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宰是個很好的對話者。對感興趣的問題，他會滔滔不絕地講上好幾分鐘，在記者的提醒下發現自己把影片劇透到連台詞都說出來了，後知後覺捂住嘴，懊惱地說：“都是我的錯。”
《鱿魚遊戲》中的李政宰
《狩獵》以上世紀80年代韓朝冷戰的真實事件為背景。南韓中央情報局内務組和外務組兩位負責人樸平浩（李政宰飾）和金正道（鄭雨盛飾），各自帶領自己的團隊負責國家情報安全。在一次證人保護行動因情報洩露失敗後，他們要在情報局内部找出隐藏極深的北韓間諜。兩個部門分别被指派，互相調查。在越來越緊張的局勢中，平浩和正道慢慢開始揭露真相。
很多人以為李政宰轉型做導演是“演而優則導”，其實不是，這隻是一個他非常喜歡的劇本，因為找不到合适的導演，才決定自己上陣。
李政宰轉型導演的首作《狩獵》劇照
李政宰用4年時間打磨劇本，然後帶領南韓電影的頂級制作班底完成了這個成本很高的大制作。拍攝籌備期間正是新冠疫情最嚴重的階段，也為制作平添了許多困難。
第一次坐在螢幕後面的李政宰，因為太希望觀衆的注意力每時每刻都被情節曲折的故事吸引，是以将白熱化的緊張強度遍布整個銀幕，加上複雜的曆史和地緣背景帶來了解上的障礙，快節奏的情節推進讓觀衆疲累。
但《狩獵》仍是一部非常合格的諜戰動作片，商業完成度高，頂級團隊保證了制作優良。緊張的心理戰和精彩的動作戲也讓人印象深刻。最為重要的是，李政宰和鄭雨盛這兩大南韓影帝時隔23年再次聯手，奉上了各具特色又勢均力敵的兩個人物。
兩人是南韓電影圈公認的搭檔兼好友，默契從片場到生活，一起創立公司，出席活動互相調侃打趣。在我們的采訪現場，當李政宰回答關于兩人合作的問題時，明明坐在兩個卡座之外，默默休息的鄭雨盛突然頑皮插話，用法語對着李政宰高聲喊道：“導演我謝謝你！”李政宰則一臉“我明明說得很小聲為什麼還會被聽到”的嫌棄表情。
兩人這樣的演技和默契，當然讓人期待更多的合作。李政宰卻似乎不再想做導演了。當被問到是否有接下來的導演計劃時，李政宰露出一個滿是回憶的苦笑，連聲說：“不不不，不了！我熱愛表演，當演員才是我最愛的事兒。”
***
三聯生活周刊：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做導演念頭的？
李政宰：一開始我隻是想作為制片人和兩個主演之一來參與這部電影。是以我就開始找一個可以完善劇本的導演，來把這個項目做好。但是，我約見了很多導演，他們都覺得這是一個難度很大的項目，都不願意接手，是以我不得不接手，自己來做這個作品。
三聯生活周刊：既然難度大到其他導演都不願意接手，你自己也是為劇本籌備了4年，你會不會擔心最後的呈現結果？
李政宰：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覺得具有挑戰性的部分是，如何選擇這部電影最終想表達的主旨。還有就是，因為這是一部高投入、大制作的影片，這對我來說很寶貴，是以我非常想做出一部物有所值的電影。
但最難的部分還是對于影片主旨的确定。雖然我買了原劇本的版權，但那時候，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題材、不同的主旨，我都不太喜歡。是以我想把它變成一個我想要的東西。我從來都沒有寫過劇本，也沒有當過導演，那麼要傳達出什麼樣的資訊，才是一部想要令人信服的“李政宰的電影”？這是我給自己提的問題，是以我反複斟酌，終于想出了現在這個主旨：我們應該停止沖突和對抗。
三聯生活周刊：這是你和鄭雨盛時隔20多年作為主演再次合作，既然你們一起成立了公司，而且是非常要好的關系，為什麼之前沒有更多地一起演戲？
李政宰：我真的非常非常想有更多機會和鄭雨盛合作演戲，但是很難找到雙男主的電影。我們嘗試了很多次，都沒有找到一個合适的方案。現在我們都上了些年紀，是以真的想找一部很好的電影來一起合作。這并不容易，但是我們不想再拖了！
三聯生活周刊：新冠疫情影響了全球電影行業，對你的拍攝籌備有沒有什麼影響？
李政宰：當然。現在疫情開始進入尾聲了，但是我們拍攝這部電影的時候，是疫情最嚴重的階段，每個人都要戴口罩，要不斷做檢測，大家都非常小心。
在電影中有三個城市的場景：東京、華盛頓、曼谷。對于東京和曼谷的拍攝，我首先想到的是可以都在南韓完成。但是華盛頓部分的拍攝，我真的想飛到當地拍攝實景。但是由于疫情，我們沒能去，最後三個城市的場景都是在南韓完成的。
三聯生活周刊：這是一部以男性角色為主的戲，但是結尾卻最終将希望放在了一個年輕女孩身上。為什麼做這樣的安排？是為了在性别上起到一種角色的平衡嗎，還是别的原因？
李政宰：我的确是有考慮性别平衡的問題，但還有更重要的原因。作為年長的一代，我不想留給下一代一份關于沖突的“遺産”，不想留給他們一個關于紛争的願景，這就是我想通過平浩，也通過這個小女孩傳達的想法。
三聯生活周刊：今年戛納主競賽單元有兩部南韓電影，包括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執導的其中一部。算上這幾年拿了金棕榈的《寄生蟲》、口碑極佳的《燃燒》，以及不得不提的劇集《鱿魚遊戲》在全球産生的影響力，南韓影視的發展和成績有目共睹。你認為南韓電影獲得這樣的文化認可和影響力的關鍵是什麼？
李政宰：我覺得應該是自由吧。沒有過多限制的創作環境，讓電影人可以自由地産生新的想法、新的想象。這種自由的創作環境是很重要的。
三聯生活周刊：在這部電影中，有很多沖突和對抗的畫面，國家的武裝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戰争和暴力又是我們最不願看到的，有時這是很詭谲的悖論，你在片中是怎麼考量的？
李政宰：在電影的結尾，如果平浩對下一代沒有信念，我覺得他不會去見那個小姑娘。這意味着，平浩相信，下一代會是更好的一代，會比我們有更好的解決方案。這也是為什麼他說“你可以有一個不一樣的人生，你可以活得比我快樂”的原因。
有了強大的國家武裝，你才能保護你的人民。但同時，自由也是很重要的。隻有擁有了自由，我們才會有更多的想象力、更多的可能性。大家可以進行商業往來，交朋友，相親相愛，和整個全球社群建立關系。是以我覺得隻有各種元素和力量結合在一起，我們才能建立一種人類社會的命運共同體。
（本文源自三聯數字刊2022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