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中日關系史上，有兩位好有文化的書商，一是上海内山書店（現東京内山書店的前身）的創業老闆内山完造，另一位是東京文求堂書店老闆田中慶太郎。内山書店至今仍坐落在神保町的鈴蘭通上，而文求堂卻已消逝于曆史的景深中。
國人多知道神保町，卻少有人了解東京的另一條書街——位于神保町正北一箭之遙的本鄉。本鄉扼寸土寸金的“文之京”的核心，交通極其便捷，且位于高地（本鄉台）之上，無論去東、南、西哪一個方向，都一溜下坡，是絕好的散策道。
本鄉書店街。書店街東側（圖檔右邊）即為東大學鄉校園
書街上原先有兩家漢學書店：琳琅閣和文求堂。前者位于本鄉七丁目的春日通上，是我常泡不厭的百年老店。新冠疫情前，我還從那裡買過兩種書。後者最早在本鄉一丁目，毀于關東大地震。複于六丁目重建，就在本鄉通邊上，東大赤門的對過，而現在隻能從相關曆史文獻和漢籍出版物的版權頁上去憑吊了。同為漢學系書店中的翹楚，兩家書店自然少不了交流。比起純古書店琳琅閣來，文求堂的事業大大超出了一般書店的畛域。
按年度發行的文求堂書目
書店中的書店、古書店孵化器，是業界公論：先是在文求堂修業，然後獨立開店的文求堂出身者所在多有。今天神保町田村書店和京都彙文堂的店主都是文求堂出身，臨川書店和芸芸草堂的創業者，也與文求堂有關。作為一間專業漢學書店，文求堂還緻力于學術出版，且出版并不以市場為導向，用田中老闆自己的話說：“出版嘛，就是把自己喜歡的東西做出來。”是以，文求堂版的漢籍，極富學術含量和版本價值，也一向價格不菲。琳琅閣創業店主齋藤兼藏常聽從北京回來的文化人議論，說“文求堂在中國的信用，大到使人吃驚的程度”。
此誠非虛言。周叔弢先生年輕時，“無意中得到一部日本田中慶太郎印行的莫友芝著《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莫氏的書以《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為底本，把所見和所知的版本列舉出來并評其優劣，其中包括宋、元、明刻本和舊抄本很多，這就引起了他對善本書的興趣，逐漸收集起來，積數十年的精力成為近代大陸藏書的一大家，在北方和李盛铎（木齋）、傅增湘（沅叔）齊名。”（周珏良：《自莊嚴堪藏書綜述》）文求堂本竟成了集大成的自莊嚴堪藏書的濫觞。
田中慶太郎（後排右側）一家
1880年，田中慶太郎生于京都，祖業就是開書店，但與漢籍無關，起初是寺町四條的一家皇室禦用書店，經營一些皇家典籍，連店名“文求”都是元号“文久”的諧音。甲午戰争後，中日關系進入所謂“黃金十年”（美國學者任達說），日本社會對漢籍的需求激增，可輸入管道卻極少。慶太郎回憶，“偶然機會從上海得到一份叫江左書林的書店的目錄。這書店可以郵購，我父親給一個什麼人寫了信，寄上一定的款數，就可以直接從上海把書寄到京都了，這就是我們最早的直接輸入漢籍。”文求堂的轉型，其實是從明治三十四年（1901）遷到東京後開始的。彼時，慶太郎已從東京外語學校（今東京外大前身）支那語部畢業，成了店裡的少掌櫃，始從北京和上海批量進口漢籍，“從上海買石印本、局刻本，從北京買古版本”。
1910年，時年三十的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
