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國共産黨上司中國人民在千瘡百孔的華夏大地上建立了新中國，随着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起，中國人民才真正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
十四年的抗日戰争，三年的解放戰争，多少中華兒女抛頭顱、灑熱血，同時也有不少有義之士，為了民族大義，為了百姓免遭戰火之苦舍小為大，抗日名将布衣将軍傅作義就是其中之一。
北京和平解放 傅冬菊功不可沒
抗日戰争時期，國共兩黨實作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傅作義是抗日名将，在著名的五原戰 役中，他曾取得了殲敵3700多人，擊斃日軍水川中将的驕人戰績，同時他喊出了全國愛國人民的心聲：“甯做戰死鬼，不做亡國奴”的口号，也使得使日軍長期不敢貿然西犯。
抗戰勝利後，内戰全面爆發，蔣介石将“華北剿總”的軍政大權交到他手裡。
1948年11月初，遼沈戰役結束後，國民黨軍華北“剿總”傅作義集團處在是守是逃、是南逃還是西竄舉棋不定的境地，官兵上下都已成驚弓之鳥。
傅作義把全部兵力60餘萬人部署在以北平、天津為中心，東起灤縣、西至柴溝堡長達500公裡的鐵路線上，準備“暫守平津，保持海口，擴充實力，以觀時變”。
毛主席縱觀全局，制定了隔而不圍、圍而不打、先取兩頭後取中間的作戰方針。
1948年11月1日、東北野戰軍主力和特種兵縱隊共計80萬人，與華北軍區部隊共同發起平津戰役。
第一步分割包圍傅作義集團切斷了敵人海運南逃之路；第二步先打兩頭，孤立攻殲新保安、張家口之敵，經29小時激戰，全殲天津守敵13萬餘人，活捉警備司令陳長捷，解放天津。
第三步新保安、張家口、天津解放後，我軍近百萬大軍雲集北平城下，北平此時已完全陷入孤立。
12月16日，平津前線司令部向傅作義發出最後通牒，17日塘沽守敵5萬餘人倉惶由海上逃走，傅作義帶着40萬人馬守在北平這座古城裡面，四郊都是解放軍部隊，真可謂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傅作義的親生女兒傅冬菊是我黨的地下工作者，在其父親身邊“卧底”，她看到現在解放軍兵臨城下，父親及其40萬軍隊陷于困境，知道父親憂國憂民，從心裡愛護40萬官兵以及北平古城和城内的幾百萬人民，傅冬菊便抓緊了他的工作。
但如何做好父親的工作?怎樣能盡快争取父親起義呢?傅冬菊靜靜地回想平津地下組織對傅作義作的較為全面的剖析。
首先，父親傅作義是抗日名将，又是蔣介石所謂的“中興功臣”，蔣介石特設的“青天白日勳章”，第一枚給了自己，第二枚就授予了傅作義。
在全面内戰剛爆發之時，傅作義曾采取聲東擊西的戰略戰術，迫使我軍放棄了河北重鎮張家口，戰鬥力強大，但是現在北平被團團圍住時，他不知道這個内戰怎麼個打法了。
蔣介石和傅作義彼此不信任，蔣介石眼裡隻有嫡系中央軍是親兒子，其他軍隊都是養子，撿來的，蔣介石一邊将“華北剿總”的軍政大權交給他，同時卻又派中央軍李文、侯鏡如 兵團長期駐紮北平來節制傅作義。
傅作義也不好惹，他不滿蔣介石對日妥協投降政策，以功微為由不接受“青天白日勳章”，平津危在旦夕時，蔣介石讓他撒軍江南，傅作義則堅守北平地盤，他怕沒了地盤步張學良後塵。
最後傅作義就是憑借手裡的60萬兵力，存在的僥幸心理，他相信有軍隊作為籌碼，可以争取能夠促成和談的有利局面，儲存實力，争取以地方實力派資格加入将來的聯合政府。
但是現在在這種大軍圍城的情況下，哪裡還有父親讨價還價的餘地呢，傅冬菊搖頭苦笑，她按照黨的訓示精神，采取了相應對策。
首先是用激将法，傅冬菊知道，在這樣的形勢下，父親在戰與和的問題上百般猶豫，已經陷入深深的沖突之中，不能再增加父親的的精神壓力了，她自己心裡也愛護父親及其全家人，一天吃過晚飯，她像以前與父親說心裡話那樣，在書房說起目前戰争的形勢。
傅冬菊問父親:“這場戰争的結局，您覺得最後是國民黨勝，還是共産黨勝?”
