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莎拉·贝克韦尔
来源：《存在主义咖啡馆》
对于西蒙娜·德·波伏娃来说，经过一场斗争之后，独立自主才最终到来。1908年1月9日出生在巴黎的她，虽然基本上是在这座城市长大的，但所处的社会环境却有些守旧，用一些女性气质和文明教养的标准观念将她团团围住。她的母亲弗朗索瓦丝·德·波伏娃（Fran?oise de Beauvoir）坚守着这些准则；她的父亲则随和多了。
西蒙娜的叛逆始于童年，在青少年时期变得更激烈，而到成年之后似乎还在依然持续。她对工作的终身奉献，她对旅行的热爱，她不要孩子的决定，以及她非传统意义上的伴侣选择，都表明了她对自由的献身精神。在她的自传第一卷《端方淑女》（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中，波伏娃用这些角度呈现了她的人生，并在回忆她母亲最后一次患病的《一场毫不费力的死亡》（A Very Easy Death）中，进一步反思了自己的中产阶级背景。
通过一位朋友认识梅洛-庞蒂时，波伏娃刚开始独立的学生生活。她在日记里记下了对他的印象，以为他叫“Merloponti”。他的个性和长相都颇具吸引力，她说，尽管她担心他对长相有点儿太过自负。在她的自传中（她为他取了个化名：Pradelle），她描述了他“清澈、很是帅气的脸庞，浓密的黑色睫毛，以及男学生那种欢乐、爽朗的笑声”。她立刻喜欢上了他，但这毫不意外，她补充道。每个见到梅洛-庞蒂的人，总是会立即喜欢上他，连她母亲也是。
梅洛-庞蒂出生于1908年3月14日，只比波伏娃小两个月，但内心却更加闲适自得。他在社交场合中冷静沉着、游刃有余，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认为的）大概是他的童年非常快乐。他小时候感受到很多爱和鼓励，他说，从来不需要努力获得赞许，因此，他的性情一辈子都是乐乐呵呵的。他有时候也会急躁，但正如他在1959年的一次广播采访中谈到的那样，他的内心几乎总是安适平和的状态。换句话说，他大概是整个故事中唯一有这种感受的人；一项珍贵的天赋。
萨特后来曾在谈及福楼拜童年缺少关爱时写道，当爱“出现时，情绪的面团会浮上来，当爱缺失时，则会沉下去”。梅洛-庞蒂的童年一直都很好地浮着。不过，事情肯定不像他暗示的那样轻而易举，因为他父亲在1913年死于肝脏疾病后，他、他哥哥和妹妹是由母亲一人带大的。波伏娃和她母亲的关系很紧张，相较起来，梅洛-庞蒂却始终都全心全意地侍奉他母亲，一直到她去世。
每一个认识梅洛-庞蒂的人，都觉得他身上散发着幸福的光热。西蒙娜·德·波伏娃一开始也感到了它的温暖。她一直在等着有个人可以让她倾慕，现在看来，似乎他就可以。而且她还曾一度认为他是做男朋友的料。但他淡定的态度，让性情更偏好斗的她有些不安。她在笔记本上写道，他的大毛病在于“性格不激烈，而上帝之国是为激烈之人准备的”。他坚持与人为善。“我觉得自己太不一样了！”她喊道。她是一个有着强烈好恶的人，但他在任何境遇中，都会从多个侧面去考量。他认为人是各种品质的混合体，并愿意把人们都往好处想，但她在年轻时，却把人类视为由“大量不值一提的人和一小群被上天选中的人”组成。
真正让波伏娃恼火的是，梅洛-庞蒂似乎“完全适应他的阶级及其生活方式，并以开放的胸怀接受了中产阶级社会”。有时候，她会向他大声抱怨中产阶级道德的愚蠢和残酷，但他会心平气和地表示不赞同。他“同他的妈妈、妹妹相处融洽，不认同我对家庭生活的厌恶”，她写道，“他也不反感去派对，偶尔还会去跳跳舞：为什么不呢？他带着无辜的神情问我，这平息了我的怒火。”
成为朋友之后的第一个夏天，由于其他学生都放假离开了巴黎，所以他们基本上只能彼此为伴。他们会出去散步，一开始在巴黎高师的花园——对波伏娃来说是一处“令人倾慕的地方”——后来在卢森堡公园，坐在“某个女王或其他人的雕塑边上”，讨论哲学。虽然她在考试中超过了他，但她发现在他旁边时，自己会很自然地接过哲学新手这个角色。事实上，她虽然有时会在争论中偶然胜出，但更多时候，讨论到最后，她只会开心地喊道：“我一无所知，一无所知。我不但无力回应，我甚至还没找到提出问题的合适方式。”
