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人民公认的中华民族救星一文，给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

一、决策层外的观察与忧虑

朱德是1926年7月12日从俄国回到阔别了4年的祖国的。他1922年出国前，从投身辛亥革命起，已经为实现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奋斗了11年，个人虽然已经有高官厚禄了，但却看不到革命胜利的希望。革命为什么总是失败？他找不到答案，只是感觉到“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他毅然抛弃高官厚禄，一定要找到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的症结在哪里和怎样解决它的答案。就像他和孙炳文在出国前对孙中山说的那样：“我们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因为“共产党人知道一些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回到祖国的朱德已经不是4年前的朱德。经过4年的思想磨砺，他已经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前途，已经完全没有出国前的那种彷徨、混乱、悲观和失望了。他已经找到了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马克思列宁主义。朱德对党和人民革命的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朱德回国时，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刚刚开始。陈独秀分配他去四川稳住军阀杨森的部队，目的是阻止杨森与控制湖北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势力结盟，减轻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的阻力。

随着北伐运动势如破竹地深入发展，就在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以后，整个中国革命的形势变得异常复杂。各种新旧矛盾冲撞异常激烈，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搅得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们寝食难安——他们预感到革命发展势头对他们的极大威胁。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预演之后，他们终于在1927年以“四一二”和“七一五”为标志彻底地背叛了革命，使以北伐战争为先导开展起来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宣告失败。这是由于党的中央委员会盛行教条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党的核心领导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代表的意见造成的结果。

朱德是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回国后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党的工作，以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要求自己，出色地完成了党交办的各项艰巨任务。朱德在完成各项具体任务过程中，看出了党的方针政策存在着方向性错误，预感到将有不测灾难发生。他目睹了“四一二”和“七一五”的悲惨情景，感到非常痛心，认为这完全是由于党犯了方向性错误所造成的巨大灾难。

处在党中央决策层外的朱德，在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是没有话语权的，党内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存在，但是，他从执行党的各项具体决策中感受到了党在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的巨大隐忧，特别是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他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第一，朱德对党中央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和俄国党代表的指示就有自己的看法。朱德认为，“不论俄国人有什么样的建议”，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他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3年和1915年的革命为例，说明没有外国人策划，中国人同样把革命开展起来了。在朱德看来，如果共产国际和俄国人真的想帮助我们，“俄国人只需把革命方法告诉我们”就足够了，不应该包办我们的革命。朱德认为“中国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朱德产生这种思想和看法的时候，国共合作举行的北伐战争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中。

第二，朱德看到党在与国民党合作时放弃领导权和不建立自己的军队感到非常不理解。他把陈独秀置共产党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而从不想到在基本的革命问题上，争取自己的领导权”和不建立自己的军队，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政策。他说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不要军队，把军队交给资产阶级，而片面强调搞群众运动，自己的党员不在军队中当军官，只帮助人家做政治工作，实在很蠢！”

第三，朱德对陈独秀拒绝武装工农、不搞土地革命，认为是放弃革命。从自己出生农民家庭，结合自己入党前投身辛亥革命后十余年的斗争经历，朱德看到了中国革命的“问题集中在土地和农民运动上，认为这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朱德针对党的主要领导人拒绝武装工人农民的行为说：“工人和农民应该武装起来，挽救革命，免得从内部被出卖。”多么深刻啊！

朱德所忧虑的问题终于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蒋介石、汪精卫背叛了革命，国民党对曾经竭诚帮助过他们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实行屠杀政策，中共党员由6万人减少到1万人，数十万工人农民群众遭到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痛失败。

二、挺身而出转变革命方向

面对国民党的疯狂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们奋起反抗。也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党果断地停止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改组了中共中央常委会，组成了由张太雷、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委会。

7月中旬，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土地革命。紧接着，8月7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党在关系革命成败的三个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一是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实行退却投降政策，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二是在武装问题上，不懂得党掌握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没有武装工农，建立强大的革命军队；三是不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运动，不敢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正是这些错误葬送了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使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到重创。

前述朱德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看法和对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和主张，从党的“八七会议”的总结分析中得到了印证。一个身处党的决策圈外的人，能娴熟驾驭整个革命形势，能看出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能看出问题的症结和必须采取的措施，没有对中国革命历史和现状的深刻认识和体验，没有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雄才大略，不可能有这样的真知灼见。

尽管“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折，但这时的党中央并没有完全摆脱共产国际和俄国经验的束缚，仍然保持着在他们长期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惯性。从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底，党在全国各地发动领导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其中包括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这样的大型暴动，都是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这100多次的起义都以悲惨的失败告终，“拼得干干净净，使自己遭到彻底失败。”[9]共产国际和俄国的“城市中心论”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造成损失，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而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道路是从朱德毛泽东开始的。

