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14日，北京一個看起來普普通通的小院裡，聚滿了中央的上司及其家屬，他們穿着便服，手裡還帶着一些簡單的禮品，原來，這裡是蔡暢的住所，這天正值她的80壽誕。
作為蔡暢的親密戰友，鄧小平也帶着祖孫四代前來為蔡大姐祝壽，他還親自給她獻上了一束鮮花，雖說距離兩人的相識已經過去了50多年，他們的友誼還是那般深厚。
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看到眼前的一幕，也對老一輩革命家的感情感動不已，回家後不久，她就饒有興趣地向父親鄧小平問道：“父親，這一輩子，您和誰的關系最親近？”
鄧榕
鄧小平不假思索地回答：“周總理。當然，還有你李伯伯、聶伯伯。”
鄧榕聽後會心一笑，因為她從小就聽過父親和三位親密戰友的革命事迹。
“他是我的兄長”
2009年7月29日，鄧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在京病逝，家屬清理她的遺物時，發現了一張照片，是周恩來與鄧穎超在抗戰勝利時的一張合影。
“送給小平、卓琳同志留念。周恩來、鄧穎超，1945年8月18日，延安。”當子女們看到照片背後寫着的周總理的親筆簽名時，不禁流下了淚水。
是啊，這張儲存了63年的照片足以見證鄧小平與周總理的堅固友誼。
鄧榕曾經專門問過父親，和誰的關系最為親密，鄧小平同樣想都沒想地說是周總理，他告訴女兒：“我把他看作我的兄長。”
兩人相識于1923年的法國巴黎，彼時，年僅19歲的鄧小平在這裡見到了同樣勤工儉學的周恩來，周恩來年長他6歲，平日裡，鄧小平都叫他周大哥。
在周恩來的影響下，鄧小平也逐漸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發動學生運動、組織勞工遊行，在法國的歲月裡，兩人并肩戰鬥，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後來，周恩來回到了國内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也于不久後傳回了中國，大革命失敗後，兩人就住在上海的石門一路原同孚路的柏德裡700号，周恩來夫婦在樓上，鄧小平夫婦在樓下。
這是我黨在上海剩下的為數不多的聯絡點，面對着國民黨反動派的全城搜捕，兩對革命伴侶互相激勵着、支撐着一起戰鬥，配合十分默契。
在當時的上海灘，危機四伏，兩家人都是在刀尖上跳舞，多次九死一生。
有一回，因為叛徒的出賣，敵人知道了他們的住址，很快就包圍了住處，幸運的是，周恩來提前發覺了敵人的行動，組織人手撤離了，然而由于鄧小平正在外面執行任務，是以消息并沒有傳達到他那裡。
這天，鄧小平來到了門口，按照慣例，他先是敲了一下門，誰知門那邊發出了“啊”的一聲，鄧小平一聽不是熟悉的聲音，便轉身離開，這才逃過一劫。
事後，鄧小平才知道原來回應的那人是周恩來此前派到敵人那裡的卧底，當時，敵人早已在屋裡守株待兔，經過這件事，鄧小平對周恩來更加敬佩。
此後二十餘年，兩人聚少離多，一個坐鎮中央和毛主席一起統籌全局，一個奔赴前線指揮戰鬥，各自為革命取得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雖然很少見面，但還是經常會鴻雁傳音，友誼經過戰火的洗禮更加深厚了。
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當了政務院總理（後改為國務院）而且身兼數職，工作更加忙碌，鄧小平也沒有閑着，正坐鎮西南，指揮部隊進行剿匪安民工作，兩人同樣很少見到。
直到1952年7月，鄧小平進京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協助周總理處理政務，兩人才經常相聚，并肩合作了十多年。
當時，兩家都住在中南海，相隔不遠，工作之餘，周恩來夫人鄧穎超經常會到鄧小平家裡與其夫人卓琳聊天，兩家親如一家，卓琳的孩子們都熱情地稱呼周恩來夫婦“周伯伯、鄧媽媽”。
