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後，清政府被推翻，由北洋政府控制的中華民國繼承了前朝法理，順理成章地對外蒙古享有治權。但是，外蒙古王公們不這樣想，他們想的是：
本來是跟着滿人混日子，現在滿人統治的清政府完蛋了，還有必要留在這個大家庭嗎？
于是，外蒙古拉了一個強力外援來支援獨立，那就是沙皇俄國。雖然沙俄“外強中幹”，但要說起欺負清政府，沙俄可一點不含糊。作為清政府最大的陸上鄰國，光是《瑷珲條約》就割走了東北約60萬平方公裡土地。現在改朝換代了，外蒙古王公們一招“聯帝反資”，逼迫袁世凱簽訂《中俄蒙協約》，協定規定外蒙古“自治”，中華民國變成了其“宗主國”。
很快，在1917年，外蒙古王公們慌了。這時的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曾經的沙皇俄國勢力被迫退到遠東一帶打遊擊。外蒙古王公們畢竟是和沙皇穿一條褲子，列甯上司的蘇俄遲早有一天會清算他們——大難臨頭了！
此時的外蒙古境内駐紮着白俄的軍隊，自從沙皇俄國完蛋後，這些還沉浸在沙俄舊日榮光的貴族及軍官們十分反對蘇維埃新政權，處處與蘇俄紅軍對抗。為了跟紅軍以示區分，他們的軍隊也被稱為“白軍”，這也側面說明了雙方之間你死我活、水火不容。于是，外蒙古王公們遇到一個窘境：
不趕走白軍，蘇聯紅軍肯定要來算賬；想趕走白軍，外蒙古的軍隊又沒這本事。
并且，白軍的目的是将外蒙古作為反攻基地，但外蒙古才區區幾百萬人口，就是王公們親自上陣，那也不夠蘇聯紅軍打的。這還不說，如果蘇聯紅軍打過來，第一個就要革外蒙古王公的命。
現如今隻剩下一條路，那就是“假意改信，日後悔過”，王公們放棄“自治”的權利以換取北洋軍隊來“撐腰”。不管蘇俄與白俄再怎麼鬥，都不至于跑來與北洋政府開戰吧。
了解過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那個時期的中國并不太平，内部有軍閥混戰，外部則有日本、白蘇俄，西方列強勢力虎視眈眈。然而中國不乏有識之士，他們有意改變百年以來中國被列強欺壓的事實，恢複中國的土地，這一點恰好與外蒙古王公的想法相向而行。而這群人裡面，有一人表現得最為積極，直接出兵外蒙古，沿途如秋風卷落葉橫掃敵軍，直抵外蒙“首都”庫倫，逼迫外蒙古撤銷“自治”，回歸中國懷抱。
他就是徐樹铮。
背景說完，接着來講一講，這位收複外蒙古的功臣，到底是做了什麼？能讓他死後背上“民族罪人”的罵名。
有意做“嶽飛”
1880年，徐樹铮出生于一個鄉村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徐蘭曾是私塾教師，徐樹铮的母親嶽氏是嶽飛後裔。這使得他從小和其他的農村孩子不一樣，在優渥的教育環境與良好的家風傳承下，徐樹铮立志要成為像嶽飛一樣的人，不僅要讀書，更要讀兵書。
他13歲考中秀才，17歲又考上秀才中最高等級的廪生，21歲他投奔段祺瑞，成為段祺瑞的幕僚。等到而立之年，徐樹铮走上了他人生的巅峰。這時的他剛剛從日本陸軍學校留學歸來，怎麼看，徐樹铮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能人。段祺瑞當時是北洋政府的陸軍總長，于是徐樹铮成為了陸軍部下屬十司之一的軍學司司長，名義上主管北洋軍隊的操練、演習。
與此同時，徐樹铮在向同僚的信函中對外蒙事務表示了擔憂。在信中，他認為外蒙古作為中國的屏障，必須要“死守”。可惜沒過兩年，袁世凱簽訂了《中俄蒙協約》，親手把外蒙古“送走”了。這也為徐樹铮的心裡留下了遺憾。
1918年，徐樹铮的位置已經坐到了陸軍次長，僅次于皖系軍閥的首腦段祺瑞。徐樹铮終于有機會一展抱負，他先是組建了三個師四個旅的軍隊為“武力統一”打好根基。随後提出《西北籌邊辦法大綱》，在其中陳述了對外蒙的“同化”政策。這一大綱得到了北洋政府的贊同，因為對北洋政府來說，此時急需一場勝利來提振軍心民心、建立國際威望。
而外蒙古統治者們還在糾結中。王公們為了應對蘇俄威脅，想要“撤離自治，回歸中國”。喇嘛們則不這樣想，在白軍首領謝米諾夫的支援下，他們滿足于現狀，極力反對外蒙回歸。此時，北洋政府先前派去的代表與王公們磋商許久，終于草拟出《外蒙古撤銷“自治”善後條例》共63條方案。就在雙方打算将方案報呈北洋政府時。
徐樹铮出兵了！
收複外蒙古
原來的“三師四旅”由于駐紮在與其他軍閥的交界地帶，若是全部撤出，必然會引起局部兵力不足。是以，他們并沒有全部上陣，徐樹铮從中挑選了西北邊防軍第一師共4000人，于1919年10月23日，正式開拔外蒙。
常言“兵貴神速”，徐樹铮進軍速度十分迅猛，加之軍力懸殊，恰克圖、科布多、烏裡雅蘇台、唐努烏梁海等重鎮被相繼拿下。徐樹铮沿途還剿滅了幾支盤踞外蒙古多年的土匪，一路高歌猛進，僅6日就抵達庫倫城下。
