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紀初，當日本人還在欣賞色彩斑斓的浮世繪時，美國艦隊已經悄然出現在江戶灣的海面，沖突與沖突一觸即發。回顧這段日本江戶時代後期的曆史，過往學者常把幕府的迂腐軟弱當作是日本不得已走上明治維新道路的主要原因。而日本曆史學者井上勝生在《開國與幕末變革》中指出，日本幕末“内憂外患”的叙事，其實是由日本近代精英塑造出來的危機感，而這種危機感恰恰是促使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關鍵，由此徹底颠覆了傳統學界對這段曆史的評價。
作為“講談社·日本的曆史”第九卷，《開國與幕末變革》于去年引進至國内出版。在下文中，作者從多個角度評述這本井上勝生的經典作，并認為這本作品打破了以往研究關注精英與維新政府勝利一方的局限，為重新認識日本近代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參考；而中國讀者閱讀此書，有助于加深了解日本近代轉型的新舊交替中複古倒退與進步革新的力量角逐。文章原标題為“開國與改革多重協奏下的日本近代轉型”。
《開國與幕末變革》，井上勝生著，楊延峰譯，新經典文化｜文彙出版社2021年5月。
開國與改革多重協奏下的日本近代轉型
撰文｜瞿亮
（湘潭大學哲學與曆史文化學院東亞研究中心）
日本是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中日之間自古以來就有着錯綜複雜、難以割舍的糾葛與聯系。總的來說，前近代的日本以借鑒中國先進制度、文化為主，在“和魂漢才”和“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雙重基調下，形成了以本國思想文化、特定風土為基軸，汲取、吸收中國文化、制度的“漏鬥形”發展模式。而進入19世紀，在資本主義列強競相争奪殖民地的弱肉強食時代，中日兩國卻因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兩種近代化轉型方式，各自走上脫亞入歐、文明開化和艱難抵抗、師夷自強的道路。實際上，自明治維新以來，中國人一直在探尋日本這個同屬東亞文明的國度為何會在近代轉型過程中與我們有如此截然不同的選擇，從黃遵憲《日本國志》、戴季陶《日本論》、蔣百裡《日本人》，再到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文化、日本現代經濟研究熱潮，我們一直在通過探尋日本近代轉型中的成敗要素，來對應中國在各發展階段應該規避的風險和教訓，從這個角度來講，近代轉型以來日本的發展曆程對中國而言也是一面重要的鏡子。
以往人們更多關注的是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在近代國家建設中的得失成敗，但發現僅關注這一時段的曆史，難以對近代日本兼具近代與前近代的雙重性及其在脫亞與入亞中徘徊有全盤性認識，也很難找到其由閉鎖于東亞一隅的小國轉變為攪動世界大勢的龐然帝國的内在動因。近年來學術界和民間進一步上溯關注到日本這個在前近代并未耀眼的東亞國度如何實作迅速地近代化轉型，如何發揮其前近代積蓄的經濟、制度及文化傳統能量，在列強紛争的19世紀占有一席之地。國内先後引進翻譯了威廉·比斯利《明治維新》、詹森《坂本龍馬與明治維新》、唐納德·金《日本發現歐洲》、三谷博《黑船來航》、佐佐木克《從幕末到明治》、坂野潤治《未完成的明治維新》等相關著述，中國的日本學界也對明治維新的雙重性質、明治前後的國家構想、19世紀世界局勢對日本國内的影響展開了新探索，推進了對19世紀日本近代轉型期的再認識。而講談社日本史第九卷，由京都大學畢業、北海道大學教授井上勝生所撰《開國與幕末變革》，則從19世紀日本的内外雙重變局出發，打破以往研究關注精英與維新政府勝利一方的局限，試圖從幕府、蝦夷地、西方列強、東亞周邊國家及群眾運動多方面角度，還原天下泰平幕藩體制内部瓦解的曆程，審視和批判以往以薩長中心史觀、皇國史觀和為中心書寫近代轉型的不實之處，為重新認識日本近代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參考。
