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穿旗袍，造核彈的中國女人：她的成就與愛國心同樣卓著和值得尊敬中，我們對具有傳奇色彩的女科學家——吳健雄做了簡單介紹，在她的一系列榮譽當中，“核彈之母”的稱号恐怕是反差最大的，這個外表柔弱的江南女子，憑借自己卓絕不凡的才能，不僅加快了二戰期間核武器的研發步驟，也深刻改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曆史程序。
幾乎可以說，沒有她的參與，核武器的研發進度極有可能會被延後，而如果沒有核武器的研發成功，就不可能有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實戰應用。那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争，恐怕也将會持續更長時間，中國人民所遭受的災難和損失也必然會更大，是以從這個意義上，我們都應該感謝她。
廣島與長崎的蘑菇雲
正如奧本海默所說的：如果沒有吳（健雄）博士的參與，核彈絕無可能這麼快就研發出來。
今天的文章，我們就主要圍繞吳健雄是如何以中國人的身份全程參與到美國研制核武器的最高機密行動——“曼哈頓計劃”當中的。
而如果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吳健雄對于曼哈頓計劃的貢獻以及對于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貢獻更值得曆史銘記的。在當時美國那個歧視女性、排擠外族、種族運動興起的黑暗前夜，一個中國女性在實體學界能闖出一片天地已經是創造了曆史，而能夠以中國人的身份參與到“曼哈頓計劃”，則是無法想象的。
一、美國瘋狂的黑暗年代，中國女性在西方科學領域的艱難
再介紹吳健雄參與核武器研制的曆史之前，我們有必要了解當時美國社會，尤其是實體學家在性别上的嚴重歧視，以及中國人在美國所遭受的更甚于黑人族群的種族歧視。
（一）被男性統治的實體學界長久以來，對于女性的歧視和排斥
最近這些年，關于男女平等的話題受到很多讨論，也必須承認如今的男女平權運動已經深入人心。但如果在科學研究領域，評比一個目前男女不平等最嚴重的圈子——實體學界一定是最值得關注的一個。
哪怕是在今天，對于“實體學難以接近并且具有男性特征”的固執和偏見依然廣泛存在，例如2018年在日内瓦的一場學術會議上，一位歐洲核能研究中心的資深科學家就因演講中的性别歧視言論遭到停職。
而在吳健雄求學于美國的那個年代，整個社會對于女性的歧視其存在的廣度和烈度都廣泛而深入，尤其在實體研究領域，這種性别歧視的作風，幾乎令人窒息。
吳健雄
最典型的例子，或許就是吳健雄與莉澤·邁特納，這兩位被先後稱作“核彈之母”的女性實體學家的經曆中說起。
德國實體學家莉澤·邁特納，曾被愛因斯坦親口贊譽為“德國居裡夫人”。20世紀初，正是她首先在理論層面解釋了原子裂變的原理，并且根據愛因斯坦的質能方程計算了裂變釋放的巨大能量，并首次将其命名為“核裂變”，正是因為在理論上的突破，學界通常将她與吳健雄在實踐層面的成績相并列，均認可他們“核彈之母”的稱号。
但是在那個嚴重排斥女性的年代，他們所處的實體學領域性别歧視作風更加肆無忌憚。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莉澤·邁特納主導，由她與哈恩兩人共同享有的學術成果奧托·哈恩獨吞，哈恩也由此獲得諾貝爾獎，而作出主要貢獻的莉澤·邁特納卻并不被諾貝爾獎承認。
甚至在當時的出版界，女性單獨投出的研究稿件都會被拒絕，邁特納就多次遭遇這樣的處境，而出版社編輯拒絕的理由竟然是： “我們壓根就沒有想過要發表由一名婦女撰寫的文章。”是以很多時候邁特納為了論文的發表不得不邀請奧托·哈恩，這也為她此後被竊取學術成果買下了巨大隐患。
莉澤·邁特納與哈恩
而同樣的遭遇，也發生在了另一位“核彈之母”吳健雄的身上。
作為當時實體學界的幾大巨頭——勞倫斯、塞格瑞、奧本海默的得意高徒，吳健雄的校園學術研究較為順遂，但在博士畢業後，雖然她的研究才能無可非議，但隻是因為她的性别和中國人的身份，使她無法在大學裡獲得一份可以發揮其才能的研究工作。畢業後的她隻得在一個不知名的實驗室充當一個默默無聞的研究員。
然而，對于吳健雄來說，她當時面臨的困難遠不止性别所帶來的，還有因她始終不願放棄的中國人身份而形成的族裔的隔閡。
（二）當時的美國正處于極右運動興起的前夜
