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洪俠
整整39年前的明天，1983年4月23日，深圳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或許是時過境遷的緣故吧 ，這件事現在很少有人提起。深圳值得記住的大事也太多，有些事難免淡出了紛繁的記憶。
不過，您去翻查“深圳大事記”一類書籍，不管舊版或新編，必記載這件事，可見其屬于“大事”無疑了。
我本來也對這件事一無所知。2018年（說起來是新冠疫情前兩年，感覺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查核資料時與這件事迎面相撞，從此大感興趣。經由朋友聯系，那年我在深圳水庫邊上的深圳美術館見到了故事的主人公雷子源。
像出示接頭暗号一樣，我拿出一本名叫《深圳書市》的書遞到老雷眼前。他先是一愣，凝神看了一眼，然後以近乎“奪”或“搶”的力度與速度，從我手中抓過書去，連聲喊道：“你怎麼會有這本書？啊？你怎麼會有？你哪裡來的這本書？”
于是，那個上午，沉寂多年的故事開始一點點鮮活起來，仿佛平靜的水庫水面重起風浪。我越聽越覺得這個故事比我想象得要大，要複雜，我需要和老雷多聊幾次。老雷說，沒問題，我現在住香港，來往深圳很友善，咱們随時約。
後來我們又匆匆見過兩面。然後，疫情就來了，别說是我，生活在深圳的他兒子雷雨也兩三年沒和父母團聚了。前幾天我和雷雨通話，說疫情也不知什麼時候結束，我的“故事”不能再等了，今年深圳書市39周年正日子就要到了。他無奈地說，父母都健康平安，就是見不到面，好麻煩好麻煩。
第二天他發來一條微信，大意是：我父親做了幾十年文化工作，險象環生，數深圳書市這一次最“兇險”。
我明白他的意思。
▲1983年4月23日，首屆深圳書市開幕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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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講的，正是深圳書市的故事。采訪雷子源那天是2018年8月27日，深圳經濟特區38歲生日的第二天，地點是1983年4月23日首屆深圳書市的“出生地”。
我沒想到雷子源個頭那麼高。那年他85歲，腰闆挺直，走路穩健，握手時很用力，眼睛熱情、專注地盯着你，笑容開合得恰到好處。那是見識過很多大場面的笑容。他高聲招呼我坐下，仿佛他依然是這裡的主人。他人生最閃光的那段歲月，就是在這裡鑄就的。一回到這個空間，他會覺得豪情頓生，像是重新回到戰場，再次堅守在指揮員位置上。
▲雷子源
雷子源那天講了許多過去的事，我是以對深圳水庫片區生出強烈的好奇之心。後來，一個冬日下午，我一個人在東湖公園内走了很久，幾乎轉遍每一處步行可以抵達的地方。那些廢棄、閑置或正在裝修的建築，舊貌依稀，風韻猶存，足可讓人揣想當日的喧鬧與繁華。四十多年前，這裡是寶安縣唯一對外開放的區域，是專門接待境外人士旅遊的風景區。
深圳美術館現任館長張燕方是雷子源的老部下，全程參與過首屆深圳書市。那天聽他細細解讀那幾張書市館藏照片後，我一直試着“還原”書市開幕當天的場景。那時這棟建築不叫深圳美術館，而是叫深圳展覽館。4月23日的天氣預報說是“多雲，有小雨，平均氣溫23.6℃”，可是照片裡館門前的小廣場上，天氣亮堂得很，并無雨水攪擾。雷子源站在門前剛剛搭起的彩樓前，感覺自己很有些豪情滿懷的樣子。
一陣鞭炮響起，人人心花怒放。經過半年籌備，首屆深圳書市終于開幕了。近萬種境外圖書擺滿展覽館三個大廳。一萬種啊！内地什麼時候何曾有過這麼多境外圖書一起出現？而且還專為它們辦個書市？他在腦子裡重新走了一遍“展線”。他一手布置的，隻要一想，展廳的格局就在他腦子裡浮現：一進大廳，第一眼看見的是字典、辭典類工具書；進入中央大廳，史地、社會科學、文學藝術和醫藥衛生類圖書依次陳列。這些書都是他們去香港一本一本挑來的。而他對香港，可是一點都不陌生。
