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品質農業是一個包含産業體系、生産體系、經營體系的有機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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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國糧食總産量已連續五年超6.5億噸，肉蛋菜果魚等農産品産量穩居世界第一，農業綜合生産能力顯著提高，對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産品有效供給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從中國農業生産的現實條件來看，水資源稀缺、耕地地力下降、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産地污染及環境安全問題日益凸顯（萬寶瑞，2016），支撐農業持續增産提質的生産要素限制進一步趨緊，農業生産成本高漲和産品品質提升緩慢并存，以家戶為機關的分散經營模式對農業标準化生産和規模化經營的制約日趨突出（王志剛、于濱銅，2019）。伴随着居民消費品質的提升，消費者需求從“吃飽”向“吃好”再到“吃得安全”轉變。家庭及個人食物消費結構的優化，以及人們對商品和服務的多樣化、個性化需求的增長，為農業高品質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鐘钰，2018）。從國際競争形勢來看，發達國家以高水準農業技術和農業補貼支援為載體，以資本流動與市場擴張為依托，客觀上形成了對開發中國家農業産業發展的擠壓和控制。是以，中國要想在資源環境限制下保障農業穩步發展，就必須轉變農業發展方式，走農業高品質發展之路，将農業發展的主動權緊緊握在自己手中，進而實作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的轉變。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大陸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必須堅持品質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品質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動農業高品質發展成為學界、政界關注的重點、熱點問題。從發展實踐來看，農業高品質發展主要表現為産業體系完備、市場競争力增強、資源配置趨優、産能結構合理、各類主體活力十足（張務鋒，2018）。可以說，全面促進農業高品質發展，已成為中國有效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完成和不可規避的現實任務。
實作農業高品質發展是一項複雜、嚴峻的系統性工程，不但面臨着資源環境的現實限制，也亟待尋找新動能。在農業發展的不同曆史階段，其支撐動能具有不同的實作方式和條件，或者存在不同的模式（李國祥，2017）。長期以來，為了保障農産品總量供給安全，中國農業主要通過增加農業化學品投入、土地資本要素投入、機械投入等正常動能來實作“總量平衡、豐年有餘”，甚至出現了結構性過剩，農業産出不能被及時消化，造成了資源的浪費（鐘钰，2018；梁書民、于智媛，2016）。同時，通過正常動能實作農業發展所帶來的污染也令人擔憂，在以高産優良種子為中心并配合以灌溉和施肥技術改進的農業發展模式下，農業生産可能付出較大的環境代價（李谷成，2014）。
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是技術進步，而現代農業技術的每次演進都離不開資訊化的強力支撐，農業資訊化已經成為推動農業高品質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朱秋博等，2019）。農業大資料、雲計算、移動網際網路、農業物聯網、人工智能等農業資訊技術的進步與滲透推動了數字經濟在農業領域的發展，利用數字技術賦能農業，有助于提升農業生産效率與發展品質（沈瓊，2016）。随着農村網絡基礎設施的不斷普及和資訊産業的快速發展，基于數字技術的資訊紅利不斷向農村地區和農業領域快速擴散。已有研究表明，資訊技術能夠提高人力資本、提升農戶的市場對接能力、激發網際網路消費、創造就業、改善農業産業組織體系，為農業産業發展模式群組織形态重塑帶來新的機會，給鄉村振興以及農業高品質發展提供新的曆史機遇（曾億武、郭紅東，2016；韓旭東等，2018）。