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莎拉·貝克韋爾
來源：《存在主義咖啡館》
對于西蒙娜·德·波伏娃來說，經過一場鬥争之後，獨立自主才最終到來。1908年1月9日出生在巴黎的她，雖然基本上是在這座城市長大的，但所處的社會環境卻有些守舊，用一些女性氣質和文明教養的标準觀念将她團團圍住。她的母親弗朗索瓦絲·德·波伏娃（Fran?oise de Beauvoir）堅守着這些準則；她的父親則随和多了。
西蒙娜的叛逆始于童年，在青少年時期變得更激烈，而到成年之後似乎還在依然持續。她對工作的終身奉獻，她對旅行的熱愛，她不要孩子的決定，以及她非傳統意義上的伴侶選擇，都表明了她對自由的獻身精神。在她的自傳第一卷《端方淑女》（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中，波伏娃用這些角度呈現了她的人生，并在回憶她母親最後一次患病的《一場毫不費力的死亡》（A Very Easy Death）中，進一步反思了自己的中産階級背景。
通過一位朋友認識梅洛-龐蒂時，波伏娃剛開始獨立的學生生活。她在日記裡記下了對他的印象，以為他叫“Merloponti”。他的個性和長相都頗具吸引力，她說，盡管她擔心他對長相有點兒太過自負。在她的自傳中（她為他取了個化名：Pradelle），她描述了他“清澈、很是帥氣的臉龐，濃密的黑色睫毛，以及男學生那種歡樂、爽朗的笑聲”。她立刻喜歡上了他，但這毫不意外，她補充道。每個見到梅洛-龐蒂的人，總是會立即喜歡上他，連她母親也是。
梅洛-龐蒂出生于1908年3月14日，隻比波伏娃小兩個月，但内心卻更加閑适自得。他在社交場合中冷靜沉着、遊刃有餘，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認為的）大概是他的童年非常快樂。他小時候感受到很多愛和鼓勵，他說，從來不需要努力獲得贊許，是以，他的性情一輩子都是樂樂呵呵的。他有時候也會急躁，但正如他在1959年的一次廣播采訪中談到的那樣，他的内心幾乎總是安适平和的狀态。換句話說，他大概是整個故事中唯一有這種感受的人；一項珍貴的天賦。
薩特後來曾在談及福樓拜童年缺少關愛時寫道，當愛“出現時，情緒的面團會浮上來，當愛缺失時，則會沉下去”。梅洛-龐蒂的童年一直都很好地浮着。不過，事情肯定不像他暗示的那樣輕而易舉，因為他父親在1913年死于肝髒疾病後，他、他哥哥和妹妹是由母親一人帶大的。波伏娃和她母親的關系很緊張，相較起來，梅洛-龐蒂卻始終都全心全意地侍奉他母親，一直到她去世。
每一個認識梅洛-龐蒂的人，都覺得他身上散發着幸福的光熱。西蒙娜·德·波伏娃一開始也感到了它的溫暖。她一直在等着有個人可以讓她傾慕，現在看來，似乎他就可以。而且她還曾一度認為他是做男朋友的料。但他淡定的态度，讓性情更偏好鬥的她有些不安。她在筆記本上寫道，他的大毛病在于“性格不激烈，而上帝之國是為激烈之人準備的”。他堅持與人為善。“我覺得自己太不一樣了！”她喊道。她是一個有着強烈好惡的人，但他在任何境遇中，都會從多個側面去考量。他認為人是各種品質的混合體，并願意把人們都往好處想，但她在年輕時，卻把人類視為由“大量不值一提的人和一小群被上天選中的人”組成。
