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麗茲·特拉斯宣布辭去英國保守黨黨首和首相職務。此前一天，老牌政經雜志《經濟學人》最新出爐的封面圖檔，便是特拉斯身着古羅馬戰袍，一手舉英國國旗“披薩盾”，一手持“意面叉”，大字标題是“歡迎來到不列颠大利”（Welcome to Britaly）。一語雙關諷刺兩國政局不穩、政策多變的趨同性，專題文章《英國即将完成向“新意大利”的轉變》，更是把這種類比和盤托出。
這種幽默感當然沒法被許多意大利人坦然接受。意大利駐英大使蘭貝蒂尼（Inigo Lambertini）憤而投書《經濟學人》，指責該刊“最古老的刻闆印象”。遺憾的是，如果這次媒體創意發生在三個月前，那麼意大利的刻闆印象受害者成色或許會更加充足；然而當德拉吉政府被推翻、右翼聯盟取而代之、有極右色彩的新總理走馬上任後，這種類比反而顯出了更強的說服力。
當地時間2022年10月20日，英國首相特拉斯在倫敦市中心唐甯街10号發表演講，宣布辭職。
從2016年6月的脫歐公投以來，英國政局始終不穩，唐甯街十号進入“短租”模式，六年内曆經卡梅倫、特蕾莎·梅、約翰遜、特拉斯和蘇納克五任首相，其中尤其以特拉斯的45天短命任期最富有戲劇性。這不禁讓人疑惑：曾經作為“議會之母”、為全世界貢獻過高超政治智慧的英國議會制，為什麼走到了和意大利同病相憐的地步？六年五任首相，究竟是病竈的發作，還是糾錯機制的展現？其中若幹教訓，或許值得旁觀者汲取。
僅憑狂熱不堪大任
複盤從約翰遜到蘇納克的首相更疊曆程，尤其是圍繞特拉斯的風波，可以得出的首要教訓或許是：面對當下世界的紛繁複雜局勢，泥古不化的意識形态狂熱不是解藥，注定不堪大任。
在約翰遜四面楚歌時，接班人的競争格局其實并沒有太多懸念。雖然最初有多達八人參與角逐，但最終逐漸收縮為“兩條路線的鬥争”，一是以蘇納克為代表的溫和派，主張适當擴大社會支出、同時遵守财政紀律，二是以特拉斯為代表的強硬派，主張以撒切爾為師，傳回到保守黨最鐘愛的大幅減稅、削減開支的小政府模式。在冗長的角逐過程中，雖然蘇納克多數時間内領跑其他候選人，但許多觀察人士已經預判到，一旦進入一對一的最終黨員投票決選，更受保守黨基層鐵杆黨員青睐的“草根寵兒”特拉斯反而勝算更大，而最終結果也印證了這種預判。
特拉斯上台後，迫不及待将她在競選階段提出的政綱付諸實施，這便是後來惡名昭著的“迷你預算”，這份預算試圖在低迷時期以減稅拉動經濟增長，無疑展現出“涓滴經濟學”的典型思路。後者在經濟學上能否有效成立，至今仍是一個聚訟紛纭的問題。但更現實的問題在于，“迷你預算”的減稅方案“顧頭不顧腚”，價值450億英鎊的“半世紀以來最大規模減稅”（尤其針對富裕階層）加劇了财政窟窿，卻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籌資方案，結果市場絲毫不買賬，導緻“股彙債三殺”的災難性局面，也驗證了此前蘇納克在競選辯論中所說“靠借錢擺脫通脹乃是童話故事”此言不虛。可以說，特拉斯短短45天的執政，如今看來更像是一幕插曲，用一個完美的反面例子驗證了蘇納克的競選政綱，為後者的最終上台進行了鋪墊和背書。
但值得關注的是，在最終敗局已定之前，特拉斯竭力使用一套“政治極化”話語來進行動員，人為地劃分出“增長”和“反增長”兩大營壘，将反對聲音一概斥為“反增長聯盟”（anti-growth coalition），在她看來，後者包括了工黨、自由民主黨、蘇格蘭民族黨、工會、利益集團、政論人士、反退歐人士、激進環保團體等等，甚至連保守黨内部和她意見不一緻的人都包括在内，可謂衆人皆“反”、唯我獨“增”。這種“正邪不兩立”式的極化思維，某種意義上延續了近年來（尤其自脫歐以來）歐美的民粹主義模式，隻不過将“善良人民vs腐化精英”颠倒過來，變成了“支援增長的保守黨精英vs反對增長的各色大雜燴”。