為此，2019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進一步明确要“着力發揮資訊技術創新的擴散效應、資訊和知識的溢出效應、數字技術釋放的普惠效應，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已有文獻從不同角度，圍繞農業政策調整、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增長動能轉換等進行了研究，為農業高品質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及政策導向。但是，伴随着數字技術向農業農村領域的擴散，以“數字鄉村”建設為依托的數字新動能如何推動農業高品質發展的理論邏輯和現實路徑還不夠明晰。鑒于此，本文在系統梳理國内外農業高品質發展實踐的基礎上，試圖探讨數字技術驅動農業高品質發展的内在機理，進而提出通過“數字鄉村”建設助推農業高品質發展的實作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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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高品質發展的現狀和痛點
高品質農業是一個包含産業體系、生産體系、經營體系的有機整體。其中，産業體系是高品質農業的結構骨架，生産體系是高品質農業的動力支撐，經營體系是高品質農業的運作保障。産業體系和生産體系展現的是生産力的要求，而經營體系展現的是生産關系的要求。本文将從這三個方面來闡述中國農業高品質發展的現狀和痛點。
（一）産業體系
1.農業産業結構失衡，高品質農産品供給不足。目前，在中國糧食豐産背景下，稻谷、玉米等大宗農産品的市場供給總量過剩，價格總體上處于低位運作，市場需求趨于飽和狀态。對大宗農産品精深加工和綜合利用産能布局缺乏有效監測分析，對化解轉移過剩産能和加快建設短缺産能的引導不足，優化農業産業結構與産業鍊布局已成當務之急。同時，伴随着國内居民消費結構更新，面對市場對高品質農産品的需求，現有農業經營主體往往缺乏動态适應能力與靈活反應能力，難以及時調整農業生産結構，導緻市場所需的優質化、多樣化、專用化農産品供給不足，確定供給總量安全與結構平衡的難度不斷加大。以蘋果為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蘋果生産國，蘋果生産規模占全球的50%以上，但高端蘋果年産量僅占全國蘋果産量的25%左右，且主要以紅富士單一品種為主。由于進口蘋果在整體品質上仍優于國産蘋果，是以在中國仍有較大市場需求。據統計，中國蘋果進口總量由1993年的1048.76噸增長至2016年的6.71萬噸，增長了近63倍。
2.産業融合路徑不暢與産業銜接方式單一并存，農業産業鍊效益較低。就目前農村一二三産業融合現狀而言，中國第一産業存在後端延伸不足問題，以向其他産業供給原材料為主，産銷之間的鍊條不健全；農村第二産業兩頭連接配接不夠緊密，農産品以粗加工和簡單加工為主，精深加工能力有限，後端副産物綜合加工利用能力和利用程度不足，農産品價值增值較低；農村第三産業發育不足，農村生産生活服務能力不強，産業融合層次低，對鄉村文化價值和鄉村功能的挖掘不充分，新業态、新模式與農村第一産業、第二産業間的結合不足，農戶與企業之間的利益聯結機制不暢。上述問題的存在造成農業産業鍊片斷化、分割化，使得農業價值鍊長期低端化，加大了農業資源實作優化配置以及産業鍊實作延伸的難度（姜長雲、杜志雄，2017）。
3.生産要素成本持續高漲與國外農産品低價擠壓并存，主要農産品市場競争力下滑。随着勞動力、土地等生産要素成本的攀升，以及環境成本、品質安全成本的顯化，農業生産成本快速上升，中國農産品價格優勢逐漸喪失，農産品國際競争力下降。由表1可知，中國大豆、玉米和稻谷的生産成本逐年上升，成本增幅較大；中國農業生産的人工成本高于美國6～25倍，土地成本高出美國10%～130%。在農業生産成本不斷擡高以及農産品國内外價差增大的共同作用下，國内主要農産品難以實作随行就市、順價銷售，農産品出口利潤受到嚴重擠壓，導緻了目前“高産量、高庫存、高進口”的現實困境（鐘钰，2018），中國主要農産品市場競争力下降。
（二）生産體系
