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禮樂，是中國文化的标志。中國自古号稱“禮義之邦”，禮樂之道為中國人确立了共同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中華民族也由此成為多元一體的偉大民族。了解禮樂文化，是了解中國文化，也是中國人自我了解的重要前提。民族複興需要文化自信，禮樂文明正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的底氣。
中國網文化中國頻道特别推出“禮樂文明·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欄目，闡發禮文化的内涵，揭示其精神真谛，探讨如何發掘其中的精義，加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升大衆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助力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今天推出第三篇《禮序乾坤，樂和天地》。
宋立林，教授，碩士生導師，山東省泰山學者青年專家，曲阜師範大學優秀傳統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長（兼），中華禮樂文明研究所所長，兼任喀什大學國學院院長，貴陽孔學堂學術委員會委員。
有一次，我在孔廟開展現場教學，講到如今每年一度的“9.28祭孔大典”。有學員問道：“既然八佾舞是天子祭祖、祭天才能使用的最高規格，祭祀孔子使用八佾舞豈不也是僭越？這不是孔子所反對的嗎？”我們讀《論語·八佾》，都知道那句有名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就是對魯國權臣季孫氏“八佾舞于庭”的激烈批評，足見禮樂秩序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位置。如果簡單地基于此這種認識，我們當然有理由相信，謙卑守禮的孔子會反對“八佾祭孔”。不過，今天的我們同樣也應該認識到，後世以最高規格祭祀孔子，則是出于最誠摯的敬意，而作為“萬世師表”“至聖先師”的孔子是完全當得起這一禮敬的。
中國文明是“禮樂文明”，在中國傳統社會表現出“倫理本位”的特質。禮樂在古代中國政治、社會、人生的各個層面都具有建構意義，即“禮序樂和”，展現着中國人對于秩序的理想和追求。
儒家經典《禮記·樂記》中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在古人看來，天地是有秩序的，萬物是有秩序的。基于“天人合一”的思維，人類社會作為宇宙的一部分，當然也要有秩序。
中國人以為，天有天道，地有道地，人有人道。各行其道，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各顯其能，就是秩序，秩序才能帶來安全穩定，保障生産生活。根據馬斯洛的心理需求層次理論，安全是人類的基本需求。所謂，安全就源自自然與社會的正常有序運作。古往今來，人類恐懼地震、洪水、六月飛雪，甚至擔心“行星撞地球”，就是出于對自然界失序會造成災難或毀滅的擔憂；人類厭惡戰争、沖突、亂倫，是因為這些社會失序也将造成動蕩，帶來災難。古人所謂“治亂”的區分，就是有序與無序的區分。國家統一、安定有序，就是人們向往的治世，反之就是亂世。儒、墨、道、法等諸子，其追求無不是“務為治”。其中，儒家更主張通過禮樂來建構和諧有序的治世。
在傳統中國，禮序樂和主要展現在政治上的等級制度和社會上的倫理關系。在人類曆史上，等級制的出現曾經是一種進步，古人甚至将等級差别被視為“天經地義”。先秦時期，人們相信“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公侯伯子男的等級十分普遍。這種等級秩序在後世也大體得到沿襲，實際表現就是在禮樂方面有具體而嚴格的區分。上文所說的“佾舞”就是一種展現。其實，這種禮樂所彰顯的等級秩序，在我們考察曆史、參觀文物時依然随處可見，對我們了解傳統的曆史文化非常關鍵。
前些年古裝劇盛行，尤其是清宮戲格外的火。大家稍加留意就會發現，劇中官員所穿的朝服，胸前背後各有一塊方形“補子”。這正是明清官服特有的裝飾，代表的是品級。據《明會典》記載，洪武二十四年（1391）規定，補子圖案，文官繡禽以示文明：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黃鹂，九品鹌鹑；武官繡獸以示威猛：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是以，對這些知識如果了如指掌，在觀劇時就會對官員身份地位一目了然。
