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李嘉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巅峰（上）

(圖檔源于網絡）

李義平/文

一、李嘉圖和他的時代

每個經濟學家的研究都深刻地打下時代的烙印。這就是曆史唯物主義。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起源于威廉·配第。配第是重商主義向古典經濟學過渡時期的經濟學家，他認為金銀是财富的唯一代表，而财富來自于多賣、少買，主張政府通過幹預促進多賣少買。基于此，配第特别重視商業和外貿，認為工業的收益比農業多得多，而商業的收益比工業多得多，這也是“配第—克拉克定理”的源頭。配第最早提出勞動價值論，他說，“假如一個人能夠在生産一蒲式耳谷物的時間内，将一盎司白銀從秘魯的銀礦中運來倫敦，那麼，後者便是前者的自然價格，即價值”。“勞動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是配第家喻戶曉的名言。

亞當·斯密是工場手工業時代的經濟學家，那時，工業革命剛剛起步，其帶來的經濟、社會影響尚未充分顯現。斯密所看到的是工場手工業特有的分工，專業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據此，天才的斯密以其少有的智慧創造了市場經濟理論。分工就是專業化，分工就是發揮比較優勢，分工必然引起交換。市場是市場經濟下最寶貴的資源。《國民财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劃時代的，它告訴人們，市場經濟是可以富其國裕其民的，是一條和諧之路。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就在于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大衛·李嘉圖是工業革命時期的經濟學家。他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他面對的沖突、鬥争，他為之奮鬥的目标，都反映了工業革命時期的特點。他把亞當·斯密開創的事業推向了巅峰。

大衛·李嘉圖（1772-1823年）出身于倫敦一個有錢的交易所經紀人的家庭裡。他早年受的教育很不充分，從14歲起就跟随父親從事交易活動，且通過投機緻富，25歲便成為擁有百萬英鎊的大資産者。作為一個商人，李嘉圖有一種特殊才能，他的弟弟曾評價道：“大概最能顯示他的過人的才華的，莫過于他的經商能力。他在業務上一切細微曲折的知識無所不備，計算數字時具有驚人速度。對于他自己的巨額交易，他是有可以不費什麼力氣從容辦妥的能力。他鎮靜、沉着的态度和靈活的判斷力，使得他在證券交易所的同僚們遠遠落在他後邊”。

大衛·李嘉圖成為巨富後，開始緻力于學習和科學研究。他最初熱心自然科學，但在1799年閱讀了亞當斯密的《國民财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後，對政治經濟學産生了濃厚興趣，由此開啟了一生的研究所學生涯。

把李嘉圖的經濟學思想推向巅峰，使之與亞當·斯密齊名的是《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以下簡稱《原理》）。在此之前，李嘉圖還發表了一些頗具影響的論文。例如，1809年8月29日的英國《晨報》上的《黃金的價格》，批評了當時英格蘭銀行濫發紙币的政策。濫發紙币雖然政府比較喜歡（今天還是這樣），但會造成人心惶惶的後果。又例如，李嘉圖非常關心地主階級和新生的工業資産階級的鬥争，他認為新生的工業資産階級是先進生産力的代表。站在發展生産力的立場上，他發表了論谷物低價對資本利潤的影響等評論性文章。

李嘉圖寫了許多評論，這些短篇經濟學評論文章針對性強，是真正的帶着問題進行研究的理論輕騎兵。他立足潮頭，研究和解決實際問題，再将其抽象成理論，對古典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這些評論文章同時也是為他的經濟學名著《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所作的必要準備。沒有這些閃爍着思想光輝的評論文章，可能也就不會有後來的《原理》。

1817年，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出版了，這是一部劃時代的經濟學著作，它把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到了新的最高層次。在這部著作裡，李嘉圖讨論了價值問題、地租問題、配置設定問題、國際貿易問題等，所有這些，都是當時經濟社會發展所必須解決的問題。李嘉圖從發展社會生産力出發，重點讨論了配置設定問題，認為配置設定是政治經治學研究的中心。無獨有偶，在當代影響很大的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他的影響廣泛的《21世紀資本論》裡，針對兩極分化現象，同樣把配置設定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

這一核心觀點與馬克思不同，馬克思認為生産決定配置設定、流通和消費，首先應當研究所學生産。但馬克思非常重視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在《資本論》第四卷即《剩餘價值理論》中，以1/3的篇幅對《原理》作了分析和評價，特别點評了《原理》的不合理的結構。馬克思說，“李嘉圖的全部著作已經包括在它頭兩章裡了”。

