位溫柔賢良的賢妻良母。除了她的課外活動和教學課程，她還要照顧四個孩子，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條。她還是一位詩人，寫了許多關于她在中國生活的詩，這些詩集由她的女兒捐贈給了華西加拿大學校陳列館。
戲劇表演是文學課程的一部分 , 讓西方文學走出教室,通過親身扮演劇中角色, 更有助于學生們深刻了解作品、作者及劇中人物進而了解曆史。黃素芳則是推行這一教育方式的主要人物,也是所有戲劇表演的總導演。學生們對黃素芳的熱愛一直延續至今。
1938年，黃思禮夫婦和他們在成都出生的4個孩子
1957年夏天，黃思禮應邀通路中國，在中國遊曆近六千英裡。在成都停留期間，他走遍了曾工作生活過的大學校園的各個角落，走訪了已變成四川醫學院的原華西協合大學。在那裡，他又結交了許多新的中國朋友，觀察到了大學裡的各種變化。回到加拿大後，他精心整理此次中國之行的所見所聞及搜集到的資料，接過他妻子的哥哥啟真道未完成的心願，寫成了《華西協合大學》一書。該書記述了華西協合大學從征地、募捐、建校、招生、發展的過程，成為研究華西協合大學曆史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該書于1974年正式出版，1999年由西南民族大學教授何啟浩、秦和平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
黃思禮癡迷于中國文化，尤其鐘情唐代詩人王維。1958年，他與張英蘭合作翻譯出版了《王維詩集》，并寫作、出版了《田園詩人——王維》一書
華西加拿大學校緊鄰華西協合大學，開始隻接收教友的孩子。在黃思禮的上司和黃素芳的協助下，學校開始招收更加廣泛的學生，其中也包括中國孩子。夫婦倆一直保持着學校較高的學術标準，
在漫長的校長生涯中，黃思禮夫婦全身心投入到對孩子們的培養教育中。他注重課堂與實踐相結合，将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引入教學之中，組織孩子們學習中國書畫，鑒賞詩歌、收集春聯、參觀古迹、走進廟宇、制作風筝、品嘗川菜等等。他秉承建校初期“讓教育真正成為實作塑造個性這一生活的最高目标”的辦學理念，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的教育模式和理念，培養出了一批批具有鮮明獨特的個性，具有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具有吃苦耐勞和無私奉獻精神、具有很高的人文素質和品格高尚的學生。
受戰争影響，學校于1943年停課。1945年，黃思禮和家人回到加拿大，他又進入多倫多大學研讀教育學，兩年後獲得教育學博士學位，他畢業論文的主題是——《論中國的傳統教育》。1947年，準備留校工作的他突然接到了教會的邀請信, 希望他回到成都繼續擔任加拿大學校的校長。黃思禮毫不猶豫接受了重返中國的邀請。
1947年，黃思禮帶着妻子兒女再次回到了成都。同年9月，加拿大學校重新開學
1948年底，黃思禮應邀回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研究系擔任教授，從事曆史和中國文化的教學工作。他多次受邀擔任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顧問，鑒定和整理了大量中國藏品。
黃思禮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給學生介紹中國文化
回到加拿大後的黃思禮夫婦和他們在成都出生的子女。在中國生活、工作和成長的經曆，永遠是他們一家共同的話題
1983年，86歲高齡的黃思禮帶着家人重訪成都。圖為黃思禮（中）與他在成都出生的2個兒子（分别為左2和右2）和2個女兒（左3、左5）在華西加拿大學校階梯上合影
從1923年至1948年，黃思禮夫婦将人生中最富活力的20多年奉獻給了華西加拿大學校。這所學校人才濟濟、碩果累累是對他們心血付出的最好回報。
1989年，黃思禮在加拿大多倫多去世，享年92歲。他的妻子于1961年因手術後意外感染葡萄球菌先他而去。