她喜欢他的品德：“我不知道还能从谁身上学到快乐的艺术。他轻易地就能承担起整个世界的重量，所以它也不再重重地压在我身上；在卢森堡公园，清晨蔚蓝的天空、碧绿的草坪和太阳，就像在过去那些天气总是很好、我也最快乐的日子里那样闪闪发光。”但有一天，在和他一起绕着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里的湖散完步，欣赏完天鹅与小船之后，她心里惊叹道：“噢，他真是毫无痛苦啊！他的平静冒犯了我。”此时已经显而易见的是，他不会成为一个合适的恋人。他更适合当兄弟；她只有一位妹妹，因此兄弟这个角色是空缺的，并且完全适合他。
但他对她最好的朋友伊丽莎白·勒·可因（在波伏娃的回忆录里被称为Zaza）却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伊丽莎白同样被梅洛-庞蒂“无懈可击”的品质和缺乏痛苦搞得很烦恼，但她仍然热烈地迷上了他。与无懈可击恰恰相反，她容易陷入极端的感情和过分的热情，这在她们少女时代的友情中，曾让波伏娃感到很沉醉。现在，伊丽莎白想要嫁给梅洛-庞蒂，而他似乎也有这种渴望——直到他突然中断了这段感情。
后来波伏娃才得知原因。原来，伊丽莎白的母亲认为梅洛-庞蒂和她女儿不合适，于是警告他放弃，要不然她就揭露他母亲的一个所谓秘密：她曾出过轨，并且孩子中至少有一个不是她丈夫的骨肉。为了避免这桩丑闻影响他母亲和即将结婚的妹妹，梅洛-庞蒂退出了这段感情。
波伏娃在得知真相后愈发觉得恶心。肮脏的中产阶级就是这样！伊丽莎白的母亲典型地展示了中产阶级式道德主义、残酷和懦弱。而且，波伏娃认为后果是真的要人命那种。伊丽莎白非常沮丧，又在感情危机期间染上了重病，可能是脑膜炎。最终，她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一岁。
这两次不幸之间并无因果关联，但波伏娃一直认为，是中产阶级的虚伪害死了她朋友。她原谅了梅洛-庞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始终觉得他过于心安理得，太过尊重传统价值。在她看来，这是他的一个缺陷——她发誓，决不能听任它出现在自己的人生中。
在此之后不久，波伏娃那种“激烈”和固执己见的一面，终于得偿所愿——她遇到了让-保罗·萨特。
萨特出生于 1905年 6 月 21 日，比波伏娃大两岁半，作为备受宠爱的独子，他同样拥有一个中产阶级的童年。而且和梅洛-庞蒂一样，他也从小就没有了父亲。让-巴蒂斯特·萨特（Jean-Baptiste Sartre ）是一名海军军官，在让-保罗一岁时便因为肺结核而去世了。从很小开始，萨特就备受母亲安妮-玛丽·萨特（ Anne-Marie Sartre ）以及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外公外婆的溺爱。每个人都喜爱他那女孩子似的卷发和精致的面孔。但两三岁时的一次感染，让他的眼睛出现了毛病。
在浓密卷发的遮盖下，这几乎注意不到——直到有一天外公带他去剪了一个很短的发型，他受伤的那只眼睛才暴露出来，而一同暴露的，还有他那鱼一样的嘴唇和其他令人尴尬的特征。萨特在讲述他早年经历的回忆录《文字生涯》中，高度讥讽地描述了这一切。他轻松的语调，在描述自己的长相时，变得更加轻松活泼，但他确实被人们对他的态度变化伤到了。他始终都对自己丑陋样貌的话题耿耿于怀——提及此事时，他用的总是丑陋这个生硬的词汇。有一段时间，这让他感到羞于见人，但随后他决定，不能让这件事毁了自己的人生。他不会为此牺牲他的自由。
他母亲再婚后——嫁给了一个萨特不喜欢的男人——他们搬去了拉罗谢尔（ La Rochelle ），在那里，他常常会被强壮和粗野的男孩们欺负。这是他童年里一次巨大的危机：他后来说，对于“偶然性、暴力和事物存在方式”，他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在拉罗谢尔的孤独生活都教给了。但是，这一次他也拒绝屈服。他熬了过来，全家搬去巴黎后，他被送进了一系列优秀学校就读，再次变得活泼开朗，最终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从一个边缘人，变成了学校里最受欢迎、最狂放和最强大的圈子的领导者。在此后的人生中，他一直都是一个善于交际的领袖型人物，虽然顾虑重重，但在主宰一个圈子时从来不会犹疑。