真正讓波伏娃惱火的是，梅洛-龐蒂似乎“完全适應他的階級及其生活方式，并以開放的胸懷接受了中産階級社會”。有時候，她會向他大聲抱怨中産階級道德的愚蠢和殘酷，但他會心平氣和地表示不贊同。他“同他的媽媽、妹妹相處融洽，不認同我對家庭生活的厭惡”，她寫道，“他也不反感去派對，偶爾還會去跳跳舞：為什麼不呢？他帶着無辜的神情問我，這平息了我的怒火。”
成為朋友之後的第一個夏天，由于其他學生都放假離開了巴黎，是以他們基本上隻能彼此為伴。他們會出去散步，一開始在巴黎高師的花園——對波伏娃來說是一處“令人傾慕的地方”——後來在盧森堡公園，坐在“某個女王或其他人的雕塑邊上”，讨論哲學。雖然她在考試中超過了他，但她發現在他旁邊時，自己會很自然地接過哲學新手這個角色。事實上，她雖然有時會在争論中偶然勝出，但更多時候，讨論到最後，她隻會開心地喊道：“我一無所知，一無所知。我不但無力回應，我甚至還沒找到提出問題的合适方式。”
她喜歡他的品德：“我不知道還能從誰身上學到快樂的藝術。他輕易地就能承擔起整個世界的重量，是以它也不再重重地壓在我身上；在盧森堡公園，清晨蔚藍的天空、碧綠的草坪和太陽，就像在過去那些天氣總是很好、我也最快樂的日子裡那樣閃閃發光。”但有一天，在和他一起繞着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裡的湖散完步，欣賞完天鵝與小船之後，她心裡驚歎道：“噢，他真是毫無痛苦啊！他的平靜冒犯了我。”此時已經顯而易見的是，他不會成為一個合适的戀人。他更适合當兄弟；她隻有一位妹妹，是以兄弟這個角色是空缺的，并且完全适合他。
但他對她最好的朋友伊麗莎白·勒·可因（在波伏娃的回憶錄裡被稱為Zaza）卻産生了不一樣的影響。伊麗莎白同樣被梅洛-龐蒂“無懈可擊”的品質和缺乏痛苦搞得很煩惱，但她仍然熱烈地迷上了他。與無懈可擊恰恰相反，她容易陷入極端的感情和過分的熱情，這在她們少女時代的友情中，曾讓波伏娃感到很沉醉。現在，伊麗莎白想要嫁給梅洛-龐蒂，而他似乎也有這種渴望——直到他突然中斷了這段感情。
後來波伏娃才得知原因。原來，伊麗莎白的母親認為梅洛-龐蒂和她女兒不合适，于是警告他放棄，要不然她就揭露他母親的一個所謂秘密：她曾出過軌，并且孩子中至少有一個不是她丈夫的骨肉。為了避免這樁醜聞影響他母親和即将結婚的妹妹，梅洛-龐蒂退出了這段感情。
波伏娃在得知真相後愈發覺得惡心。肮髒的中産階級就是這樣！伊麗莎白的母親典型地展示了中産階級式道德主義、殘酷和懦弱。而且，波伏娃認為後果是真的要人命那種。伊麗莎白非常沮喪，又在感情危機期間染上了重病，可能是腦膜炎。最終，她因病去世，年僅二十一歲。
這兩次不幸之間并無因果關聯，但波伏娃一直認為，是中産階級的虛僞害死了她朋友。她原諒了梅洛-龐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始終覺得他過于心安理得，太過尊重傳統價值。在她看來，這是他的一個缺陷——她發誓，決不能聽任它出現在自己的人生中。
在此之後不久，波伏娃那種“激烈”和固執己見的一面，終于得償所願——她遇到了讓-保羅·薩特。
薩特出生于 1905年 6 月 21 日，比波伏娃大兩歲半，作為備受寵愛的獨子，他同樣擁有一個中産階級的童年。而且和梅洛-龐蒂一樣，他也從小就沒有了父親。讓-巴蒂斯特·薩特（Jean-Baptiste Sartre ）是一名海軍軍官，在讓-保羅一歲時便因為肺結核而去世了。從很小開始，薩特就備受母親安妮-瑪麗·薩特（ Anne-Marie Sartre ）以及與他們生活在一起的外公外婆的溺愛。每個人都喜愛他那女孩子似的卷發和精緻的面孔。但兩三歲時的一次感染，讓他的眼睛出現了毛病。
