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這是許多人記憶裡最炎熱的夏天，“極端天氣”這個詞從未像現在這樣切實可感。6月下旬以來，中國南方地區高溫日數異常偏多，長江流域氣象幹旱持續發展。8月18日，中央氣象台釋出2022年首個氣象幹旱黃色預警。至20日，多地存在中度至重度氣象幹旱、局部特旱，氣象幹旱預警更新為橙色。23日，中國氣象局啟動幹旱四級應急響應。高溫少雨天氣導緻長江流域旱情持續發展，供水和用電告急，農作物受損，并在四川泸州合江、重慶引發森林火災。在南方飽受高溫旱災之苦的同時，北方卻降雨不斷，形成“南旱北澇”的态勢。國家氣候中心2014年的一項研究顯示，1950年以來，人為影響導緻中國東南地區夏季出現極端高溫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預計到2024年左右，中國東南部将有50%的夏季出現類似2013年的高熱。
改變區域降水模式、導緻更加頻繁和極端的天氣事件正是氣候變化的顯著特征之一。自1980年代以來，氣候變化（climate change）或全球變暖（global warming）躍出學術圈的内部讨論，成為公衆關注的話題。聯合國不斷敦促國際社會就氣候變化問題形成共識，展開行動，但遺憾的是，推動實質性進展總是困難重重。古人類學家理查德·福蒂（Richard Fortey）感歎，人類從未在自然災害面前做好準備：
“有一種樂觀主義根植于我們這個物種之中：我們似乎更傾向于活在舒适的當下，而非直面可能的毀滅。”
盡管如此，這并不意味着我們隻能在氣候變化面前束手無策，關鍵在于提升意識，形成共識，展開全球合作。在本文中，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通過五本書，介紹17世紀的氣候劇變導緻的危機、記者在全球各地考察發回的一線氣候報道、氣候變化問題如何因政治化而難以解決、時尚産業對氣候變化的影響，以及奧地利在替代能源方面的創新實踐。
氣候災難如何引發政治危機
近日媒體報道，随着歐洲經曆500年以來最嚴重幹旱，易北河、萊茵河、多瑙河和摩澤爾河都發現了饑餓石，這些石頭上通常刻有年份和警示文字，提醒後代如果水位下降、饑餓石裸露在外，意味着當地将因幹旱遭遇饑荒。捷克北部傑欽鎮易北河段發現了一塊饑餓石，可見的最早年份标記是1616年。
熟悉環境史的人對此并不意外。17世紀，極端天氣現象頻發：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許多地域都在1614-1619年經曆嚴重旱災；1616年，日本遭遇了17世紀最為寒冷的春季；1618年，位于亞熱帶的福建省降下大雪；1620-1621年，歐洲和中東的冬季格外寒冷；1616-1621年，墨西哥谷地和弗吉尼亞連續五年幹旱；1617-1618年，太陽活動持續異常，太陽黑子先是銳減，接着幾乎徹底消失。反常的氣候狀況從1640年代持續到1690年代，在整個全新世的紀錄中都是持續最長且最嚴酷的全球變冷事件，17世紀中葉是以被認為是一個“小冰期”。這也是曆史學家口中的“總危機”（The General Crisis）時代——一系列革命狂潮和國家崩潰幾乎席卷全球，安然度過17世紀中葉的地區屈指可數。
在《全球危機》一書中，美國曆史學家傑弗裡·帕克（Geoffrey Parker）介紹了歐亞大陸上同時完整經受了17世紀中葉“小冰期”和“總危機”重創的12個國家/地區，從東到西分别是中國、俄羅斯、波蘭、奧斯曼帝國、德意志、斯堪的納維亞、荷蘭共和國、瑞士共和國、伊比利亞半島、法國、大不列颠和愛爾蘭。
以中國為例，1640年代初，東亞地區因反常天氣導緻糧食歉收，兩大劇烈政治反應是以産生：第一，江南地區的饑荒和民變緻命性地削弱了正在應對西北“流寇”李自成的明朝；其二，關外地區的幹旱與寒冷天氣大大減少了作物收成，讓滿洲統治者認為唯有進犯中原才能免于饑馑。
帕克發現，雖然各地應對危機的政策、受到的沖擊和産生的結果非常不同，但三個共通點鮮明地浮現出來：第一，有溫飽之虞的群眾紛紛反抗，但與大規模暴力叛亂相比，“磨洋工、欺詐、逃亡、假意順從、偷竊、假裝無知、诋毀、縱火、破襲”往往有更深遠的影響，這些政策被詹姆斯·斯科特稱為“弱者的武器”；第二，社會中的不同群體都曾利用正在加劇的社會沖突，但最卓著的“麻煩制造者”卻是那些含辛茹苦完成了高等教育，卻未能找到合适工作的人；第三，極端思潮極其容易被煽動和傳播。
