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人民公認的中華民族救星一文，給讀者還原一個真實的曆史

一、決策層外的觀察與憂慮

朱德是1926年7月12日從俄國回到闊别了4年的祖國的。他1922年出國前，從投身辛亥革命起，已經為實作孫中山的革命理想奮鬥了11年，個人雖然已經有高官厚祿了，但卻看不到革命勝利的希望。革命為什麼總是失敗？他找不到答案，隻是感覺到“一定是在某個根本性的問題上出了毛病”。他毅然抛棄高官厚祿，一定要找到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上出了毛病”的症結在哪裡和怎樣解決它的答案。就像他和孫炳文在出國前對孫中山說的那樣：“我們決定到外國留學，在重新回到中國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會見共産黨人，研究共産主義。”因為“共産黨人知道一些我們應該知道的事情”。回到祖國的朱德已經不是4年前的朱德。經過4年的思想磨砺，他已經從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革命的發展和前途，已經完全沒有出國前的那種彷徨、混亂、悲觀和失望了。他已經找到了認識和解決中國問題的鑰匙——馬克思列甯主義。朱德對黨和人民革命的事業充滿了必勝的信心。

朱德回國時，國共合作進行的北伐戰争剛剛開始。陳獨秀配置設定他去四川穩住軍閥楊森的部隊，目的是阻止楊森與控制湖北的北洋軍閥吳佩孚勢力結盟，減輕國民革命軍攻占武漢的阻力。

随着北伐運動勢如破竹地深入發展，就在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漢以後，整個中國革命的形勢變得異常複雜。各種新舊沖突沖撞異常激烈，特别是中國共産黨上司下開展起來的轟轟烈烈的工農革命運動，攪得代表地主資産階級的國民黨右派們寝食難安——他們預感到革命發展勢頭對他們的極大威脅。在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預演之後，他們終于在1927年以“四一二”和“七一五”為标志徹底地背叛了革命，使以北伐戰争為先導開展起來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宣告失敗。這是由于黨的中央委員會盛行教條化，把馬克思列甯主義、共産國際決議和俄國革命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黨的核心上司完全聽命于共産國際和蘇共代表的意見造成的結果。

朱德是一個自覺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回國後以飽滿的熱情投入黨的工作，以高度的組織紀律性要求自己，出色地完成了黨交辦的各項艱巨任務。朱德在完成各項具體任務過程中，看出了黨的方針政策存在着方向性錯誤，預感到将有不測災難發生。他目睹了“四一二”和“七一五”的悲慘情景，感到非常痛心，認為這完全是由于黨犯了方向性錯誤所造成的巨大災難。

處在黨中央決策層外的朱德，在黨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上是沒有話語權的，黨内也沒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存在，但是，他從執行黨的各項具體決策中感受到了黨在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上的巨大隐憂，特别是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上，他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第一，朱德對黨中央一切聽命于共産國際和俄國黨代表的訓示就有自己的看法。朱德認為，“不論俄國人有什麼樣的建議”，中國革命要靠中國人自己。他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3年和1915年的革命為例，說明沒有外國人策劃，中國人同樣把革命開展起來了。在朱德看來，如果共産國際和俄國人真的想幫助我們，“俄國人隻需把革命方法告訴我們”就足夠了，不應該包辦我們的革命。朱德認為“中國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朱德産生這種思想和看法的時候，國共合作舉行的北伐戰争正在轟轟烈烈的進行中。

第二，朱德看到黨在與國民黨合作時放棄上司權和不建立自己的軍隊感到非常不了解。他把陳獨秀置共産黨于國民黨的上司之下，“而從不想到在基本的革命問題上，争取自己的上司權”和不建立自己的軍隊，斥之為“右傾機會主義”政策。他說黨的“機會主義上司不要軍隊，把軍隊交給資産階級，而片面強調搞群衆運動，自己的黨員不在軍隊中當軍官，隻幫助人家做政治工作，實在很蠢！”

第三，朱德對陳獨秀拒絕武裝工農、不搞土地革命，認為是放棄革命。從自己出生農民家庭，結合自己入黨前投身辛亥革命後十餘年的鬥争經曆，朱德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問題集中在土地和農民運動上，認為這是革命的根本問題”。朱德針對黨的主要上司人拒絕武裝勞工農民的行為說：“勞工和農民應該武裝起來，挽救革命，免得從内部被出賣。”多麼深刻啊！