後來，鄧小平知道了這一稱呼，還特意叮囑孩子：“以後鄧媽媽要是再來，你們不要這麼稱呼，叫她姑媽，周伯伯是我的兄長，鄧媽媽就像我的姐姐。”
就這樣，無論遇到多麼大的困難，鄧小平與周總理一直互相幫助，患難與共，即使到了身處逆境的時候，兩人也始終牽挂着對方。
1969年，鄧小平夫婦來到了江西工作，條件十分艱苦，到了夏天，因為水壓不夠，水上不到二樓，連洗澡都成了困難，對此，一向艱苦樸素的鄧小平沒有任何怨言。
不過沒多久，鄧小平就收到了上級的通知，可以每周到就近縣城的濱江飯店洗上一次熱水澡，鄧小平很是疑惑，直到回京後他才無意中聽到這都是周總理的安排，要知道當時周總理要忙着國内國外的諸多大事，鄧小平心裡更加感激。
還有一次，是在1973年，在外工作了三年多的鄧小平回到了北京，剛一到家沒多久，鄧穎超就專門來到了家裡看望他們。
隻見鄧小平夫婦一直站在門口，等待着鄧穎超的到來，夫婦二人親自扶着鄧穎超下了車，全家人簇擁着鄧穎超走進了屋裡，聊起了家常，有說有笑，有時也淚流不止。
當然，鄧小平也一直牽挂着周總理，因為他知道周總理是一個時時刻刻都在想着為國家和人民服務的人，因而更加擔心周總理的身體情況。
當從鄧穎超口中得知周總理已經确診了膀胱癌的時候，鄧小平整個人都愣住了，身邊的鄧榕都有些慌了神，因為這麼多年她還是第一次見到父親這個樣子。
“父親母親是很傷心的，一想到周總理得了這麼重的病還在堅持工作，他們淚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事實上，早在1972年的時候，周總理就被診斷出了癌症，當時很多同志都勸他放下工作，就連毛主席都勸周總理住院休息，可他卻一再推辭住院的時間，真摯地對身邊的醫護人員說道：“我一定要等小平同志回來再住院。”
因為心情急切，鄧小平回來後沒幾天，就帶着夫人卓琳到了玉泉山醫院看望周總理，那晚，兩對革命伴侶一起吃了頓飯，席間，鄧小平眼角一直沒有幹過。
“我們去看總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樣子了。我們相對無言。”
盡管心中有百般不舍，盡管鄧小平一直想留在周總理的身邊照顧他，但為了國家和人民，為了不負周總理的重托，回京後的他還是很快就投入了工作。
1974年4月6日，鄧小平前往美國參加聯合國會議，臨行前，他一直牽挂着周總理的病情，輾轉反側，一夜都沒睡好，誰知，當他走到機場的時候，卻發現周總理早已經在那裡等着為他送行。
此時的周總理病情已經十分嚴重，看着他消瘦的身形，鄧小平心裡更是感慨。
當飛機飛到法國巴黎中轉的時候，鄧小平突然提出要探訪戈德弗魯瓦街17号的那間小旅館，随行人員都很不解，但鄧小平的眼中卻十分堅定。
原來，這裡是當年他和周總理在法國勤工儉學時一起生活過的地方，重回這裡的鄧小平看着裡面的桌椅闆凳，思緒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些年他們意氣風發投身革命的時光，淚水再度情不自禁地流了下來。
臨離開時，鄧小平還專門讓秘書買了100個牛角面包，準備帶回國内送給曾經一起在法國戰鬥的老友，他動容地說道：“第一份先給總理。”
等鄧小平從美國開會回來的時候，周總理再次不顧病體，強忍着疼痛到了北京機場迎接，那一刻，兩人緊緊地握住了彼此的雙手，一切盡在不言中。
……
關于鄧小平和周總理的故事，可講的還有很多很多，兩人的深厚友誼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曆久彌堅，周總理逝世的時候，鄧小平還懷着無比沉重的心情在追悼會上緻了悼詞。
值得一提的是，周總理去世後，按照他的遺囑，骨灰灑進了大海，鄧小平也做出了同樣的選擇，兩位為了國家和人民嘔心瀝血的偉人，最終在大海中得到了永生。
“他們結婚時，父親是見證人”
鄧小平對女兒說的“李伯伯”便是李富春，蔡暢正是李富春的夫人，鄧小平和李富春的友誼同樣在法國勤工儉學時開花，并且持續了數十年。
鄧小平是在1920年10月赴法勤工儉學的，李富春比他早一年到，蔡暢也比他早了大半年，而且兩人都比他大上一些，鄧小平常常親切地稱他們“李大哥，蔡大姐”。