結構不合理但瑕不掩瑜，李嘉圖在《原理》中所提問題的明确和尖銳，所用方法的一貫和徹底，都大大超過了斯密的《國富論》。《原理》出版後不久，李嘉圖就獲得了一流經濟學家的名聲。《原理》出版兩年後的1819年，李嘉圖被選為英國議會下議院議員。在議會中，他不僅辯論經濟問題，也辯論政治問題。他竭力主張議會改革，堅持自由貿易，反對《谷物法》，建議議會降低糧價和減低租稅，并提倡了一些民主的要求。

在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出版之後，經濟、社會、階級鬥争等各方面的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經濟學也逐漸走向庸俗。馬克思寫道：“階級鬥争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産階級經濟學的喪鐘。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對資本是有利還是有害，友善還是不友善，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争鬥，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讨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庸俗經濟學的特質是不顧客觀事實的一味辯護。

二、李嘉圖的社會觀及研究方法

亞當·斯密認為，我們的經濟體制是以應當是市場經濟，就在于人們普遍具有利己心。在紅綠燈規則的制約之下，人們追求自己的利益，可以使社會利益最大化。曆史證明，人們總是要在尋尋覓覓中找到符合人類本性的體制，這樣的體制才是高效的。

大衛·李嘉圖延續了亞當·斯密關于經濟人和利己心的假設。重農學派（以法國宮廷禦醫魁奈為代表）認為隻有農業部門才是生産性部門，才創造産品增加社會财富。重農學派和斯密都是以自然秩序或理性觀念為依據，李嘉圖及其以後的資産階級經濟學家，則是以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為依據。

耶利朱·邊沁是英國法理學家、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認為，社會應完全服從于個人。用他自己的話講，社會隻是一個由個人組成的“虛構的機體”。根據這個觀點，邊沁把個人利益看成是人類行為的準則。按照他的意見，每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隻遵循功利主義，即尋求快樂和避免痛苦。邊沁的哲學思想可以高度概括為其遵循的最高原則就是使人幸福，使快樂總體上超過痛苦。邊沁的這些觀點和斯密的利己心幾近相似。

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對李嘉圖影響甚大。李嘉圖是通過詹姆士穆勒（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是李嘉圖的學生）接受功利主義哲學的。是以，邊沁說，“我是穆勒精神上的父親，是以李嘉圖是我精神上的孫子”。接受了邊沁功利主義哲學思想的李嘉圖，事實上等于接受了“利己心”。他寫道“在商業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國都必然把它的資本和勞動用在最有利于本國的用途上。這種個體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體的普遍幸福相結合在一起”。這就是“看不見的手”。

基于以上認知，李嘉圖必然崇尚市場經濟，他認為自由競争保證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結合，也為生産力的無止境發展開創了可能性。他反對政府幹預經濟生活，強調政府對經濟生活的任何幹預都是違背“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例如，他認為工資的高低就應當遵循供給關系法則，由市場去調節。他說：“工資正像其它契約一樣，應當由市場上的公平而自由的競争決定，而決不應當用立法機關的幹預加以統治”。他主張資本應當自由流動，這樣才能實作最佳、最有效的配置。他說：“為了普遍的繁榮，對于各種财産的轉移和交換所給予的便利是不會嫌多的，因為通過這種方法，各種資本可以流入最善于利用它來增進國家生産的人們的手裡”。

李嘉圖關心生産力的發展，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他希望為生産而生産”。李嘉圖認為，資本家在發展生産時，雖然追求的是個人利益即利潤。然而利潤又是為了積累，為了發展生産力的。在李嘉圖看來，工業資産階級是先進生産力的代表，隻要能夠增加資本家的利潤，促進生産力的發展，即使犧牲勞工階級的利益，犧牲地主階級的利益也是在所不惜的。

李嘉圖的研究方法是抽象法。這得到了馬克思的高度肯定，他在《資本論》第一版的序言中寫道：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抽象的過程就是從一堆雜亂無章的材料中抽象出範疇、規律、内在邏輯聯系的過程，是形成上升了一個層次的理論體系的過程。馬克思寫道：他向科學大喝一聲：“站住”。資産階級制度的生理學——對這個制度的内在有機聯系和生活過程的了解——的基礎、出發點，是價值決定勞動時間。