朱德所憂慮的問題終于變成了血淋淋的現實。蔣介石、汪精衛背叛了革命，國民黨對曾經竭誠幫助過他們的中國共産黨及其上司的工農革命運動實行屠殺政策，中共黨員由6萬人減少到1萬人，數十萬勞工農民群衆遭到殺害，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慘痛失敗。

二、挺身而出轉變革命方向

面對國民黨的瘋狂屠殺政策，中國共産黨内的有識之士們奮起反抗。也是在共産國際的支援下，黨果斷地停止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上司，改組了中共中央常委會，組成了由張太雷、張國焘、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組成的臨時中央常委會。

7月中旬，中央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8月1日，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委上司下，舉行了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始了土地革命。緊接着，8月7日，中央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認識到黨在關系革命成敗的三個問題上犯了右傾錯誤：一是在同國民黨的關系上，實行退卻投降政策，放棄了無産階級上司權；二是在武裝問題上，不懂得黨掌握槍杆子的極端重要性，沒有武裝工農，建立強大的革命軍隊；三是不積極支援和上司農民運動，不敢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正是這些錯誤葬送了大革命的大好形勢，使黨上司的革命力量遭到重創。

前述朱德對黨的方針政策的看法和對中國革命根本問題的認識和主張，從黨的“八七會議”的總結分析中得到了印證。一個身處黨的決策圈外的人，能娴熟駕馭整個革命形勢，能看出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能看出問題的症結和必須采取的措施，沒有對中國革命曆史和現狀的深刻認識和體驗，沒有深厚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和雄才大略，不可能有這樣的真知灼見。

盡管“八七會議”批判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開始了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興起的曆史性轉折，但這時的黨中央并沒有完全擺脫共産國際和俄國經驗的束縛，仍然保持着在他們長期影響下形成的思維慣性。從大革命失敗到1928年底，黨在全國各地發動上司了100多次武裝起義，其中包括八一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這樣的大型暴動，都是以奪取中心城市為目标。這100多次的起義都以悲慘的失敗告終，“拼得幹幹淨淨，使自己遭到徹底失敗。”[9]共産國際和俄國的“城市中心論”給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所造成損失，是難以用言語表達的，而中國革命從失敗走向勝利的道路是從朱德毛澤東開始的。

衆所周知，秋收起義是以攻克長沙為目的的。上司秋收起義的毛澤東奉命率部去攻打長沙，因為打不下，失敗了被逼上井岡山。毛澤東曾多次說過，他從一介書生成長為軍事家，除了時代條件和湖湘文化傳統的影響之外，上山打仗，一打就打了20多年，是國民黨蔣介石逼他“上梁山”的。上了井岡山的毛澤東被“逼”得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國的革命道路該怎麼走的問題，可以這樣說，這時的毛澤東才真正認識到了共産國際和俄國的“城市中心論”不适合中國的國情，從此才轉變革命方向，萌發并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此前毛澤東主張的要重視工農武裝和農民運動、要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要掌握槍杆子等等，都沒有離開為“城市中心論”服務，仍然走的是陳獨秀把工農“當苦力”利用他們去攻打大城市服務的道路。毛澤東喊出“反對本本主義”，強調“中國革命鬥争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應該說這是毛澤東從思想認識上擺脫“城市中心論”的标志，時間是1930年。

朱德比毛澤東被“逼”的更早。首先，他投身辛亥革命後苦鬥了11年，逼得他毅然抛棄高官厚祿去尋找革命真理。當他找到馬克思主義以後，就對自己的革命經曆進行了深刻總結，對德、法等歐洲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深入考察，親身感受了俄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對什麼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有了全面而清晰的認識。其次，他牢固地樹立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和方法論，對如何在中國這個特殊的國情裡進行社會革命，采取什麼鬥争方式和道路一步步地去實作馬克思列甯主義描繪的美好前景，可以說，朱德回國時已經成竹在胸。猶如一個功力全面的演員，他隻差一個展示才華的舞台了。