重新定位江戶後期幕府的開國與改革
受明治以來《維新史》等強調近代日本迅速崛起和突出維新政府功績的史著影響，“閉關鎖國—佩裡扣關—幕府屈從—尊皇攘夷—開國倒幕—王政複古”這條被建構的貫穿19世紀日本變革脈絡，就成為關于江戶幕府崩潰和明治維新的通識。江戶幕府在這條被建構的脈絡中，一直以内政上頑固守舊，外交上卑躬屈膝的封建勢力面目示人。
德富蘇峰、和辻哲郎認為幕府鎖國守舊緻使錯失雄飛海外良機，田口卯吉在《日本開化小史》中将德川幕府打上“禁锢人之天性、壓抑人的欲望”(《日本開化小史》，1884年，第16-17頁)的封建烙印，而《維新史》則痛陳江戶幕府“内偷安耽享太平，外輕視外警”(《維新史》卷一，維新史料編纂事務局編，1939年，第393頁)，“至列強持武威來臨，頃刻周章狼狽......察覺執政情勢之窮迫，擇開國通商之途徑，其輕舉專斷緻使議論紛争擴大至極”(《維新史》卷一序言，第4頁)，平泉澄将發動“安政大獄”的井伊直弼等幕府勢力無視朝廷與列強簽訂條約視為專營自家私利、鎮壓愛國志士之舉，認為這導緻其面臨尊皇倒幕時大勢已去(《物語日本史》卷三，第613-657頁)，連諾曼《日本維新史》也把江戶幕府執政後期改革失敗原因歸結于封建派系鬥争(《日本維新史》，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207頁)。但井上勝生的該著卻向讀者展示了江戶幕府開放且缜密，具有遠識并通曉“萬國公法”的國際規則，緻力于近代化建設的改革先驅面貌。
序章開篇便強調了幕府主動應對18世紀末沙俄東擴在疆域版圖上作出了積極調整。此前，阿依努等民族在蝦夷地等北方地區倚靠海産品和毛皮自由生活，幕府意識到沙俄沿着堪察加半島、阿留申群島、阿拉斯加一路侵襲到達千島群島，得知沙俄成立俄美公司掠奪該地資源并與阿依努人圍繞毛皮稅展開争奪發生“得撫島事件”後，改變原本寬松的“夷人制夷地”自治政策，主動将蝦夷地列入直轄(《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16-18頁)。這實際上已經将平安時代以來置于版圖之外的蝦夷地區納入本國疆域範圍之中，與江戶後期知識分子“北方開發論”構想達成契合，也為明治時代設立北海道打下基礎。這打破了近代日本塑造的幕府鎖國偏安、閉塞無知、殘害有識之士虛像，用事實證明面對沙俄早期威脅，幕府在第一時間就以積極主動姿态，利用漂流民、差吏的調查資料，逐漸運用近代“萬國公法”先占有屬地原則，成為近代日本島嶼與海域主權歸屬政策的先驅。
以往通說認為幕藩體制下的群眾生活窘迫，無法逾越低下的身份等級，幕府對于農民的嚴厲處置和壓迫緻使幕末他們與豪商追随下級武士配合了倒幕運動。但該著指出，基于江戶初期業已具有地方農戶可向幕府直接訴訟的下情上達基礎，以及後期幕府應允的一系列取消行會和自由貿易原則，使得農戶、下級村官已具有了權利意識。天保改革以後之是以農民起義頻發，也是因為農戶通過有章法且破壞性不大的搗毀活動可以令幕府達成他們的訴求，即便起義失敗對參加者的懲罰也相對較輕(《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60-77頁)。相比長州藩嚴酷鎮壓處死奇兵隊反叛者以及明治政府盤剝壓榨農民而言，幕府相對寬松的對民政策給江戶後期内外危機下的群眾留下了多元表達(《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336-346頁)和上下互動(《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73-74頁)的空間，這與近代之後群眾完全俯身于天皇制下充當“忠君愛國”式臣民截然不同。井上用豐富的史料力圖究明即便在内外交困的江戶時代後期，權力相對中空的幕政結構并沒有将一進制化的意識形态和不容置疑的絕對主義王權滲透至民間，這為群眾的多層信仰和改世運動留下了空間，也給近代廢除身份等級制之後人盡其才的教育革命積蓄了能量。