次女 啟智明（Cora.Alfretta.Kilborn）
啟智明，啟爾德次女、啟真道的二妹妹。1899年，啟智明在父母從中國回加拿大休假期間出生，後随父母來到成都并在成都長大。1920年，啟智明于多倫多大學維多利亞學院畢業，獲現代語言榮譽學士學位（B·A），緊接着又完成了教學和管理學課程。畢業後又在多倫多大學進一步深造公共衛生護理學，同時在多倫多醫院護理學院接受教育訓練。1926年，她随加拿大聯合教會的女子志願隊回到華西，在她母親啟希賢建立的成都婦女兒童醫院（仁濟女醫院）與母親一起負責醫學和護理學的教學工作。1932年母親退休回到加拿大後，啟智明繼續留在成都工作和教學。後因母親病重回到加拿大。1942年母親病逝後，啟智明又回到成都繼續護理教育工作。此時，婦女兒童醫院已被戰火摧毀，但華西醫學新的發展正在悄然進行中，并在戰後達到高潮。華西協合大學把所有的教學醫院進行統一管理，并開設了護理專業課程。啟智明被任命為學校新護理系的主任。這個系位于大學校園裡建立的醫院大樓裡。1950年，已經51歲、仍然獨身的啟智明将自己生命的大部分都奉獻給了中國護理教育事業後回到加拿大。回國後，她先後在加拿大教會和教會醫院工作，于1962年與本傑明·卡内兒先生結婚。1985年2月27日，啟智明病逝于多倫多。
瑪麗·埃莉諾(Mary.Eleanor.Kilborn)
瑪麗·埃莉諾，啟爾德長孫女、啟真道的長女，1925年出生于成都。她的國小和大部分中學階段，都是在成都和仁壽的CS學校完成的。由于戰争，1943年底，她随家人回到加拿大，在多倫多完成中學教育後考入漢密爾頓麥克馬斯特大學。後來，她轉入多倫多大學醫學院學習護理專業，畢業後又在蒙特利爾完成了護理專業研究所學生課程，成為一名注冊護士。1949年10月，瑪麗随父親和繼母吉恩博士回到成都，成為啟爾德家族在中國的第三代醫療志願者。因從小生活在中文環境中，瑪麗能講一口流利的四川話，一到成都，她就投入到華西協合大學醫院護理部的工作中。她立志繼承她的家族和奶奶啟希賢及姑姑啟智明的事業，為中國西部的醫療和護理事業奉獻自己的一生。1951年，在從小生長的這片土地上工作了不到兩年的瑪麗離開成都，回到了加拿大，終身從事她所熱愛的護理工作。
從1891年啟爾德到達中國，到1952年啟真道離開成都，啟氏家族在中國大陸61年裡，對這裡的教育與醫學的奉獻就此畫上了句号。
下面這張拍攝于1932年的成都華西壩的照片，見證了啟氏家族與華西的情緣。除啟爾德（1920年去世）和他的當時不在成都的小兒子（Roland Kenneth Kilborn 1901-1959）外，三代共14人同框。
啟爾德家族在成都華西壩（1932年）
後排(左到右):
啟靜卿（Dr. Janet McClure Kilborn，啟真道之妻）；
啟真道（Dr.Kilborn;Leslie g . Kilborn，啟爾德的兒子）;
啟智明（Miss Cora Kilborn，啟爾德的女兒）;
啟希賢（Dr. Retta Gifford Kilborn）;
黃素芳（啟爾德的女兒、黃思禮夫人，Constance E.Kilborn）;
黃思禮（Dr. Lewis C. Walmsley）。
前排(左到右):
Frances M. Kilborn （啟爾德孫女、啟真道的二女兒）;
羅伯特（Dr. Robert R . M . Kilborn, 啟爾德孫子、啟真道的兒子）;
Jean A. Kilborn（啟爾德孫女、啟真道的小女兒）;
Enid E. Walmsley（啟爾德的外孫女、黃思禮的大女兒）;
黃瑪麗（Marion Walker A. Walmsley，啟爾德的外孫女、黃思禮的小女兒，襁褓中）
J. Omar Walmsley（啟爾德的外孫、黃思禮的二兒子）；
Glenn K. Walmsley（啟爾德的外孫、黃思禮的大兒子）；
Mary E. Kilborn（啟真道的大女兒）
啟爾德夫婦的小兒子Kenneth Kilborn沒有像他的哥哥姐姐那樣從事醫學或教育工作，而是成為了一名電氣工程師。Kenneth于1959年病逝。
啟爾德的4個子女，從左到右：Kenneth Kilborn、啟真道、黃素芳、啟智明（1943年拍攝于成都）
割不斷的中國情