萨特那个由反传统者和煽动者组成的小团体，以他和他最好的朋友保尔·尼赞为中心，他们会坐在咖啡馆里打发时光，对着任何冒险靠近他们的人，大声抨击哲学、文学和中产阶级行为中不可冒犯的观念，攻击任何展现娇弱感情、“内在生活”或灵魂的话题；他们曾因为拒绝参加学校的宗教知识考试而激起了众怒，因为谈论人是肉体欲望的集合，而不是高贵的灵魂，震惊了所有人。在傲慢无礼的外表之下，他们有着那种接受过无可挑剔的教育的人所拥有的从容自信。
正是这个时候，在 1929年，波伏娃通过一位名叫马休（ Maheu ）的朋友，接触到了萨特的团体。她觉得他们既令人兴奋，也让人生畏。她因为对待学业非常认真而遭到了他们的嘲笑——可她当然要认真对待了，因为在索邦大学读书，代表了她努力要达成的一切。教育对她意味着自由和自主，而男生们却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不过，这个团体接纳了她，她和萨特也成了朋友。他和其他人称她为 Castor 或者 the Beaver （意为河狸），大概是指她总是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但同时也是她的姓氏和相近英文单词的一个双关语。萨特没有梅洛-庞蒂那种令人气恼的淡定：他是一个说话大声、不肯让步的极端分子。他不会屈尊做她的兄弟，所以他成了她的情人，而且很快，他们对彼此就开始变得甚至比情人还重要了。
萨特逐渐把波伏娃当成了他的盟友，他最中意的对话者，他任何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最佳读者。他赋予了她雷蒙·阿隆曾在他早年学生时代扮演的角色：与之探讨任何想法的“会饮哲学家”（ symphilosopher ）。
他们考虑过结婚，但两人都不想要一场中产阶级的婚姻——或者孩子，因为波伏娃决心不再重演她和母亲不愉快的关系。某个傍晚坐在杜乐丽宫（ Tuileries ）花园的石凳上，她和萨特达成了一项协议。接下来，他们做两年的情侣，之后再决定是否续约，分手，或以某种方式改变他们的关系。波伏娃在她的回忆录里坦言道，自己一开始被这种临时约定吓到了。她对这次交谈的叙述，充满了被强烈情感铭刻于心的细节：
那里有一种用作靠背的栏杆，离墙壁稍稍有些距离；在后面那个像笼子一样的空间里，有一只猫在喵喵叫。这个可怜的家伙太大，卡住了；可它是怎么进去的啊？有个女人过来喂了这只猫一些肉。然后，萨特说：“我们来签一份两年的合约吧。”
幽闭、陷阱、窘迫，投喂行善的残羹冷炙：对于一个所谓有关自由的故事来说，这样的意象着实可怕，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不祥的梦境。事情果真如此吗，还是她用象征性的细节丰富了记忆？
总之，惊慌平息下来了，协议也运转良好。他们平安度过了那两年时光，然后成了一段长期但不排他的情感关系中的搭档，并且延续终生。这种关系能维持下去，或许是因为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之后，他们的关系里已经不再有性了。（她写信给纳尔逊·阿尔格伦说：“我们大概做过八年或十年，但在这方面相当不成功，于是不做了。”）他们还就两个长期条件达成了一致。一是他们必须告知彼此他们与其他人的性关系：必须诚实。当然，他们没有完全恪守这一条。二是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必须始终在第一位：用他们的话说，他们之间是“必然的”，而其他关系则只能是“偶然的”。这一条他们倒是坚持了下来，不过也因此赶跑了许多长期情人，因为他们慢慢都厌倦了被视作偶然。但那就是协定，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从一开始就知道。