再比如古代建築。無論是看北京故宮還是遊曲阜三孔，大家都會感受到禮樂秩序的巨大影響。北京紫禁城布局嚴謹有序，建築規模宏大，中軸對稱，左右均衡；前朝後宮，界限分明；黃瓦紅牆，氣象雍容，絕對的帝王氣質。而曲阜孔廟，三路布局，九進院落，也足以見出其崇高地位。不論是建築的高度、開間、進深，還是屋頂形制、覆瓦顔色、鬥拱、彩繪，甚至脊獸規格與數量，都有明确規定，顯示出嚴格等級。故宮太和殿，面闊十一間，進深五間，重檐庑殿頂，黃色琉璃瓦，仙人脊獸11個，施金龍和玺彩畫，代表了中國古代建築的最高等級，體量之大，建築之精，藝術之美，無出其右。曲阜的孔府，大堂為五間九架，面闊五間，進深三間，高10.5米，寬28.65米，深16.12米。灰瓦懸山頂，屋脊飾有瓦獸，就是嚴格按照朝廷頒布的規制建造的。重光門，是孔府的儀門，是王公貴族身份的象征，也是一般的府邸不能建造的。
不僅如此，古人的生老病死也都有“禮樂”的規範，吉兇軍賓嘉“五禮”涵蓋了從生前到死後的各個環節。如果大家喜歡考古，就會留意到，專家發掘一個墓葬，從随葬品等就可以大體判斷墓主人的身份。比如，2002年7月，在洛陽東周王陵考古中，考古工作者發現了舉世震驚的“六馬之駕”，這與古文獻記載的“天子駕六”正相印證，可知其為天子陵墓。其中的緣由，就是古代在禮儀方面有嚴格的等級規定。
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無疑是個無道亂世，而其特征就是“禮壞樂崩”。所謂“禮壞樂崩”，并不是指人們都不再使用禮樂，而是意在表明，人們對禮樂所代表的等級制度的僭越，已經突破乃至颠覆了禮樂所展現的秩序。正如前文提到的，孔子激烈批評季孫氏“八佾舞于庭”。
根據禮制，作為魯國大夫的季孫氏祭祖時，隻能使用四佾（四四十六人）的樂舞隊伍，但是他卻不管不顧，使用了八佾（八八六十四人）的龐大樂舞隊伍，而這在當時是隻有周天子才能享有的規格。孔子之是以如此嚴厲地批評這種行為，其實就是看到了這種破壞和颠覆秩序的行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禮樂”是秩序的象征，一旦淩越，意味着秩序的崩塌。禮制破壞帶來的失序狀态，将會給社會造成嚴重的動蕩。孔子教導兒子孔鯉“不學禮，無以立”，也正是針對當時“非禮”現象層出不窮而來的。
中國傳統社會是倫理社會，禮序樂和的又一表現就是倫理關系。“五倫”的觀念是禮教的核心，是維系中華民族的群體綱紀。在中國，每個人生來就處于一種人倫關系之中。儒家乃至整個中國文化，是以一種社會網絡的視角來看待人的，這一點非常接近于馬克思所說“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每個人都處于倫理關系之中，具有多重倫理角色，同時每個角色又都承擔着相應的義務。比如，《大學》中說：“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這種倫理義務又通過情感來維系，突出“其樂融融”，而不是法律關系那種“冷冰冰”。是以，古人所了解的“倫理”就是既有秩序，又有和諧的關系。
盡管傳統倫理也在現代社會受到巨大沖擊，不能完全适應現代人生，但是社會依然需要倫理，甚至在原來的五倫基礎上發展出新六倫、九倫等。就以夫妻倫理來說，“男尊女卑”早已成為曆史，婚姻自由和夫婦平等成為新傳統。但是，傳統的婚姻觀念，還有值得我們去汲取的智慧。比如我們對待婚姻要慎之又慎，不能草率。比如發掘傳統婚禮的合理核心，認真繼承、科學轉化，制定出既有傳統禮義又合乎時代的新婚禮，以完美的禮儀來完成人生嘉禮。戀愛和婚嫁，雖然不再遵循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還是應該征詢父母和長輩的意見。如果出現分歧則應進行有禮有節的交流，妥善解決。如此一來，營造一個和諧美滿的家庭，才有事業成功的大後方，才有工作之後享受天倫之樂的港灣。
禮樂代表的是和諧的秩序，反映的是秩序的和諧。北宋大儒程頤說：“推本而言，禮隻是一個序，樂隻是一個和。”如果說禮強調差別，那麼樂則重視和合。禮與樂相輔相成，目的就在于建構和諧的秩序。
其實，和諧的秩序，也一定意味着自由與秩序的平衡。孔子說“從心所欲不逾矩”，即在一定邊界内做到從心所欲，這才是真正的自由。孔子認為“克己複禮為仁”，意思就是要限制克制自己的欲望，使之達到“公序良俗”之禮的要求，進而涵養出仁德。禮作為一種“規矩”，是通過對人情、人欲的限制來樹立規則，維護秩序。一方面，禮的基礎是人情與人心；另一方面，禮對人情與人心有所節制和限制。古人所謂“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即是此意。人也隻有懂得了“克己”，做到了“自律”，才能在秩序中“遊刃有餘”，獲得自由。
禮在古代就扮演着這樣的角色：展現一定的規則、秩序，同時這種規則和秩序又保護人的自由，确切地說是維護和保障着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文明社會，幸福生活，離不開禮樂的滋養。正如徐複觀先生所說：“禮樂在社會方面的意義，是要建立一個‘群居而不亂’，‘體情而防亂’，既有秩序，又有自由的合理的社會風俗習慣。每一個人，生活在合理的風俗習慣中，可改過遷善于不知不覺之中，以遂其性、養其性，大家互相過着‘人的生活’。”
我們增強文化自信，對禮樂的現代價值應該有充分的了解，做好“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工作。新時代需要讓禮樂參與到社會倫理與文化的建構之中，發揮“禮序樂和”的積極意義，建構友善和諧的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