▲雷子源（左）講述書情、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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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子源1933年出生在香港一個商人家庭，1941年12月日本人占領香港後，他随家人回祖籍廣東台山避難。1951年，新中國到處需要年輕人參與建設，正在台山讀高二的雷子源決定不回香港了，也不等高中畢業了，馬上去廣州找工作。這位人高馬大、長相英俊又有文化的年輕人，很受招工機關歡迎。軍政大學？他不想去。許多人選财稅部門，他也不感興趣。雷子源說，我喜歡看書，我去新華書店。
18歲的雷子源如願去了廣州新華書店華南總分店，配置設定到推廣科與讀者服務科工作。科長姓黃，叫黃毅。他們同僚的時間雖然不長，奇妙的是，幾十年後他們竟然在深圳重逢了。
1952年，黃毅回到香港。1953年，廣東省新華書店為加強邊防地區的文化宣傳，決定派雷子源去寶安縣深圳鎮新華書店工作。那年8月15日，他來到了深圳。
“你知道嗎，”那天采訪時雷子源苦笑着回憶說，1976年9月5日，當時的縣“革委會”召集文化局、基建辦、僑社等機關負責人開會，決定要在深圳水庫遊覽區開辦一個展覽館。“他們開完會第二天，文化局上司找我談，讓我去接手展覽館。我當時已在文化局工作，我說我考慮考慮。我不是嫌官小，是錢太少啊！隻給八千塊錢，怎麼搞展覽？”
“幾天之後，9月9日，你也知道，中國發生了大事。”雷子源說。“到了十幾号吧，上司又把我找去了，說毛主席逝世了，全國人民都在悲痛之中，去不去展覽館你還好意思考慮？趕快上任！”
接過展覽館的房門鑰匙，順着那條坑坑窪窪的土路，雷子源騎單車騎了快一個小時，來到了水庫邊上孤零零一排房子的門前。推門一看，裡面連一張凳子都沒有。
執掌展覽館後，在北京的邵宇、廣州的黃新波等人幫助下，雷子源辦了幾個有影響的展覽。所謂“有影響”，就是要把深圳河對岸的香港人吸引過來；來得越多，影響越大。1978年的春天，他的老上司黃毅出現在了香港人參觀深圳展覽館的人群中，而負責接待的正是雷子源。廣州一别三十年，二人竟在深圳不期而遇，雷子源管這次重逢叫做“他鄉遇故知”。
此時，黃毅已是當時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香港總服務處的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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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子源回憶說，1980年初夏的一天下午，深圳悶熱異常，他忽然接到通知，說市委第一書記吳南生要在新園招待所約見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需要陪同前往。雷子源現場聽到吳南生對藍真、黃毅、王桂鴻等人說：“你們相信吧！特區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必然會帶來文化建設的高潮；歡迎你們捷足先登，來深圳投資興辦文化事業。”吳南生又囑咐雷子源說，你們和香港朋友合計商量一下，可以先搞個畫廊，展示中華傳統書畫和文房四寶等，給特區開一扇文化之窗。
1980年10月，深圳市政府還不叫“深圳市人民政府”，而是叫“深圳市革命委員會”。這個月的4日，革委會發了一份242号檔案，内容是：
深圳展覽館：報來與香港博雅藝術公司聯合開辦深圳博雅畫廊協定書收悉。經審查，同意。
我在深圳檔案館找到了檔案中提到的協定書。這已是一份展現當年深圳人敢闖敢試精神的文獻了。雖然深圳博雅依然算是“文化視窗”，但從這份協定開始，這個“視窗”不僅要展示、銷售内地的書籍與畫作，也可以進口境外的包括書籍在内的文化商品。1981年7月，深圳博雅正式營業。深圳第一家深港合作的文化企業就這樣誕生了。黃毅是博雅畫廊的首任董事長，雷子源是總經理。二人計議：香港的幾家出版社1980年已經在北京搞過一次中文書展了，但品種太少，不過兩三千種，為什麼不在深圳搞一個大的書市？
1982年10月12日，深圳博雅畫廊給深圳市委打報告，要求和中華書局香港分局聯合舉辦“深圳書市”。18天之後，深圳市委宣傳部複函給“深圳博雅畫廊并市文化局”，說“經請示市委，同意你們提出的舉辦書市的意見”。不僅是同意舉辦，複函對如何選書、如何結算都有非常具體的指導，還原則同意了給書市使用的外彙結算用十五萬美元名額。
