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外長針對中國想刷存在感，言論碰瓷中方應保持定力

本文作者：布谷鳥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賬号立場

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稱若當選英國首相，将把中國列為“國家安全威脅”。“中國威脅論”甚嚣塵上，帶來麻煩不斷，中方該如何應對?

8月29日，據英國《泰晤士報》援引英外交部消息報道，英國外交大臣利茲·特拉斯稱如果當選首相，将重塑外交政策，或将首次宣布中國對英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泰晤士報》還指出，特拉斯的盟友表示中國将被提升到與俄羅斯類似的地位，而俄羅斯被定義為英國的“嚴重威脅”。同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此事件，回應稱中國對英國選舉不予置評，更進一步點出英國政客不負責任的“中國威脅論”，解決不了英國自身的問題。

這不是特拉斯第一次發表有關“中國威脅”的言論。7月25日，特拉斯與競争對手前财政大臣蘇納克進行電視辯論，特拉斯表示當選後将打擊中國社交媒體平台Tiktok等中資企業，理由則是要所謂“限制專制政權向英國輸出技術産品”。此次辯論中，特拉斯與蘇納克的主要政見分歧展現在是否降低稅收或控制通貨膨脹等經濟問題上，而在對華強硬的問題上，雙方默契地達成了共識。不僅僅特拉斯極盡展現對華強硬的态度，一個月前曾經主張“推動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貿易關系”的蘇納克，也陷入這場“中國威脅”的表演賽中。據法新社報道，蘇納克在7月24日忽然轉向，表示若當選英國首相，将對中國采取強硬政策，稱中國為英國和全球安全的“頭号威脅”，并提出關閉英國所有30所孔子學院等。兩人還在辯論中互揭老底，抨擊對方曾經是“親華派”，唯恐對中軟弱而在競選中處于下風。

選票是政客進行政治表演的指揮棒，“中國威脅論”則是最受西方國家政客青睐的表演主題之一。尤其是在西方霸權衰退、秩序萎靡不振、國内問題重重的當下，将責任推卸給崛起中的東方大國要比切實解決問題輕松許多，将國内群眾的不滿集火到他們可能不曾到過的中國，也極大轉移了西方國家政府的壓力。出于這些考慮，“中國威脅論”在西方國家中塵嚣日上。

“中國威脅論”由來已久。在19世紀中後期到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為了殖民瓜分中國而大肆宣揚“黃禍論”，将中國的覺醒和發展視為禍害與威脅。舉例來說，1906年10月到12月，英國《每日郵報》發表了主題為“中國巨人的覺醒”的系列文章，其中就發出了“中國的覺醒，會對歐洲文明産生什麼樣的影響？中國人的到來，是福，是禍？”的疑問。

新中國成立之初，适逢美蘇冷戰，新生的社會主義紅色政權引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仇視。此時的“中國威脅論”聚焦在軍事威脅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認為中國革命勝利将在東南亞産生多米諾骨牌效應，于是将中國妖魔化宣傳為“紅色恐怖”、“共産主義威脅”。

1978年改革開放讓中國進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快車道，軍事力量與政治影響力與日俱增。1990年8月，日本防衛大學副教授村井龍秀在保守派月刊《諸君！》上發表題為《論中國這個潛在的威脅》的文章，被視為新時代“中國威脅論”的肇始。冷戰結束以後，蘇聯威脅消失，伴随着中國崛起的曆史程序，“中國威脅論”再度泛濫。這一論調真正引起廣泛關注是在1992年下半年，也就是在當年春寒料峭中的一次“南巡”，将中國導向了發展的新路，也與世界産生了更為深刻的連接配接。這之後，美西方國家的新聞媒體、專家學者、政治人物展現出對中國國力上升的擔憂乃至恐慌，他們以己度人地認為中國将循着“經濟強大——政治崛起——軍事擴張”的大國發展邏輯，成為國際秩序的新威脅。這種思維長期制約着美西方國家及中國周邊國家對華政策的制定，“中國威脅論”也成了不定期上演的連續劇。

2017年特朗普出任美國總統後，将中國與俄羅斯視為美國的首要戰略競争對手，在國際社會掀起了抹黑、打壓、圍剿中國的高潮，并創造性運用所謂“銳實力”、“金德爾伯格陷阱”、“修正主義國家”等概念來解釋“中國威脅”。“中國威脅論”不再停留在“語言暴力”層面，而是與他們的對華政策綁定，破壞力更甚。拜登繼任後沒有改變強硬的對華政策，仍舊強化對華競争，并強調團結西方、聯系盟友在意識形态領域對中國施壓。目前的“中國威脅論”不再局限于軍事領域，而是擴散到經濟、文化、對外關系、意識形态、生态環境、科學技術、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這既是中國國家實力上升的側面印證，也是美西方國家自信心不足的真實寫照。

2018年中國外長王毅指出，過去幾十年來，西方對中國的各種評判和預測，歸納起來無非是“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對于這些論調見慣不慣的中國群眾，則戲谑西方國家是“一三五中國威脅論、二四六中國崩潰論”。所謂“中國崩潰論”，是指社會主義中國在現行的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模式下将迎來蘇聯一樣的崩潰。較為出名的例子是美籍華裔律師章家敦在2001年出版《中國即将崩潰》一書，轟動美國；嘗到甜頭的章家敦還先後預言中國将在2011年、2012年、2013年、2016年等時間點崩潰。無獨有偶，美籍日裔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12年預言中國将在某個時間點崩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在2013年撰文聲稱“中國經濟就要撞牆了”。“中國崩潰論”聚焦于唱衰中國，“中國威脅論”則着力于渲染中國崛起，這兩種看似截然相反的論調有着相同的認知基礎，那就是對中國曆史和社會現實的無知和誤解。而正是由于對“威脅”的恐懼，才寄希望于“崩潰”。目前看來，中國崛起勢不可擋，全球各國有目共睹，“崩潰論”在一次又一次失靈後已經逐漸沒有市場，“威脅論”則經久不衰。