现在，经常有人会对波伏娃在这段关系中的幸福表示担忧，仿佛是她（典型的女人！）允许自己被迫做了她不想做的事。杜乐丽宫花园的场景确实表明，这可能不是她在年轻时候的第一选择，而且她时不时会感到惊慌和嫉妒。但话说回来，一场传统的中产阶级婚姻，并不一定就会让她不受这种感觉的侵扰。
我猜测，这段关系给她的东西，正是她想要的。如果像普通人那样结婚的话，她和萨特可能早就各奔东西，或者在性爱的挫败感中分道扬镳了。但事实是，她有着很棒的性生活——好过萨特，显然是因为他老是神经兮兮的。波伏娃的回忆录证实了，在她年轻时，情绪上“难以兴奋”，以及“感觉上相当缺乏强度”，而她后来的关系都带来了身体上的满足。至于萨特，如果我们可以从他书中生动的描写推断的话，则认为性是一个努力不要沉入泥浆和黏液的梦魇。（在使劲嘲笑他这一点之前，可别忘了，我们之所以能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坦率地告诉了我们。哎，行吧，那就稍稍嘲笑他一下好了。）
对波伏娃来说，现实生活的甜美从来都不是威胁：她永远不会厌倦。小时候，她就想要享用她所见的一切事物。她贪婪地盯着糖果店的橱窗——“蜜饯闪烁的光亮，果冻模糊的光泽，酸甜水果硬糖万花筒般缤纷的色泽——绿的、红的、橙的、紫的——我觊觎它们的色泽，不亚于觊觎它们承诺给我的欢愉”。她希望整个宇宙都可以食用，就像汉泽尔与格蕾太尔（ Hansel and Gretel ）从姜饼屋吃起那样，把宇宙都吃掉。即使成年后，她还写道：“我想要嚼碎开花的扁桃树，咬下夕阳的彩虹牛轧糖。” 1947 年去纽约旅行时，她曾感到急切地想吃掉明亮地排列在夜空中的霓虹灯招牌。
她的嗜好还延伸到了搜集各种物品，包括许多礼物和旅行纪念品。1955 年，当她终于从旅店房间搬到一间像样的公寓时，公寓里很快堆满了“危地马拉的夹克和裙子，墨西哥的衬衫……撒哈拉的鸵鸟蛋，各类手鼓，一些萨特从海地带回来的鼓，他在波拿巴大街买的玻璃剑和威尼斯镜子，他双手的塑料手模，贾科梅蒂的台灯”。她的日记和回忆录书写也反映了一种冲动——想要得到和享受每一件被她抓着的东西。
她以同样的激情探索了这个世界，狂热地旅行与行走。年轻时，她曾在马赛当过老师，独自生活的她会在放假时打包一些面包和香蕉，穿上裙子和一双帆布登山鞋，在黎明时出发去多山的郊外探险。有一次，只带着面包、一根蜡烛和满满一水瓶红酒，她爬上了梅藏克山（ Mont Mézenc ），然后在山顶的一间石头小屋里过了一晚。醒来后，她发现自己正俯视着云海，便顺着岩石小径跑下山，结果太阳升起来，岩石被晒得很烫，而她穿的鞋子又不适合爬山，所以岩石透过鞋底灼烧了她的双脚。在另一次徒步旅行中，她被困在一个峡谷里，差点儿没爬出来。之后，1936 年在阿尔卑斯山独自出行时，她从陡峭的岩壁上摔了下来，所幸没有大碍，只是有几处擦伤。
萨特则不一样。波伏娃会说服他和自己一起去徒步，但他从来不会享受那种疲劳感。《存在与虚无》曾绝妙地记述了跟随一位未具名的同伴一起爬山的经历，这位同伴被人们想象成了波伏娃（不过场景似乎更像彼特拉克著名的冯杜山攀登）。尽管同伴玩得似乎很愉快，但萨特的体验却是，这种活动很讨人厌，是某种侵犯他自由的东西。他很快便放弃了，扔下背包，瘫倒在了路边。另一个人也累，但认为坚持爬上去很快乐，感受着脖子后面晒伤处的红热，享受着每一下沉重的脚步都在重新展现山路的崎岖。对他们两个人而言，眼前的一切风景大相径庭。
萨特更喜欢滑雪，而这种体验同样被写入了《存在与虚无》中。他指出，在雪地上行走是件苦差，但滑雪却是件乐事。从现象学上来讲，雪本身在你脚下变化，不将自己展现为黏滞和附着的东西，而是变得坚硬与顺滑。雪托着你，而你在上面流畅地滑过，像《恶心》里那首爵士歌曲的音符一样轻松。他补充道，他对滑水橇很好奇，这是一种他听过但未曾试过的新发明。即使在雪上，你也会在身后留下一道滑过的痕迹；但在水上，你留不下任何痕迹。那是萨特能够想象的最纯粹的欢愉。
他的梦想是毫无负担地在这人世走一遭。给波伏娃带来快乐的财物，让萨特感到毛骨悚然。他也喜欢旅行，但不在旅行中带任何东西回家。他的书读完之后就会送出去。他一直带在身边的只有两件东西，他的烟斗和笔，但即使这两件也并非是因为喜欢才带在身边，而且经常会把它们弄丢，他曾写道：“它们是我手中的流亡者。”
