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解放報》等法國媒體報道，著名導演讓-呂克·戈達爾（Jean-Luc Godard）于當地時間9月13日在瑞士羅勒去世，享壽91歲。據戈達爾的家人透露，他并非因疾病或年老離世，而是選擇了安樂死，“在所愛之人的陪伴下，安靜地離開了這個世界”。就此，銘刻影史的《電影手冊》派導演已悉數不在人間。可以說，戈達爾的去世标志着法國新浪潮運動的完結，标志着一種電影拍攝理念的終點，也标志着一個時代的落幕。
讓-呂克·戈達爾
“電影就像是面包一樣的重要”
戈達爾是上世紀60年代興起的法國電影新浪潮運動的标志性人物，跟弗朗索瓦·特呂弗、埃裡克·侯麥、雅克·裡維特、克勞德·夏布洛爾一樣，都曾為影評雜志《電影手冊》撰稿，并稱《電影手冊》派的五傑。從影評人變成導演後，他以《精疲力盡》《狂人皮埃羅》《輕蔑》等作品享譽影壇，激勵了全世界範圍内無數的後來者，可說是現代電影史上最具影響力的藝術片導演。
戈達爾在《狂人皮埃羅》拍攝現場
戈達爾（右一）和大導演弗裡茲·朗（左二）在《輕蔑》拍攝現場
而他或戴墨鏡或抽香煙的标志性形象，也經由各種媒體傳播甚廣，堪稱是某種意義上的流行符号，以至于即便是沒看過他作品的人，往往也都對這個縱橫影壇半個多世紀的名字有所耳聞。
影評人焦雄屏在《法國電影新浪潮》一書中稱：“戈達爾是所有新浪潮運動中影響力最大、生涯變化最大也最特立獨行的怪傑。他為自己塑造出一個永恒的叛逆者形象，而他所拍的影片對主流電影及中産社會的颠覆，對現代社會價值無情的質疑，以及他恪守原則不惜和老朋友翻臉對罵，都成了電影史上的神話。而他對電影的種種思考，都說明他是整個新浪潮運動最重要的創作者，用他的創作不斷重新定義電影結構和風格。和他比起來，其他導演都顯得過分保守、傳統。特呂弗曾贊美他改變了電影史：‘電影史可分成戈達爾之前的電影和戈達爾之後的電影。’”
戈達爾的死訊經媒體報道後，法國總統馬克龍第一時間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哀悼，稱之為法國的巨大損失。不過，人生後半段長期定居在瑞士小鎮羅勒的戈達爾，确切說來擁有法國和瑞士雙重國籍，而且童年時候大多時間，也都在他父親保羅·戈達爾的故鄉瑞士生活長大。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哀悼
“那時候電影就像是面包一樣重要”
從事醫生行業的瑞士人保羅·戈達爾，家境小康，後來又娶了法國銀行業大亨朱利安·莫諾（Julien Monod）的千金奧蒂樂為妻。婚後兩年，小戈達爾在1930年12月3日呱呱墜地，從小養尊處優。四歲時，戈達爾一家由巴黎回到瑞士尼永生活，他在這裡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二戰”結束，戈達爾進入巴黎布豐中學修習高中學業，或許是因為業餘愛好太過豐富，大把時間都用在了看閑書和看電影上的緣故，戈達爾高三會考沒能合格，失去了讀大學的機會。生活無憂的他索性又回到了瑞士家中，一邊準備複讀，一邊又培養起了繪畫的愛好。
19歲時，戈達爾重考成功，拿到了巴黎大學人類學專業的錄取通知書，卻沒怎麼好好去上過課，絕大部分時間還是都用在了看電影上，成了拉丁區各種電影俱樂部和亨利·朗格盧瓦執掌的法國電影資料館的常客，也結識了裡維特、夏布洛爾、特呂弗、侯麥等同道中人。“那時候對我們來說，電影就像是面包一樣的重要，每天都離不開它。我們将電影視作能夠獲得知識的工具，既是顯微鏡，又是望遠鏡。”多年之後他曾如此回憶說。