众所周知，秋收起义是以攻克长沙为目的的。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奉命率部去攻打长沙，因为打不下，失败了被逼上井冈山。毛泽东曾多次说过，他从一介书生成长为军事家，除了时代条件和湖湘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上山打仗，一打就打了20多年，是国民党蒋介石逼他“上梁山”的。上了井冈山的毛泽东被“逼”得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的革命道路该怎么走的问题，可以这样说，这时的毛泽东才真正认识到了共产国际和俄国的“城市中心论”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从此才转变革命方向，萌发并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此前毛泽东主张的要重视工农武装和农民运动、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要掌握枪杆子等等，都没有离开为“城市中心论”服务，仍然走的是陈独秀把工农“当苦力”利用他们去攻打大城市服务的道路。毛泽东喊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从思想认识上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标志，时间是1930年。

朱德比毛泽东被“逼”的更早。首先，他投身辛亥革命后苦斗了11年，逼得他毅然抛弃高官厚禄去寻找革命真理。当他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后，就对自己的革命经历进行了深刻总结，对德、法等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考察，亲身感受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什么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了全面而清晰的认识。其次，他牢固地树立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如何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情里进行社会革命，采取什么斗争方式和道路一步步地去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描绘的美好前景，可以说，朱德回国时已经成竹在胸。犹如一个功力全面的演员，他只差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了。

八一南昌起义也是在“城市中心论”指导下发动的。虽然朱德也是起义指挥部的领导成员之一，但不是核心成员，他仍处于执行党的决定的层面，只能尽力执行党交给他的任务。不管是起义前党要他在南昌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还是起义后被任命为第9军军长，起义军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军时担任前卫，给主力部队开道并准备粮食和宿营地，还是在“三河坝”分兵后担任后卫任务，朱德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朱德是以人民的现实需要作为判断党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南下广东途中，不顾军务繁忙，朱德都要抽出时间深入民众，了解民情。他看到：“江西农民被压迫的情况和我家乡的农民一样深重，甚至于更穷苦，更绝望，更悲惨。江西大部分是山区，收成很差。地主索取的地租高达收成的70%，大多数农民每年不得不向地主借高利贷，以致这一辈子，下一辈子乃至子子孙孙都偿还不清，永远为地主做牛做马。他们穷得连锅里一滴油都不沾，一次顶多能买一把盐。他们只能把一撮盐溶在一碗清水里，用青菜蘸着盐水来下饭。他们形容枯槁，衣不蔽体，只字不识，住的是又黑又脏的小屋，村子围着泥墙，只有一个门。”而地主却是另一番景象，“石城县更是其他各县的典型。这地方的大部分土地为姓雷的一家人所有。雷家有两个人是国民党军官，其中一个还是将军，指挥着当地的部队。全家在城里有一幢住房，此外，在古老的山寨里还有一所乡间宅邸，储藏着粮食现款和其他财宝。除了佃户外，还有几百名相当于农奴的长工在地里干活，吃得差，住得坏，顶多能穿上雷家人扔掉的破烂衣服”。一个率军与敌人正在进行殊死战斗的将军，不忘深入作社会调查，面对这些实实在在的社会现状，他心中会引起什么波澜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组织南昌起义的指导思想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窠臼和束缚，同样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起义成功后没有顺势深入农村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进行土地革命，而是南下广州，重新掀起革命高潮。

方向性的错误是致命的。南下广东后，主力部队在汕头全军覆没，指挥部领导成员也散了：贺龙和刘伯承去了上海，刘伯承随即去了莫斯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贺龙则溯江而上回到湘西故里，又组织了一支队伍继续革命。叶挺和叶剑英留在香港照顾周恩来，他患了疟疾昏迷不醒，待康复后也动身去了莫斯科。叶挺、叶剑英留在华南，后来参加广州起义，也在经过浴血奋战后失败了。

敌人在消灭了起义军主力后，留在“三河坝”殿后的朱德所率3000人就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他们从三面对朱德部队形成合围之势，企图一口吃下他们。由于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朱德对主力被打败的消息一点也不知道，在当地农民的全力支援下，奋力组织部队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苦战了三天的时间，终因伤亡近半，只好组织撤出战斗。当他们在农民战士带领下撤退到广东饶平时，遇到了贺龙部队——“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从潮安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200多人”，才知道了主力部队在汕头一败涂地的消息。

