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一曼的英雄事迹家喻戶曉，但是她的丈夫陳達邦的事迹卻很少有人知道。更沒有人知道，陳達邦曾經是中國第一代紙币的印鈔秘使，而且陳達邦還有一個赫赫有名的親戚。這個人就是他的妹夫任弼時，五大書記之一。陳家可謂是滿門革命人士，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今天筆者就為大家介紹這位陳達邦，這位烈士家屬，印鈔秘使。
陳達邦1900年出生于湖南長沙書香門第之家。陳姓在當地是有名的大姓。陳達邦的妹妹
陳琮英小時候就被父母包辦婚姻，而父母為陳琮英挑選的夫婿就是任弼時。
任弼時很早就參加革命了，1921年前往蘇聯東方大學學習。回國後，任弼時的革命思想也深深影響到了陳琮英，在任弼時的影響下，陳琮英也開始積極投身革命運動。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初，黃埔軍校成立，二人便先後報考黃埔軍校。
不僅如此，夫妻二人還積極動員兄長陳達邦參加革命。接到妹妹和妹夫的信，陳達邦振奮不已，立志從戎。在湖南黨組織的幫助下，1926年，26歲的陳達邦考入黃埔軍校。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國共産黨。然而，不久之後“四一二”政變發生。為了儲存革命火種，中共黨組織決定将部分共産黨人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而這份留學名單中就有陳達邦和李淑甯（趙一曼）的名字。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黨組織決定派陳達邦等一批革命意志堅定的青年，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
1927年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女生隊學員趙一曼，同一批青年共産黨員離滬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護送這批赴蘇人員的領隊為照顧他們的生活、安全和學習，便将每十個編為一個小組，互相照顧。
緣分就這樣悄然來到陳達邦的身邊。他所在的小組中一個女生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這個女生就是趙一曼。在小組中，陳達邦擔任組長。
從中國前往莫斯科的旅程很漫長也很危險。海浪肆虐，船體颠簸，趙一曼無法控制住自己的生理反應，吐得昏天黑地，連飯都吃不下。時間一長，趙一曼的身體也就越來越虛弱。身為組長的陳達邦，總是主動關心趙一曼，為她遞藥，端水。趙一曼沒胃口吃飯，陳達邦就一口一口喂她吃飯，還經常和她聊天，講話，以此來轉移趙一曼的注意力。
就這樣，在茫茫大海中行駛的輪船上，兩位年輕人，互生情愫。
一路暈船一路病的趙一曼，對一路照顧一路關懷的陳達邦十分感激，愛情的種子在她心中萌芽。但是“愛”這個字，兩人卻都沒說出口。因為在那時，二人都是為了革命飄洋過海，背井離鄉。或許對那時的他們來說，革命比自己的感情更重要。
經過漫長的艱苦航行，陳達邦等人終于來到了莫斯科，并順利進入了中山大學學習。開學後不久，趙一曼獨自一個人帶着課本來到校園一角的白桦樹下，背誦課本内容。就在她學得正入神的時候，“喲，真用功呢！”熟悉的聲音傳來，吓了一跳的趙一曼循聲望去，陳達邦笑容可掬地迎面走來。這還是開學這麼久以來，二人第一次見面。
逐漸，他們的談話從書本轉移到家鄉趣聞、風土人情、親人轶事、個人經曆、理想抱負。
1928年的春天悄悄來到中山大學校園，綠葉初吐，花兒含苞，春意盎然。收到約會字條的
陳達邦如約來到花園，沒多久，趙一曼就突然從假山後面跳出來。害怕趙一曼摔跤的陳達邦馬上上前準備扶一直趙一曼。就在這個時候，趙一曼開口說道：“我決定——我們結婚吧！”
陳達邦被趙一曼這句突如其來的“結婚”吓了一跳，結結巴巴地問道：“你……你說什麼？”
這時，趙一曼一臉嚴肅地看着陳達邦，斬釘截鐵地說道：“你和我結婚！”收斂起嚴肅的面容，趙一曼柔情似水地對愣愣發呆的陳達邦說：“我知道，你認為我輕率。不，我是慎重考慮了的。我覺得眼下我們需要的不是戀愛，而是學習，是更好地完成黨和人民交給我們的學習任務。”
本就互相愛慕的兩人，就這樣順理成章地在一起了。二人結婚的申請也得到了中共黨旅莫斯科支部準許，1928年4月，二人在莫斯科舉行了簡樸的婚禮。
在蘇聯學習期間，二人相濡以沫，過着平凡而又簡單的日子。不久後，趙一曼懷孕了。處于高緯度的莫斯科，冬季寒冷漫長，趙一曼本就患有肺病，這種寒冷的環境，對她的病情十分不利。
此時正值國内革命快速發展時期。趙一曼思來想去，決定回國參加革命。當她向黨組織送出回國申請的時候，黨支部書記握着趙一曼的手說道：“國内革命形勢迅速發展，正是需要大批幹部的時候。”