出國之前，鄧小平對法國的生活滿懷憧憬，可真當踏上了這片土地，他發現一切都變得那麼糟糕，在巴黎，因為學費被貪墨，他隻好到工廠打工，每天連頓飽飯都吃不上。
最初的一段時間，鄧小平産生了迷茫，他不知道為什麼世人眼中的浪漫國度事實上沒有那麼浪漫，生活上屢屢受挫的他，整日裡心情煩悶，不過随着周恩來、李富春的出現，在他們的影響下，鄧小平很快就一掃陰霾。
“從自己的勞動生活中，在先進同學的影響和幫助下，在法國勞工運動的影響下，思想開始變化，有了參加組織的要求和願望。”鄧小平這樣說道，其中先進的同學就包括李富春夫婦。
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是和蔡暢一起在巴黎進行的入團宣誓，而李富春就是他們的見證人，不僅如此，鄧小平還是他們愛情的見證人。
1923年，有着相同革命理想的李富春和蔡暢在法國巴黎的一間小旅館内結為了夫妻，沒有媒妁、沒有嫁妝、沒有酒席，結婚的當晚也隻是簡單做了一頓飯，鄧小平則是親眼見證了這一刻。
因為友誼深厚，李富春夫婦早已把鄧小平當成了自己的親人，他們經常稱他為“小弟弟”，并且在之後的革命過程中，一直幫助着他。
1933年，鄧小平正在江西甯都參加工作，當時，國民黨反對派已經對蘇區發動了多次圍剿，還一直保持着對蘇區的禁運，蘇區内各項物資嚴重不足。
有一次，鄧小平實在餓得受不了了，腦海中頓時浮現出了蔡大姐的影子，因為在法國的時候，他最喜歡吃蔡大姐煮的面條了。
于是，鄧小平找到了當地的婦女幹部，托她向上司婦女工作的蔡暢轉達了一句話：“你告訴蔡大姐，我在這裡吃不飽，肚子好餓喲。”
蔡暢聽說後，很是着急，二話不說，就把鄧小平叫回了身邊，親自做飯讓他大吃了一頓，這件事多年以後鄧小平都還清楚地記得，每次想起，他都發自内心地感激。
還有一次，是在1939年9月，鄧小平與卓琳在延安的窯洞裡結為了夫妻，當時，毛主席、周恩來夫婦、李富春夫婦等中央上司都來到了家中為他們慶賀。
老戰友結婚，大家争相給鄧小平敬酒，鄧小平也是來者不拒，一杯一杯複一杯，喝到最後，幾個最能喝的都倒下了，唯獨鄧小平還清醒如初。
事後，大家才知道，原來是李富春擔心鄧小平喝過頭了，就提前弄了一瓶白水當酒，掩護了他，衆人聽後紛紛哈哈大笑。
建國後，鄧小平和李富春都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兩家住的地方也是前後院，孩子們經常在一起玩耍，有時候餓了，就一起跑到蔡媽媽家裡，蔡暢每次都高興地給他們做飯吃，兩家人親如一家，其樂融融。
李富春去世的時候，鄧小平心情萬分悲痛，他親自主持了追悼會并且緻了悼詞，在悼詞裡給了李富春這位曾經親密無間的革命戰友最高的評價。
後來，鄧小平即使工作再忙，也會抽出時間去看望一下蔡大姐，逢年過節，都會讓孩子們給蔡大姐帶些吃的，開頭慶壽的一幕隻是他們萬千親密相處中的一隅。
“小平同志了不起”
“父親和聶榮臻伯伯，72年的革命戰友，72年的親如兄弟的濃厚友情，此種豪情，此種風采，任你撫古述今，知曉中外，又能找到幾人可以與之相比？”
談到父親鄧小平與聶伯伯的友誼，鄧榕這樣緬懷激情地寫道，與前兩位親密戰友不同的是，聶榮臻也是四川人，共同的鄉音自然地拉近了他們的距離。
聶榮臻是在1919年12月到法國勤工儉學的，因為去得早，他就成了後去者的學長，鄧小平來到法國後，因為老鄉的緣故，很快就與聶榮臻熟絡起來。
1922年6月，周恩來、趙世炎建立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産黨（後改為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聶榮臻、鄧小平相繼加入了進去。
彼時，鄧小平負責少共機關報《少年》、《赤光》的編輯、刻闆和油印工作，而聶榮臻則擔任旅歐社會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團的訓練部副主任，一人負責撰寫，一人負責宣傳，有着共同鄉音的他們配合相當默契。
後來，兩人相繼被組織送到了蘇聯深造，又産生了一些新的共同話題，經常會給彼此寫信讨論革命的未來，友誼在無形中一步步地拉近。