1.科技支撐能力有待提高，農業科技社會化服務體系亟需完善。中國農業現代化建設已經到了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促進高品質發展的新階段，必須更加依靠科技實作創新驅動、内生增長。2009年至今，中國農業科技投資額增長較快，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58.3%。但相關成果以正常農業科技成果為主，以前沿技術、關鍵共性技術、核心技術、系統內建技術等為主的具有重大應用價值和自主知識産權的突破性科技成果還較缺乏。農業科技社會化服務體系雖逐漸建立，但是，農業科技服務的有效供給能力和效能還明顯不足。建構适應産出高效、産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發展要求的農業技術體系和開放競争、多元互補、協同高效的農業科技社會化服務體系，已是推動農業高品質發展的緊迫任務。
2.耕地資源限制趨緊，農業可持續生産面臨較大挑戰。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生産中農藥和化肥施用量不斷增長，土壤酸化闆結問題日益嚴重，同時随着“離土又離鄉”現象的出現，農村地區耕地疏于管理，耕地抛荒現象嚴重，也導緻耕地品質惡化。2016年，全國31個省（區、市）耕地面積20.24億畝，與2015年底相比，全國農用地面積淨減少493.5萬畝，其中，耕地面積淨減少115.3萬畝。全國耕地品質總體不高，優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面積比例分别為2.90%、26.59%、52.72%、17.79%，不宜開展大規模耕作的坡耕地和陡坡耕地占耕地總面積的26.9%，耕地資源限制進一步趨緊，農業可持續生産面臨較大挑戰。
（三）經營體系
1.土地流轉交易緩慢，農戶經營規模較小。長期以來，中國農村土地流轉規模基本保持穩定，其占家庭承包耕地的比例總體保持在4.40%～5.40%。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以後，全國各地農村土地流轉速度逐漸加快，流轉面積逐年擴大，土地利用效率逐漸提升。盡管如此，由于農村醫療和養老保障水準還較低，且部分外出農民工難以留城轉化為市民，不少農民出于對未來生活的擔憂，甯願進行兼業化生産而不願意轉出農地，導緻土地分散化經營的格局難以得到明顯改觀，中國家庭經營規模長期維持在較低水準（羅必良，2016）。據第三次農業普查資料顯示，中國現有農戶2.3億戶，戶均土地經營規模在10畝以下的農戶占到了91%左右。
2.農業經營者整體素質不高，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品質有待提升。改革開放以來，受城市工業、服務業部門高收入的吸引，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加速向城市轉移，以獲得更好的生存和發展環境。而回流到農村的農民工，大多是在城市中已失去競争力的群體，進而形成了農業生産主體以老人、婦女為主的格局（李秀美，2012），農業經營者的整體素質不高。為緩解這一問題，政府出台了《關于加快建構政策體系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意見》等檔案，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類型逐漸增加，規模迅速擴大。截至2018年底，中國依法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已達214.8萬家，其數量遠超家庭農場6倍以上。不過，現實中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功能仍十分薄弱，虛化和異化現象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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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技術助推國外農業高品質發展的主要實踐
農業高品質發展是實作農業現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推進鄉村振興的必由之路。在世界範圍内，一些發達國家通過實施數字農業，逐漸形成了符合本國國情的農業高品質發展模式，對其實踐經驗進行梳理，能夠為中國農業高品質發展提供借鑒。
（一）利用數字技術助推産業深度融合，實作農業産業體系優化