八一南昌起義也是在“城市中心論”指導下發動的。雖然朱德也是起義指揮部的上司成員之一，但不是核心成員，他仍處于執行黨的決定的層面，隻能盡力執行黨交給他的任務。不管是起義前黨要他在南昌所做的各項準備工作，還是起義後被任命為第9軍軍長，起義軍撤離南昌向廣東進軍時擔任前衛，給主力部隊開道并準備糧食和宿營地，還是在“三河壩”分兵後擔任後衛任務，朱德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朱德是以人民的現實需要作為判斷黨的方針政策是否正确的。用現在的話來說，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在南下廣東途中，不顧軍務繁忙，朱德都要抽出時間深入群眾，了解民情。他看到：“江西農民被壓迫的情況和我家鄉的農民一樣深重，甚至于更窮苦，更絕望，更悲慘。江西大部分是山區，收成很差。地主索取的地租高達收成的70%，大多數農民每年不得不向地主借高利貸，以緻這一輩子，下一輩子乃至子子孫孫都償還不清，永遠為地主做牛做馬。他們窮得連鍋裡一滴油都不沾，一次頂多能買一把鹽。他們隻能把一撮鹽溶在一碗清水裡，用青菜蘸着鹽水來下飯。他們形容枯槁，衣不蔽體，隻字不識，住的是又黑又髒的小屋，村子圍着泥牆，隻有一個門。”而地主卻是另一番景象，“石城縣更是其他各縣的典型。這地方的大部分土地為姓雷的一家人所有。雷家有兩個人是國民黨軍官，其中一個還是将軍，指揮着當地的部隊。全家在城裡有一幢住房，此外，在古老的山寨裡還有一所鄉間宅邸，儲藏着糧食現款和其他财寶。除了佃戶外，還有幾百名相當于農奴的長工在地裡幹活，吃得差，住得壞，頂多能穿上雷家人扔掉的破爛衣服”。一個率軍與敵人正在進行殊死戰鬥的将軍，不忘深入作社會調查，面對這些實實在在的社會現狀，他心中會引起什麼波瀾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組織南昌起義的指導思想沒有擺脫“城市中心論”的窠臼和束縛，同樣是犯了方向性的錯誤。起義成功後沒有順勢深入農村與農民運動結合起來進行土地革命，而是南下廣州，重新掀起革命高潮。

方向性的錯誤是緻命的。南下廣東後，主力部隊在汕頭全軍覆沒，指揮部上司成員也散了：賀龍和劉伯承去了上海，劉伯承随即去了莫斯科，在伏龍芝軍事學院進修；賀龍則溯江而上回到湘西故裡，又組織了一支隊伍繼續革命。葉挺和葉劍英留在香港照顧周恩來，他患了瘧疾昏迷不醒，待康複後也動身去了莫斯科。葉挺、葉劍英留在華南，後來參加廣州起義，也在經過浴血奮戰後失敗了。

敵人在消滅了起義軍主力後，留在“三河壩”殿後的朱德所率3000人就成了敵人的眼中釘。他們從三面對朱德部隊形成合圍之勢，企圖一口吃下他們。由于與指揮部失去了聯系，朱德對主力被打敗的消息一點也不知道，在當地農民的全力支援下，奮力組織部隊與數倍于自己的敵人苦戰了三天的時間，終因傷亡近半，隻好組織撤出戰鬥。當他們在農民戰士帶領下撤退到廣東饒平時，遇到了賀龍部隊——“教導團參謀長周邦采帶領的從潮安退下來的起義軍官兵200多人”，才知道了主力部隊在汕頭一敗塗地的消息。

整個黨的組織和軍事指揮系統解體了，主力打散了，朱德怎麼辦？整個部隊這時被失敗情緒籠罩着，士氣低落，人心渙散，部隊面臨解體的危險。就在這個危難時刻，朱德挺身而出，擔當起曆史賦予的重任，決定立即将這點幸存的部隊帶出危險區域。他在茂芝的全德學校召開了簡短幹部會議，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進，直奔湘南，到那裡去找個落腳點”，然後到敵人力量薄弱、農民運動基礎較好的湘粵贛邊界地區去的戰略決策。

朱德把已經倒下的旗幟重新扶起，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為黨和人民革命事業儲存了有生力量。并在此後的艱難困苦環境下，以自己的雄才大略扭轉了乾坤，把中國革命帶上了正确方向。