“北平這個地方還能不能守得住?如果守不住該怎麼辦?”
“守不住的話能不能撤得出去?如果撤不出去怎麼辦?”
“最後是拼個人地兩光為‘黨國’成仁，還是保全幾十萬士兵的生命，保住這座古城，保住城内幾百萬市民免遭戰争之苦?”
女兒提出這許多的問題，傅作義隻是靜靜地認真的聽着，不發一言，但傅冬菊感覺得出來父親對她提的問題并不排斥，還是樂意聽下去的，于是傅冬菊便把她的看法，對着自己的父親一股腦地都講了出來，别人不敢講的話，她全都敢講。
盡管父親不說話，傅冬菊心裡卻明鏡似的，父親的思想已有很大的改變，不僅她的話聽進去了，而且也是大體上認同她的看法。
其實就算傅冬菊不講，這些道理傅作義也是清楚明白的。
三年的解放戰争打下來，他早已看清了華北的局勢，特别是遼沈、淮海決戰之後，現在到了決定進退之時，難下最後決心之際，能有親近的人給他分析分析出出主意，他還是感到很欣慰的，他想再這樣打下去，即便戰死疆場，也不會有人來給自己收屍了。
接下來傅冬菊采取規勸法，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了頭号戰犯名單，傅作義就名列其中，他的得知後心情極度糟糕。
傅冬菊就請受我們黨影響的劉厚同老先生和父親的“拜把子”鄧寶珊、馬占山登門造訪，來勸說自己父親。
“宜生（傅作義的字），不要悲觀，舊的生命完了，新的生命正好開始，我們要認清形勢，我不相信共産黨非要用武力來解決平津問題。”
“人家條件太高了，是讓我對不起朋友，是讓我叛逆。”
“此言差矣!什麼叫忠，隻要對得起人民還有什麼舍不掉的? 北平城你是守不住的，文化古都不能毀在你的手裡啊，接受和談條件，免遭戰火破壞，人民會感謝你的。”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辯論着，雖然傅作義沒有當場表态，但這說服工作還是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随後我黨又派李炳泉告訴傅作義，“毛主席把你列為戰犯名單，是為了保護你，避免有人加害于你，更何況戰犯名單是可以改變的。”這一席話，給傅作義吃了個定心丸。
再加上毛主席之前給傅作義上的軍事戰役課，解放軍先是一舉吃掉傅作義的“心頭肉”35軍，然後用了不到30個小時便打下了傅作義認為的防禦工事堅固，固守三個月應該沒問題的天津。
傅冬菊幾乎每天都千方百計将父親的情況、及這個“華北剿總”司令部的活動，事無巨細的報告給前線指揮部，并傳到西柏坡總指揮部，最後毛主席的電報訓示，和傅作義誠意商談和平解放北平城事宜。
劉厚同、何恩源、閻又義等在上級黨組織的上司下，又經過多種管道對傅作義進行了客觀的分析，提出了和平起義的重要政策，最後在傅冬菊的勸告下、在各個方面的大力促使下，傅作義終于抛棄猶豫觀望的态度，派出了談判代表，為和平解放北平邁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1949年1月19日，傅作義在《關于北平和平解決問題的協定書》上簽字，1月22日，雙方休戰，傅作義所部8個軍25個師先後開出城外聽候改編，到31日，東北野戰軍第4縱隊進城接防，北平正式宣告和平解放。
傅作義後來說：“我早知道冬菊是共産黨，是我身邊的紅色“卧底”，我時時刻刻都在呵護着她，怕她遭到特務的暗算，而她也時時都在愛護着我，并且把我引向光明、引向新生。”
1955年，為褒獎傅作義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作出的貢獻，毛主席親自授予他一級解放勳章，他的一生追求進步，處世重義輕利，後來他成為中國第一任水利部長後，還不遺餘力地勸自己的弟弟水利專家傅作恭從美國回來報效祖國。
傅冬菊功成身退，新聞戰線留倩影
傅冬菊在父親的影響下，思想激進，在随母親輾轉于太原、西安與重慶之時，就參加了由學生們組織的“号角社”，積極宣傳抗日救國。
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她加入了“民主青年聯盟”，抗戰勝利後，曾擔任天津大公報社編輯，後來夫妻周毅之、同學李定介紹她入黨，大公報社便成為平津地下黨的聯絡點了。