整个党的组织和军事指挥系统解体了，主力打散了，朱德怎么办？整个部队这时被失败情绪笼罩着，士气低落，人心涣散，部队面临解体的危险。就在这个危难时刻，朱德挺身而出，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决定立即将这点幸存的部队带出危险区域。他在茂芝的全德学校召开了简短干部会议，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到那里去找个落脚点”，然后到敌人力量薄弱、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湘粤赣边界地区去的战略决策。

朱德把已经倒下的旗帜重新扶起，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为党和人民革命事业保存了有生力量。并在此后的艰难困苦环境下，以自己的雄才大略扭转了乾坤，把中国革命带上了正确方向。

三、排除干扰开创革命新局面

朱德率领着剩下的2000余人穿梭在崇山峻岭之中，为了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只好夜晚行军，白天就在丛林中露宿。他们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处境十分困难。更令朱德头痛的是在军师团级干部中弥漫着悲观绝望情绪，他们认为革命已经失败，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了革命，再度与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联成一气，成批地杀害共产党人和工农骨干；认为敌人的势力大得无法抵抗，如果还要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就是不折不扣的冒险主义了。因此，他们主张解散队伍。

朱德除赞成他们对于反革命的分析外，但绝不接受他们的结论。他说：“如果接受了这种结论，就等于出卖革命。”他对那些主张解散队伍的高级干部们说，你们出去后可以安全无事地获得职业活下来，有条件的还可以回乡或者出国什么的。“可是工人和农民都办不到。人民绝对没有后退余地，他们不是作战到底，直到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成功，就是被迫重新陷入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深渊。”朱德还指出：“工人和农民穷得已经到了不作战便死亡的地步，打死了总比当奴隶而死光荣得多。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心头燃烧着希望的火焰，他们需要的是领导，而我们也可以领导。……放弃了他们就是背叛。至于我自己，只要还有一个人和我留下来，我就继续战斗；就是这个人也开了小差，我敢说，我还能发动起另外的人。我拒绝向军阀主义投降。我已经选定了人民革命的道路，我要坚持到底。”

很遗憾，这些人是被革命洪流卷进革命队伍里来谋求个人发展的，他们哪有朱德的眼光和胸襟。他们压根就听不进朱德的开导和规劝，继续进行涣散军心的活动，不少人在他们影响下不辞而别，有的甚至整班整排地自动离开，破坏群众纪律，侵害老百姓利益的事也时有发生，使整个队伍难以为继。部队有顷刻瓦解的危险，南昌起义后幸存下来的这点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朱德好不容易地把队伍带到了江西安远县天心圩，他决心对部队进行一次思想整顿，在教育的基础上与失败主义者们摊牌，以自愿的原则解决去留问题，绝不容许他们继续腐蚀部队。他亲自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宣讲革命形势和任务，指出革命一定会成功的条件和理由，困难是暂时的，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朱德发表了一个多小时激动人心的讲话，坚定了许多人的革命信念，他最后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粟裕回忆说：“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陈毅回忆说：“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活，也逐渐坚定，看到了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掉的”，“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周恩来在朱德六十寿辰上的祝辞另一段中说：“你在革命过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千辛万苦，但你永远高举着革命火炬，照耀着光明的前途，使千千万万的人民能够跟随着你，充满了信心向前迈进。”周恩来的话说得多么的贴切！

那些不坚定分子主要是高中级干部和被他们影响较深的人，最后走的还有800多人。由于处境险恶，不容许朱德从容地对部队进行整改，但他立即成立了一个没收委员会，宣布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地主财产，不允许各行其是，破坏纪律。部队的人虽然少了，但失败主义者走了以后没有消极因素了，部队里充满了一股新希望的精神。这是朱德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整顿的结果，史称“天心圩整顿”。部队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朱德率部直扑信丰，打垮了地主民团，没收了地主钱财和粮食，解决了已经影响到部队健康状况的极度贫乏的物质问题。趁着高扬的士气，朱德从信丰出发，一鼓作气攻占了江西西南的钨城大庾。大庾地处赣粤边境，并有良好的革命传统，北伐时原铁军第四军还留有一个运输站，存有几百套被服和其他军需用品。站上的负责人把物资交给了朱德部队，人也加入了队伍，几百名钨矿工人和当地农民参了军。而且，原来离队出走的200余人也要求归队，朱德毫无偏见地欢迎他们回来。

就在朱德率部从信丰到达大庾时，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重新开战，爆发了粤系、桂系、湘系军阀的混战。他们忙于互相争夺，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抓住时机，决定对部队进行一次整编。因为这支部队从福建饶平出发时是由几个部分集拢在一起的，主要有周士第的一部分，潮汕主力失败撤出的一部分和朱德原来指挥的一部分，七零八落，不成建制。朱德在陈毅协助下做了两件事：一是整顿了党团组织和纪律，二是统一整编部队。