紅軍長征時，鄧小平被調到了紅一軍團擔任政治部宣傳部長，而聶榮臻就是紅一軍團的政委，兩人又有了一起并肩作戰的經曆，因為比鄧小平大上5歲，在行軍作戰中，聶榮臻一直關心着這位四川同鄉。
1936年年底，鄧小平因為連日的勞累得了非常嚴重的副傷寒，整日食不下咽，生命垂危，醫生說他連稍微硬一點的東西都不能吃。
聶榮臻得知後，急得來回踱步，正好這時東北軍正在和紅軍洽談，張學良派人送來了兩車慰問品，其中就有一些罐裝牛奶，聶榮臻也沒等組織配置設定，二話不說就讓人把牛奶全部給鄧小平送去補營養，最終，在這些牛奶的幫助下，鄧小平渡過了生命危險。
鄧小平對此非常感激，他也一直牽挂着這位同鄉兄長的情況，鄧小平到京擔任副總理時，兩家住的地方就隔着一道牆，為了友善聯系，兩人一合計，還專門從牆上開了扇木門。
1952年的一天，身兼數職的聶榮臻因為勞累過度突然暈倒在了辦公室裡，經過醫生檢查發現他累出了腦平衡神經失調、高血壓等疾病，鄧小平得知消息後，立馬趕到了醫院看望。
經過三年多的調養，到了1956年的時候，聶榮臻的病才逐漸康複，而在這期間，鄧小平經常會來陪他說話，有時實在忙得抽不開身，他就讓卓琳代為前來。
此外，鄧小平深知聶榮臻康複後一定會主動向組織上尋求工作，為了能讓他稱心如意，更好地貢獻自己的力量，鄧小平則利用空閑的時間幫聶榮臻做着打算。
1956年10月，在聶榮臻出院前夕，鄧小平來到了醫院，他一連給聶榮臻提供了三份工作的建議，并且對每份工作的優勢和将要遇到的困難都和聶榮臻做了分析，聶榮臻很是感動。
經過兩人的一番讨論，聶榮臻最終選擇抓國防工業和科學技術這一偉大事業，因為他在年輕的時候，就有着一個科學夢。
鄧小平聽到聶榮臻的決定二話沒說就果斷答應了，随後便向中央做了彙報，毛主席也同意了聶榮臻的決定，最終，在聶榮臻的統籌指導下，大陸的一大批國防工業和科學技術項目落地實施，原子彈、氫彈和航空航天等一項項尖端科技也被研制出來。
改革開放以後，聶榮臻更是成為鄧小平在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1979年10月，鑒于聶榮臻在上司大陸科學技術事業發展上做出的突出貢獻，鄧小平力挺他擔任了中央科學協調委員會書記，讓其協調科技研制上的種種問題。
當時，雖然鄧小平提出了“科學技術就是第一生産力”的口号，但一些科技項目在落實起來還是會有很多的問題，對此，聶榮臻向中央彙總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鄧小平聽後毫無保留地說道：“榮臻同志，我完全贊成你的意見，會有麻煩，不能顧慮太多，一經決定，堅決貫徹執行，一切請你下決心。”
言語間展現了他對聶榮臻的高度信任，而聶榮臻同樣在一些重大決策的制定時堅定支援着鄧小平的想法。
當得知鄧小平南方講話的内容時，聶榮臻非常高興地說：“小平同志了不起！這個談話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有着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按照小平同志的思想搞下去，大陸的改革開放就會有更大的發展。”
除了工作上的互幫互助，兩人在生活上的交往同樣值得後人稱道。
1991年12月29日，已經退休兩年的鄧小平帶着家人來到了聶榮臻的家中，這天是聶榮臻92歲的大壽，看着躺在床上的聶榮臻，鄧小平心中無限感慨。
随後，鄧小平的女兒鄧榕代表全家人将一束鮮花送給了聶榮臻，上面寫着“祝榮臻同志健康長壽！鄧小平、卓琳率全家。”聶榮臻老人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幾個月後，聶榮臻離開了人世，已經88歲高齡的鄧小平聽聞噩耗後，再次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謹以此文向鄧小平及其他老一輩革命者們緻以崇高的敬意，他們的功績值得我們永遠銘記，而他們純粹的革命友誼更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