此前許多資料表明，啟爾德家族一門三代共72年（其中大陸61年、香港11年）裡對中國醫學、教育的貢獻，随着1963年啟真道的退休而畫上了句号。但近年來陸續披露的許多資訊證明，啟氏家族與中國的情緣遠沒有結束。今天，這個家族的第三代、第四代正以不同的方式，延續、傳承着他們家族與中國的情緣。
1936年10月，在華西協合大學工作的啟真道（Leslie Kilborn）、黃思禮( Lewis.C.Walmsley)、雲從龍（Earl Willmott）回到加拿大休假時，在多倫多發起了一場聚會，始稱“華西俱樂部”，每年秋天從中國回到加拿大休假的傳教士們會在一家中餐館聚會。20世紀50年代初，這些加拿大人回到他們的祖國後，一直堅持每年的聚會。随着年齡的老去，這個聚會被他們的後代傳承下來，成為今天一年一度的“CS聚會”（CS即“加拿大學校Canadian School”的簡稱，在此學校讀書的傳教士後代則稱自己為“CS孩子”）。這場延續了86年的聚會，從未間斷，已傳承了4代。每年金秋10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六，來自加拿大各地的CS孩子們以及他們的後代，都會如期相聚在加拿大多倫多的一家中餐館裡。這是他們心靈守望的“中國之家”，也是他們延續與中國情緣的重要平台。每年的聚會都有不同的主題，但大主題隻有一個，那就是他們家族與中國的情緣。這個由CS孩子及他們的後代自願組成的CS聚會委員會，負責組織每年的聚會和其他活動。啟爾德的後代成為這個組織的重要成員。
加拿大皇家醫學院院士羅伯特（Robert Kilborn）
羅伯特是啟爾德的長孫、啟真道的大兒子，1923年7月4日出生于四川峨眉山，在成都的加拿大學校（簡稱CS學校）念完國中，1941年回到加拿大繼續學習。高中畢業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1943-1945年，他進入加拿大皇家空軍(Royal Canadian Air Force)接受為飛機通訊服務的“無線電技師”教育訓練，之後被配置設定到飛行員教育訓練站工作。二戰結束後，他進入多倫多大學醫學院學習麻醉學、疼痛和醫療管理，并獲得醫學博士學位，成為加拿大皇家醫學院院士。
1990年，羅伯特重返成都通路當時的華西醫科大學（現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時，萌生了繼承爺爺和父親的事業，再為華西醫學事業作貢獻的決心，并以此紀念為華西協合大學貢獻了一生的醫學傳教士。1992年退休後，他繼續活躍在許多方面。1998年，他與加拿大皇家内外科醫學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Canada)合作，正式成立了啟爾徳紀念通路教授捐助基金會（Kilborn Memorial Visiting Professorship Endowment Fund），費用由内外科皇家醫學院從特别捐贈款中支出。該項目旨在派遣醫學專家到華西醫學中心講學、指導醫學中心下屬醫學院教師們的醫學專業或公共衛生專業方面的研究。1999年，該基金資助了第一名加拿大通路教授來到華西醫院講學。2013年，啟爾德紀念基金轉由加拿大韋仕敦大學（Western University，原西安大略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代管，并改名為啟爾德家族通路學者基金會（Kilborn Family Visiting Scholar Fund ）。迄今為止，該基金會通過上述兩個管道已全額資助了十多名加拿大一流醫學科學家或臨床專家到華西醫院講學或臨床交流。
作為在中國出生成長的CS孩子，在華西加拿大學校讀書的經曆是羅伯特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歲月。退休後的羅伯特積極參與CS聚會委員會的工作，擔任委員會主席多年，除負責組織一年一度的聚會和其它活動外，還于1998年恢複并主編每年春秋各一期《CS時事通訊》（CS newsletter）。