這種極化思維不是特拉斯個人的特産，事實上也是相當一部分強硬派保守黨人共享的模式。内政大臣布雷弗曼（Suella Braverman）作為黨内疑歐力量的代表人物之一，此前在10月18日的議會發言中也指責工黨、自民黨和那些“讀《衛報》、吃豆腐的警醒主義分子”（Guardian-reading, tofu-eating wokerati，意指左派、素食主義者和更廣泛意義上的環保主義者）沆瀣一氣，是“混亂聯盟”和“反增長聯盟”。雖然她的辭職成為壓垮特拉斯政府的最後一根稻草，但從中不難發現，抛開權謀之争，在這場政治極化程序中，特拉斯不是一個人在用同樣姿态戰鬥。
顯而易見的是，特拉斯從擔任閣員到問鼎首相，雄心勃勃地全方位模仿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大規模減稅政策便是登峰造極之作。但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她面對的時代形勢和撒切爾完全不同。後者當時接手了此前工黨留下的爛攤子，反對凱恩斯主義，開啟了以大規模私有化和收縮開支為标志的新自由主義轉向；但四十年後的，英國經濟面臨新冠疫情、戰争和通脹的三重連擊，疫情期間英國的大規模支撐就業及投放信貸措施，同樣正出自于保守黨政府的手筆，而特拉斯也并不排斥國家資本在諸多領域（尤其是能源）的介入，甚至“迷你預算”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在兩年内耗資1300億英鎊，為飽受高通脹之苦的群眾和企業提供能源費用補貼，讓其免受市場波動影響。可以說，雖然在減稅措施上依稀可以看到撒切爾的影子，但在更為深層的結構性問題上，特拉斯完全無力效仿。
雖然核心層面無力效仿，外在表象卻如出一轍地好鬥。和撒切爾一樣，特拉斯對工會運動深懷敵意。她2012年參與合著的小冊子《擺脫束縛的不列颠尼亞》（Britannia Unchained）曾稱英國人“屬于世界上最糟糕的遊手好閑者之列”（在引發争議後又撇清責任，說這段話來自其他合著者，和她自己無關）；在出任首相之前，她同樣曾被爆出私下對話中輕蔑地稱英國勞工缺乏外國勞工的“技術和勤奮”，應該“多幹點活”，這番表态被解讀為嘲笑英國勞工“懶惰”；而在高通脹背景下的競選辯論中，她又冷漠地表示，群眾不應該事事依賴政府。當年撒切爾不憚于動用強力來壓制工會運動，而曆史并沒有給特拉斯同樣的機會展現出類似的魄力。
耐人尋味的是，特拉斯剛剛上台時，輿論翻出了她當年在自由民主黨（亦即她後來口中“反增長聯盟”的一員）大會上一段激情澎湃的演說。這位19歲的未來首相，當時俨然是激進左翼的一員，疾呼廢除君主制，因為“我們不相信有人生來就是為了統治”。時隔30年後，特拉斯華麗轉身、成為保守黨内最受基層保守力量歡迎的人物。她當然有權利“覺今是而昨非”（她後來将這段經曆稱之為可以和年輕人吸毒相提并論的錯誤），但似乎在這條是非之路上義無反顧地走到了另一個極端，用和當年呼籲廢除君主制同樣的強硬，來對付今天的“反增長聯盟”。
當地時間2022年10月14日，英國首相特拉斯在解雇前财政大臣誇西·克沃滕後，在唐甯街10号舉行的新聞釋出會上回答問題。
坊間曾由一句以訛傳訛的“名言”：“一個人20歲時不是左派，就沒有良心；30歲時仍是左派，就沒有頭腦”（這句名言曾衍生出各種變體，加之于柏克、丘吉爾、羅素、基佐、克裡蒙梭等名人之口，但真實出處不可考，目前有據可查最為接近的版本，是法國文人Jules Claretie在《1870-1871年革命史》中聲稱是柏克所言，但後者的著述中并沒有這句話）。它的本意是說，人随着年歲和閱曆的增長，本應變得“去激進化”、回歸務實保守的中道理性，但單純的”左派/非左派“之分卻沒有涵蓋另一種情況，即有些人不僅會改變想法，而且會變得“反向激進化”，在相反方向上越走越遠。他/她表面上所堅持的主張已經大相徑庭，但内在的思維模式仍然具有同一性，甚至更加執拗。
以缺乏兜底的減稅政策為象征，特拉斯的“新政”在外界眼中成了追求極端自由化的瘋狂舉動。英國下議院教育委員會主席哈方（Robert Halfon）指責特拉斯政府是“自由放任主義聖戰分子”（libertarian jihadists），把整個國家當成實驗室裡的小白鼠，進行自己鐘愛的“超級自由市場實驗”。這句譏評可謂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場混亂背後缺乏實用理性、全憑意識形态狂熱驅動的根本特征——雖然與原教旨主義的宗教“聖戰”水火不容，但特拉斯政府的狂熱程度，卻恰與自己的敵人互成鏡像。