但对人的话，他的慷慨又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他的钱一到手就会给出去，目的是让钱离他远点儿，仿佛钱是手榴弹一样。即便钱花在自己身上时，他也不太喜欢拿来买东西，而是更愿意“花在夜间娱乐上：去某个舞厅，大笔花钱，打车去各处转悠，等等——简而言之，在金钱的位置上，除了回忆外什么也不能留下，有时候甚至连回忆都没多少”。他给服务生小费时非常阔绰，会拿出随身携带的一大叠现金抽几张付账。他同样不吝辞章，无论谁提出请求，他都会送出论文、演讲或序言。就连文字也不必紧紧抓着不放或者精打细算地施舍。
波伏娃也很慷慨，但她的大度是双向的：她喜欢搜集，也喜欢分发。也许在他们俩迥异的风格中，人们可以看到现象学存在主义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观察、搜集和钻研现象，而另一方面是在胡塞尔式的悬搁判断中，丢弃累积的先入之见，以便获得自由。
尽管有这些分歧，但他们之间有一种外人难以撼动的默契。当波伏娃的传记作者迪尔德丽·贝尔（ Deirdre Bair ）与她的朋友们交谈时，柯莱特·奥德里（ Colette Audry ）对此总结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关系，我以前从来都没见过。我无法描述和这两人在一起时的样子。他们的关系太热烈了，以至于有时候会让目睹这种关系的人很遗憾自己不能拥有。”
这也是一段极其长久的关系，从 1929 年一直持续到 1980 年萨特去世。在五十年的时间里，这段关系是存在主义在现实中的哲学演绎，由自由和友谊两个原则定义而成。虽然这么说听起来过于郑重其事，但就像在任何一场长久的婚姻中那样，他们共同的记忆、观察和玩笑，将他们绑在了一起。他们相识后不久，便有了一个他俩的典型笑话：参观动物园时，他们看到一头特别胖、样子也惨兮兮的海象，海象叹了口气，一边抬眼看着天空，就仿佛在恳求一样，一边让饲养员把鱼塞进它嘴里。从那以后，萨特每次闷闷不乐时，波伏娃都会提醒他想想那只海象。他就翻翻白眼，滑稽地叹息一声，他们俩都会感觉好些。
后来，萨特因为工作缠身，逐渐疏远了他们的私人二人组，但他仍然是波伏娃不变的参照点，是在她需要的时候，可以沉迷其中的人。她明白自己总是倾向于这么做：学生时代，在伊丽莎白·勒·可因身上发生过，跟梅洛-庞蒂在一起时，她也曾试过，但一直都很挫败，因为他的微笑和讽刺式的举止会让她分心。而跟萨特在一起时，她可以很容易地让自己沉迷在他身上，而用不着真的失去她在现实中作为一个女人或作家的自由。
这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他们的关系是一种作家间的关系。萨特和波伏娃都无法控制自己的交流欲望。他们写日记，他们写信，他们告诉彼此每天的每一个细节。在 20 世纪的 50 年间，他们之间流转的书面和口头文字的数量，就连想想都会令人不知所措。萨特总是第一个阅读波伏娃著作的人，他的批评深得她的信任，而他也会督促她写更多。要是逮到她稍有惰怠，他就会斥责她：“但是，河狸，你为什么要停止思考，你为什么不工作？我以为你是想写作的呀？你不想变成一个家庭主妇吧，你想吗？”
情绪的起伏来了又走，工作一如往常。工作！在咖啡馆工作，旅行时工作，在家工作。任何时候，当他们在同一个城市时，他们就会一起工作，无论生活里有什么其他事情发生。1946 年，萨特（和他母亲）搬进一间位于波拿巴大街 42 号的像样公寓之后，波伏娃每天都会到那里同他见面，这样他们就可以整个上午或下午并排坐在两张桌子旁工作了。在一部 1967 年为加拿大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里，你可以看到，他们大口地抽着香烟，除了钢笔疾书的声音外，非常安静。波伏娃在一本练习本上写作，萨特在审阅一页手稿。我觉得这就像某种不断循环播放的纪念影像，也许可以在他们在蒙帕纳斯公墓的合葬墓上播放。虽然想象无论是夜晚公墓关闭时，还是白天游人穿梭时，他们都在那里整日整夜地写作，确实够诡异——但总比一个白色的坟墓或任何静止图像更适合他们。
采编：小也
排版：莫一
审核：永方
美工/VI：小周
配图：《罗马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