以網際網路、大資料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已融入發達國家農業産業的各個領域，助推一二三産業間的跨界融合實踐不斷推陳出新，帶來了農業産業的規模經濟效應和資源集聚效應（王樂君、寇廣增，2017），實作了農業産業體系的優化。以美國和加拿大為例，兩國将數字技術融入農業産業，拓寬和延伸農業産業鍊條，推動了農村一二三産業深度融合和農業産業體系優化。其實踐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依靠科技創新和龐大資金支援等加快數字技術研發，支撐融生産、加工、銷售終端為一體的全産業組織體系的建構，利用産業組織協作和專業化生産，實作農業全産業鍊條更新改造（劉麗偉、高中理，2016）；二是利用數字資訊平台及時、準确、連續地擷取農産品價格和銷售等市場資訊，并适應性地調整農業生産結構和農産品銷售政策，實作農業生産、交易、服務環節的互通互融，減少農産品無效供給，保證農産品實作價值增值（張曉雯、眭海霞，2015）；三是鼓勵科研機關、農業合作組織和私人企業研發“農業數字技術”，建構農業科技成果展示、交易、推廣平台，推進科技成果與農業産業的有機銜接，確定農業全産業鍊各環節均使用先進農業科技成果，提升農業産業國際競争力。通過這一系列實踐，美國僅憑占總人口比例不到1%的務農人員，發展為世界糧食出口第一大國，糧食出口量占世界糧食出口總量的34%；加拿大則僅憑占國土面積16%的耕地，成為世界第五大農産品出口國和第二大小麥出口國。
（二）利用數字技術助推農業生産智能管控，實作農業生産體系重構
數字技術在農業生産中的廣泛應用，不僅能有效促進生産主體間資訊互通，還能實作農業生産的智能管控、精準運作和科學管理，促進農業生産能力的穩步提升（郭永田，2016）。以法國、德國等西歐農業發達國家為例，兩國利用數字技術實作農業生産智能化管控，保障農業生産高效，實作了農業生産體系重構。其實踐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利用農業物聯網數字技術推動農業“精确化”生産，通過研發掌上農業管理、土壤探測技術、農田遙感監測等智慧農業管理系統，建立農業生産“網際網路”，協助農戶完成智能噴水、精準撒藥、合理施肥等精細化操作，實作農業精準管控，合理調整農業生産布局，降低農業生産成本（李瑾等，2015）；二是各級政府機構成立農業資訊收集部門，建立涵蓋農業生産領域的數字資訊庫，将高新技術研發、市場咨詢、農業社會服務供給等資訊服務納入其中，利用生産環節外包實作農産品标準化和專業化生産，拓寬農産品種植空間，優化農業種植結構，提升農産品供給品質（蔣璐聞、梅燕，2018）。通過這一系列實踐，法國成為歐洲糧食生産第一大國和世界糧食出口第二大國；德國僅靠占總人口4%的農業從業人員實作了80%農産品的自給，成為歐盟最大的農産品出口國。
（三）利用數字技術助推農業經營決策便捷化，實作農業經營體系高效化
數字技術帶來的資訊完整性、決策科學性與資本積聚性，不僅能改變傳統經營要素的集約程度與配置關系，還能實作農業經營方式由粗放式向精細化、智能化轉變，降低農業經營中的不确定風險（韓旭東等，2018）。以日本、以色列為例，兩國将數字技術嵌入農業經營決策，有效提升了農業經營決策速度，保障了經營決策的科學性，實作了農業經營體系的高效化。其實踐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通過大力支援數字技術進入農業經營領域，搭建數字資訊決策系統，依靠對海量資料的搜集與精準判别，實作經營主體的快速響應，提高決策實施靶向，保障農業經營體系高效運轉；二是利用數字技術對農業情報和經營資訊進行系統化整合，将農業前沿技術、市場變動等資訊向農業經營主體實時公開，提高農業經營主體利用資料資訊的便捷性和資料資訊的準确性，有效規避農業經營風險（楊麗君，2016）；三是利用數字技術架構農業教育訓練平台，建立農業經營人才多元教育訓練體系，開發多層次、廣覆寫、高品質的遠端教育訓練課程，切實幫助農業經營人員“足不出戶”地提升經營知識水準和決策分析能力。通過這一系列實踐，日本已有一半以上農戶選擇使用農業物聯網技術，不僅大幅提高了農産品生産效率與流通效率，而且穩步提升了農産品國際競争力；以色列則僅以人均0.058公頃的耕地面積，實作了農産品95%以上的自給率，成為世界重要的農産品出口國。
綜上所述，數字技術在農業高品質發展程序中的作用逐漸凸顯，以數字技術為手段，推動農業産業深度融合、生産智能管控和經營決策便捷化，成為實作農業高品質發展的新動力。目前，中國農業正處于轉型更新的變革期，借鑒國外農業高品質發展經驗，以“數字鄉村”建設為依托，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高品質發展道路，有利于提高中國農業競争力，促進實作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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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高品質發展的二進制驅動：市場需求與數字技術
