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由北洋政府控制的中华民国继承了前朝法理，顺理成章地对外蒙古享有治权。但是，外蒙古王公们不这样想，他们想的是：
本来是跟着满人混日子，现在满人统治的清政府完蛋了，还有必要留在这个大家庭吗？
于是，外蒙古拉了一个强力外援来支持独立，那就是沙皇俄国。虽然沙俄“外强中干”，但要说起欺负清政府，沙俄可一点不含糊。作为清政府最大的陆上邻国，光是《瑷珲条约》就割走了东北约60万平方公里土地。现在改朝换代了，外蒙古王公们一招“联帝反资”，逼迫袁世凯签订《中俄蒙协约》，协议规定外蒙古“自治”，中华民国变成了其“宗主国”。
很快，在1917年，外蒙古王公们慌了。这时的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曾经的沙皇俄国势力被迫退到远东一带打游击。外蒙古王公们毕竟是和沙皇穿一条裤子，列宁领导的苏俄迟早有一天会清算他们——大难临头了！
此时的外蒙古境内驻扎着白俄的军队，自从沙皇俄国完蛋后，这些还沉浸在沙俄旧日荣光的贵族及军官们十分反对苏维埃新政权，处处与苏俄红军对抗。为了跟红军以示区分，他们的军队也被称为“白军”，这也侧面说明了双方之间你死我活、水火不容。于是，外蒙古王公们遇到一个窘境：
不赶走白军，苏联红军肯定要来算账；想赶走白军，外蒙古的军队又没这本事。
并且，白军的目的是将外蒙古作为反攻基地，但外蒙古才区区几百万人口，就是王公们亲自上阵，那也不够苏联红军打的。这还不说，如果苏联红军打过来，第一个就要革外蒙古王公的命。
现如今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假意改信，日后悔过”，王公们放弃“自治”的权利以换取北洋军队来“撑腰”。不管苏俄与白俄再怎么斗，都不至于跑来与北洋政府开战吧。
了解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那个时期的中国并不太平，内部有军阀混战，外部则有日本、白苏俄，西方列强势力虎视眈眈。然而中国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有意改变百年以来中国被列强欺压的事实，恢复中国的土地，这一点恰好与外蒙古王公的想法相向而行。而这群人里面，有一人表现得最为积极，直接出兵外蒙古，沿途如秋风卷落叶横扫敌军，直抵外蒙“首都”库伦，逼迫外蒙古撤销“自治”，回归中国怀抱。
他就是徐树铮。
背景说完，接着来讲一讲，这位收复外蒙古的功臣，到底是做了什么？能让他死后背上“民族罪人”的骂名。
有意做“岳飞”
1880年，徐树铮出生于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徐兰曾是私塾教师，徐树铮的母亲岳氏是岳飞后裔。这使得他从小和其他的农村孩子不一样，在优渥的教育环境与良好的家风传承下，徐树铮立志要成为像岳飞一样的人，不仅要读书，更要读兵书。
他13岁考中秀才，17岁又考上秀才中最高等级的廪生，21岁他投奔段祺瑞，成为段祺瑞的幕僚。等到而立之年，徐树铮走上了他人生的巅峰。这时的他刚刚从日本陆军学校留学归来，怎么看，徐树铮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能人。段祺瑞当时是北洋政府的陆军总长，于是徐树铮成为了陆军部下属十司之一的军学司司长，名义上主管北洋军队的操练、演习。
与此同时，徐树铮在向同僚的信函中对外蒙事务表示了担忧。在信中，他认为外蒙古作为中国的屏障，必须要“死守”。可惜没过两年，袁世凯签订了《中俄蒙协约》，亲手把外蒙古“送走”了。这也为徐树铮的心里留下了遗憾。
1918年，徐树铮的位置已经坐到了陆军次长，仅次于皖系军阀的首脑段祺瑞。徐树铮终于有机会一展抱负，他先是组建了三个师四个旅的军队为“武力统一”打好根基。随后提出《西北筹边办法大纲》，在其中陈述了对外蒙的“同化”政策。这一大纲得到了北洋政府的赞同，因为对北洋政府来说，此时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军心民心、建立国际威望。
而外蒙古统治者们还在纠结中。王公们为了应对苏俄威胁，想要“撤离自治，回归中国”。喇嘛们则不这样想，在白军首领谢米诺夫的支持下，他们满足于现状，极力反对外蒙回归。此时，北洋政府先前派去的代表与王公们磋商许久，终于草拟出《外蒙古撤销“自治”善后条例》共63条方案。就在双方打算将方案报呈北洋政府时。
徐树铮出兵了！
收复外蒙古
原来的“三师四旅”由于驻扎在与其他军阀的交界地带，若是全部撤出，必然会引起局部兵力不足。所以，他们并没有全部上阵，徐树铮从中挑选了西北边防军第一师共4000人，于1919年10月23日，正式开拔外蒙。
常言“兵贵神速”，徐树铮进军速度十分迅猛，加之军力悬殊，恰克图、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等重镇被相继拿下。徐树铮沿途还剿灭了几支盘踞外蒙古多年的土匪，一路高歌猛进，仅6日就抵达库伦城下。