開國問題一直是日本近代史研究讨論的主線，常識認為美國佩裡艦隊“黑船來航”的外力叩開日本國門，幕府在列強壓力之下被迫簽訂喪權辱國條約，對外問題令幕府喪失權威，加速了幕藩體制瓦解(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二明治維新》，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第111-124頁)。但井上勝生結合近來史料和研究論述證明，幕府不僅主動開國并力圖維護國家利益不受損失，而且主導洋學事業為近代化開辟新的道路，幕府的維新事業為明治時代的殖産興業、富國強兵和修訂條約打下基礎。該著指出佩裡執意以補給薪水為由催促開國并借人道主義向幕府施壓要求擴大通商口岸時，無論是與力中島三郎助和還是負責談判的林複齋都根據荷蘭擷取海外情勢，汲取中國鴉片戰争教訓，在比較鎖國令“國法”與萬國公法後，運用談判、禮儀和酒宴等各種手段極力作出各種周旋，降低了損失并為幕府與各藩争取了應對時間。(《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164-187頁)。而在沙俄普提雅廷和美國哈裡斯以威逼利誘各手段進一步要求開國的壓力下，幕府堅守有限度的開國底線避免與列強開戰招緻比清王朝割地、賠款更為慘重損失後果，最終緻使日本雖開港但将列強船隻活動限定在允許範圍之内(《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202-211頁)。井上勝生認為即便是井伊直弼簽訂系列條約之後，由于幕府的堅持與争取，通商條約中禁止了外國商社在居留地之外的經商行為，這種類似于而今的貿易保護壁壘，防止了英國為首列強的産品傾銷，也為經營生絲、茶葉的豪商創造了進出口條件，這扭轉了傳統論調一味強調開國通商緻使日本傳統産業遭受毀滅打擊并給社會帶來不安的片面印象(《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274-281頁)。
美國佩裡艦隊登陸圖。
該著雖然通過各種史料與證據表明幕府通過與列強的外交斡旋和有限開國手段積極應對殖民危機，但也指出天保以來曆次改革因為權力内部失衡、難以統合群眾和财政流失緻使最終失敗，認為這最終導緻引領實作近代化的主體轉向天皇朝廷和薩長為首的維新政府。天保改革力圖限制町人經濟和市民娛樂活動防止奢侈消費，并且将業已流動的農戶限制在本村莊以確定上繳年貢，這種試圖擴大财政收入，重建武家威信的措施反而加劇了幕府與商人、豪農、下級武士的對立，是其内部失去控制力的發端(《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124-132頁)。在沙俄、英國多次侵犯領海，打破鎖國令以來的“祖宗之法”時，幕府嘗試調動各藩參與海防事業企圖強化中央集權，但由于建設炮台、派遣船隻和巡防人手需要大量資金，幕府無力承擔巨額财政開支将重擔轉交各藩，招緻各藩聯合其地方農戶的集體反對，海防事業難有作為(《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133-142頁)。對外問題已經凸顯各藩與幕府的緊張對立，幕府為排除非議并将貫徹祖法的權力基于自身，處置、打擊了大批異見人士，蠻社之獄緻使高野長英、渡邊華山相繼受死後，看似加強集權卻适得其反，迎來水戶德川齊昭以攘夷為由力圖影響幕政，也失去了部分有識之士的人心(《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219-第222頁)。
圍繞将軍繼承人産生的派系鬥陣加劇了幕府内部的分裂，阿部正弘、川路聖谟、岩濑忠震、水野忠德等以開國促海防的幕府核心層與島津齊彬、山内豐信等改革派大名聯合擁立水戶藩一橋慶喜，打算争取朝廷認可和雄藩參政，開展制度上大刀闊斧改革(《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222-第224頁)。而井伊直弼等卻聯合譜代大名力推紀州藩慶福，在慶福成為将軍取得政治鬥争勝利後，井伊直弼擔任老中之後不僅壓制處置一橋派，令幕府失去了大批穩健開明之士，而且不顧朝廷反對私自簽訂條約的舉動也招緻失勢的改革派與志士借攘夷之名聲讨施壓，難以維系威信(《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237-241頁)。井伊發動安政大獄處死吉田松陰、橋本左内，反而令長州藩站在了倒幕第一線，也促使薩摩藩大久保利通、有馬新七、松方正義等人團結起來與岩倉具視接觸邁出“王政複古”第一步，櫻田門外之變不僅昭示着井伊失敗身死，也将主持内政外交的合理性和主動權拱手讓給天皇朝廷和尊皇攘夷派(《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241-244頁)。