李嘉圖從這一點出發，迫使科學抛棄原來的陳規舊套，要科學講清楚它所闡明和提出的其餘範疇——生産關系和交換關系——同這個基礎，這個出發點是适合或者要到什麼程度，……。李嘉圖在科學上的巨大曆史意義也就在這裡，抽象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出研究對象中的範疇及一般規律。

著名經濟思想史專家E·雷·坎特伯理在其所著的《經濟學簡史》中，認為李嘉圖對經濟學的貢獻一是他的抽象法；二是收入配置設定；三是國際貿易理論。活生生的現實經過抽象，在李嘉圖的筆下變得簡單了。實際上，李嘉圖的思想中，不存在任何具體的人，隻有理想化的事物。在亞當·斯密快樂的著作中存在着勤勉，有血有肉的勞工忙着進行專業分工，機敏、精明的生意人，正在最大限度地使利益最大化。李嘉圖的抽象法使這些形形色色、栩栩如生的經濟現象變得簡單，其方法恰如後來經濟研究中假定其他條件不變一樣。

三、李嘉圖的價值理論

古典經濟學都提出和堅持勞動價值論，可能是古典經濟學所處的時代迫切需要富裕，需要回答富裕之源。古典經濟學之後，又有了要素價值論（以法國的讓·薩伊為代表）、主觀效用價值理論（以奧地利學派的龐巴維克為代表）。

斯密認定，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他說：“一個人是貧是富，就看他能在什麼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來，各人所需的物品，僅有極小部分仰給于自己勞動，最大部分都仰給于他人勞動。是以，他是富是貧，要看他能支配多少勞動。一個人占有某貨物，但不願自己消費，而願用以交換他人的貨物，對他來說，這些貨物的價值，等于使他能購買或能支配的勞動量。是以，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斯密區分了使用價值和價值，但沒有區分價值和交換價值，沒有區分勞動和勞動力。

李嘉圖進一步發展了斯密關于勞動決定價值的學說，他對商品價值的分析也是從讨論斯密的價值學說開始的。李嘉圖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分，比斯密前進了一步。斯密為了強調交換價值不是由使用價值決定的，認為沒有效用的商品也有交換價值。實際使用價值對于交換價值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李嘉圖尖銳地指出，“一種商品如果全然沒有用處，或者說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都無益于我們欲望的滿足，那就無論怎樣缺少，也無論獲得時需要費多少勞動，也不會具有交換價值（《原理》第7頁）。李嘉圖事實上是把使用價值看作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這是正确的。

在闡釋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後，李嘉圖轉而研究交換價值是如何決定的。在他看來，商品有兩種，有一種商品的價值單隻由它們的稀少性決定。因為這些商品不能由人類勞動來增加他們的數量，是以它們的價值不能由于供給增加而減低。屬于這一類的物品，有罕見的雕像、圖畫、古書、古董，以及珍藏的葡萄酒等。李嘉圖認為這類物質的“價值與後來生産時所必需的勞動量全然無關，而隻随着希望得到它們的人的不斷變動的财富和嗜好一同妄動。李嘉圖認為在市場的日常交換中，上述商品為數極少，而絕大多數商品都是可以由人類勞動源源不斷地制造出來的，于是，這部分商品的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不過，這裡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是馬克思講到工業生産時的，“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生産條件下，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生産某種使用價值所必需的勞動時間”。這裡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指在最不利條件下生産某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李嘉圖錯誤地把農業生産條件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推廣至工業中去了。

由于沒有區分勞動和勞動力，價值和交換價值，沒有實作剩餘價值向利潤的轉化，利潤向平均利潤的轉換，因而不能回答釀的時間長的酒為什麼貴這樣的問題，那些企圖捍衛勞動價值論的李嘉圖的信徒們則聲稱自然力也有勞動，在不知不覺中和反對勞動價值論的人們站到了一起，最終導緻了李嘉圖學說的解體。

馬克思批判了庸俗經濟學者對李嘉圖勞動價值論的捍衛，即自然力也在勞動，并由此導緻了李嘉圖勞動價值論的破産。現實經濟生活中，有的經濟學者反對資本在有機構成在極大提高的情況下，如何堅持勞動價值論覆蹈了麥克庫洛赫的複軌。說什麼電腦是人腦的延伸，機械手是人手的延伸，它們都在勞動。他們不懂得，勞動專屬于人（見《資本論》第一卷第78頁，勞動過程和價值增值過程）。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