三、排除幹擾開創革命新局面

朱德率領着剩下的2000餘人穿梭在崇山峻嶺之中，為了不被強大的敵人消滅，隻好夜晚行軍，白天就在叢林中露宿。他們一無給養，二無援兵，處境十分困難。更令朱德頭痛的是在軍師團級幹部中彌漫着悲觀絕望情緒，他們認為革命已經失敗，資産階級已經背叛了革命，再度與封建地主和帝國主義聯成一氣，成批地殺害共産黨人和工農骨幹；認為敵人的勢力大得無法抵抗，如果還要繼續進行革命鬥争，就是不折不扣的冒險主義了。是以，他們主張解散隊伍。

朱德除贊成他們對于反革命的分析外，但絕不接受他們的結論。他說：“如果接受了這種結論，就等于出賣革命。”他對那些主張解散隊伍的進階幹部們說，你們出去後可以安全無事地獲得職業活下來，有條件的還可以回鄉或者出國什麼的。“可是勞工和農民都辦不到。人民絕對沒有後退餘地，他們不是作戰到底，直到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成功，就是被迫重新陷入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壓迫的深淵。”朱德還指出：“勞工和農民窮得已經到了不作戰便死亡的地步，打死了總比當奴隸而雷射榮得多。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心頭燃燒着希望的火焰，他們需要的是上司，而我們也可以上司。……放棄了他們就是背叛。至于我自己，隻要還有一個人和我留下來，我就繼續戰鬥；就是這個人也開了小差，我敢說，我還能發動起另外的人。我拒絕向軍閥主義投降。我已經標明了人民革命的道路，我要堅持到底。”

很遺憾，這些人是被革命洪流卷進革命隊伍裡來謀求個人發展的，他們哪有朱德的眼光和胸襟。他們壓根就聽不進朱德的開導和規勸，繼續進行渙散軍心的活動，不少人在他們影響下不辭而别，有的甚至整班整排地自動離開，破壞群衆紀律，侵害老百姓利益的事也時有發生，使整個隊伍難以為繼。部隊有頃刻瓦解的危險，南昌起義後幸存下來的這點革命火種有立即熄滅的可能。

朱德好不容易地把隊伍帶到了江西安遠縣天心圩，他決心對部隊進行一次思想整頓，在教育的基礎上與失敗主義者們攤牌，以自願的原則解決去留問題，絕不容許他們繼續腐蝕部隊。他親自召開全體軍人大會宣講革命形勢和任務，指出革命一定會成功的條件和理由，困難是暫時的，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朱德發表了一個多小時激動人心的講話，堅定了許多人的革命信念，他最後說：“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敗了，我們的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是我們還要革命的。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粟裕回憶說：“朱德同志這些铿锵有力、擲地有聲的話語，精辟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展示了革命必然要向前發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陳毅回憶說：“人們聽了朱總司令的活，也逐漸堅定，看到了光明前途了，當時如果沒有朱總司令上司，這個部隊肯定地說，是會垮掉的”，“朱總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裡，在群衆情緒低到零度，灰心喪氣的時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衆的革命信念，這是總司令的偉大。沒有馬列主義的遠見，是不可能的”。周恩來在朱德六十壽辰上的祝辭另一段中說：“你在革命過程中，經曆了艱難曲折，千辛萬苦，但你永遠高舉着革命火炬，照耀着光明的前途，使千千萬萬的人民能夠跟随着你，充滿了信心向前邁進。”周恩來的話說得多麼的貼切！

那些不堅定分子主要是高中級幹部和被他們影響較深的人，最後走的還有800多人。由于處境險惡，不容許朱德從容地對部隊進行整改，但他立即成立了一個沒收委員會，宣布隻有沒收委員會才有權沒收地主财産，不允許各行其是，破壞紀律。部隊的人雖然少了，但失敗主義者走了以後沒有消極因素了，部隊裡充滿了一股新希望的精神。這是朱德對部隊進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整頓的結果，史稱“天心圩整頓”。部隊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精神面貌為之一新。朱德率部直撲信豐，打垮了地主民團，沒收了地主錢财和糧食，解決了已經影響到部隊健康狀況的極度貧乏的物質問題。趁着高揚的士氣，朱德從信豐出發，一鼓作氣攻占了江西西南的鎢城大庾。大庾地處贛粵邊境，并有良好的革命傳統，北伐時原鐵軍第四軍還留有一個運輸站，存有幾百套被服和其他軍需用品。站上的負責人把物資交給了朱德部隊，人也加入了隊伍，幾百名鎢礦勞工和當地農民參了軍。而且，原來離隊出走的200餘人也要求歸隊，朱德毫無偏見地歡迎他們回來。