該著對幕府改革與開國的重新定位，一方面改變了對内鎮壓、對外妥協幕府的印象，一方面也表達出在内外危機時代政府着力主導改革，首先需要内部權力的集中和團結一緻，在允許各方勢力參與的新體制下開展各種近代化舉措。否則，松散的權力、貧弱的财政、難以排程的軍事力量和渙散的人心會加劇内外危機，舊制度的改革者也最終成為自己的掘墓人。
《最後的武士》劇照。
解構皇國史觀和薩長中心論
塑造的尊皇攘夷運動
明治維新确立了天皇專政體制，而為了從曆史上找尋合理合法依據，保守主義的尊皇論者和政治精英們為了強化天皇政權和長州、薩摩等西南強藩在“王政複古”和“勤王倒幕”中的曆史合理性，将幕末時期天皇和公卿塑造為強硬對抗西洋列強的賢君能臣，并将西南強藩的尊皇攘夷運動建構為明治時代的國家精神底色。
随着日本帝國的富國強兵和殖産興業政政策見成效，大隈重信滿懷自豪通過《日本開國五十年史》宣傳倒幕維新的改革偉業，甚至到戰後國家重建稍有起色時，吉田茂《激蕩百年史》依然盛贊以天皇為中心的維新政府帶領群眾激發了社會活力并令日本走向強國之路(《激蕩百年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第8頁)。戰後馬克思主義學者分析日本資産階級政權确立過程，也突出強調以薩長為首的西南強藩結合以孝明天皇為首的皇室公卿以“尊皇攘夷”為旗号開拓出自強獨立道路，最終推翻幕府建立維新政權建立亞洲首個近代獨立的民族國家(井上清:《日本曆史》，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3-204頁)。中國晚清以來的志士尋求救國圖存方案時，也将薩長主導的日本明治維新模式視為對外抵抗列強的典範(《唐才常集》，中華書局，1980年，第98頁;《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頁;《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18頁)。但該著認為無論天皇朝廷還是西南強藩，他們起初并沒有近代民族主義式的抵抗外來列強意識，孝明天皇是在對抗攝家鷹司孝通幹預其政事中采取了攘夷立場，而長州和薩摩也僅僅是借尊皇和攘夷為名謀取政治活動主動權，岩倉具視不過是出于重新回到權力頂峰目的借天皇之名發“王政複古”诏令，朝廷與西南強藩抗擊列強的行動要遠低于争權奪勢、謀求利益的内鬥。
自《禁中并公家諸法度》頒布之後，天皇與公家集團的國家性機能限定在改元、授官、祭祀和祈禱性活動上，幾乎沒有參與實際政治和外交權限(《天下泰平》，文彙出版社，第28-36頁)。但自佩裡叩關之後，幕府為了排除強硬攘夷派的阻撓，争取更多開國支援，老中阿部正弘主動向朝廷上呈美國國書企望在朝廷應允準許的形式下與各強藩合作。但孝明天皇拒絕準許條約和決不妥協的态度，就為改革派雄藩大名提供了聯合朝廷向幕府施壓進而貫徹他們主張的路徑(《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216-225頁)。而孝明天皇在條約問題上明确表态與太閣鷹司政通對立抗衡，打破了自德川家光時代以來幕府通過包括關白在内的五攝家監視、控制天皇和朝廷的格局，使得公卿逐漸聚攏在主張攘夷的天皇帳下，加強了朝廷内部的凝聚力(《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226-235頁)。而正是孝明天皇在對外問題上顯示出與幕府開國截然不同的強硬态度，也緻使無法參與幕政的水戶、長州、薩摩藩士以及原本被排除在朝廷核心權力層之外的岩倉具視，以王政複古和尊皇攘夷為旗号，撬動權力底盤掌握實權(《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226-235頁)。