這些通訊作為CS孩子們抒發人生感悟的載體，裝滿了他們童年的故事，記錄了他們在中國的成長過程，表達了他們的悠悠中國情。
羅伯特于2018年2月6日病逝于多倫多，享年95歲。
格倫·基爾伯恩·沃姆斯利（Glenn Kilborn Walmsley）
左：格倫（Glenn Kilborn Walmsley右：格倫的女兒Gaill Walmsley
格倫·基爾伯恩·沃姆斯利，啟爾德外孫，黃思禮的大兒子，192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童年就讀于華西加拿大學校。中學畢業回到加拿大後，考入多倫多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格倫加入了加拿大空軍，成為一名試飛員。退休後加入CS聚會委員會，與他的表兄羅伯特一起組織一年一度的CS聚會并共同創辦了《CS時事通訊》。格倫于2010年去世。
格倫的女兒Gaill Walmsley在父親去世後加入了聚會委員會，由于新冠病毒的肆虐，一年一度的聚會隻能在網絡上進行。從2020年開始，Gaill Walmsley與聚會委員會成員、文幼章的孫女Marion Endicott經過不懈努力，組織、聯絡了世界各地能聯系上的CS孩子，連續3年舉辦線上聚會，延續着已經堅持了86年、與中國進行心靈對話的聚會從以前隻在多倫多舉行擴充到了全世界。2021年，華西協合大學第一任校長畢啟（Beech）的外孫Perry Rogers和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首任館長，考古學家，為推動三星堆文明的問世做出過重要貢獻的葛維漢（David Crockett Graham）的外孫Christopher Hoogendyk也參加了線上的聚會。
2022年的聚會，于10月22日進行。
詹姆斯·奧馬爾·沃姆斯利（James Omar Walmsley）
詹姆斯·奧馬爾·沃姆斯利，啟爾德外孫，黃思禮的二兒子，1925年11月12日出生于四川成都，童年在CS學校就讀，1943年在成都高中畢業後回到加拿大。1944年，詹姆斯進入多倫多大學維多利亞學院學習美術。1948年畢業後，進入劍橋大學伊曼紐爾學院（Emmanuel College）學習, 于1953年畢業。1950年，詹姆斯作為基督教運動(SCM)的學生代表，與42個來自32個國家的年輕人受邀通路中國，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慶典活動并受到毛澤東和中國所有的新上司人包括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接見。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前的遊行隊伍和熱烈場面，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詹姆斯熱衷于和平運動并酷愛音樂，他一生中大部分時間從事音樂教育。1982年, 應四川大學外語系邀請，詹姆斯作為通路學者到川大講學一年，教授英文寫作課。1983年2月寒假期間, 詹姆斯受邀到重慶美術學院講授東西方藝術的異同。詹姆斯于2012年8月7日去世。
1983年2月，詹姆斯夫婦（中）與重慶美術學院的教師合影
大衛·奧馬爾（David Omar Walmsley）
大衛·奧馬爾，啟爾德的曾外孫，黃思禮的孫子，詹姆斯的兒子，1957年4月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霍普港，有自己的公司，從事絲網印刷行業。2011年加入CS聚會委員會，負責一年一度的“CS聚會”的音像效果管理。2010年，大衛出席在成都市大邑縣新場鎮舉辦的《歲月留痕—來自加拿大的成都舊影展》開幕式；2016年應邀出席《華西加拿大學校陳列館》開館儀式。現居加拿大安大略省皮克靈市。
2010年5月1日大衛将他爺爺黃思禮當年使用過的照相機捐贈給了新場博物館，展出的許多老照片都由這部相機拍攝
伊妮德（Enid Elizabeth Walmsley Sills）