然而，趙一曼申請回國的事情卻并未事先和丈夫陳達邦商量。在得知妻子申請回國的時候，陳達邦不願意妻子在最需要人照顧的時候，離開自己。但奈何趙一曼心意已決。一日，趙一曼趁着丈夫上課的時候，離開了家。在臨行前，趙一曼将家裡收拾得井井有條，還為丈夫留下了一封書信：“達邦，我走了。沒有對你說實話，是不願耽誤你聽課，更不願讓你承受臨别時的痛苦。你安心學習吧，盼你早日回來擁抱你的兒子！暫别，妻子李坤泰。”（ps：趙一曼是李坤泰為革命而改的名字，衆人隻知道趙一曼，卻不知道他的原名。）
妻子離開後，陳達邦繼續留在中山大學學習。一年後，中山大學解散，本以為能回國的陳達邦，卻接到了組織上的任命，于是陳達邦放棄了回國與妻子團聚，留在了莫斯科擔任外國出版社中國印刷部主任，并負責中國共産黨駐共産國際代表團的印刷業務。這份工作，陳達邦一幹就是6年。
直到1935年，出席共産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後的吳玉章，去巴黎參加《救國日報》的工作。為提高印刷品質，吳玉章申請将陳達邦調往巴黎注冊印刷業務。這份工作，陳達邦處理起來遊刃有餘，因為在莫斯科學習工作期間，陳達邦還利用閑暇之餘學習法語，一到巴黎，懂法語，對印刷業務熟悉的陳達邦很快就在巴黎印刷界嶄露頭角，并且和許多同行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關系。
也是在這些巴黎印刷界朋友的幫助下陳達邦克服重重困難，確定了《救國日報》的印刷品質，經過這件事情，陳達邦的業務能力也得到了吳玉章的認可。
1938年2月，共産國際中國部為進一步擴大抗日宣傳，決定前往美國印刷《救國日報》，并訓示陳達邦留在巴黎等候黨組織的指令。
然而，四年過去了，在美國出版《救國日報》的事仍然沒有肯定的消息。在巴黎待命期間，陳達邦以經營印刷業為生。時間一久，陳達邦知道，在美國印刷《救國日報》已經變為空談。他開始思考自己該何去何從，思考許久後，陳達邦決定回國，為國内抗日貢獻自己的力量。1942年，離家長達15年的陳達邦終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祖國。可是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外敵入侵，國内戰争形勢不容樂觀。
陳達邦的五哥陳嶽雲早年在長沙開辦紙印公司，北伐開始後遷武漢。而這個紙印公司其實就是任弼時和陳家的聯絡點，更是中共的秘密交通站。
抗戰爆發後武漢淪陷，五哥陳嶽雲的公司遷到了重慶，并改名為“中國印刷廠”。中共中央南方局印刷《新華日報》《群衆》等報刊，也都得到陳嶽雲的大力支援。
陳達邦回國後輾轉來到重慶五哥陳嶽雲家裡。也是在這，陳達邦終于見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孩子——陳掖賢（甯兒）。
看到孩子健康成長，陳達邦對兄嫂充滿感激之情。但是此時此刻他更關心自己的妻子趙一曼，自從莫斯科一别，夫妻二人就再也沒有見過，最開始的時候，還能收到妻子的信。可後來就再也沒了妻子的消息。
陳達邦撫摸着孩子的頭輕聲詢問哥嫂：“孩子媽媽有信來嗎？”陳嶽雲沉默良久，說道：“弟妹和琮英把甯兒送來後再沒有回來過。”陳嶽雲停了停，看了一眼陳達邦，又說：“在武漢時聽說她到了東北，以後一直沒有消息。她就沒和你通信？”
陳達邦思考了一會兒回答道：“她給我寄了一張甯兒兩歲時的照片，後來就一直沒通信。收到他們母子的照片，我一直帶在身邊的。直到去巴黎前，為防遺失或被敵人搜去，連同李一超寫給我的信一同存進共産國際的檔案館了。”
陳嶽雲思考了一會兒，還是決定把聽來的話告訴陳達邦：“後來聽說她到了東北，被日本人殺害了。這麼多年沒和你通信，弟妹肯定不在人世了。”
陳達邦聽到五哥這番話後眼睛不知不覺濕潤了起來，最後忍不住失聲痛哭。就這樣陳達邦在陳嶽雲家住下。
閑時，陳嶽雲問及陳達邦在國外的情況，他談得最多最熟悉的是印刷業務。陳嶽雲高興地說：“别的你都别幹了，幹脆和我搞印刷吧。”
陳嶽雲雖然是個商人，但他卻十分愛國，在經營觀念上不以牟利為重，而是把支援抗日放在第一位，廣受客戶歡迎。陳達邦在現有條件下采用在蘇聯、法國學到的新技術，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和品質，使中國印刷廠的客戶日益增多，業務不斷擴大，名聲越來越好。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時在北京逝世,作為任弼時親屬的陳達邦，赴北京吊唁。在這期間，陳達邦見到曾經的老上司吳玉章、董必武等人。
當時正在為提高人民币印刷品質煞費苦心的董必武，吳玉章一看到陳達邦就知道，自己苦惱的事情有解決辦法了，于是二人一合計就決定聯名向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推薦陳達邦。經準許，陳達邦來到了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印刷局，并擔任綜合科科長，主要負責人民币的印刷工作。
其實，早在1950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就向中央人民政府上報了第一套人民币改版方案。可遲遲不見批複。原來，毛澤東、周恩來訪蘇時提出請蘇聯代印人民币的問題，得到蘇方允諾。