在濃密卷發的遮蓋下，這幾乎注意不到——直到有一天外公帶他去剪了一個很短的發型，他受傷的那隻眼睛才暴露出來，而一同暴露的，還有他那魚一樣的嘴唇和其他令人尴尬的特征。薩特在講述他早年經曆的回憶錄《文字生涯》中，高度譏諷地描述了這一切。他輕松的語調，在描述自己的長相時，變得更加輕松活潑，但他确實被人們對他的态度變化傷到了。他始終都對自己醜陋樣貌的話題耿耿于懷——提及此事時，他用的總是醜陋這個生硬的詞彙。有一段時間，這讓他感到羞于見人，但随後他決定，不能讓這件事毀了自己的人生。他不會為此犧牲他的自由。
他母親再婚後——嫁給了一個薩特不喜歡的男人——他們搬去了拉羅謝爾（ La Rochelle ），在那裡，他常常會被強壯和粗野的男孩們欺負。這是他童年裡一次巨大的危機：他後來說，對于“偶然性、暴力和事物存在方式”，他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在拉羅謝爾的孤獨生活都教給了。但是，這一次他也拒絕屈服。他熬了過來，全家搬去巴黎後，他被送進了一系列優秀學校就讀，再次變得活潑開朗，最終考入了巴黎高等師範學校。他從一個邊緣人，變成了學校裡最受歡迎、最狂放和最強大的圈子的上司者。在此後的人生中，他一直都是一個善于交際的領袖型人物，雖然顧慮重重，但在主宰一個圈子時從來不會猶疑。
薩特那個由反傳統者和煽動者組成的小團體，以他和他最好的朋友保爾·尼贊為中心，他們會坐在咖啡館裡打發時光，對着任何冒險靠近他們的人，大聲抨擊哲學、文學和中産階級行為中不可冒犯的觀念，攻擊任何展現嬌弱感情、“内在生活”或靈魂的話題；他們曾因為拒絕參加學校的宗教知識考試而激起了衆怒，因為談論人是肉體欲望的集合，而不是高貴的靈魂，震驚了所有人。在傲慢無禮的外表之下，他們有着那種接受過無可挑剔的教育的人所擁有的從容自信。
正是這個時候，在 1929年，波伏娃通過一位名叫馬休（ Maheu ）的朋友，接觸到了薩特的團體。她覺得他們既令人興奮，也讓人生畏。她因為對待學業非常認真而遭到了他們的嘲笑——可她當然要認真對待了，因為在索邦大學讀書，代表了她努力要達成的一切。教育對她意味着自由和自主，而男生們卻把這些視為理所當然。不過，這個團體接納了她，她和薩特也成了朋友。他和其他人稱她為 Castor 或者 the Beaver （意為河狸），大概是指她總是一副忙忙碌碌的樣子，但同時也是她的姓氏和相近英文單詞的一個雙關語。薩特沒有梅洛-龐蒂那種令人氣惱的淡定：他是一個說話大聲、不肯讓步的極端分子。他不會屈尊做她的兄弟，是以他成了她的情人，而且很快，他們對彼此就開始變得甚至比情人還重要了。
薩特逐漸把波伏娃當成了他的盟友，他最中意的對話者，他任何作品的第一個讀者和最佳讀者。他賦予了她雷蒙·阿隆曾在他早年學生時代扮演的角色：與之探讨任何想法的“會飲哲學家”（ symphilosopher ）。
他們考慮過結婚，但兩人都不想要一場中産階級的婚姻——或者孩子，因為波伏娃決心不再重演她和母親不愉快的關系。某個傍晚坐在杜樂麗宮（ Tuileries ）花園的石凳上，她和薩特達成了一項協定。接下來，他們做兩年的情侶，之後再決定是否續約，分手，或以某種方式改變他們的關系。波伏娃在她的回憶錄裡坦言道，自己一開始被這種臨時約定吓到了。她對這次交談的叙述，充滿了被強烈情感銘刻于心的細節：