東京外校時代，慶太郎與日本漢學大家島田翰同學且要好。島田家漢學淵源極深，他的點撥令田中茅塞頓開并受益終生：“必須先閱讀《經籍訪古志》，從外形上來認識書籍。最重要的是，最好讀一下劉歆的《移書讓太常博士》一文，此文在《文選》中就有。”拳亂消停後，田中第一次去了上海和蘇杭，後又去了一次北京，算是試水。1908年，田中索性在北京置業，常駐現地，一面向中國學者、版本學家讨教，一面全力發掘善本珍籍資源，開始系統收購，凡三載。其間，與羅振玉、王國維、傅增湘、董康，包括法國東方學者希伯和在内的一幹大咖廣泛交遊。回國後，仍不斷往返于東京與北京之間。“在這一階段中，通過公開和不公開的方式，田中購買了包括甲骨片、敦煌經卷、《四庫全書》散本在内的衆多珍貴古籍。”（錢婉約語）文求堂成了東京隻此一家、别無分号的漢籍和中國書畫專門書店，田中自己則成了日本屈指可數的書志學者，養成了“看漢籍的天頭地腳，便可以認出書籍的好壞”的眼光。不承想，1923年，本鄉一丁目的老店竟毀于關東大地震，無數奇珍付之一炬。
1927年重建的文求堂書店
1927年，田中另起爐竈，在東大對過起新店，且前瞻性地采用在當時來說造價高昂的水泥鐵骨結構。建物有三層，店宅一體。古書店弘文莊店主反町茂雄記得，“昭和十六、十七年（1941—42），紙張供應緊張時，書店的一二層從地闆到頂棚全都高高地堆滿了出版用的洋紙。看見的人都很吃驚，而田中先生總是很得意的樣子”。當時，田中瞅準了商機，在刊行漢籍的同時，也開始編印面向大學生的漢語教材和辭典。據漢學家伊藤虎丸回憶：
我們當學生的時候，眼瞅着本鄉通上，帶中國牌樓式大屋頂的堂堂三層樓的書店蓋起來。不僅賣古書和中國進口書，也從事出版。我這輩及之前的中文修習者，無論誰都會感到懷舊的中文教科書《急就篇》和《古文真寶》等文選，到島田翰的《訪餘錄》、中島竦的《書契淵源》、長澤規矩也的《支那學入門書略解》和金堀誠二的《北京市民的自治構成》等，直到王國維解題鄭玄注的《論語》存一卷（景敦煌本）等古典複刻本及書目、辭書（由田中本人編輯、校訂者不下二十種）……當時的東大生都愛去文求堂買書，順帶着聽田中老闆“上課”。田中完全無視帝國大學教授的權威，詞鋒銳利，吐槽沒商量。
這家本鄉的書店俨然成了中國文學和東洋學的沙龍，以至于從關西來的學者說，“到東京來，哪怕不去東京大學，也要來一趟文求堂”。另一位漢學家、周作人作品譯者松枝茂夫回憶：“因為樂于去聽那些像被痛打一頓的教誨，是以幾乎每天都要去文求堂。”不過，有趣的是，東大治中國學問的教授，幾乎不登門，來的盡是東洋史學者。日大教授石田幹之助、原京都國立博物館館長神田喜一郎、法政大學教授長澤規矩也和荷蘭駐日公使館員兼東洋學者高羅佩等人，是沙龍的常客。其中，還有一位中國人的身影，那就是中國流亡作家、詩人郭沫若。
流亡日本時期的郭沫若
1928年2月，郭沫若因一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檄文受到通緝，被迫流亡日本，住在東京附近的千葉縣市川市。正是在流亡的歲月，郭沫若實作了從文學家向史學家的轉型，田中慶太郎可以說是最大的幕後推手。從1928年秋的一天，郭因當時沒錢購買《殷墟書契考釋》，而得到田中老闆的指點，始接觸到那方面的材料，到抗戰爆發後秘密回國，十年間，郭出版著譯計十三種，其中十種，是經文求堂刊行的。而另外三種由上海大東書局付梓的著作，也曾得到過田中的資助。
這一系列著作，不僅奠定了郭作為古文字學者和古史學者的地位，使其跻身所謂“甲骨四堂”，同時也為郭提供了一份起碼的生活保障。對此，郭沫若在内心是感恩的。一次，松枝茂夫與郭一起從文求堂出來，下樓梯時，“他對我說：我和你一樣，是從田中這兒領錢生活的勞動者。”這話令漢學後輩松枝茂夫感到羞愧，“與自己的一些小作品相比，郭先生在文求堂出的都是甲骨文、金文研究的巨著”。
《郭沫若緻文求堂書簡》，文物出版社，1997 年出版。收錄郭流亡期間，寄文求堂店主田中慶太郎父子書劄230封（作者藏）
長澤規矩也在《回憶與文求堂主人的交往》一文中，也提到了郭沫若：