光看電影，肯定還不過瘾。1950年，他與侯麥、裡維特共同創辦民間影評刊物《電影報》（Gazette du cinema），雖總共也就隻出版了五期，但也赢得了著名前輩影評人安德列·巴贊的注意。1951年，巴贊創辦《電影手冊》雜志，戈達爾等人開始為其撰稿，迅速闖出不小名堂。與此同時，這群人中的老大哥、比戈達爾年長十歲的侯麥，開始嘗試自己拍攝電影。在他自編自導的十分鐘短片《夏洛特和牛排》裡，戈達爾不僅擔任主演，還負責了道具舞美工作，而這也成了他和電影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戈達爾與《電影手冊》派中年紀最長的埃裡克·侯麥（左）
1952年秋，戈達爾再次回到瑞士，父母此時已因感情不合而分居。在母親那裡，戈達爾認識了她的情人，經其介紹來到瑞士迪克桑斯河大壩建設工地打工，并且萌生了要拍攝紀錄片的想法。靠着借來的35毫米攝影機，他在工程現場完成了自己的紀錄短片處女作《混凝土作業》。但也是在拍攝期間，母親因交通事故不幸罹難，令戈達爾悲痛萬分。
不久之後，他又在日内瓦完成了自己的劇情短片處女作《一個風騷女人》，随後便回到了巴黎，繼續為《電影手冊》創作影評，和自己的那些電影夥伴一起拍攝短片。1959年夏天，他的長片處女作《精疲力盡》在巴黎正式開拍。影片故事來自特呂弗從報紙上看來的一則真人真事，夏布洛爾、裡維特等好友也都為其出謀劃策，演員方面起用了法國電影界的新人讓-保羅·貝爾蒙多和來自美國的簡·塞伯格。
戈達爾在《精疲力盡》拍攝現場
《精疲力盡》大膽打破各種傳統電影拍攝規則，尤其是對跳接手法的使用以及打破第四面牆，讓角色面對鏡頭與觀衆交流的做法，在整個電影發展史上都具有劃時代意義。1960年3月，《精疲力盡》在巴黎正式公映，入場人次累計高達229萬，票房異常火爆，也讓法國電影新浪潮運動繼特呂弗的《四百擊》後再次征服了觀衆。
戈達爾與特呂弗在“五月風暴”中
“看上三十年才能徹底消化”
帶着好萊塢B級片色彩的《筋疲力盡》之後，戈達爾來了個大轉彎，拍攝了以阿爾及利亞戰争為背景的《小兵》，大膽挑戰當時的法國政府神經，作品一度被禁止上映。戈達爾的那句名言——“電影就是每秒24格的真理”也是出自這部電影。影片由他的生活伴侶兼缪斯安娜·卡裡娜領銜主演，兩人随後又連續合作了《女人是女人》《賴活》等作品，還一同創辦了Anouchka電影公司，自籌資金拍攝了《法外之徒》等影片。
戈達爾與安娜·卡裡娜
戈達爾與他人生最後的伴侶安娜-瑪麗·米埃維爾
和如今的電影觀衆對于藝術電影的固有認知不同，上世紀60年代的歐美各地，社會上風雲激蕩，思想上主張解放，藝術電影絕非什麼冷門，反而常會成為市場的寵兒，年輕觀衆對此類作品的狂熱追捧，程度絕不亞于如今的好萊塢超級英雄漫改大片。在這方面，戈達爾的《蔑視》《狂人皮埃羅》等作品，便都是其代表。這些影片緊緊抓住當時的所謂時代精神，着力表現西方年輕一代虛無、異化的内心存在，再加上又有碧姬·芭铎、貝爾蒙多等票房明星擔綱主演，上映之初便都是既叫好又叫座。
到了上世紀60年代後半段，法國社會運動日漸頻繁，戈達爾的電影筆觸也越來越顯政治化，《男性，女性》《中國姑娘》和《周末》是他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對于資本主義社會和消費主義的批判力度不斷加大，對于被壓迫者的同情與日俱增。
戈達爾在《男性，女性》拍攝現場
1970年，戈達爾遠赴中東地區，拍攝了支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作品《直至勝利》。而在此之前，他也參與了反越戰拼盤電影《遠離越南》的拍攝——該片導演還包括荷蘭人伊文思、美國攝影師威廉姆·克萊因、法國導演阿涅斯·瓦爾達、阿倫·雷乃、克裡斯·馬克、克勞德·勒魯什等人。9月10日，克萊因也在巴黎與世長辭，享年96歲。該片七位聯合創作者中如今隻剩下84歲的勒魯什尚在人間。
克萊因拍攝的戈達爾
1968年5月，法國學生運動全面更新。為示團結，戈達爾和特呂弗牽頭大鬧當年的戛納國際電影節，要求電影人不能脫離現實，必須站出來和學生、勞工并肩戰鬥。在此背景下，他與讓-皮埃爾·戈蘭結成以蘇聯電影人吉加·維爾托夫命名的紀錄片拍攝小組，深入學校和工廠實地探訪，而且電影語言也變得更為激進，徹底遠離了過往的叙事模式。