就在朱德率部從信豐到達大庾時，國民黨新軍閥各派之間重新開戰，爆發了粵系、桂系、湘系軍閥的混戰。他們忙于互相争奪，不得不暫時放松了對起義軍的追擊。朱德抓住時機，決定對部隊進行一次整編。因為這支部隊從福建饒平出發時是由幾個部分集攏在一起的，主要有周士第的一部分，潮汕主力失敗撤出的一部分和朱德原來指揮的一部分，七零八落，不成建制。朱德在陳毅協助下做了兩件事：一是整頓了黨團組織和紀律，二是統一整編部隊。

部隊中的黨組織是北伐時就有了的，但隻是在上層上司機關和軍官中有少數黨員，在士兵中，除了少數連隊外，一般連隊還沒有黨團員。是以，黨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層和士兵中去。這次整頓，重新登記了黨、團員，調整了黨、團組織，成立了黨支部，使黨的組織成了堅強的上司核心，進而把軍隊完全置于黨的絕對上司之下。雖然當時由于黨員人數不多，也還不知道把黨支部建立到連隊去，但他們卻采取了選派一些優秀黨員去基層擔任指導員和把一部分黨、團員配置設定到各個連隊中去，加強了黨在基層的工作。

他們在整頓黨、團組織加強部隊政治說服的同時，對這支不成建制的部隊進行了統一整編。因失敗主義者離開部隊以後，原來的軍、師、團已名不符實，成了空架子，朱德把這些部隊整編為一個縱隊，自任縱隊司令，陳毅任縱隊指導員（即黨代表），王爾琢任縱隊參謀長。設一個步兵支隊，由3個步兵大隊組成；将原來各軍師團的殘部及零散的人員編為一個特務大隊；同時，組成了一個機炮大隊，裝備了一門八二迫擊炮、兩挺重機槍、兩挺手提式機槍；還将編餘的幹部組成了一個教導隊，直屬縱隊部上司。縱隊司令部以朱德的第九軍軍部為基礎建成。朱德在江西大庾對部隊的整編，史稱“大庾整編”。

這支經過整編的部隊面貌煥然一新，部隊的組織狀況和精神面貌都大為改觀，形成了一個堅強而鞏固的戰鬥集體，從福建饒平出發向西轉移途中的那種絕望情緒早已蕩然無存，已成為一支組織精幹、指揮靈活的戰鬥部隊。

朱德率領着整編後的部隊繼續尋找“落腳點”，于11月初到達湘粵贛三省交界山區崇義縣的上堡地區。上堡一帶在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非常高漲，革命影響較深，有着很好的群衆基礎，又是一片連綿的山區，便于部隊隐蔽活動。朱德率部從南昌出發後，經過3個月的行軍和作戰，到了上堡才算站穩腳。為了使部隊适應新時期的工作任務和作戰方式，朱德抓住這一時機對部隊進行戰略戰術整訓。

在這次整訓中，朱德普遍對部隊進行任務轉變的教育，着重宣講新時期軍隊的新任務：由過去單純的行軍打仗，轉變為除了行軍打仗還要深入農村發動群衆，打土豪、分田地和幫助地方建立政權。在普遍教育的基礎上，技戰術整訓和恢複被壓制下去了的群衆組織同時展開，從實踐中訓練和鍛煉了部隊。