專欄作家Ross Douthat日前在《紐約時報》撰文稱，從莫斯科到德黑蘭，自由主義挑戰者危機四伏。在他看來，相對于福山1989年“曆史的終結”的樂觀論斷，自由主義秩序正顯示出明顯的内部衰退迹象。但是對替代品的渴望，不足以使這些替代品成為現實，相反，其他可通行的道路都快速通向黑暗。但他沒有提到的一個次元是，以特拉斯為縮影的英國政壇風波顯示出，在曆史性的危機重壓之下，原教旨主義的自由主義同樣是一條死胡同，甚至用更快的速度通向黑暗。
保守黨的自我糾錯和止損操作
連續幾屆首相的走馬燈式換位，讓保守黨内部“1922委員會”這個原本冷門知識點，如今變得人盡皆知。它作為保守黨内部自我糾錯的權力制衡機制，也凸顯出其借鑒意義。
1922委員會所代表的制度意義，核心是執政權和監督權的分離。委員會完全由所謂“後座議員”（Backbencher，即不屬于内閣成員的普通議員）組成，負責黨首的信任投票及選舉問題。按照程式，凡有15%的在任保守黨議員（按照目前議席數量則為54人）向1922委員會送出針對黨首的不信任函，便可啟動黨内的信任投票。這意味着，對外代表保守黨的頭面人物的去留，在内部制度設計上是由普通議員和普通黨員、而非黨首及其小圈子來決定的——雖然實際運作中仍不免受黨内上司層、尤其是黨鞭的影響。
原則上說，新首相上任一年内，1922委員會不應發起信任投票。是以，如果特拉斯戀棧不去，理論上說她仍然可以在首相位置上再頑抗十個半月。然而，規則不是一成不變的，如果1922委員會認為有必要，可以修改規則、打破一年期限制，這意味着可能需要超過半數保守黨議員（至少179人）的公開倒戈。而按照“迷你預算”公布後特拉斯的人心流失速度，達到這一門檻或許要花點時間，但為期不遠。也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特拉斯前一天還聲稱要像個“鬥士”一樣堅持下去，後一天就戲劇性地宣布辭職，以避免更為尴尬、更具有破壞性的局面。
在特拉斯辭職之後，保守黨内部的高度共識是：眼下的亂局必須盡快結束，黨承受不起上一次黨首選舉那樣先由議員多輪投票、最終交由基層黨員決選的冗長程式。是以規則再次被臨時修改：候選人必須在10月24日下午2點前征集到至少100位本黨議員的提名，才有資格進入競選，而保守黨目前共有357名議員，是以着意味着最多隻有3名候選人能夠被提名，競選操作空間被大大壓縮。
至于為什麼是100名議員、而不是80、也不是120，其間并無實質規矩可言，很大程度是臨時權衡的結果，但就此次而言，仿佛成了精準針對前首相約翰遜和下議院多數黨領袖莫當特（Penny Mordaunt）的一項臨時改革措施。尤其後者原本在約翰遜繼位戰中處于不錯的位置，是僅次于蘇納克之後的有力競争者，直到第五輪投票才被特拉斯反超，而在特拉斯宣布辭職後，莫當特并不被看好，最初僅有三十餘位本黨議員公開支援，但其團隊竭力争取支援，僅僅因為不到10票的差距，被迫在視窗期關閉之前宣布退出競選，讓蘇納克不戰而勝，自己也成為此次“急就章”改革的最大受害者。
當地時間2019年12月11日，英國本伏利特，英國首相約翰遜拿着錘子站在“完成脫歐”的牌子旁。
保守黨此次的自我糾錯和止損操作無疑尚屬成功，但毋庸諱言的是，其中也參雜着衆多自利考量：從全黨層面上說，從約翰遜上司下獲得議會選舉大勝以來，保守黨在經曆“派對門”風波之後，民意指數下滑嚴重。特拉斯的出爾反爾更打碎了選民原有的“保守黨擅長經濟”觀感。根據民調機構“輿觀”（YouGov）9月底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如果立刻舉行大選，工黨将獲得54%的選票，而保守黨僅能獲得21%，二者的差距達到33個百分點之多，這是自1990年代末以來英國政壇前所未見的最大領先優勢。是以，盡快改弦更張、扶持新政府上馬并進入正軌，對于保守黨維持執政地位來說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
