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3年，書法家柳公權的侄孫柳玭來到成都。他在《柳氏家訓序》中記載：“閱書于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國小，率雕闆印紙，浸染不可盡曉。”這也許是名人在成都逛書店、淘書的最早記錄。成都作為“書香之城”，是如何“煉成”的呢？
1944年成都出土的唐代《陀羅尼經咒》拓片
蜀紙蜀刻本甲天下
兩晉南北朝時期，成都就出現了造紙業。唐、五代時，蜀紙成為皇家貢品，更是朝廷專用公務紙。麻紙享譽全國，王公貴胄寫詩作畫，都花費重金從成都購買蜀紙。英國學者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紙和印刷》認為：“成都從唐代起就是造紙中心。”
唐宋時期，造紙之家主要聚居在浣花溪。司馬光《送冷金箋與興宗》描述說：“勞工剪稚麻，搗之白石砧。就溪漚為紙，瑩若裁璆琳（美玉）。”當時僅浣花溪一帶就有數十上百家的造紙作坊，足見成都造紙規模之大。晚唐詩人鄭谷《蜀中》亦雲：“夜無多雨曉生塵，草色岚光日日新。蒙頂茶畦千點露，浣花箋紙一溪春。”浣花溪的造紙盛況成了蜀中一景。
紙家為何選擇浣花溪？蘇東坡從水質角度分析：“成都浣花溪水清滑異常，以漚麻楮作箋紙，潔白可愛。數十裡外便不堪造，信水力也。”浣花溪水含鐵量低，懸浮物少，硬度不高，紙張潔白光滑，細薄堅韌，女詩人薛濤曾在此制作“薛濤箋”。五代南唐皇帝曾派人到成都“求紙工于蜀”，在江南仿造蜀紙。蜀地後來還出現了“謝公箋”，同樣深受歡迎。
造紙業的發達，促進了成都印刷業的興盛。劍南、兩川版印曆書行銷天下，白居易曾感歎“詩家律手在成都”，詩人的文集為當時的暢銷書，而唐代以來“天下詩人皆入蜀”。
1944年，成都望江樓附近出土“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此經咒為8世紀中葉成都雕版印刷品，是國内現存最早的唐代印刷品實物。據考證，“龍池坊”就在今天春熙路一帶。
宋代，蜀刻“刊行的書籍品種之多，數量之大，品質之精，均遠遠超過從前。”《四川新聞出版史料》記載，當時成都有名的書坊有廣都費氏進修堂、廣都裴宅、西蜀崔氏書肆。北宋徽宗年間，廣都費氏進修堂雕印了司馬光《資治通鑒》294卷，世稱“龍爪本”。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廣都裴宅雕印了《六臣注文選》60卷。宋版蜀刻本反映了中國古代印刷的最高成就，成都作為全國著名的四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史稱“宋時蜀刻甲天下”。
重視文教 文脈相傳
自文翁辦學以來，成都非常重視文化教育事業。除了造紙術、印刷術發達之外，曆代層出不窮的書院、藏書樓文脈相傳，使中國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得以儲存并流傳至今。
鶴山書院建于1210年，為南宋著名理學大師、教育家魏了翁在蒲江老家守喪時所建。魏了翁不但自己講學，還延請當時著名學者講授其間，使“蜀人盡知義理之學”，極大地提高了四川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以他為代表的鶴山學派，将蜀地的三蘇蜀學與洛陽的二程洛學這全國兩大學術流派融合在一起，“洛蜀會同”使宋代蜀學與理學均發展到新的高度。鶴山書院藏書達10萬卷之巨，超過宋初崇文院國家藏書規模。據學者考證，整個宋代書院不少，但藏書上萬卷的僅4所，鶴山書院的藏書量為宋代全國各書院之首。
清代張之洞開設尊經書院，有力地改變了四川學風。蜀中三才子之一的李調元，也是名副其實的藏書大家，私人藏書達10萬卷，置于萬卷樓中。萬卷樓被毀後，愛書成癡的李調元郁郁而亡，“殉書以死”。到了晚清，成都舊書店雲集，淘書如淘寶，融入了成都人的日常生活。1905年，日本人中野孤山在日記裡提到，四川勸工總會每年三月在南門外二仙庵舉行會展，會場“有舊書店，擺放着古圖書”。另一位日本人山川早水曾逛花市，發現“中國雜貨店、古書店、古董店排列于檐下與中庭，除通路外沒有插足的餘地……成都大半的書店都集中到這裡了，不時也能發現珍品。”
嚴雁峰贲園書庫
新中國成立時，和平街16号的贲園是全國儲存古代典籍最多、最好的私家藏書樓。深入贲園書庫皓首窮經的，有著名學者顧颉剛、陳寅恪、馬季明、朱少濱、蒙文通，書畫大家張大千、葉淺予等，它被中國藏書界譽為“成都天一閣”。
成都日報錦觀新聞 小段/文 責任編輯 何齊鐵 編輯 王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