（一）市場需求：農業高品質發展的“動力源”
需求引導模型認為，一切技術創新活動和産業發展都是由市場需求來引導的。農業生産無論是基于數量安全還是品質提升，最終目标一定是滿足市場需求，農業生産主體要根據市場需求安排生産，保障農産品有效供給，實作農産品價值增值（劉晖等，2014）。改革開放以來，實際收入水準的不斷提高帶來人們購買能力的不斷攀升，同時也促進了人們消費欲望的提升，對農産品的需求從“吃飽”到“吃好”，而今發展為“吃得健康”“吃得享受”“吃得多樣”“吃得個性”，引發了一場由“數量”到“品質”再到“高品質”的消費革命，推動了農業領域新技術的應用和新産品的開發，為農業高品質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力量。市場需求在引緻農業高品質發展的同時，也為政府支援農業高品質發展提供了新思路，具體表現為：第一，在“70後”不願種地、“80後”不會種地、“90後”不談種地的現實背景下，未來“誰來種地”亮起紅燈，傳統農業經營者老齡化嚴重、科學文化素質較低，對科技和資訊的接納能力、學習能力與了解能力難以達到農業高品質發展的要求，各級政府部門加大了對懂技術、懂市場、懂管理的高素質農業實用人才的培養與教育訓練，促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加速湧現。第二，針對傳統生産模式存在“有品無量”“有品不優”“産非所需”等問題，2019年2月11日，農業農村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七部委聯合印發《國家品質興農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開展農村一二三産業融合發展推進行動，以加工業為紐帶，推進産業交叉融合，建設一批農村産業融合發展先導區、示範園、農業産業化聯合體”。這種模式涵蓋現代種養、加工流通、物流配送、電子商務、休閑旅遊、健康養生等産業，貫穿農業生産産前投入，産中服務，産後收儲、加工和流通的各個環節，不僅能打破單一小規模生産的低效率、低标準、低價值的桎梏，還可以通過制度變革、技術創新、資訊聯結和商業模式轉變，促進實作産業跨界融合、要素跨界流動，進一步延長産業鍊長度、拓展産業鍊寬度、增加産業鍊厚度，最終推進形成多主體參與、多要素聚集、多業态發展、多模式推進的高度融合格局。第三，針對農業生産成本高、風險大以及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等問題，國家出台了《優勢農産品區域布局規劃》《全國高标準農田建設總體規劃》《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方案》《到2020年農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方案》《農業科技發展綱要》《深入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幹細則》等檔案，這有助于合理布局農産品生産、加工、倉儲、流通配套系統，促進各個生産環節的有效互動，改善農業生産高損耗、高風險、高成本的狀況，同時建構對接市場需求、政産學研協同、精準開放高效的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機制，真正讓科技成果起到引領和支撐農業高品質發展的作用。
（二）數字技術：農業高品質發展的“助推器”
市場需求為農業高品質發展提供了“動力源”，而真正實作農業高品質發展還需強有力的數字技術“助推器”。2019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提出以“數字鄉村”助推鄉村振興。數字鄉村，它并不是簡單的一根網線，一個APP，而是要實作遙感、地理資訊系統、全球定位系統、計算機技術、通訊和網絡技術、自動化技術等高新技術與傳統産業的深度結合，其本質是：以數字技術創新為鄉村振興的核心驅動力，實作鄉村生産科學化、治理可視化、生活智能化和消費便捷化，利用“數字鄉村”拓寬傳統産業的經營邊界，加速培育和壯大農村新産業、新模式和新業态。世界發達國家應用數字技術推動農業轉型更新的經驗表明，農業發展要實作高品質，最終的落腳點一定是科技化、數字化、市場化，是以，以“數字産業化、産業數字化”為導向的“數字鄉村”建設無疑将為農業高品質發展裝上“數字引擎”。
“數字鄉村”對農業高品質發展的推動作用可以總結為以下三點：