根據中央的決策，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任命陳達邦為國外業務局印刷處處長，并作為中國人民銀行國外業務局專門委員會的全權代表，秘密赴蘇聯處理印鈔事務。
1952年4月6日，政務院财經委副主任葉季壯、南漢宸、陳達邦一行人同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等，就人民币印刷事項同蘇聯财政部部長茲維列夫舉行會談。
蘇方承諾代印人民币的原則問題由蘇方财政部部長解決，技術性事項由蘇聯對外貿易部木材出口公司協調，中方由留在莫斯科的陳達邦與蘇方洽談印币技術問題。
陳達邦抓住機遇同蘇方技術人員多次會談，在印鈔技術上達成共識。
8月15日，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訪蘇，就包括代印人民币在内的蘇聯援建中國項目進行雙邊會談。周恩來回國時留下李富春、葉季壯、陳達邦等就印鈔問題繼續與蘇方磋商。
至9月22日，中方委托蘇方代印人民币的協定正式簽訂。毛澤東審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上報的人民币票版設計和印刷方案後提出：“中國人民銀行”行名漢字排列順序，應把從右到左改為從左到右，并批示：票面上不要印自己的像。
周恩來将毛澤東的訓示傳達給了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上司及相關技術人員，同時強調：“一定要按毛主席的訓示辦，并且要逐一審查每個版面的畫稿。”
在劵面圖案上，周恩來提出了許多重要的修改意見，但是對于票面上的文字，周恩來從未有過任何意見。就票面文字問題，南漢宸卻一直沒有找到更為合适的字型。請示周恩來後，決定在第一版的基礎上進行調整。
在毛澤東上司和周恩來指導下，國内印鈔準備工作進展順利。在莫斯科的陳達邦密切配合國内印刷局，緊張地進行着印鈔的各項準備工作。
當蘇方技術人員收到中方的人民币樣版之後，經檢驗認為中方的設計不符合技術要求，必須重新制版才能印刷。
為了盡早完成人民币的印刷問題，周恩來發來電報表示：“同意在中國技術人員協助下，由蘇方人員重新制版。”
可是，在蘇方人員重新設計制版過程中，新版人民币采用的漢字題字沒有墨稿，無法制版。經請示國内，答複：在盡可能保持原有風格的前提下，可由技術人員作靈活處理。
于是，具有魏、隸書法功底的陳達邦，在制版過程中題寫了新版人民币券面上包括“中國人民銀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換的漢字書法字型。
後來,在原定印制數量上增印10元券2億張。鑒于前幾個票種要在蘇聯重新制版的教訓，這次新增印的10元券人民币國内隻提供版樣圖案，交給蘇聯方，并由中蘇雙方技術人員共同制作，直接制版，而版樣上的漢字則由陳達邦參照前例漢字在保留原有風格的基礎上，靈活處理。
陳達邦除全權負責密切配合蘇方技術人員處理人民币票版的技術問題外，還主動參與了印鈔數量的清點、裝箱、運輸等工作。整個印鈔、運鈔工作都是在絕對保密狀态下進行的。人民币的印制和發行流通,對于抑制通貨膨脹，保證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勝利實作及其後國民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制版過程中經陳達邦調整、改寫漢字字型，後來改版的幾套人民币都一直沿用。1957年底，由蘇聯代印的最後一批人民币運抵中國，陳達邦亦回國。
當陳達邦圓滿完成任務回國的時候，妻子的消息也傳來了。這時他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就是革命烈士趙一曼。為了革命，他們夫妻二人分開幾十年，雖然知道妻子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但當妻子的噩耗傳來，這個年過半百的男人也傷心難過了許久。
1960年，陳達邦應宜賓趙一曼紀念館之約，寫下來《憶一曼》一文。後來陳達邦被調入國務院參事室，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繼續奉獻自我。
随着蘇聯國内政治局勢的變化,中蘇關系逐漸緊張。蘇聯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币版樣擅自印發鈔票,擾亂中國金融市場。為此，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1964年4月15日限期收回1953年版人民币面額為3元、5元和10元的紙币，不再流通使用。
雖然不再使用鈔票，但是陳達邦這位印鈔密使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而陳達邦一家為革命作出的貢獻也是不容忽視的。