從個人層面來說，前首相約翰遜在被迫下野之前，就曾暗示有朝一日會重返舞台中央。特拉斯的辭職，的确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是以他成了蘇納克上台前面臨的最大障礙。但約翰遜在聲稱已經獲得足夠提名的情況下戲劇性地退出競争，或許是看到眼下還不是他東山再起的最佳時機：一來英國面臨通脹和戰争的棘手局面，對任何一任首相都構成了高風險挑戰；二來他仍然因為“派對門”而面臨議會調查，倘若日後真的再次被迫下台，那麼對政治生涯的打擊可能是緻命性的；三來他在基層黨員群體中的支援率高于蘇納克，但在議員群體中卻備受質疑，如果為了勝選而強行出馬，将角逐拖入黨員投票階段，“歹戲拖棚”勢必将在保守黨内造成更大分裂。是以他樂于發揮“老同志的高風亮節”，将機會暫時讓給蘇納克，同時也成全了保守黨這一波的自我糾錯操作。
“中途換将”面臨的三難問題
保守黨這種自我糾錯能力并非天然自洽，與之相對的另一面陰影，是民主機制中代表性不足的問題。
英國政府近年來的頻繁更疊，使得意識形态上的競争對手借機鼓吹“民主衰弱論”“民主無能論”，例如宣稱“英國的上司力危機是整個西方民主制度失調的縮影”、“英國政局動蕩暴露出……政府對國家和社會治理的失效。這也使得英國群眾對于本國的民主制度越來越失望。”這種論調固然有意識形态宣傳戰的需要，但并非毫無可重視之處。畢竟，從敵人那裡擷取促成自身強大的資源，是真正意義上開放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
約翰遜下台之後保守黨的黨首之争，集中反映出這種代表性不足的危機所在：競争者需要獲得至少20名本黨議員的支援，随後在多輪議員投票中層層淘汰排名最末者，直到最後将兩名候選人送出給17萬黨員投票。而據BBC報道，最終有82.6%的保守黨黨員參與投票，特拉斯獲得81326張選票，蘇納克獲得60399張選票。換言之，有資格決定由誰來帶領這個國家前進的，是僅占全國人口0.3%的保守黨黨員，而最終決定勝負的，更是其中區區兩萬人。
當地時間2022年10月26日，英國倫敦，英國首相蘇納克與财政大臣傑裡米·亨特舉行他上任以來的的首次内閣會議。
多元民主體制下的總統大選或議會選舉，相當于一次政治契約的訂立：不同黨派推出各自候選人和政綱，競相對選民許諾，以擷取執政機會。而選民以選票判定勝者，同時也意味着同勝者簽訂一份确立統治-被統治關系的短期契約。理論上說，在自由和公正的選舉之下，選民作為整體，在法定任期内有服從勝選黨派的義務，而後者也同樣有盡最大努力兌現選舉承諾的義務。然而問題在于：如果一黨以特定上司人和特定承諾赢得選票，但上台執政之後，從上司人到政綱頻頻更換，和競選期間的承諾有相當距離，甚至大相徑庭，那麼這份政治契約曆經損耗之後的有效性何在，便成了令人生疑的問題。
正因如此，雖然按照《2022年解散和召集議會法案》：英國下次大選最遲在2025年1月舉行，但在野黨陣營都強烈要求提前舉行大選，因為按照現有民調，一旦提前大選，保守黨必敗無疑。但保守黨同樣也看到了這一點，是以無論如何不願将執政權拱手讓人。蘇納克上台伊始，也明确表示不會提前舉行大選。畢竟2019年大選的勝利，為保守黨奠定了一個強有力的合法性架構，而一旦執政地位既成，無論黨首更疊多少次，也無論民調如何變動，從法理層面上說，保守黨依然可以依靠僅占全體選民0.3%的黨員來決定大政方針和國家前進方向，隻不過，這種民主機制下的代表性不足，以及對合法性的合法損耗，終究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
于是，英國式議會主權體制下的“中途換将”面臨着一個三難問題：走“精英路線”以黨内高層謀劃為準，容易淪為密室政治；走“黨派路線”以基層黨員投票為準，容易放大極端派别聲音；走“民主路線”以全體選民投票為準，又冒着動搖正常政治架構的風險。就眼下而言，這似乎是個無解的問題。但和許多政治問題一樣，這未必先驗地一定有理論上的解決之道，隻能在實踐中一步步走出困局。