而當德川慶喜主政，籠絡公武合體派、英法列強和孝明天皇開展步驟有序的新政時，岩倉具視和薩長兩藩再不能坐視朝廷大權旁落和攘夷勢頭陷入低谷，該著還甚至列出岩倉毒殺不肯倒幕孝明天皇并假借睦仁幼帝之口釋出王政複古政變密诏(《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326頁)。可見，井上勝生認為天皇、朝廷最初不過借攘夷為名行參政之實，他們隻是憑借神國優越論和國體論來籠絡幕政權力層之外的強藩、志士，并沒有從海外情勢實際情況出發，為日本尋求合理對抗列強的方案。而當孝明天皇違背岩倉具視和薩長意志令重新奪回政權良機消失時，他們甚至替換孝明擁立幼帝，為徹底貫徹倒幕奪權掃清道路。從這個意義上，企圖以攘夷奪權的朝廷反而被薩長和岩倉具視等公卿裹挾，為近代之後元老和藩閥主導政治埋下伏筆。
《隐劍鬼爪》劇照。
全書多處緻力于揭穿《維新史》塑造的薩摩、長州尊皇攘夷神話，認為薩長主導的倒幕維新之是以成功并不在于他們比幕府具有更長遠、穩健的國家構想和更有利于日本的外交手腕，而是它們藩鎮改革以來長久把持專屬貿易、聚斂财稅、舉賢任能和改變政策争取同盟所緻。具體到薩摩而言，自天保至安政時期藩内打破身份等級制度任用調所廣鄉進行稅制和債務改革減少了财政負擔，并通過黑糖專賣制度和走私貿易擷取巨額利益，興辦工廠和購買武器(《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226頁)。正因為薩摩具備雄厚的硬實力，無論島津齊彬借攘夷參與幕政還是島津久光主導公武合體，薩摩都始終距離朝廷、幕府的權力核心最為接近，成為影響攘夷與開國勢力走向的最大砝碼。而當德川慶喜的開國舉措和列藩公議政治體制令薩摩利益極大受損時，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領銜立刻調轉車頭與幕府決裂走向薩長同盟并左右了倒幕時局(《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316—319頁)。井上還指出盡管發生過薩英戰争，但影響薩摩政治動向的并非攘夷而是公權力和經濟利益。相比19世紀的薩摩在政治中居于核心位置，長州起初被排斥在幕政之外。經過能力主義居優位的人事改革，聚攏了村田清風、周布政之助、木戶孝允等對藩政“精勤專一”的賢才《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155-160頁)，利用長井雅樂“航海遠略策”從貿易中擷取實利，為藩内的軍隊建制打下基礎(《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248-251頁)。
為了在内外時局中發揮作用，長州才借攘夷牟取政治資本，而從久坂玄瑞到“天誅”黨的極端主張和暗殺措施都力圖借勤王旗号與幕府對抗(《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259-268頁)。井上批判長州的恐怖主義刺殺和違反萬國公法襲擊美國商船屬于魯莽之舉(《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259-268頁)。他還指出高杉晉作組建奇兵隊雖然聲稱草莽崛起招募農、商入伍接受嚴格有素訓練，但其實施嚴酷的鎮壓處刑和灌輸神風觀念進行集體洗腦令其倒幕活動具有不光彩一面(《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305-314頁)。從井上的文脈可以看出，建立日本近代陸軍前身的長州奇兵隊，從草創階段開始就帶有嚴苛的壓迫性質和對内暗殺、對外襲擊的極端主義色彩，近代日本陸軍的種種專制、侵略極端活動是在其延長線上的進一步擴大。
縱觀朝廷和薩長兩藩19世紀的發展動向，攘夷隻是他們排斥幕府、自身進入權力決策核心層的方式，尊皇也不過是聚攏人心、号令天下的手段。在對外問題方面，朝廷和薩長采取的激進攻擊政策和壓迫手段相比盡量避開沖突為漸進改革争取時間的幕府而言更為遜色。而對待群眾上，也并未如《維新史》所言通過宣揚不屈民族氣節和崇高攘夷理念令廣大農民、商人加入其中。從井上的論述可以看出，以往史著強調的薩長和朝廷尊皇攘夷運動作為東亞早期民族主義崛起的意義并不凸顯，其“救國濟民”性質也大打折扣，這與近年來中國學界研究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正負雙重效應相吻合(楊棟梁:《明治維新與權威重構》，《世界曆史》,2019年第2期，第1—16頁;武寅:《明治維新給世界雙重震撼》，《南開日本研究》,2018年，第3-9頁;宋成有:《明治維新若幹問題的再思考》，《日本學刊增刊》,2019年，184-186頁等)。