“中國威脅論”完全是無中生有。實際上，中國幾十年來的和平崛起模式已經從根本上破解了所謂“中國威脅”的虛假概念。中國從現行國際體系中獲益，和平穩定的國際秩序對于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是必不可少的。且中國秉持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優秀傳統，在國家實力上升、國際地位提高後，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與國際援助工作，幫助其他開發中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參與防止核擴散、應對氣候變化等國際事務，推動國際體系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在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中，中國同樣表現優異，展現了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的曆史擔當。此外，中國的傳統文化不是對外擴張的文化，軍事建設緻力于抵禦風險、保衛國家。中華文化的本質是和諧，深植在中華民族的骨血之中，是一種包容、開放、文明的政治文化，而新時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同樣重視社會和諧與世界和平。是以不論是從現實的還是曆史的角度來說，“中國威脅論”根本站不住腳。但是就像電影《讓子彈飛》中的胡萬一樣，美西方國家根本不在乎六子到底吃了幾碗粉。除了“中國威脅論”，還有“中國責任論”、“中國滲透論”等等莫須有的“罪名”，都是西方國家生生扣在中國頭上的帽子，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雖然西方國家面臨内部貧富差距懸殊、經濟下行、種族沖突、難民危機、民主秩序失調等種種問題，已然呈現出衰退的趨勢，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仍然牢牢掌握着國際輿論的話語權，這也成為他們最常使用、成本效益最高的圍剿中國的工具之一。通過炮制、鼓噪“中國威脅論”，西方國家得以歪曲中國互惠共赢的和平發展戰略，将中國抹黑成世界和平穩定與經濟發展的“破壞者”、“侵略者”，挑起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沖突，惡化中國發展環境，進而遏制中國和平發展、維護西方國家在國際社會的霸權地位。

其次，中國模式的成功越來越難以忽視，讓習慣了向外強勢輸出“民主制度”、讓其他開發中國家“削足适履”的美西方國家感到焦慮。前面提到的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曾著述《曆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裡面提到冷戰結束标志着共産主義的終結，曆史的發展隻剩下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這一條道路。中國道路的成功則宣告了“曆史終結論”的終結，也重挫了西方國家自居的“最完美政治模式”的優越性。通過宣揚“中國威脅論”，西方國家得以在面子上“扳回一城”，并轉手将自身發展模式中的制度頑疾甩鍋給中國，掩飾他們對于解決本國社會問題的無能。此舉還能轉移群眾視線，迎合國内不斷上升的民粹主義、白人至上主義、民族主義、保守主義等激進思潮。

“中國威脅論”的破壞性是顯而易見的。長期負面的宣傳活動對中國的國家形象和人民形象造成了一定損害，導緻部分國家及其人民對華不友善程度提高，既不利于中國人民對外交流和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也打擊了部分外國政府和企業對華投資的積極性和信心，增加了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摩擦，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産生直接影響。而且“中國威脅論”在周邊國家中有一定市場，造成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摩擦，降低國家間互信，不利于中國與周邊國家發展政治經濟關系，使得中國在和平發展程序中需分心應對更為複雜的國際環境。另外，炒作“中國威脅論”也為西方國家及周邊國家擴張軍力提供了借口，如美軍即頻繁渲染“中國威脅”來向國會要錢以提升軍費，并還不斷強化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周邊國家也花費重金購買先進武器裝備，擡升了中國被拉入地區軍備競賽陷阱的風險。

美西方國家在台灣問題上炒作“中國威脅”的危害更加突出，主要展現在軍事和外事兩個方面。通過渲染所謂大陸對台灣地區的“軍事威脅”，不斷違反作為中美關系政治基礎的“三公報”中的承諾，加大對台軍售力度，武器裝備的性能和數量均有突破，并強化美台軍事合作，提出所謂将“強化台灣防禦能力”視為威懾中國的政策之一。另外，通過渲染所謂大陸對台灣地區的“模式威脅”，西方媒體将蔡英文當局塑造為“民主台灣捍衛者”，渲染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的制度差異，将中國大陸維護祖國統一的正義行為抹黑為“專制模式對民主的勝利”。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更是頻頻派遣議員、官員“竄訪”台灣。這些舉措大大擡升了蔡英文當局“倚美謀獨”、挾洋自重的心理預期，提高了中國大陸解決台灣問題、早日實作祖國統一的難度。

越來越多人認識到西方國家對中國開展的輿論攻勢是無孔不入的，“中國威脅論”隻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對此，中方應進行有效應對。首先，“中國崩潰論”的自行破産告訴我們，破除謠言的關鍵在于中國自身國力的發展。面對甚嚣塵上的“中國威脅論”，中國方面仍應保持“操之在我”的強大定力，按照自己既定的節奏、朝着經過曆史和人民檢驗的正确方向，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聚精會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其次，中國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面對西方刻意鼓噪的負面輿論自然不會選擇“立正挨打”。是以一方面要主動加強國際合作，“美人之美，美美與共”，通過強化互惠共赢的經濟合作、增強軍事和政治互信，破除“中國威脅”的負面形象。另一方面要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拓寬發聲管道，并充分利用融媒體來講好中國故事。而在涉及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上，中方絕不屈服于任何外來壓力，台灣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這是無論多少“中國XX論”都不能改變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