部队中的党组织是北伐时就有了的，但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除了少数连队外，一般连队还没有党团员。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使党的组织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从而把军队完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虽然当时由于党员人数不多，也还不知道把党支部建立到连队去，但他们却采取了选派一些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和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

他们在整顿党、团组织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对这支不成建制的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因失败主义者离开部队以后，原来的军、师、团已名不符实，成了空架子，朱德把这些部队整编为一个纵队，自任纵队司令，陈毅任纵队指导员（即党代表），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设一个步兵支队，由3个步兵大队组成；将原来各军师团的残部及零散的人员编为一个特务大队；同时，组成了一个机炮大队，装备了一门八二迫击炮、两挺重机枪、两挺手提式机枪；还将编余的干部组成了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领导。纵队司令部以朱德的第九军军部为基础建成。朱德在江西大庾对部队的整编，史称“大庾整编”。

这支经过整编的部队面貌焕然一新，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形成了一个坚强而巩固的战斗集体，从福建饶平出发向西转移途中的那种绝望情绪早已荡然无存，已成为一支组织精干、指挥灵活的战斗部队。

朱德率领着整编后的部队继续寻找“落脚点”，于11月初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山区崇义县的上堡地区。上堡一带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非常高涨，革命影响较深，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又是一片连绵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朱德率部从南昌出发后，经过3个月的行军和作战，到了上堡才算站稳脚。为了使部队适应新时期的工作任务和作战方式，朱德抓住这一时机对部队进行战略战术整训。

在这次整训中，朱德普遍对部队进行任务转变的教育，着重宣讲新时期军队的新任务：由过去单纯的行军打仗，转变为除了行军打仗还要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和帮助地方建立政权。在普遍教育的基础上，技战术整训和恢复被压制下去了的群众组织同时展开，从实践中训练和锻炼了部队。

为什么要抓部队的军事技战术训练？因为部队中的指挥员多数是原来叶挺独立团的，不少出身黄埔军校，在共产国际和俄国顾问的直接影响下只知道打正规战的那一套；战士有许多参加过北伐战争，接受的也是正规战，南昌起义后也一直打正规战。而现在形势和任务都变化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那一套已不能再用，部队转移到了山区，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要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学习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们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主要是要求部队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 ‘人字’战斗队形等。朱德后来说：“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 ‘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由毛泽东带去湖南参加秋收起义、伍中豪率领的一部分原北伐军武汉警备部队，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在一次战斗中与毛泽东冲散了，他们辗转来到上堡，也参加了朱德的技战术整训。在这里，朱德第一次从伍中豪的到来知道了毛泽东去了井冈山的消息，并立即派出代表去井冈山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

朱德率部在上堡整训了20天左右，完成了对部队战略战术转变的整训，整编后的部队改名为工农革命军。这次整训，史称“上堡整训”。朱德对部队的“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和“上堡整训”，史称“赣南三整”。

从此，朱德率领着这支全新的部队在湘粤赣三省结合部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进行土地革命和协助地方建立人民政权，特别是组织领导和支持中共湘南特委发动的“年关暴动”，是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初期规模最大、成果丰硕、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起义，它使大革命失败后处于低沉状态的革命群众得到很大鼓舞，工农革命军的力量也得到很大发展，并且获得了一批干部，如黄克诚、萧克、邓华、杨得志、唐天际等，就是在这时带领当地农民起义军投奔朱德队伍的。萧克在《湘南起义史稿·序》中是这样说的：“从1928年元月宜章年关暴动揭开序幕，到1928年4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共一万余人，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历时3个多月。在这3个多月内，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6个县的苏维埃政府；组建了3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遍及20几个县，约有100万人以上参加了起义。可以说，我党所发动的一系列农村武装起义，规模如此之大，参加人数如此之多，坚持时间如此之长，实属罕见。”朱德后来说：“湘南起义发动了群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当时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推行了 ‘左’倾盲动主义，乱烧乱杀，结果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虽然占领了湘南10多个县城，但最后遭到失败退出湘南，就上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合。”朱德回忆与毛泽东会师的情景说：“1928年4月28日，我们南昌起义留下来的这部分队伍和湘南地方武装，在宁冈县的砻市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了，于5月4日在砻市召开了庆祝会师大会，宣布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以后改称红四军）。从此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我们这支工农红军的主力就日益发展、壮大和坚强起来了，在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

“朱毛”会师井冈山，开始了中国革命新航程，但首要的问题是巩固根据地建设。朱德后来说：“从这时以后，我们这支队伍才开始有组织的游击战争。关于游击战争，我还有点旧的经验。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10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短短数语，透出了朱德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