那裡有一種用作靠背的欄杆，離牆壁稍稍有些距離；在後面那個像籠子一樣的空間裡，有一隻貓在喵喵叫。這個可憐的家夥太大，卡住了；可它是怎麼進去的啊？有個女人過來喂了這隻貓一些肉。然後，薩特說：“我們來簽一份兩年的合約吧。”
幽閉、陷阱、窘迫，投喂行善的殘羹冷炙：對于一個所謂有關自由的故事來說，這樣的意象着實可怕，聽起來就像是一個不祥的夢境。事情果真如此嗎，還是她用象征性的細節豐富了記憶？
總之，驚慌平息下來了，協定也運轉良好。他們平安度過了那兩年時光，然後成了一段長期但不排他的情感關系中的搭檔，并且延續終生。這種關系能維持下去，或許是因為到 20 世紀 30 年代末期之後，他們的關系裡已經不再有性了。（她寫信給納爾遜·阿爾格倫說：“我們大概做過八年或十年，但在這方面相當不成功，于是不做了。”）他們還就兩個長期條件達成了一緻。一是他們必須告知彼此他們與其他人的性關系：必須誠實。當然，他們沒有完全恪守這一條。二是他們之間的情感關系必須始終在第一位：用他們的話說，他們之間是“必然的”，而其他關系則隻能是“偶然的”。這一條他們倒是堅持了下來，不過也是以趕跑了許多長期情人，因為他們慢慢都厭倦了被視作偶然。但那就是協定，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從一開始就知道。
現在，經常有人會對波伏娃在這段關系中的幸福表示擔憂，仿佛是她（典型的女人！）允許自己被迫做了她不想做的事。杜樂麗宮花園的場景确實表明，這可能不是她在年輕時候的第一選擇，而且她時不時會感到驚慌和嫉妒。但話說回來，一場傳統的中産階級婚姻，并不一定就會讓她不受這種感覺的侵擾。
我猜測，這段關系給她的東西，正是她想要的。如果像普通人那樣結婚的話，她和薩特可能早就各奔東西，或者在性愛的挫敗感中分道揚镳了。但事實是，她有着很棒的性生活——好過薩特，顯然是因為他老是神經兮兮的。波伏娃的回憶錄證明了，在她年輕時，情緒上“難以興奮”，以及“感覺上相當缺乏強度”，而她後來的關系都帶來了身體上的滿足。至于薩特，如果我們可以從他書中生動的描寫推斷的話，則認為性是一個努力不要沉入泥漿和黏液的夢魇。（在使勁嘲笑他這一點之前，可别忘了，我們之是以能知道這一點，是因為他坦率地告訴了我們。哎，行吧，那就稍稍嘲笑他一下好了。）
對波伏娃來說，現實生活的甜美從來都不是威脅：她永遠不會厭倦。小時候，她就想要享用她所見的一切事物。她貪婪地盯着糖果店的櫥窗——“蜜餞閃爍的光亮，果凍模糊的光澤，酸甜水果硬糖萬花筒般缤紛的色澤——綠的、紅的、橙的、紫的——我觊觎它們的色澤，不亞于觊觎它們承諾給我的歡愉”。她希望整個宇宙都可以食用，就像漢澤爾與格蕾太爾（ Hansel and Gretel ）從姜餅屋吃起那樣，把宇宙都吃掉。即使成年後，她還寫道：“我想要嚼碎開花的扁桃樹，咬下夕陽的彩虹牛軋糖。” 1947 年去紐約旅行時，她曾感到急切地想吃掉明亮地排列在夜空中的霓虹燈招牌。
她的嗜好還延伸到了搜集各種物品，包括許多禮物和旅行紀念品。1955 年，當她終于從旅店房間搬到一間像樣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時，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很快堆滿了“瓜地馬拉的夾克和裙子，墨西哥的襯衫……撒哈拉的鴕鳥蛋，各類手鼓，一些薩特從海地帶回來的鼓，他在波拿巴大街買的玻璃劍和威尼斯鏡子，他雙手的塑膠手模，賈科梅蒂的台燈”。她的日記和回憶錄書寫也反映了一種沖動——想要得到和享受每一件被她抓着的東西。