《十三刺客》劇照。
19世紀多重勢力
協奏視角下的新舊交替觀
井上勝生該著另一大亮點是突破了傳統史著聚焦于佐幕開國和尊皇攘夷兩大勢力的角逐，将物産資源、北方少數民族、周邊國家、西洋列強、各階級群眾也納入近代轉型視野，而在多重勢力互相作用與影響下完成的日本政治體制、社會結構、疆域版圖、對外關系等方面新舊交替，不隻具有進步性，其相比江戶時代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小觑。
物産資源是19世紀各國角逐東亞的重要動因，也是導緻幕藩各勢力改變路線的關鍵。該著開篇就指出包括而今庫頁島、千島群島、北海道在内的蝦夷地盛産毛皮和各類海魚，其本身可觀的貿易利潤和副産品帶來的農業價值，牽動沙俄和幕府加劇在該地的角逐。原本在松前藩半自助半管理的“商場知行制”下，阿依努原住民進行有限有節地開發與活動，通過肥料、魚類、毛皮貿易，阿依努人在環繞霍克茲克文化圈中發揮着核心作用。當遭遇無論是和族還是沙俄威脅時，阿依努人都會犧牲巨大代價與之反抗，未失去其民族活力(《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6-12頁)。但幕府和俄國雙方意識到該地重大經濟價值後，都加大了開發與争奪，沙俄趁機反複向幕府施壓要求其開國，緻使幕府直接将其納入版圖，阿依努為首的北方民族失去了自主性，對原住民而言新舊交替讓他們被迫綁定到日本近代國家的發展軌道上，不再享受自由靜谧支配原屬于自己的土地和資源(《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6-12頁)。
棉花和生絲是豪農豪商利用開國契機崛起的重要物資。該著通過資料和圖畫史料分析得出，自18世紀起日本近畿地區的手工業者就逐漸雇傭勞力進行紡織生産，随着規模不斷擴大，已經培養出娴熟的紡織勞工和進行系列機械革新，隻是因為以米糧實物為主的年貢經濟和有限貿易政策，如此成熟的産業局限于國内市場((《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25-43頁)。到了橫濱成為通商口岸後，豪商和冒險商紛紛雲集于港口，他們趁美國南北戰争和歐洲蠶種匮乏之際大量出口棉花和蠶種，湧現出壟斷格局并吸引幕府和三井豪商投資，這為明治時代以紡織業為首的“殖産興業”打下了堅實基礎(《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25-43頁)。井上認為有了以上工業基礎加上對外通商條約中保留了“民族貿易壁壘”，幕末時代的工商業已經具有抵抗外來産品和資本的實力，并不像傳統論調聲稱開國通商使日本傳統産業遭受毀滅性打擊(《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279-280頁)。這也從某種程度上解釋為何幕末時代雖與印度、中國一樣被迫開國，但新舊政權交替不到二十年時間内就建立了政府主導型工業體系。
以往研究對比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成敗時，多關注中日政府和知識分子取舍西方文明。井上勝生該著認為列強在日本的殖民化步伐淵源先于中國，為幕府和維新政府提供了發展機會。沙俄自18世紀後期起就頻繁要求幕府開國，但距離遙遠加上拿破侖戰争和克裡米亞戰争牽制，零星地威脅和開國訴求對日本實際影響尚小，還促使幕末民間和官方通過強調俄國外患擴大了開發和吞并北方的野心(《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108-112頁)。美國佩裡艦隊首先通過軍事威脅打開日本國門，但在滿足了為捕鲸船隻提供薪水和片面最惠國待遇，打開其商品通往太平洋地區的視窗之後，由于南北戰争和南方重建其對日殖民步伐也減緩(《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196-199頁)。