為什麼要抓部隊的軍事技戰術訓練？因為部隊中的指揮員多數是原來葉挺獨立團的，不少出身黃埔軍校，在共産國際和俄國顧問的直接影響下隻知道打正規戰的那一套；戰士有許多參加過北伐戰争，接受的也是正規戰，南昌起義後也一直打正規戰。而現在形勢和任務都變化了，以城市為中心的那一套已不能再用，部隊轉移到了山區，走上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就要由正規戰向遊擊戰轉變，學習遊擊戰的戰略戰術。他們每隔一兩天上一次大課，小課則保持天天上，主要是要求部隊從打大仗轉變為打小仗，也就是打遊擊戰，把“一線”式戰鬥隊形改為 ‘人字’戰鬥隊形等。朱德後來說：“我們由福建退至江西，開始被迫上山，被迫進行遊擊戰争。這有一個好處，從此以後即開始轉入正确的方向——遊擊戰争的方向，不是采取過去占大城市的辦法，而是實事求是，與群衆結合，發動群衆起義，創造革命根據地。戰術也變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沒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 ‘遊’。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還能得到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由毛澤東帶去湖南參加秋收起義、伍中豪率領的一部分原北伐軍武漢警備部隊，跟随毛澤東上井岡山後在一次戰鬥中與毛澤東沖散了，他們輾轉來到上堡，也參加了朱德的技戰術整訓。在這裡，朱德第一次從伍中豪的到來知道了毛澤東去了井岡山的消息，并立即派出代表去井岡山與毛澤東取得了聯系。

朱德率部在上堡整訓了20天左右，完成了對部隊戰略戰術轉變的整訓，整編後的部隊改名為工農革命軍。這次整訓，史稱“上堡整訓”。朱德對部隊的“天心圩整頓”、“大庾整編”和“上堡整訓”，史稱“贛南三整”。

從此，朱德率領着這支全新的部隊在湘粵贛三省結合部開展廣泛的遊擊戰，進行土地革命和協助地方建立人民政權，特别是組織上司和支援中共湘南特委發動的“年關暴動”，是黨上司的土地革命初期規模最大、成果豐碩、影響深遠的一次農民起義，它使大革命失敗後處于低沉狀态的革命群衆得到很大鼓舞，工農革命軍的力量也得到很大發展，并且獲得了一批幹部，如黃克誠、蕭克、鄧華、楊得志、唐天際等，就是在這時帶領當地農民起義軍投奔朱德隊伍的。蕭克在《湘南起義史稿·序》中是這樣說的：“從1928年元月宜章年關暴動揭開序幕，到1928年4月，朱德、陳毅同志率領南昌起義軍和湘南農軍共一萬餘人，同毛澤東同志上司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會師，曆時3個多月。在這3個多月内，以武裝暴動建立了宜章、郴縣、耒陽、永興、資興、安仁等6個縣的蘇維埃政府；組建了3個農軍師和兩個獨立團；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革命風暴遍及20幾個縣，約有100萬人以上參加了起義。可以說，我黨所發動的一系列農村武裝起義，規模如此之大，參加人數如此之多，堅持時間如此之長，實屬罕見。”朱德後來說：“湘南起義發動了群衆，這個方向是對的。但當時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推行了 ‘左’傾盲動主義，亂燒亂殺，結果脫離了群衆，孤立了自己，雖然占領了湘南10多個縣城，但最後遭到失敗退出湘南，就上井岡山同毛主席會合。”朱德回憶與毛澤東會師的情景說：“1928年4月28日，我們南昌起義留下來的這部分隊伍和湘南地方武裝，在甯岡縣的砻市同毛主席直接上司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了，于5月4日在砻市召開了慶祝會師大會，宣布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以後改稱紅四軍）。從此在毛主席的直接上司下，我們這支工農紅軍的主力就日益發展、壯大和堅強起來了，在鞏固和發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争中，取得了許多重大的勝利。”

“朱毛”會師井岡山，開始了中國革命新航程，但首要的問題是鞏固根據地建設。朱德後來說：“從這時以後，我們這支隊伍才開始有組織的遊擊戰争。關于遊擊戰争，我還有點舊的經驗。過去從1911年辛亥革命開始，在川、滇同北洋軍閥等打仗，打了10年，總是以少勝衆。在軍事上的主要經驗，就是采取了遊擊戰争的戰法。記得在莫斯科學習軍事時，教官測驗我，問我回國後怎樣打仗，我回答：戰法是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當時還受到批評。其實，這就是遊擊戰争的思想。是以，在這一點上，我起了一點帶頭作用。”短短數語，透出了朱德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設的偉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