她以同樣的激情探索了這個世界，狂熱地旅行與行走。年輕時，她曾在馬賽當過老師，獨自生活的她會在放假時打包一些面包和香蕉，穿上裙子和一雙帆布登山鞋，在黎明時出發去多山的郊外探險。有一次，隻帶着面包、一根蠟燭和滿滿一水瓶紅酒，她爬上了梅藏克山（ Mont Mézenc ），然後在山頂的一間石頭小屋裡過了一晚。醒來後，她發現自己正俯視着雲海，便順着岩石小徑跑下山，結果太陽升起來，岩石被曬得很燙，而她穿的鞋子又不适合爬山，是以岩石透過鞋底灼燒了她的雙腳。在另一次徒步旅行中，她被困在一個峽谷裡，差點兒沒爬出來。之後，1936 年在阿爾卑斯山獨自出行時，她從陡峭的岩壁上摔了下來，所幸沒有大礙，隻是有幾處擦傷。
薩特則不一樣。波伏娃會說服他和自己一起去徒步，但他從來不會享受那種疲勞感。《存在與虛無》曾絕妙地記述了跟随一位未具名的同伴一起爬山的經曆，這位同伴被人們想象成了波伏娃（不過場景似乎更像彼特拉克著名的馮杜山攀登）。盡管同伴玩得似乎很愉快，但薩特的體驗卻是，這種活動很讨人厭，是某種侵犯他自由的東西。他很快便放棄了，扔下背包，癱倒在了路邊。另一個人也累，但認為堅持爬上去很快樂，感受着脖子後面曬傷處的紅熱，享受着每一下沉重的腳步都在重新展現山路的崎岖。對他們兩個人而言，眼前的一切風景大相徑庭。
薩特更喜歡滑雪，而這種體驗同樣被寫入了《存在與虛無》中。他指出，在雪地上行走是件苦差，但滑雪卻是件樂事。從現象學上來講，雪本身在你腳下變化，不将自己展現為黏滞和附着的東西，而是變得堅硬與順滑。雪托着你，而你在上面流暢地滑過，像《惡心》裡那首爵士歌曲的音符一樣輕松。他補充道，他對滑水橇很好奇，這是一種他聽過但未曾試過的新發明。即使在雪上，你也會在身後留下一道滑過的痕迹；但在水上，你留不下任何痕迹。那是薩特能夠想象的最純粹的歡愉。
他的夢想是毫無負擔地在這人世走一遭。給波伏娃帶來快樂的财物，讓薩特感到毛骨悚然。他也喜歡旅行，但不在旅行中帶任何東西回家。他的書讀完之後就會送出去。他一直帶在身邊的隻有兩件東西，他的煙鬥和筆，但即使這兩件也并非是因為喜歡才帶在身邊，而且經常會把它們弄丢，他曾寫道：“它們是我手中的流亡者。”
但對人的話，他的慷慨又幾乎到了癡迷的地步。他的錢一到手就會給出去，目的是讓錢離他遠點兒，仿佛錢是手榴彈一樣。即便錢花在自己身上時，他也不太喜歡拿來買東西，而是更願意“花在夜間娛樂上：去某個舞廳，大筆花錢，打車去各處轉悠，等等——簡而言之，在金錢的位置上，除了回憶外什麼也不能留下，有時候甚至連回憶都沒多少”。他給服務生小費時非常闊綽，會拿出随身攜帶的一大疊現金抽幾張付賬。他同樣不吝辭章，無論誰提出請求，他都會送出論文、演講或序言。就連文字也不必緊緊抓着不放或者精打細算地施舍。
波伏娃也很慷慨，但她的大度是雙向的：她喜歡搜集，也喜歡分發。也許在他們倆迥異的風格中，人們可以看到現象學存在主義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觀察、搜集和鑽研現象，而另一方面是在胡塞爾式的懸擱判斷中，丢棄累積的先入之見，以便獲得自由。