英歐“脫鈎”，賭上大不列颠的國運
許多評論（尤其是歐陸輿論）已經指出，雖然近期這場混亂主要圍繞特拉斯發生，但禍根卻在脫歐時就已經埋下。六年五任首相，恐怕是當初醉心于“奪回控制權”的脫歐派人士所始料未及的。
雖然并非老死不相往來，但脫歐對于英歐雙方來說，無異于一場傷筋動骨的“離婚”或者“脫鈎”。而對于不同力量實體來說，“脫鈎”是否是筆合算買賣，很大程度上要看動力機制中誰占據更為有利的位置：雖然不同實體通常互有需求，勾連在一起可以更好地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但對于關系中的相對強勢一方而言，“脫鈎”意味着擺脫了掣肘、累贅和威脅，而對于相對弱勢一方而言，“脫鈎”卻意味着失去了更多的搭便車機遇。在目前備受關注的中美“脫鈎”态勢中（即便并未正式成型），這種格局同樣可窺一斑。
于是，各方如何評估自己在這種關系中的力量、角色和潛力，便成了問題關鍵所在。在脫歐之前，英國将歐盟視為掣肘、甚至威脅，雄心勃勃地憧憬拿回主權後打造一個“全球化英國”或“擺脫束縛的英國”（借用保守黨人士的合著書名），但脫歐後的事實證明，至少在經濟領域中，英國需要歐盟的程度，遠高于歐盟需要英國的程度。在通脹危機中，英國的經濟表現是七國集團中最差的。換言之，在圍繞“脫鈎”的強弱力量對比上，英國（至少是脫歐派政客）自認為處于強勢地位，大國重新崛起在望，但後續一連串連鎖反應，卻遠遠超出事前預期，暴露出現實中孱弱之處。
當地時間2022年10月28日，英國北愛爾蘭，勞工們在懸挂藝術家Ciaran Gallagher的一幅作品，描繪的是裡希·蘇納克在一艘名為“泰坦尼克号”的小艇上，在鲨魚林立的水域中拼命求生，而鮑裡斯·約翰遜和彭妮·莫當特準備跳海。這幅壁畫是在蘇納克赢得保守黨領袖選舉成為下一任首相後公布的。
英國在曆史上調控“大陸均勢”、扮演“離岸平衡手”的經驗太過于成功，以至于在完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依然幻想“昨日重制”，掉進了路徑依賴的陷阱。在政界精英原本多數傾向留歐時，召喚選民在資訊不對稱、不确切的情況下作出了決定（比如著名的鼓動說辭——“脫歐後每周可以節省3.5億英鎊用于本國醫療系統”），這固然展現了民主時代的内在壓力，但客觀上也造成了為滿足“脫鈎”執念、不惜以國運作賭的不确定前景。
超出預期的最大痛點，不是人員和資本流動受阻造成的經濟負面影響，不是與其他國家的雙邊自貿協定談判遠不如預期般成果重大，也不是無法在新冠疫情或高通脹背景下參與全歐規模的協調行動，而是曆史上展現英倫政治謀略的标志性“大陸均勢”格局，如今很大程度上被逆轉：從此以後，英國無法在歐盟架構内部合縱連橫，為本國謀求最大利益，隻能以局外人身份面對歐盟整體；更甚者，英國不但難以像19世紀一樣，以“離岸平衡手”角色分化瓦解歐陸諸國，反過來本國的蘇格蘭和北愛爾蘭卻受到歐盟這一巨型政治實體的引力作用，呈現出更大的離心力。這兩個地區在2016年的脫歐公投中都以顯著優勢表明願意留在歐盟（北愛爾蘭55.78%，蘇格蘭62%），卻被強行拖離。蘇格蘭獨立運動原本在2014年公投後進入低潮，如今風雲再起，蘇格蘭民族黨加緊推動“二次公投”。而《北愛爾蘭議定書》原本終結了英歐談判的最艱難部分，卻在實際運作中成了打進英國内部的一個楔子，随後便出現了持分離立場的新芬黨在北愛地方選舉中的曆史性勝利，以及親英派民主統一黨杯葛北愛議定書而造成政壇停擺，北愛面臨重新大選的窘境。而在這種壓力下，作為對近現代國際法貢獻最大的國家，英國不惜公開毀棄國際協定，試圖用單方面立法的方式修改《北愛爾蘭議定書》。如今，歐盟反過來成了調控英國内部均勢的主動一方，它願意釋放多少善意、作出多少讓步，決定了未來英國“國本”的穩固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