1.“數字鄉村”為人賦能。農業高品質發展需要“人氣”，這裡的“人氣”既展現為農業經營者和管理者在數量上的增加，又展現為他們人力資本的提升。目前活躍在農業領域的人主要包括以下五類群體：以農為生的“草根”群體、“務工難”的返鄉創業“回流”群體、以新型經營主體為主的“精英”群體、以駐村幹部和大學生村官為主的“管理”群體以及帶有鄉土屬性卻融入城市精英階層的“鄉愁”群體，他們在振興農業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發揮着不同的功能，若是這些群體分散地“活躍”在農業生産領域而不能形成合力，農業發展将一直固化在較低水準。是以，提質的前提是賦能，要通過對他們的賦能将各個群體緊密聯結在一起。“數字鄉村”建設的推進使各類群體實作數字賦能成為可能，讓越來越多的農業從事者分享到資訊化、數字化紅利。作為生産端的“草根”群體和“回流”群體以淘寶、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型社交媒體為平台，大力宣傳自己生産的農産品，并根據市場反應及時改進農産品銷售政策，“抖商”“快商”成為繼“微商”之後的新現象。同時，資訊的高效、快速傳遞也引發了一批“鄉愁”群體投資農村、投資農業，他們具有豐富的市場實戰經驗，對市場行情的把握比較準确，能有效減少生産和銷售的盲目性。而集生産、管理、技術指導于一體的“精英”群體以産業化、品牌化為導向，利用物聯網、雲計算、大資料等技術，對農業的種植、加工、倉儲、銷售等環節進行模拟、監測、判斷和預測，提高農業生産效率。為農業生産提供公共服務的“管理”群體則依托“網際網路+”和大資料庫建立空間化、智能化的農村新型統計資訊系統，打造農業綜合資訊服務平台，以提高農村公共服務智能化水準。通過數字賦能，農業領域各類群體成為懂技術、懂市場、懂管理的“新農人”，懂技術的破解技術瓶頸，懂市場的把握銷售前景，懂管理的實作科學營運，他們有效分工、各司其職又上下關聯、交叉融合，推進生産科學化、經營智慧化和服務高質化，最終推動農業高品質發展。
2.“數字鄉村”促産業共生。在數字時代，任何一個産業都不能獨立創造價值，必須與更多的産業、更好的生産管理體系實作共生，在産業聯結中找到自己新的成長空間（梅亮等，2014）。農業高品質發展為農産品生産劃定了嚴格的“數量”“品質”和“生态”紅線，要求農業生産必須“降本增效”保數量、“舌尖安全”提品質、“綠色有機”促生态，在保證農産品安全的基礎上注入個性化、多樣化元素，而這種高效益、高标準和高品質的生産目标，離開産業互動、産業融合是不可能實作的。數字鄉村通過建立農産品全産業鍊大資料中心，将農産品生産體系、經營體系、管理體系進行數字化融合，應用人工智能、雲計算來快速擷取、處理和分析農業資訊，為農業生産經營管理提供全次元、高精度的決策建議，進而能促進降本增效，提高資源使用率；同時，能推進與市場需求的對接，依托一批科技水準高、加工能力強、配套系統全的優勢産業體系進行标準化生産，以資料聯通共享實作“生産有記錄、資訊可查詢、流向可跟蹤、品質可追溯、産品可召回、責任可追究”的産業共生。
3.“數字鄉村”為農服務。在數字技術高速發展的過程中，效率不再依賴于分工，而在于協同。這種協同不僅要求農業産業内部共創共生，還要求注重外部公共服務的配套與連結。農業高品質發展需要高品質的公共服務做支撐，而目前農村公共服務依然呈現出不完善、分散化的狀态，由此産生的最大問題就是資訊不對稱，進而導緻農業産業鍊的波動巨大。“數字鄉村”通過建立大資料平台和設立益農資訊社，将“網際網路+公共服務”全面推向農村和農業，有效打破了這種組織壁壘和資訊壁壘。具體來說，一方面，政府通過大資料平台能及時掌握農村農業的基本情況，經數字化的科學分析來精準優化政策決策和下達，而作為資訊接收端的農戶則利用“村務政務一門通”等電子化政務APP能更快、更好地了解政策，實作生産上下關聯；另一方面，益農資訊社打造優品平台，梳理和發掘綠色、有機、地理标志農産品，挖掘優質、特色品牌農産品，能優先為它們比對數字化平台與管道并拓展、引導和對接流量，支援它們率先成長。此外，“數字鄉村”還能利用網際網路平台提供公益服務、便民服務、電子商務服務、教育訓練體驗服務等多種服務，通過創新服務内容、轉變服務形式、協同服務組織，實作讓“資料多跑腿，農民少跑路”，進而提高公共服務的及時性、比對性、公開性、精準性和高質性。
（三）“數字鄉村”建設與農業高品質發展互促共進