伊妮德1930年生在中國四川成都，啟爾德的外孫女，黃思禮的大女兒，童年在成都度過，CS學校學生。
伊妮德1952年從多倫多大學獲得體育及健康教育學士學位，先後從事學校教師和長老會教堂行政助理等工作。2008年加入CS聚會委員會擔任會員召集人。伊妮德于2010年通路中國，參加在成都市大邑縣新場鎮舉辦的《歲月留痕—來自加拿大的成都舊影展》開幕式。伊妮德于2020年5月25日在多倫多去世。
黃瑪麗（Marion Alfretta Walmsley Walker）
1932年4月， 黃瑪麗出生于中國四川成都，啟爾德的外孫女，黃思禮的小女兒，1954年成為注冊護士，1969年獲得護士學士學位，曾任貝克列斯特護理中心（Nursing at Baycrest Centre）主任13年。黃瑪麗2007年加入CS聚會委員會，擔任項目主任，現居住在多倫多。2008年，黃瑪麗應邀參加在北京魯迅博物館舉行的《大洋彼岸的中國情懷—來自加拿大珍藏照片世紀展》開幕式；2012年應邀參加在成都寬窄巷子舉辦的老照片展覽開幕式及《成都，我的家》圖書發行式；2013年應邀參加大邑縣新場鎮《百年曆史影像館》開館儀式；2016年應邀參加《華西加拿大學校陳列館》開館儀式。
黃瑪麗多年來一直為中加友好奔忙。2022年是華西醫院建院130周年，已經90歲的黃瑪麗為配合華西醫院的院慶活動，目前正帶着她的女兒在加拿大尋找合作方，準備院慶期間在加拿大搞一個分活動，共同慶祝至今造福人民的偉業的生日。
黛博拉·科頓（Deborah Jean Kirton）
啟爾德的曾外孫女，黃思禮的外孫女，黃瑪麗的大女兒。1956年出生在加拿大多倫多，畢業于多倫多大學
2006年，作為CS孩子的第二代，黛博拉在舅舅格倫(Glenn Walmsley)生病期間加入CS聚會委員會，接替叔叔的工作，負責協調聚會委員會會員與通信聯絡方面的工作。2017-2021年，任CS聚會委員會主席。2008年，黛博拉應邀通路中國，參加在北京魯迅博物館舉行的《大洋彼岸的中國情懷—來自加拿大珍藏照片世紀展》開幕式；2016年應邀參加《華西加拿大學校陳列館》開館儀式。
今天，啟爾德的子孫們正在完善和加強啟真道夢想中的“溝通東西方互相了解的橋梁”，如今他們正行走在這座大橋上。
今天，在中國西部第一個西醫診所的原址上，聳立着一座現代化的醫院——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醫院門口的一組雕塑銅像，生動呈現了當年西醫入川的重要曆史瞬間，其中啟爾德、啟希賢治病救人的形象栩栩如生，繼續向世人講述着一段百年前的傳奇。啟爾德的後代隻要有機會來成都，一定要去這裡瞻仰他們的先輩并留下跨越時空的合影。
2013年7月19日，啟爾德的曾外孫女露絲（Ruth Walmsley）專程來到成都，在成都市二醫院門口群雕前和她的曾祖父母雕塑前留影
2016年11月，啟爾德的外孫女黃瑪麗（Marion Walmsley Walker）和她的大女兒黛博拉·科頓（Deborah Jean Kirton），以及啟爾德的曾外孫大衛·奧馬爾（David Omar Walmsley）和他的兒子Graham Walmsley在二醫院的群雕前留影
這是一張由啟爾德的後代剪輯的獨具匠心的照片。照片裡的五代人跨越100多年，以二醫院裡啟希賢的雕塑為背景，她的後代圍繞着她。從左至右：黃瑪麗（Marion Walmsley Walker）、黃瑪麗的媽媽、啟爾德的女兒黃素芳(Conetance. Kilborn. Ellen)、黃瑪麗的大女兒（Deborah Jean Kirton）、Deborah Jean Kirton 的女兒Stephanie