此時的庫倫城内有外蒙古軍隊約10000人，白軍1000多人以及日軍的100多人。總的來看，北洋軍不占優勢。
于是，徐樹铮在庫倫城外首先對人數最少的日軍展開“攻心計”。日軍100多人，面對北洋軍完全是螳臂當車。他一通電話打過去，要求日軍立刻交出武器，還能放他們安全撤離。如果日軍不想體面地離開，那麼徐樹铮就會送他們體面的“離開”。于是，日軍代表當即同意徐樹铮的提議，100多名日軍灰溜溜地撤出庫倫城。
接下來是1000多人的白軍，他們是最棘手的問題。其上司者謝米諾夫在同年3月成立了所謂“大蒙古國”，将“活佛”尊為外蒙古元首。謝米諾夫已經無路可退。因為此時的白俄軍主力剛剛在托博爾斯克全面潰敗，上司人高爾察克正率領殘兵往遠東地區撤退。失去外蒙古，白軍将徹底淪為“喪家之犬”。
是以，謝米諾夫隻能背水一戰，憑借着對清政府軍隊的刻闆印象，謝米諾夫本以為這支北洋軍會一觸即潰。沒想到徐樹铮早已設下埋伏，對出城的白俄軍迎頭痛擊，這支1000多人的部隊很快土崩瓦解，向東北方向逃亡，去給日本賣命。
處置不當，使得外蒙獨立
徐樹铮為什麼會被一些觀點認為是“民族罪人”呢？用三個字概括最合适不過：
不道地。
解決完最棘手的問題，外蒙古軍隊理所當然地放徐樹铮進城了。在與北洋政府派過去的代表短暫會面後，徐樹铮不同意《外蒙古撤銷“自治”善後條例》的内容。在他看來，這份協定還是給了外蒙古太多的“自由”，他要的是外蒙古“同化”，像内地省份一樣接受北洋政府調令。于是，徐樹铮打算來硬的，讓他們心服口服。
徐樹铮進城後半個月，于1919年11月13日突然派兵包圍了外蒙古軍大營，要求他們放下武器投降。外蒙古軍隊怎麼也沒想到，明明是來談判的徐樹铮會突然變臉。緊接着，徐樹铮的軍隊又包圍了外蒙古“總理大臣”達賴喇嘛的住所，強迫他簽下新的7款條約。原來的63條方案統統廢棄。
原來，當時的談判已經被耽誤了兩個月之久，外蒙古王公們雖然想要回歸中國，但有着一系列的條件，加之境内的喇嘛勢力不斷橫生枝節，這才讓徐樹铮下了“快刀斬亂麻”的決心。1919年11月22日，時任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下令“俯如所請，以順蒙情”，接受外蒙古當局送來的新條約。從此《中俄蒙條約》廢棄，外蒙古正式回歸祖國懷抱。
但是，徐樹铮用武力威逼外蒙古，他這一舉措給“親華派”王公們潑了一盆冷水，加上當時的北洋軍軍紀欠佳，他們在庫倫城内嚣張跋扈，欺男霸女，造成了民怨沸騰。這還不提，就在同年的元旦，徐樹铮前往庫倫城，主持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冊封儀式。儀式上，徐樹铮大顯“威風”，竟然要求哲布尊丹巴起立接受中央政府冊封。哲布尊丹巴已經失明多年，行動不便，并且是外蒙古宗教界的領袖。徐樹铮誠然“威風”了，但他不尊重外蒙古宗教習俗，使得外蒙從此失去了對北洋政府的向往與信任。
果不其然，在随後的兩年時間，白俄軍官恩琴的軍隊及蘇俄勢力相繼進入外蒙，他們得到了對北洋政府心懷不滿的外蒙古勢力支援，将駐守的北洋軍悉數消滅。此時的徐樹铮陷入了直皖戰争的泥潭中，根本無暇顧及外蒙局勢。于是，外蒙古回歸中國的局面，昙花一現般消失了。
被馮玉祥暗殺，死後風評兩極分化
如果徐樹铮沒有武力逼迫外蒙古撤銷“自治”，而是根據最初的《外蒙古撤銷“自治”善後條例》63條内容來處置，結果是否會有什麼不同呢？在徐樹铮剛剛收複外蒙古的時候，國内基本沒有出現别樣的聲音，一緻地對這位“民族英雄”大肆吹捧。就連與北洋軍閥水火不容的孫中山也公然稱贊徐樹铮是當代的“班超”，立下了有利于國家社稷的不世之功。
但是，後來外蒙古得而複失，徐樹铮武力逼迫外蒙古“撤治”一事，引起了國内輿論的争議。1925年元旦前夕，徐樹铮被老仇人馮玉祥在廊坊火車站劫持并暗殺。在他死後，輿論愈演愈烈，徐樹铮本身就是代表着落後性質的北洋軍閥，是以關于“民族罪人”的論調在史學界傳播開來，其觀點主要是認為“徐樹峥治蒙失當，造成外蒙古獨立”。
随着後世發生的一些事情，徐樹铮一事也被翻案。使外蒙獨立的“罪人”，真的是徐樹铮嗎？1945年《雅爾塔會議》中，國民政府以外蒙獨立為條件換取蘇聯出兵，從此正式承認了外蒙古的獨立。可見，這件事蔣介石也得“背鍋”。
如果深究背後真實的原因，那麼，一個貧窮、落後的舊中國或許才是外蒙獨立的真正原因。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既無力對外蒙實施強有力的統治，又沒本事對外國勢力說“不”。這才使得外蒙永遠地離開了中國。是以，擁有雄厚的國力與一支強大的軍隊，才能避免悲劇的發生。将外蒙獨立的原因歸咎于徐樹铮，顯然是過于片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