英國雖然也加入開放日本通商口岸行列，但太平天國運動、克裡米亞戰争需要利用日本為其提供助力，而法國則協同英國限制沙俄同時，與幕府進行武器和技術人員交流(《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190-196頁)。是以，井上勝生認為，相比中國鴉片戰争之後付出巨大代價而言，幕府廣泛擷取列強侵華情報作出主動妥協，以及薩長等強藩利用列強軍火商牟利本質大量購置武器，使得幕末日本殖民危機并不如《維新史》強調的那麼劇烈(《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285-286頁)。而當列強意識到攘夷戰争并幹預倒幕運動時，維新勢力具有實力的艦炮和群眾參與的新式軍隊已足以排除外來幹涉與列強談判解決國内政權更替問題。
而自天保以來，生活受到豪商和武士擠對的小百姓和佃農不斷進行有組織有章法的直訴和起義，井上通過圖畫資料證明江戶時代後期的底層群眾并非被動、盲目(《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77-98頁)。而在奇兵隊宣傳的打破身份等級和改善境遇之下，部分群眾原本溫和有序起義逐漸卷入攘夷和倒幕的流血犧牲中，由于群眾訴求和攘夷志士在目标上的分歧，緻使加入奇兵隊許多士兵不滿待遇而脫隊和起義，長州采用極為嚴酷的鎮壓方式才有所收斂，但各種搗毀起義一直持續到自由民權時代(《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306-310頁)。盡管如此，群眾活動尚且未被統一思想所統合，幕末的群眾反而是以多元宗教和搗毀起義的方式進行“改世”運動，未如同近代天皇制确立之後接受皇國思想熏染的群眾那樣一緻地支援并投入戰争(《開國與幕末變革》，文彙出版社，第306-310頁)。
《黃昏的輕衛兵》劇照。
結語
在戰後民主化、近代主義語境下，歐美和日本學者關注到江戶時代曆史發展具有一種異于歐美近代化的發展路徑，尤其是箱根會議之後，思想史學界逐漸肯定江戶時代與近代世界的對接性和連續性。如丸山真男突出了其類似于西歐主客二分、合理主義和民族主義(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子安宣邦則認為“作為方法的江戶”建構了與西歐和明治日本不同的另一條近代路徑(子安宣邦著，丁國旗譯:《江戶思想史講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第8頁)。受到此學術思潮影響，曆史實證派亦通過大量史料證明江戶時代已經發展出成熟的都市、絢爛的市民文化、發達的學術體系和文教水準。而井上勝生該著則是在此延長線上，認為19世紀的日本自身孕育着近代的因素，對幕府在開國後的外交作出正面評價，反而對朝廷和薩長等雄藩僅為謀求政治主導權的攘夷和倒幕進行了批判。實際上，這與三谷部落客張幕府是近代化先驅(三谷博《黑船來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267-274)，佐佐木克揭示破約攘夷與奪取政權關系(佐佐木克:《從幕末到明治》，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105-117頁)有類似之處，這反映出戰後日本史學界進步人士在反思明治以來脫亞入歐、富國強兵和對外擴張政策時，賦予了江戶幕府異于帝國日本發展路徑的意義。但是，近代尊皇論、國體論、主權疆域意識和擴張思想的雛形亦形成于江戶時代後期，井上略去了本居宣長、本多利明、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對近代日本國家意識産生關鍵作用的人物及主張，是本著的一大遺憾。但正因為像井上這類著述的翻譯出版，讓中國讀者們看到舊制度、舊統治者的維新面，更期待有新的研究著述來揭示日本近代轉型的新舊交替中複古倒退與進步革新的力量角逐，揭開決定新舊力量變化那個“通奏低音”的面紗。
文/瞿亮
編輯/李永博
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