此时的库伦城内有外蒙古军队约10000人，白军1000多人以及日军的100多人。总的来看，北洋军不占优势。
于是，徐树铮在库伦城外首先对人数最少的日军展开“攻心计”。日军100多人，面对北洋军完全是螳臂当车。他一通电话打过去，要求日军立刻交出武器，还能放他们安全撤离。如果日军不想体面地离开，那么徐树铮就会送他们体面的“离开”。于是，日军代表当即同意徐树铮的提议，100多名日军灰溜溜地撤出库伦城。
接下来是1000多人的白军，他们是最棘手的问题。其领导者谢米诺夫在同年3月成立了所谓“大蒙古国”，将“活佛”尊为外蒙古元首。谢米诺夫已经无路可退。因为此时的白俄军主力刚刚在托博尔斯克全面溃败，领导人高尔察克正率领残兵往远东地区撤退。失去外蒙古，白军将彻底沦为“丧家之犬”。
所以，谢米诺夫只能背水一战，凭借着对清政府军队的刻板印象，谢米诺夫本以为这支北洋军会一触即溃。没想到徐树铮早已设下埋伏，对出城的白俄军迎头痛击，这支1000多人的部队很快土崩瓦解，向东北方向逃亡，去给日本卖命。
处置不当，使得外蒙独立
徐树铮为什么会被一些观点认为是“民族罪人”呢？用三个字概括最合适不过：
不地道。
解决完最棘手的问题，外蒙古军队理所当然地放徐树铮进城了。在与北洋政府派过去的代表短暂会面后，徐树铮不同意《外蒙古撤销“自治”善后条例》的内容。在他看来，这份协议还是给了外蒙古太多的“自由”，他要的是外蒙古“同化”，像内地省份一样接受北洋政府调令。于是，徐树铮打算来硬的，让他们心服口服。
徐树铮进城后半个月，于1919年11月13日突然派兵包围了外蒙古军大营，要求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外蒙古军队怎么也没想到，明明是来谈判的徐树铮会突然变脸。紧接着，徐树铮的军队又包围了外蒙古“总理大臣”达赖喇嘛的住所，强迫他签下新的7款条约。原来的63条方案统统作废。
原来，当时的谈判已经被耽误了两个月之久，外蒙古王公们虽然想要回归中国，但有着一系列的条件，加之境内的喇嘛势力不断横生枝节，这才让徐树铮下了“快刀斩乱麻”的决心。1919年11月22日，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下令“俯如所请，以顺蒙情”，接受外蒙古当局送来的新条约。从此《中俄蒙条约》作废，外蒙古正式回归祖国怀抱。
但是，徐树铮用武力威逼外蒙古，他这一举措给“亲华派”王公们泼了一盆冷水，加上当时的北洋军军纪欠佳，他们在库伦城内嚣张跋扈，欺男霸女，造成了民怨沸腾。这还不提，就在同年的元旦，徐树铮前往库伦城，主持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册封仪式。仪式上，徐树铮大显“威风”，竟然要求哲布尊丹巴起立接受中央政府册封。哲布尊丹巴已经失明多年，行动不便，并且是外蒙古宗教界的领袖。徐树铮诚然“威风”了，但他不尊重外蒙古宗教习俗，使得外蒙从此失去了对北洋政府的向往与信任。
果不其然，在随后的两年时间，白俄军官恩琴的军队及苏俄势力相继进入外蒙，他们得到了对北洋政府心怀不满的外蒙古势力支持，将驻守的北洋军悉数消灭。此时的徐树铮陷入了直皖战争的泥潭中，根本无暇顾及外蒙局势。于是，外蒙古回归中国的局面，昙花一现般消失了。
被冯玉祥暗杀，死后风评两极分化
如果徐树铮没有武力逼迫外蒙古撤销“自治”，而是根据最初的《外蒙古撤销“自治”善后条例》63条内容来处置，结果是否会有什么不同呢？在徐树铮刚刚收复外蒙古的时候，国内基本没有出现别样的声音，一致地对这位“民族英雄”大肆吹捧。就连与北洋军阀水火不容的孙中山也公然称赞徐树铮是当代的“班超”，立下了有利于国家社稷的不世之功。
但是，后来外蒙古得而复失，徐树铮武力逼迫外蒙古“撤治”一事，引起了国内舆论的争议。1925年元旦前夕，徐树铮被老仇人冯玉祥在廊坊火车站劫持并暗杀。在他死后，舆论愈演愈烈，徐树铮本身就是代表着落后性质的北洋军阀，所以关于“民族罪人”的论调在史学界传播开来，其观点主要是认为“徐树峥治蒙失当，造成外蒙古独立”。
随着后世发生的一些事情，徐树铮一事也被翻案。使外蒙独立的“罪人”，真的是徐树铮吗？1945年《雅尔塔会议》中，国民政府以外蒙独立为条件换取苏联出兵，从此正式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可见，这件事蒋介石也得“背锅”。
如果深究背后真实的原因，那么，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或许才是外蒙独立的真正原因。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既无力对外蒙实施强有力的统治，又没本事对外国势力说“不”。这才使得外蒙永远地离开了中国。所以，拥有雄厚的国力与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将外蒙独立的原因归咎于徐树铮，显然是过于片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