書市開幕那天，中宣部出版局、文化部出版局、新華社香港分社、三聯、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香港總管理處和深圳市委、市人民政府的主要上司悉數到場剪彩。黃毅當然也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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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雷子源時讓他大為驚訝的那本《深圳書市》，我是從網上搜購的。說這是一本書當然沒錯，但其實隻是一冊内部印行的深圳書市參展圖書目錄：平裝，繁體橫排，1983年4月香港印刷，304頁。據書中所列“訂購、選購圖書須知”，當年參加書展的人應該人手一本，現場選中書後，即查找書中相應編号和定價，填入書後所附的訂購單中。
不過，近四十年過去，此書的實用性雖已為零，而文獻價值卻與日俱增。說它是“深圳閱讀史上的重要文獻”也絲毫不過分。
▲《深圳書市》其實隻是一冊内部印行的首屆深圳書市參展圖書目錄。
記得初翻此書時，我内心的激動難以言表。誰能想得到呢？那些現在已成“傳說”的大書，那些眼下到處找都找不到、找不齊的書，那些如今舊書網上價格高不可攀的書，像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81年初版的沈從文先生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等，1983年都曾經在深圳水庫西北角幾間還算敞亮的房子裡出現過。
且說某次翻到《深圳書市》第44頁時，我大吃一驚！金庸！12部金庸武俠！明河版！書市訂購編号從241341，排到241352！
香港原版豎排繁體金庸武俠小說，1983年為什麼會在深圳出現？
老雷說，深圳當年曾向香港派出了一個高規格的“赴港選書小組”，由一名市上司帶隊，市委宣傳部、市文化局以及博雅畫廊均派員參加。他們當時下榻的酒店房間裡滿滿當當堆滿了各出版機構送來備選的圖書，一萬多種書他們都一本本翻看，遇見“情況”，共同商議處置辦法。市上司很信任雷子源，說：“你認為有問題，就不進。你說了算，不然讓你當總經理幹什麼。”雷子源明白這句話的重量。
“選書小組”幾乎人人喜歡讀武俠，他們都覺得深圳書市上不能少了新派武俠。但是，此前内地還從來沒有哪個機構正式進口過金庸作品，要開這個先例，可能有風險。最終他們經過請示，專門給金庸武俠定了一條原則，叫“先進後審”，即先進口再說，根據情況再進行審讀。
首屆深圳書市圓滿成功。在1983年5月31日送出給市委的書市總結報告中，雷子源他們沒有回避武俠小說過于火爆的問題，并專門寫了一段帶有“自我檢討”味道的文字：“要加強對圖書的宣傳介紹，善于引導和幫助讀者選書。……書市展出了幾十種港版武俠小說，各地選訂時，一些機關偏重或全部選訂這一類武俠小說。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婉言解釋，提出此類武俠小說一是不宜于大量在普通讀者中流傳閱讀；二是不能接受大量訂購，以免過多消耗國家的寶貴外彙；三是如大量發行這類書，書市就會走向單純經濟觀點的邪路。是以隻允許省市以上圖書館每種訂一套。”
這已經有些像檢讨了。而且，一二三四，又是“外彙”，又是“邪路”，哪裡還是“婉言解釋”？估計雷子源他們耍了一點“醜話說在前頭”的言說政策，以防萬一有人發難，他們也有個退路。即使如此，後來 “内參事件”及其嚴重程度，還是大大出乎了他們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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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如果你突然想讀金庸武俠，盡可随便走進一家書店或選一個圖書電商，想買哪種就買哪種，新版舊版典藏版青少年版随意購，随便讀。如果想收藏，那就去舊書網逛逛，明河版、三聯版、遠景版都有，隻要肯花高價，沒有買不到的版本。你會認為這一切都很普通，很正常。