帕克認為，和預測氣候變化結果相比，回望過去或許是一個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去認識和了解極端氣候可能對人類社會造成的災難性影響。他指出，在氣候變化問題被政治化後，很多人其實混淆了兩個不同的命題：判定“人類活動”（尤其是溫室氣體排放和砍伐森林）能否制造氣候變化與判定“氣候變化”是否發生是不一樣的。
“人們也許仍對第一命題存有質疑，但曆史記載毫無疑問地告訴我們：氣候變化确有發生，也的确會對‘公共健康和公共福利’帶來災難性影響。雖然人為因素似乎在17世紀的氣候變化中沒有起到什麼作用，但人類依舊會因氣候變化而受苦乃至死亡。”
氣候災異顯著，氣候心理沖突
全球變暖（global warming）是真實存在的嗎？美國記者伊麗莎白·科爾伯特（Elizabeth Kolbert）常年行走在世界環境變化的報道一線，在《災異手記》一書中，用生動的現場觀察和嚴謹的科學資料向我們介紹了全球變暖對自然和人類的影響。
阿拉斯加的永凍土正在逐漸消融，永凍土内儲存的大量溫室氣體将重新被釋放回大氣，進一步導緻全球變暖；格陵蘭島的冰原在融化；氣候變遷讓一些動物被迫改變栖息地，而那些難以适應環境變化的動物在以令人驚訝的速度滅絕；水資源短缺問題将越來越嚴重，從赤道地區開始，逐漸向兩極擴散；荷蘭至少1/4面積的國土都低于海平面，面對海平面上升的威脅，荷蘭人開始建設“水陸兩栖之家”，房子遇洪水會浮起來，水退卻後輕輕回落到陸地上……
科爾伯特援引一項氣候研究指出，全球變暖發生後，人們必須馬不停蹄地應對每一個十年都進一步加劇的變化。一位氣候學者悲觀地告訴她：
“可以說，當今人類社會的技術比以前要發達許多。但氣候變化的另一個特點是，它在地緣政治層面存在着潛在的破壞力量。我們不僅是提高了技術能力，而且也提高了技術的破壞能力。我認為預測未來是不可能的。雖然我不大可能親眼見到，但是我猜想，即便我們已知的大部分事物将在2100年毀滅，我也不會感到震驚。”
《災異手記》再版時，科爾伯特新增若幹章節，收錄了自該書第一版付梓後發表的文章。她指出，雖然全球變暖的迹象變得更明顯了——如美國西南部的森林火災發生得更早，火勢也更猛烈；加州處于史無前例的幹旱期；全球最高氣溫不斷重新整理記錄——但美國人總體而言依然不相信全球變暖的現實。科學家和公衆在全球變暖問題上的意見分歧，開辟了一個被稱為“氣候心理學”的全新研究領域。其中一派認為，公衆忽視氣候變化的警告，是因為始終對科學家傳達的（沖突）資訊有所困惑，而這種“沖突”往往是利益相關方刻意散播的；另一派認為，問題不在于科學是如何傳播的，而在于氣候問題已經被政治化，人們對它的觀感與其說取決于科學知識，不如說取決于他們的群體認同感。
作為政治議題的氣候變化
19世紀20年代，法國自然哲學家讓-巴蒂斯特·約瑟夫·傅立葉（Jean-Baptiste Joseph Fourier）提出一個理論：大氣層吸收了一部分太陽輻射，是以提高了自身的溫度，若非如此，地球的氣溫将遠遠低于現在的溫度。這是曆史上首次有人對氣候展開研究，氣候科學的突破性程序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不斷出現，如英國實體學家約翰·廷德爾（John Tyndall）在1850年代發現二氧化碳有吸收紅外線的功能；瑞典科學家斯凡特·阿倫尼烏斯（Svante Arrhenius）在1896年發現二氧化碳氣體含量的變化将引起全球溫度的變化。
但氣候科學的一大突破發生在二戰後。1958年，美國科學家查爾斯·基林（Charles Keeling）和羅傑·雷維爾（Roger Revelle）在夏威夷莫納羅亞火山頂上設立了一座大氣二氧化碳監測站，該監測站提供的鋸齒狀上升曲線已經是象征人為氣候變化的最廣為人知的圖像之一。直到1980年代，氣候變化的相關讨論仍主要局限于學術圈内部，但随着1986年南極地區上空臭氧層出現“空洞”激起公衆興趣，人為氣候變化開始成為一個政治議題。
自那時起，聯合國不斷敦促國際社會就氣候變化問題形成共識，展開行動，但困難重重。因世界上最大的幾個溫室氣體排放國之間存在分歧，《京都議定書》（一份具有限制性的協定，要求世界上的富裕國家小幅度地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5-2015年間幾乎毫無進展。
《大加速》的兩位作者認為，氣候政治不斷地遇到障礙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家們的短視：首先，對于專注于執政的政治家而言，氣候變化方面的作為或不作為往往要在他們退出政壇之後才能顯現，但任何需要犧牲經濟的減排措施都有可能立刻讓他們失去群眾的支援；其次，氣候穩定是一種公共品，所有利益相關方都能受益而不管是誰為此做出犧牲，是以談判方都試圖“搭便車”，而不是主動行動。