盡管有這些分歧，但他們之間有一種外人難以撼動的默契。當波伏娃的傳記作者迪爾德麗·貝爾（ Deirdre Bair ）與她的朋友們交談時，柯萊特·奧德裡（ Colette Audry ）對此總結道：“他們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新型的關系，我以前從來都沒見過。我無法描述和這兩人在一起時的樣子。他們的關系太熱烈了，以至于有時候會讓目睹這種關系的人很遺憾自己不能擁有。”
這也是一段極其長久的關系，從 1929 年一直持續到 1980 年薩特去世。在五十年的時間裡，這段關系是存在主義在現實中的哲學演繹，由自由和友誼兩個原則定義而成。雖然這麼說聽起來過于鄭重其事，但就像在任何一場長久的婚姻中那樣，他們共同的記憶、觀察和玩笑，将他們綁在了一起。他們相識後不久，便有了一個他倆的典型笑話：參觀動物園時，他們看到一頭特别胖、樣子也慘兮兮的海象，海象歎了口氣，一邊擡眼看着天空，就仿佛在懇求一樣，一邊讓飼養員把魚塞進它嘴裡。從那以後，薩特每次悶悶不樂時，波伏娃都會提醒他想想那隻海象。他就翻翻白眼，滑稽地歎息一聲，他們倆都會感覺好些。
後來，薩特因為工作纏身，逐漸疏遠了他們的私人二人組，但他仍然是波伏娃不變的參照點，是在她需要的時候，可以沉迷其中的人。她明白自己總是傾向于這麼做：學生時代，在伊麗莎白·勒·可因身上發生過，跟梅洛-龐蒂在一起時，她也曾試過，但一直都很挫敗，因為他的微笑和諷刺式的舉止會讓她分心。而跟薩特在一起時，她可以很容易地讓自己沉迷在他身上，而用不着真的失去她在現實中作為一個女人或作家的自由。
這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他們的關系是一種作家間的關系。薩特和波伏娃都無法控制自己的交流欲望。他們寫日記，他們寫信，他們告訴彼此每天的每一個細節。在 20 世紀的 50 年間，他們之間流轉的書面和口頭文字的數量，就連想想都會令人不知所措。薩特總是第一個閱讀波伏娃著作的人，他的批評深得她的信任，而他也會督促她寫更多。要是逮到她稍有惰怠，他就會斥責她：“但是，河狸，你為什麼要停止思考，你為什麼不工作？我以為你是想寫作的呀？你不想變成一個家庭主婦吧，你想嗎？”
情緒的起伏來了又走，工作一如往常。工作！在咖啡館工作，旅行時工作，在家工作。任何時候，當他們在同一個城市時，他們就會一起工作，無論生活裡有什麼其他事情發生。1946 年，薩特（和他母親）搬進一間位于波拿巴大街 42 号的像樣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之後，波伏娃每天都會到那裡同他見面，這樣他們就可以整個上午或下午并排坐在兩張桌子旁工作了。在一部 1967 年為加拿大電視台攝制的紀錄片裡，你可以看到，他們大口地抽着香煙，除了鋼筆疾書的聲音外，非常安靜。波伏娃在一本練習本上寫作，薩特在審閱一頁手稿。我覺得這就像某種不斷循環播放的紀念影像，也許可以在他們在蒙帕納斯公墓的合葬墓上播放。雖然想象無論是夜晚公墓關閉時，還是白天遊人穿梭時，他們都在那裡整日整夜地寫作，确實夠詭異——但總比一個白色的墳墓或任何靜止圖像更适合他們。
采編：小也
排版：莫一
稽核：永方
美工/VI：小周
配圖：《羅馬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