可是，你哪裡知道，1980年代初，新派武俠和封建迷信讀物、港台靡靡之音、誨淫誨盜小說、明星秘聞報刊以及喇叭褲、蛤蟆鏡、披肩發等，同屬不健康、很腐朽、要抵制之列。就是在這種氣候下，1983年4月23日，12種香港明河版金庸武俠小說赫然出現在了首屆深圳書市上。這是原版香港新派武俠首次穿邊境，過海關，登深圳而入書市。
内地要到1985年才第一次出版金庸正式授權的作品，即天津百花版《書劍恩仇錄》，之後直到1994年，三聯簡體版“金庸作品集”才浩浩蕩蕩問世。深圳與香港關系如此緊密，《深圳特區報》上第一次出現“金庸”二字，也要到1986年了。
我和雷子源聊深圳書市，每次他都會說起金庸武俠；而說起金庸，他又必會說起仿佛忽然從天上掉下來的那份内參。時間過去近四十年，提起此事他仍然有些憤憤不平，不平中又有幾分洋洋自得。
1983年的冬天，一位記者在廣西采訪，轉到柳州，發現路邊一書攤正在售賣香港原版豎排繁體的金庸《飛狐外傳》，頓時警覺，疑有敵情，即質問攤主從哪裡走私來的資産階級封建迷信反動庸俗小說。那攤主隻是想靠賣金庸武俠賺點錢貼補家用，哪裡想到這書竟然“毒草”一般。又見眼前這人說話理直氣壯，似大有來頭，于是心先虛了，不敢有半點兒隐瞞，說是自己跑到特區千辛萬苦在深圳書市上買的。那記者聞聽此言，随即殺到深圳暗訪。那時深圳書市早已閉幕，但開在東門解放路深圳戲院街對面的博雅畫廊還是有金庸作品在賣。他馬上寫了一份内參。沒多久，内參由省裡轉到深圳。據知情人回憶，這份内參說，深圳書市公然販賣香港出版的武俠小說《飛狐外傳》，用“封建迷信、荒誕不經”的思想毒害讀者。
誰都知道這意味着什麼。雷子源趕緊攥着内參影印件去找市上司說明情況。熟讀《資本論》的市上司讓人找書來仔細看了一遍，評價是“基調還是健康的，不是什麼洪水猛獸，不能說是壞書”。
雷子源還給我講了另一件事。原來，那年冬天他專門去了一趟北京，任務是去時任中宣部新聞出版局局長邊春光的辦公室當面檢讨。他認識邊春光。深圳書市開幕時，邊局長是主席台上的剪彩嘉賓。
“邊局長，我是來檢讨的。”雷子源到了邊春光辦公室後馬上直奔主題。
“噢，”邊春光笑了，“内參點名批評你們那事？”
雷子源苦笑點頭。
“書市上金庸的書有多少種？”邊春光問。
“十二種。”雷子源答。
“那你們書市一共進口了多少書？”
“一萬多種。”
“是以嘛老雷，”邊春光說，“你不用緊張。一萬多種書，有十二種書不該進口是吧？占多大比重呢？千分之一嘛！”
邊局長又伸出兩隻手掌，說：“這十個指頭，你連一個指頭的錯誤也不夠啊。”
“你知道嗎？”采訪那天雷子源拍着我的膝蓋說，“我辦深圳書市，搞各種改革，闖各種關，受各種委屈，我沒有哭過。可是，那年在北京，聽了邊局長那番話，我流淚了。那段時間我壓力太大了。聽邊局長這麼一算賬，我心裡那塊石頭才真正落了地，眼淚就再也止不住了。”
兩年前我制作“夜書房版深圳40年40本書”書單時，堅持将“金庸作品集”列入其中。許多朋友質疑，說金庸既非深圳人，“飛雪連天射白鹿”之屬亦非為深圳而寫，更不是寫深圳，為什麼要給金庸武俠戴一頂深圳帽子？
我說，金庸于深圳城市閱讀史而言，有兩件意義深遠之事，其一，首屆“深圳書市”開金庸香港原版新派武俠小說内地傳播之先河；其二，2000年後金庸多次來深圳參加讀書活動，并欣然出任深圳讀書月特别顧問。如今他的名字依然每年會出現在讀書月顧問名單中，隻不過名字上多了一個黑框。這是讓大師每年深圳讀書月接受萬千讀書人緻敬的特殊方式。
不過，我承認當初我選“金庸作品集”有考慮不周之處，此刻我隆重修訂：将“金庸作品集”換成“《飛狐外傳》”！
1933年
雷子源出生于香港。
1941年
日本人占領香港後，随家人回祖籍廣東台山避難。
1951年
如願配置設定到廣州新華書店華南總分店工作，并結識了黃毅。
1952年
被派到寶安縣深圳鎮新華書店工作,是以來到深圳。
1976年
執掌深圳展覽館，此後辦了幾個有影響的展覽。
1981年
與香港博雅藝術公司聯合開辦深圳博雅畫廊,雷子源為總經理。
1982年
深圳博雅畫廊給深圳市委打報告，要求和中華書局香港分局聯合舉辦“深圳書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