買衣服也會影響氣候變化
你或許會覺得，面對氣候變化這樣宏大的問題，普通人無能為力，但事實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消費選擇也有可能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氣候變化，比如買太多衣服。
在《被放大的欲望》一書中，美國作家瑪克辛·貝達特（Maxine Bédat）援引相關資料指出，服裝行業的碳足迹超過75%來自紡織品生産，而時裝産業總體而言貢獻了全球碳足迹總量的4%-8.1%。若不采取措施任其繼續增長，到2050年，服裝行業将消耗全球碳預算的26%，屆時，曼谷、上海和孟買等全球主要城市的大部分地區将在漲潮時沒入水下。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化石燃料本身是服裝的關鍵成分——滌綸、尼龍、彈性纖維（比如氨綸和萊卡）和腈綸這些由塑膠制成的合成織物，主要來自化石燃料，合成纖維是緊身牛仔褲、抓絨衫、瑜伽褲等大部分快時尚産品的原材料。貝達特重點介紹了聚酯纖維，目前，中國不僅主導了紡織行業，而且主導了聚酯纖維生産，産量占全球供應量一半以上。聚酯纖維的爆炸性增長加劇了氣候變化，這是因為生産聚酯纖維的碳足迹比棉、亞麻、羊毛等天然纖維要大得多。
另外，聚酯也會顯著加劇塑膠污染。當我們清洗基于塑膠的衣服時，一些聚酯會以微塑膠的形式脫落到水中，即使采取最好的水處理方式也無法完全過濾它們。一項針對洗滌衣服釋放微纖維情況的研究發現，一件衣服在一次洗滌中會釋放超過1900條微纖維，另一項研究得出的是驚人的70萬條。一年有多達20.9萬噸合成纖維進入海洋環境，動物将它們誤作食物吞食，纖維沿食物鍊上升，最終直達人類。已有研究發現，吞食了微纖維的魚繁殖力較弱，其後代即使沒有暴露在塑膠顆粒中也會具有更少的後代。
“無論我們自己承認與否，我們選擇購買的服裝都會産生影響，是以我們有責任要求生産我們所穿服裝的行業以及制定貿易規則的政府不再成為阻礙，以便我們的星球和它的子民能夠生生不息，永世繁榮。”貝達特寫道。
奧地利為何以森林替代化石燃料
化石燃料使得工業革命以來的現代社會發展速度超過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但燃燒化石燃料也在釋放數百萬年前被鎖住的太陽能，是氣候變暖的直接推手。為此，尋找替代能源被認為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替代能源的其中一種是生物燃料，即通過光合作用将太陽能轉化為植物生物質。在化石燃料被大規模開發之前，人類使用的絕大部分燃料其實都是生物燃料，比如木材。
從環保角度看生物燃料更為優質，這是因為，雖然都會産生二氧化碳，化石燃料釋放的二氧化碳本應封存在化石中，而生物質釋放的二氧化碳本來就會通過腐爛分解進入大氣，隻要生物還會再生，燃燒過程中釋放的二氧化碳就會被重新吸收，這意味着循環大體能做大碳中和。
《裡山資本主義》介紹了日本和奧地利在替代能源方面的創新性實踐——木質顆粒燃料。在奧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茨郊外的萊奧本，全鎮的能源系統都建立在木質顆粒燃料的基礎之上。運輸車将木質顆粒運送到各家各戶，運輸車到達後，兩根管子被接到普通家庭的儲藏庫，一根管道輸送木質顆粒，另一根管道吸收儲藏庫裡燒剩下的灰燼。一套全自動機械控制系統按需将木質顆粒從儲藏庫送到地下熱水器，熱水器燒好的熱水将通過布滿整個住宅的管道輸送到各個房間，實作地暖和熱水供給。通過提升燃燒效率，目前，木質顆粒燃料的成本效益是石油的兩倍。
在替代化石燃料、減少碳排放的同時，木質顆粒燃料的另一大優勢是幫助奧地利脫離對外部資源的依賴。奧地利的地下資源非常匮乏，依賴中東的原油和俄羅斯的天然氣，但每當國際局勢動蕩，能源危機就接踵而至。為此，利用奧地利本地的可再生資源——森林——開發新型替代能源，就更為必要而迫切。木質顆粒燃料還能為本地勞動力市場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是僅僅進口原油和天然氣無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