1972年，他倆不惜拿之前剛與他們合作過《一切都好》的好萊塢大明星簡·方達開刀，制作了形式前衛的《給簡的信》一片。全片幾乎沒有任何動态影像，僅以簡·方達的新聞照片為基礎，進行圖像學分析，并且大膽進行自我批評，是戈達爾整個電影生涯中容易被錯過的滄海遺珠。
上世紀60年代法國知識分子心中的革命熱情，來得快去得也快。與此同時，主演了《中國姑娘》和《周末》的妻子安妮·維亞澤姆斯基也與他分道揚镳（兩人在1967年結婚，1970年分居，1979年離婚），這讓戈達爾心情低落，據說一度有過自殺念頭——法國導演米歇爾·阿紮納維西于斯拍攝的《敬畏》一片聚焦的正是戈達爾這段時期的經曆，但不獲戈達爾本人認同。
戈達爾與安妮·維亞澤姆斯基
從1980年的《各自逃生》開始，戈達爾重歸傳統叙事電影路線，由大名鼎鼎的《受難記》《芳名卡門》到相對落寞的《偵探》《神遊天地》《德國九零》等作品，雖談不上部部精彩，但勝在實驗精神始終不滅。當然，這一時期他最重要的作品，或許還要數長達266分鐘的《電影史》，他以哲學精神對20世紀的人類思想發展曆程做了一次抽絲剝繭的梳理，按照美國《紐約時報》影評人戴夫·科爾的說法，值得我們反複觀看，“看上三十年才能徹底消化”。
從2010年的《電影社會主義》到2014年的《再見語言》，再到2018年的《影像之書》，戈達爾的作品重又變得抽象、晦澀，畫面背後想要傳達的思想也是衆說紛纭。正如焦雄屏在《法國電影新浪潮》中所言：“終其一生，他拍電影都在不斷尋求意義是怎麼制造的、符号的系統（語言和非語言）如何制造意義、如何改變我們的認知這些問題。”
盡管早年推崇希區柯克、霍華德·霍克斯、奧托·普萊明格等好萊塢導演，但自己當導演後，戈達爾一直跟好萊塢保持距離，他曾說：“不管給我多少錢我都不會為好萊塢工作的。”但好萊塢卻始終對他禮遇有加：電影公司曾想找他去導《邦妮與克萊德》；簡·方達不計片酬出演他的《一切安好》；到了2011年，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還授予了他奧斯卡終身成就獎，不過戈達爾卻壓根沒當回事，連頒獎禮也懶得去。
2011年，戈達爾獲頒奧斯卡終身成就獎，但他本人并未出席頒獎禮。
就在本月出版的英國《視與聽》雜志上，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語出驚人，譏諷新浪潮導演特呂弗的電影水準糟糕，“是雖然充滿熱情，但卻錯誤百出的業餘導演”。但對于戈達爾，昆汀卻從不諱言自己的熱情，他在1991年時自己建立的電影公司，就以戈達爾作品為名，叫作法外之徒電影公司。據說曾有人就此事問過戈達爾有何感想，結果他卻回答說，《法外之徒》是他拍過所有電影裡最糟糕的一部，真沒想到會有人拿這來當自己電影公司的名字。
由于年事已高，隐居于瑞士日内瓦湖畔小城羅勒的戈達爾近年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很多人在觀看阿涅斯·瓦爾達的紀錄片《臉龐，村莊》時，都期待能見到他的身影，然而他家的大門始終未對老友打開。
戈達爾與阿涅斯·瓦爾達
2018年，戈達爾的最後一部長片《影像之書》入圍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而他也通過遠端視訊的方式與釋出會上的媒體見面，回答大家的提問。2020年，戈達爾與瑞士洛桑藝術設計大學電影系主任利奧内爾·巴耶（Lionel Baier）進行了一場題為“新冠疫情時期的影像”的對話并做視訊直播，引爆全球影迷圍觀。同年12月，他的助手法布裡斯·阿拉尼奧（Fabrice Aragno）接受瑞士通訊社采訪時透露，九十歲的戈達爾正着手制作兩部新片。如今，随着戈達爾離開人世，他的這兩部未完成的作品注定成了永遠的謎。
2020年，戈達爾進行主題為“新冠疫情時期的影像”的視訊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