我這個人讨厭逢迎，是以，戰後郭氏成了名人來日時，我也沒有特意去拜訪他。我對郭氏的敬佩之處是，在他訪日的百忙之中，還特意赴葉山，到文求堂主人的墓前表示敬意。郭氏在日本時，警視廳常到文求堂去，向主人一一查問郭氏的動向，文求堂主人一概都設法給庇護過去了。戰争開始後，郭氏對文求堂主人什麼都沒說，就将太太、兒子留在那裡，自己秘密地獨自回國了。他走之後，主人對郭氏的行為也是能夠了解的。
據不完全統計，文求堂刊行的出版物不下二百種。文求堂版漢籍和出版物，不僅對日本和國際漢學界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早在二十年代，便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矚目。上面提到藏書大家周叔弢，因受文求堂刊行《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的影響，而開始銳意搜求善本珍籍，是一個例子。魯迅人在東京時，曾住過本鄉的西片町，理論上，肯定去過文求堂老店，但缺乏資料，尚難下定論。不過，早在他赴廈門時期，便收到過文求堂所贈抽印《古本三國志演義》，共十二頁，由淑卿（許羨蘇）代收并轉寄，這是《魯迅日記》中關于文求堂最早的記錄（1926年10月21日）。後來，就多了起來。魯迅一直在關注文求堂的動靜，雙方甚至有過直接的合作，如文求堂刊行《魯迅創作選集》（1932年4月版）等。1935年底，田中慶太郎的女婿、後任金澤大學教授的增井經夫，受嶽父之托來上海探望魯迅，代田中表達了希望這位不大健康的中國文豪，能來田中在葉山的别墅療養的願望，那裡的空氣特别清新。《魯迅日記》12月14日，有“為增井君作字一幅”的記載。這幅字後來一直由增井珍藏，内容是唐人劉長卿的五絕《聽彈琴》：
泠泠七弦上
靜聽松風寒
古調雖自愛
今人多不彈
翌年1月5日，《魯迅日記》中又記“增川君贈果合一具”，但增井的“井”字誤寫作了“川”。直到3月15日，魯迅再次收到已經回國了的“增井君寄贈虎門羊羹一包”。
《正倉院考古記》，傅芸子著，文求堂發行，昭和十六年五月初版，印行1685部中之第700部（作者藏）
而更主要的，是魯迅對文求堂出版活動的關注。魯迅生前曾與創造社結過梁子，是以，除個人關系比較親密的郁達夫之外，似乎刻意與創造社諸君保持距離，對郭沫若更是有過著名的“酷評”。可盡管魯迅對文學家的郭不感冒，對作為古文字和古史學者的郭，卻頗在意——文求堂刊行的郭的論著，魯迅幾乎是出一本收一本。
而田中慶太郎畢竟是職業書商，不可能一直做不賺錢的學術出版，賠本賺吆喝，而放棄“主業”——珍本善本交易。據《弢翁藏書年譜》，周叔弢在民國二十二年（1933）、正月31日目下記載：
是月，獲見日本《文求堂書目》，著錄宋、元、明本書凡百餘種，其中多為傅增湘舊藏，尤以北宋本《通典》、紹興本《東觀餘論》最為罕秘，系海内孤本。
二月十二日目下記曰：
從書目獲知，日本藏北宋本《通典》索價一萬五千元，因力弱未能贖，遂以日金一千元收得《東觀餘論》一書，并記之。
《白川記》，傅芸子著，文求堂發行，昭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印行1200部（作者藏）
後在《東觀餘論》的題識中，盡管弢翁自我纾解，謂“以日金一千元購此書（指《東觀餘論》——作者注）歸國，聊慰我抱殘守缺之心”，其實仍在為痛失《通典》而窩心不已：“獨念今者邊氛益亟，日蹙地奚止百裡，當國者且漠然視之而無動于中，餘乃借此故紙，不使淪于異域，書生之見亦淺矣，恐人将笑我癡絕而無以自解也。噫！”
過了沒多久，《通典》即被日本定為“國寶”而不準出口，乃至弢翁“多年之後提起還遺憾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