如圖1所示，在市場需求和數字技術二進制驅動力的作用下，農業得以實作高品質發展。具體來說，在開展農業生産實踐之前，找準産業是關鍵。依據農産品市場需求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結合當地資源禀賦特征，精準定位所要發展的農業産業，解決“種什麼”的問題；融入數字技術進行專業化資料分析，重點攻克産業發展的瓶頸，解決“怎麼種”的問題，打造需求引導生産、供需精準對接的科學化生産模式。在農業生産過程中，建立追溯管理、風險預警、應急召回關聯機制，形成全程追溯、預警提醒、線上答疑、科學經營的發展模式，從源頭上解決農業生産投入品安全問題以及病蟲害防治問題，從環節上解決農業經營主體生産标準化、經營智慧化問題。在農業産後環節，重點完善“高度開放、覆寫全國、共享共用、通查通識”的農産品品質安全追溯管理資訊平台建設；同時，利用數字平台搭建智慧化物流體系，打造線上線下齊銷售的加工銷售模式，最終實作品質可監控、銷售多管道、服務高品質的農産品供給。
總之，“數字鄉村”貫穿農業高品質發展的全過程，颠覆了傳統農業産業的生産經營與服務體系，能最大程度地發揮數字技術的擴散效應、科學知識的溢出效應和數字技術的普惠效應，精準對接産品供給和市場需求，為農業高品質騰飛插上數字化翅膀。同時，農業高品質發展對數字技術的内在需求，也為“數字鄉村”建設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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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鄉村”助推農業高品質發展的思路及路徑
（一）發展思路
1.圍繞五大發展理念創新“數字鄉村”建設内涵，助推農業高品質發展。農業高速增長主要表現為農業産業規模的擴大和農業生産要素投入的增加，而農業高品質發展的主要目标是“綠色高效”和“發展可持續”。就中國農業發展實際而言，原有适應高速增長的農業經營體制機制難以同高品質發展要求相比對，造成高品質發展增速放緩、動力不足（張軍擴等，2019）。破解上述難題的根本出路在改革——秉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改革原有落後農業生産方式，利用數字經濟新動能，補齊農業農村發展短闆，促進農業提檔更新（吳奇修，2016）。五大發展理念在“數字鄉村”賦能農業高品質發展中的展現包括：第一，利用“數字鄉村”平台優化農業結構，創新農村一二三産業融合方式，推動小農戶與大市場有效對接；第二，利用“數字鄉村”平台促進城鄉間資訊的流通、資源和生産要素的供需對接，促進各種優質公共服務便捷、高效地從城市延伸到農村（張俊麗、朱學芳，2012）；第三，利用“數字鄉村”平台打通農業技術的應用壁壘，快速傳遞農戶的技術需求，實作農業技術成果的快速應用；第四，利用“數字鄉村”平台推進農村電商優化更新，實作農業生産資料的全球購買和優質農産品的全球銷售；第五，利用“數字鄉村”平台為落後地區低收入農戶提供資訊支援，減少資訊孤島的存在，縮小農戶間“資訊鴻溝”（許竹青等，2013）。
2.圍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找準“數字鄉村”建設的着力點，推動農業高品質發展。現階段的農業産業結構已遠不能适應農業高品質發展的要求，從表面而言是農業産能過剩、市場需求不足，就實際而言，是供給結構無法适應市場需求造成的供需失衡（塗聖偉，2016）。以網際網路和資訊技術為核心的“數字鄉村”建設，以調結構、轉方式、促改革為核心，能優化農業生産和管理過程中的要素投入品質，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新的着力點，推動農業高質高效發展。具體而言，可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首先，強化“數字鄉村”資訊比對機制建設，實作産銷資訊有效比對和農業産品結構優化，降低農産品無效供給損失；其次，強化數字平台的資源集聚和優化機制建設，整合農村閑置資源，建立新産業和新業态，促進農村産業深度融合發展；第三，利用數字技術打造和傳播區域優質品牌，促成消費者的品牌消費慣性，利用數字技術增強産銷互動，實作食品安全、可追溯，提高消費者對國内農産品的信任程度，倒逼生産者提高産品品質；第四，利用數字技術為農業經營人才賦能，為農業産業發展營造良好的經營環境，實作知識經濟與數字技術互相交融，以決策科學化引導農業高品質發展。
3.圍繞農業産業興旺強化數字支援系統建設，推動農業高品質發展。目前，農業的主要構成為傳統的種植業和養殖業，還包含鄉村手工業、服務業和鄉村文化産業。實作産業興旺的主要途徑是産業鍊延伸、産業融合、農業功能拓展與特色産業發展（崔彩周，2018）。具體而言，圍繞農業産業興旺強化數字支援系統建設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首先，針對傳統産業鍊延伸脫節較為嚴重、産業發展無序擴張等問題，強化益農數字平台建設，實作以需定産，節省農業發展的交易成本和生産成本，盤活産業鍊條上各利益主體，激發産業鍊延伸動力；其次，針對農業高品質發展背景下農業産業衍生新業态和新模式、實作産業發展動能轉換的現實需求，強化資訊技術本身的功能開發，提升其對整合鄉村各類資源的支撐能力，促進産業融合發展方式的多樣化；最後，針對農業領域的食品安全問題，強化以資訊技術為主的農業物聯網工程建設，以精确數字技術指導生産、流通、消費過程，做到全過程可追溯。