我們知道，在1950年-1954年的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極右派的美國政治勢力惡意诽謗、肆意壓迫進步人士，甚至是一切不同政見者。
實際上，早在麥卡錫主義開始之前，在吳健雄參與曼哈頓計劃的時候，美國社會對于當時中國人的敵意，就已經開始在學術界蔓延，如果不是憑借吳健雄無可取代的實體學研究功底，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她是注定不可能參與像“曼哈頓計劃”這樣高度機密的工程的。
二、吳健雄對“曼哈頓計劃”的卓越貢獻
1942年，美國獲悉了納粹德國研究核武器的秘密計劃，同時為了搶先于納粹研發出核武器，美國征調了當時幾乎整個西方世界的最傑出科學家，開始實施名為“曼哈頓計劃”的核武研制工程。自然，由于性别和國籍的原因，吳健雄沒有，也不可能被邀請參與其中。
曼哈頓計劃
但在之後的攻關過程中，一衆的頂級科學家遇到了一個始終無法跨越的門檻——核爆炸的引燃十分容易，但想象中的鍊式反應卻總是突然中斷。
在完美的理論模型中，核武器的能量來自核裂變反應，也就是重核原子在經中子的撞擊後，會分裂成為兩個較輕的原子，并釋放出數個中子，以伽馬射線的方式釋放光子。釋放出的中子繼續去撞擊其它的重核原子，進而形成連鎖反應自發分裂。
但在實際的測試中，核爆的鍊式反應始終無法持續，經撞擊産生的中子會莫名其妙消失，進而失去了使鍊式反應保持持續性的動力，中子的突然消失讓奧本海默和費米等一衆最知名的科學家都感覺異常棘手，核彈的研發面臨陷入停滞的重大危機。
但與此同時，很多參與其中的頂級科學家也推測是核裂變産物之一——氙-135，極有可能是造成這種故障的元兇，并且認為氙-135是一種“中子毒物”。但對于如何解決，他們并沒有足夠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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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此時，主導曼哈頓計劃的奧本海默想到了她的學生，那個正在邊緣研究所擔任研究員的中國人——吳健雄。
奧本海默
實際上，從1938年開始，吳健雄就在進行原子核實驗，在1939年時她已經獨自完成了“探究鈾原子核裂變産物”的實驗，并在其實驗中發現鈾在核裂變的過程中會大量産生放射性的同位素氙-135，并提出這種同位素對中子具備一定的吸收性。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處于那個時代的最前列。
也正是由此，使奧本海默第一時間以“曼哈頓計劃總負責人”的身份找到了她，然而面對當時的社會環境，即将傳遞吳健雄負責的正是“曼哈頓計劃”中最核心、最機密的“原子核分裂反應”的内容，而她此時依然是中國人，且不願意放棄這一身份，最終在奧本海默力排衆議的決策下，将這項最核心的任務交給了她，并給予這個“外國人”特殊的保密許可。
最終，吳健雄沒有辜負這份信任，她很快就确定了氙-135是導緻鍊式反應無法持續故障的元兇，主要是因為這種同位素具有極大的中子吸收截面，它會大量吸收撞擊産生的中子，導緻反應失去動力而停止。
後來吳健雄再接再厲，研發出一種可用于隔離在核裂變過程中産生的放射性同位素氙-135的裝置，成功把消失的中子找了回來，使得核彈順利研發成功。
而核彈的研發的如期完成，這确實一個改變曆史程序的偉大創舉。随着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加速了二戰的結束，也盡早結束了中華民族的災難。
然而，對于一個中國人在曼哈頓計劃中的卓越貢獻，美國人卻更多選擇避而不談，甚至刻意隐瞞。因為在當時充滿國籍歧視和性别歧視的美國科學界，他們不願意承認是一個中國女性幫助他們克服了在技術上近乎不可逾越的障礙。
直到1992年，哥倫比亞大學在授予吳健雄作為美國理工界最高榮譽的——普賓獎時，才正式将這個秘密公之于衆，吳健雄對于人類曆史上第一顆核彈的貢獻才被世界所了解，而這距離她所作的工作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
由此可見，作為“核彈之母”，吳健雄名副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