1949年1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行正式的入城儀式，北平和平解放後，年輕的傅冬菊她對父親的表現不大了解，也不大滿意。
她覺得父親有些頑固，要是早聽她的，對和還是戰早作決定，天津可能不用血戰，北平也會快些和平解放；她覺得自己的任務完成得不夠圓滿，心中還有歉疚，是以北平和平解放後，她不願留在父親身邊。
當時平津戰役的指揮官聶榮臻元帥對傅冬菊作出了高度評價：保護北平這座文化古都和無數燦爛文明及兩百萬人民生命财産，傅冬菊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但傅冬菊還是去了天津，任《進步日報》副刊編輯，1949年8月，天津《大公報》停刊，傅冬菊跟随劉鄧大軍南下，參加了第二野戰軍西南服務團，參與了《雲南日報》的創辦。
1951年，陳赓将傅冬菊由昆明帶回北京，因為她懂英語，本來準備派她到北韓前線做英語翻譯工作，在北京，傅冬菊被中共老資格革命家帥孟奇同志留在了人民日報社，帥孟奇認為北韓前線不适合傅冬菊。
從此，傅冬菊一直擔任人民日報記者，她先後在記者部(北京組組長)、文藝部工作，1952年，與西南聯大的同學周毅之結婚，共育有三女。
二人志同道合，都從事記者職業。
周毅之後來被《人民日報》派往香港工作，成為駐香港新華社首席記者，在香港幹了近15年，出版有《香港概論》一書，直到1997年去世。
因工作需要，1982年傅冬菊被借調到新華社在香港的分社，從事統戰工作，她一直用傅冬這個筆名，平時積極工作但不顯山露水，為人非常低調，别人都不知她就是立下北平和平解放奇功的傅冬菊。
傅冬菊後來在報社被譽為報社“五朵金花”之一。
在一起工作期間，她給同僚的印象很好，沒有大小姐的脾氣，不以功臣自居，很随和，也健談。
人到中年時，齊耳短發，中等身材，性格開朗，一直和親近的親友保持着書信往來，談些家長裡短人情世故，十分平易直率，但很少談她的過去，不管是輝煌還是委屈，特别是與和平解放北平有關的事。
到了晚年，傅冬菊漸漸了解了父親，她開始願意講父親的故事，講北京的和平解放，她說：
“自己進入晚年，靜下來設身處地地從父親的角度思量，才漸漸意識到，父親作為一個在舊時代戰場拼殺出來的将軍，實在很難一下子就能決定在大決戰的關頭放下武器，将手下的幾十萬大軍全部交出去。”
況且她父親打過許多仗，還擅于守城，北平被圍時父親也向她說“我不是不會打仗，要打就是一場血戰，打下來會有什麼結果?”
傅冬菊說：“後來我去故宮參觀，看到故宮有今天這個樣子，人們像潮水一樣進出故宮，去感觸中國悠久的曆史文化，我突然想到父親，感到父親非常的了不起，他作出了艱難的但正确的決定，為了這個決定，他抛棄了全部的家底，我為有這樣一位因民族大義而甘願犧牲小我的父親而驕傲，可惜我在年輕的時候，不是這樣想的。”
她還記得父親在晚年時不止一次和她說過，這件事(指北平和平起義）我們總算做對了，而且越往後越覺得做對了。
1995年，傅冬菊在《人民日報》社崗位上以廳局級離休，受家庭影響，傅冬菊生活非常簡樸，保持着勤儉自立的習慣，從來不奢侈浪費。
她離休後讀書看報生活非常安逸而有規律，每個季度還要向一些學校捐款助學，非常熱心家鄉的教育事業，2007年7月2日晚，83歲的傅冬菊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
這是特殊曆史時期的一對特殊父女：一個是手握重兵的舊“軍”，一個是為新中國誕生奔走呼籲的新青年，最後女兒促使父親做出決定，交出幾十萬軍隊，保全了北京城，父女二人真的很不容易，也非常了不起。
相信人民不會忘記您們，共和國不會忘記您們！
注：傅冬菊解放後一直使用傅冬這個名字，本文為了閱讀順暢，全部使用傅冬菊這個名字。
參考文獻：
孟艾芳 《肝膽相照與互相促進》2013年
陳宗良 《西柏坡100個為什麼》2004年
周俊芳《布衣将軍 一個女記者筆下的傅作義》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