（二）實作路徑
1.利用“數字鄉村”戰略激發農業發展潛力，促進農業産業體系高品質發展。數字技術可以推進傳統農業實作更新換代，延伸農業産業鍊條，進而促進農業産業體系高品質發展。其實作路徑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深挖“數字鄉村”的促農效能，利用數字技術與傳統農業産業的深度融合，打造農業新産業和新業态，為農業高品質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二是充分利用“數字鄉村”的資訊比對機制，提升農業産業體系的子產品化程度，實作農産品産銷環節間的通暢聯系和快速響應，保障農業全産業鍊交叉融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農産品流通速度；三是利用數字技術形成集市場調研、技術研發、産品銷售等環節于一體的綜合資訊交流平台，通過供産銷聯合協作服務有效監管農産品品質，保障産業鍊多環節安全，助推農業高品質發展。
2.利用“數字鄉村”戰略強化農業科技創新，促進農業生産體系高品質發展。依托物聯網、雲計算、大資料等進行數字賦能，加快農業資訊技術研發和農業技術推廣，推動農業發展動能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進而促進農業生産體系高品質發展。其實作路徑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利用“數字鄉村”戰略快速響應農業科技需求，助推開發性和基礎性研究，建立科學的成果鑒定方法，保障科技成果的先進性、科學性和實用性，通過完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鍊，調動廣大科技研發人員和科技推廣人員的工作積極性（苑鵬等，2008）；二是利用資訊技術建構農業科技成果的展示、交易和推廣平台，搭建科技成果供需紐帶，推動科技成果與農業産業發展的深度融合與應用，提升農業生産的專業化、規模化、标準化、集約化與綠色化；三是利用數字技術挖掘鄉村特色資源，拓寬農業多重功能，提升農業的生态價值、休閑價值和文化價值，促進農業發展模式多元化；四是利用“數字鄉村”平台推進和諧網際網路鄉村建設，通過資訊化和智能化實作區域連片監管，維護鄉村社會秩序，保障農業生産有序進行，助推農業高品質發展。
3.利用“數字鄉村”戰略賦能農業要素市場，促進農業經營體系高品質發展。數字技術嵌入土地、資本、勞動力等傳統生産要素，不僅能喚醒傳統生産要素的活力，還能提高其配置效率，進而促進農業經營體系高品質發展。其實作路徑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依托數字技術搭建土地要素流轉平台，聚合土地流轉供需資訊資源，加快資訊共享及流通，提高土地流轉交易效率，擴大土地流轉交易範圍，激發土地流轉活力，提高土地資源配置效率（許抄軍等，2015），滿足農業高品質發展的規模化需求；二是利用“數字鄉村”戰略盤活農村現有存量資本，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投資農業，拓寬農業農村發展資金的來源，破解經營主體融資難問題，為農業産業鍊、價值鍊向中高端邁進提供資金保障；三是利用“數字鄉村”戰略大力培育掌握資訊技術的高素質農業人才，同時利用數字技術改造鄉村傳統産業，吸引城市優秀人才返鄉就業創業（李秀美，2012），為農業生産注入新理念、新思維、新方略，保障農業經營決策的科學性，助推農業高品質發展。
4.利用“數字鄉村”戰略優化政策評估機制，推動涉農政策精準落地。利用數字技術建立健全農業政策評估機制，動态優化調整現行農業政策，為農業高品質發展“保駕護航”。其實作路徑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利用“數字鄉村”平台，對現有農業政策進行評估，找準地區農業政策實施的薄弱點和改進方向，提升政策組合的關聯效應；二是利用數字技術強化對農業項目資金的監管，提高财政支農資金使用的精準性、實效性和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