寫在最後的話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成都人，我知道華西壩有一個享譽中外的華西醫院，但對其曆史卻知之甚少。2007年10月，我第一次去加拿大多倫多參加CS聚會，當時隻希望帶回一些有關四川的老照片，沒想到竟帶回了一段厚重的曆史，更沒想到會與這段曆史結緣，至今撒手不得。記得那年聚會的主題之一是由啟爾德的外孫女黃瑪麗（Marion Walmsley Walker）講述她的家族的曆史。她以《兩個傳教士家庭：吉爾伯恩和沃姆斯特利在中國西部》為題的演講深深打動了我，她家族的故事讓我感動不已，尤其是她傷感地對我說的一番話更令我心情複雜。她說：白求恩在中國工作了18個月，在中國家喻戶曉，我們一家三代為中國奉獻了72年，但似乎已經被中國人遺忘了，它隻能永遠留在我們的心裡，我不在乎加拿大人怎麼看待我的家族，但我很在乎中國人怎麼看待我的家族。我告訴她：你放心，明年我們将在中國舉辦展覽，一定讓更多中國人知道你的家族和其他加拿大傳教士的故事，屆時會邀請你去中國參加開幕式。2008年3月底，由老照片項目組主辦的《大洋彼岸的中國情懷——來自加拿大的珍藏照片世紀展》在北京魯迅博物館開幕，8位CS孩子以及他們的後代受邀前來參加開幕式并重回成都華西壩——她們魂牽夢萦的“家”，黃瑪麗和她的大女兒也在其中。從此，黃瑪麗和她的親人們積極投身于中加兩國的友好交往中，我和她也成為了忘年交好友。
2007年10月在加拿大黃瑪麗家
2008年4月初與黃瑪麗在華西壩
2008年3月底與黃瑪麗和她的大女兒在北京
與啟爾德的後代交往的過程中，我了解到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在加拿大有一個“醫學名人堂”，裡面供奉着在醫學領域作出過重要貢獻的醫學家，但啟爾德卻無緣進入，原因是啟爾德的貢獻在中國而非加拿大，盡管他的後代多次申請、積極努力，但終未能如願。對此我很難釋懷，難道醫學還分國界嗎？不過我想，偉大的醫學家啟爾德夫婦雖然未能進入加拿大“醫學名人堂”，但他們對中國醫學的貢獻應該是我們中國人心中永遠的豐碑！
近年來中加關系進入低谷，黃瑪麗對此非常憂心，因為在她的心中，中國和加拿大都是她的家，她不希望她的家人互相敵對。雖然已經90歲了，她還是一直在為中加友好努力。
在她201年寫給我的這封信裡，她表示她會為增加中加兩國的友誼和了解更加努力工作
從啟爾德夫婦19世紀末到達中國、其間穿越了20世紀、現在又進入了21世紀，這個家族這段跨越了3個世紀、始終沒有中斷過的情緣已經傳到第五代，我相信，這根接力棒一定還會世世代代傳下去，直到永遠……
向素珍
寫于2022年10月10日
主要參考文獻資料：
1.The Kilborn Family(作者：Bertha Hensman，該資料由啟爾德後代提供
2.《兩個傳教士的家庭：吉爾伯恩和沃姆斯特利在中國西部》（啟爾德外孫女Marion Walmsley Walker在2007年CS聚會上的演講）
3.《啟爾德夫婦傳記》（由黃思禮的女婿Ken Walker撰寫）
4. 《治病救人》，啟爾德著，戚亞男戚樂譯，天地出版社。
5.《紫色雲霧中的華西》莫爾思著，駱西、鄧顯昭譯，天地出版社
6.《竹石》文佳蘭（Karen Minden）著，藍庭劍、周華、唐玉紅譯，中國文化出版社
7.《成都，我的家》加拿大老照片項目小組編，四川文藝出版社
8.《華西有所加拿大學校》加拿大老照片項目小組編，天地出版社
9.《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1920年）
10.啟爾德後代提供的相關資料和圖檔
作者簡介
向素珍，四川省外辦退休幹部，畢業于四川大學中文系。一次偶然機會認識了100多年前來華興學行醫的加拿大傳教士後代，從此與這段曆史結緣。感動于這些傳教士對中國西部的無私奉獻，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志願者成立了老照片項目小組。十多年來，項目組在有關部門和企業家支援下，于北京和成都舉辦了7次老照片展覽和1次“中加友誼世紀情書法筆會”。2016年10月起，《加拿大人在中國》老照片在多倫多等地巡展。與大邑縣和華西公共衛生學院合作，分别組建了《百年曆史影像館》和《華西加拿大學校陳列館》。編輯出版了《成都，我的家》大型圖冊，還有兩本書即将出版。協助四個電視台拍攝《相遇百年》大型曆史紀錄片。為表彰項目組為中加友誼所做的貢獻，2013年， 加拿大總督為項目組頒發了總督勳章。
來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向素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